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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头,常常与封建连用、称为“封建把头”,指依靠强权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专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生的人,是社会中的特殊阶层。把头往往与地方官府相勾结,依靠地方帮派、帮社、会道门、流氓等黑社会势力,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在雇主和工人之间进行中间剥削。如矿业的包工头,搬运行业的包工头、脚行头等。
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环境、扫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反把头运动”。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接收企业时采取整体接收,过去员工留用的方针,因此把头和旧的企业制度仍在厂矿中大量存在。1950春,全国总工会和燃料工业部发动了“反把头运动”,以“废除封建残余,实现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阳泉成为这一运动的典型代表。
一、工人和把头都跑了
1905年以前,阳泉还是平定州的一个村庄,后来才设立了阳泉镇。
1947年5月2日,阳泉镇解放。解放当日,中共冀晋区党委决定将阳泉镇及附近的平潭垴、平潭街和小阳泉三个村从平定县划出,设立阳泉市,成立了中共阳泉市委和阳泉市人民政府。由于担心阳泉市得而复失,并防止阎锡山偷袭,阳泉市市委、市政府按照晋察冀军区工矿交通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动员人民群众将一部分重要设备和物资转移到老解放区。
在这段时间里,阳泉境内的不少煤矿都停工了。工人流失严重,他们有的回乡,有的转移到老根据地的煤矿中去了,极少数去了国统区,这种流失自然也包括把头群体。
1948年8月以后,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停止从阳泉向外转移物资,并进行战后恢复、重建工作。
1948年1月,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国营阳泉煤矿公司,市政府投资3万斤小米首先恢复了“先生沟矿”的生产,并将此煤矿改名为阳泉煤矿公司四矿(以下简称四矿)。7月,国营阳泉煤矿公司又以边币(晋察冀边区发行的货币)5.8亿元赎买回裕公矿,将其改为三矿。8月,市政府关停了6家煤矿,接收官僚资本和反动地主煤矿8家,代管了原矿主丢弃的煤矿3家,基本确立了公私营兼有、政府掌控大型煤矿的局面。
1949年9月,阳泉市改为阳泉工矿区,由榆次地区代管,任朴斋担任区委书记。区委副书记王金林兼任区总工会主席。
二、自以为“反把头”工作走到了中央前头,没想到遭到《人民日报》“炮轰”
195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阳泉国营煤矿存在严重问题,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生产计划屡遭破坏》的长篇调查报告,同日燃料工业部发出《关于全国各煤矿废除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24日政务院通过废除把头制度的暂行办法。小小的阳泉一时间在全国出了名。
其实,阳泉在逐步恢复煤炭生产的过程中,根据上级要求,进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反把头运动,并且自己认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为什么突然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呢?
1949年4月,阳泉市委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各个煤矿,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4个大组(各个组的人数不固定,随工种不同而区别,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百人)作为全市的典型进行改革。
改革主要有三项内容:1、改变刨煤工与推车工的混合包工制,两者实行分工制,克服工资上过去的平摊政策;2、统一巷道宽度标准,减少安全隐患;3、成立由党、政、工三方面组成的评资小组,按煤质评定。
在改革措施中,改变混合包工制后,工人们的分组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原来的人员被打乱了,各个组中重新任命把头,把头对工人的控制能力无疑有所减弱。而设立评资小组,意味着剥夺了把头们掌握的核心权力之一,也就是过去剥削、压迫工人的制度凭藉。
混合包工制的改革比较顺利,很快就从典型示范进入推广阶段;但工资评定改革则不大顺利。把头们联合起来给矿方制造困难。当时,阳泉市煤矿中有大量工人是临时工,随来随干,矿上的领导不掌握人员名单,负责生产的基层干部也不清楚掘进部门的临时工人的数量。把头们大量“挂空牌”(报个假名),或是不删掉已经离开煤矿的工人名字继续领工资,这些钱一部分给了把头自己招来的“黑工”,剩下一些就自己贪污了。把头自己招来的“黑工”从不被登记在册,如果依改革后的政策发放工资,就拿不到钱了。于是把头们趁机向工人们称,自己今后可能“顾不了兄弟们了,上面要按花名册发钱”。因此,在把头亲信的组织下,不少临时工开始故意怠工。把头们反过来又向矿上说,工人们对新的制度根本不接受,已经要准备罢工了。
三、问题关键所在:光反“把头”远远不够,主要是要反对“把头制”
1949年9月的煤业会议上,华北煤矿管理总局的领导曾提出,阳泉等煤矿都还存在严重的把头制残余。
这时的核心工作仍然是恢复生产,对各煤矿的批评重点仍在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上。阳泉的干部于是在1950年1月份布置开展第二阶段的改革,矿上的行政管理者不得不为前一阶段“补课”,匆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人事档案,把不少临时工转了正。
经过以上两次改革,多数大组长们是在调整后新任命的,有名的恶霸大把头王拉全已经被降职,工资制度也改了。1950年2月,响应上级号召,阳泉的煤矿相继设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干部中很多人认为,阳泉市的把头问题已经基本是局部问题了。阳泉工矿区觉得反把头的工作基本上是稳妥的,这次就可以完成扫尾工作了。
但阳泉工矿区委、区政府的意图实际上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组长仍然有机会钻空子克扣工资,把头们和工人们也都遵循着过去煤矿中的“规矩”,把头们虽然明着可以捞的少了,但不少工人们还是会主动按期给把头“上贡”。
1950年1月22日,全国煤矿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在全国的煤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依靠工人贯彻管理民主化、废除封建把头制度,阳泉的干部们还颇觉得自己的工作走到了中央前面。
1950年3月,阳煤公司四矿的几个工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开滦煤矿开展“反把头运动”后,联名给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林里写信,反映阳泉工矿区的情况。林里很快来到阳泉蹲点采访,写出了揭露阳泉工矿区把头问题的调查报告。
文章认为,阳泉工矿区的“大组长包工制度”不过是变相的“把头制度”,带有封建剥削性质的“把头制度”还普遍存在于阳泉工矿区的煤矿企业。
作者严厉地指责阳泉市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而同天即发出了燃料工业部的通令,紧跟着,省里的指示、华北煤炭管理局指令纷纷摆到阳泉党政领导的桌子上。阳泉党政领导不得不把那些成型的认识打碎,去重新认识“把头问题”。领导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要在阳泉工矿区搞一次“反把头运动”。
但林里并没有提及一个事实——他所用的材料基本都是由阳泉工矿区干部整理好提供给他的,是之前阳泉工矿区总工会的干部调查研究的成果,工矿区没有捂盖子。
四、改正“现在的把头已经不是把头了”的错误思想,把思想统一到“阳泉的把头制基本存在”上来
1950年3月底,山西省委和榆次地委分别派出工作组到阳泉工矿区实地调查,全国总工会、燃料工业部也有调查组到了阳泉。其中榆次地委工作组的负责人即当时榆次地委书记池必卿。他在给省委、地委的汇报材料中谈到:
“我于三日(1950年4月3日——笔者注)抵阳泉,当日即听取了区委副书记王金林同志关于对国营四矿把头制问题调查、检讨及如何废除的报告;讨论中又听取了一些工人训练班的反映……四天来我集中注意了当事人(领导者、一般干部、矿上和训练班的工人群众、把头)的动态和废除把头制的方针,结果给我的印象是纷乱的,其主要表现是非常缺乏集中统一的指导思想。××(两字太模糊——笔者注)在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中茫然行动,因此就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得已,昨天(4月7日——笔者注)指定区委召开了一次包括各局负责人的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目的在于使领导集团在思想、方针、政策、步骤上取得一致。会中除一人(任朴斋)表示基本同意外,其他主要负责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会后侧面的反映也是满意,这样才基本解决了行动前的统一问题”。
在华北煤矿管理局、山西省、榆次地委、阳泉工矿区、阳泉矿务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四矿、裕公矿后,矿上的领导干部仍然对反把头问题颇有抵触。他们认为,这些人已经不是把头了,人家都是当时咱们共产党请出来的,恢复生产靠的是人家,过去那些行为早就改了,这样搞会破坏生产,损失一批技术骨干。
比如高先福。高先福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地下工作的干部,煤矿工人出身,经历过把头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认为,现在经过几次改革,其实已经有不小的变化,把头的“蛮横”与往日的“霸道”根本无法相比,他觉得这已经不是把头了。
高先福不久被调离领导岗位,四矿的领导班子也改组了。
4月初,党内对于反把头运动达成了思想上的一致:阳泉的把头制基本存在,工矿区成立了“废除把头制运动工作委员会”。
五、诉苦大会
工作组选拔出工人中有些文化、技术好、勤劳肯干、平日有些威信的工会会员进行培训,为发动群众做准备。老师先举些把头剥削的例子,引导学员回忆、诉苦、进行比较,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清革命道理和当前形势,表明此次一定要废除的态度,安排他们回去以后积极宣传。
然后就组织工人开讨论会,启发工人群众“诉苦”。
既然要诉苦,就得让大家凑在一处。4月11日,四矿、裕公矿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但总共只有68人参加,情况很不乐观。工作组经过讨论,认为工人们下班后又累又饿、急于回家吃饭,就让食堂蒸了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又准备好咸菜、开水,在井口等待中午下班回到地面的工人,边吃边谈。
形势的发展出乎工作组的意料,工人们的热情很高。在第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共有308名工人参加,有61人发言,很多工人没来得及发言,都表示下次要发言。
工人们控诉自己如何被大把头、小把头以及他们的“狗腿子”欺负。许多工人在家时参加过土改,甚至在会上诉过苦。积极分子作为典型首先发言,声泪俱下地揭露把头对自己的剥削压迫后,工人们积极发言,有的还算了经济账,控诉把头不劳而获。甚至还有老工人主动提出应该解除把头权力,选择新干部。
但绝大多数工人揭露的比较严重的罪恶大都是解放前把头的行径,这些把头有不少已经不在矿上工作,或者早先已经被清理整肃。有些工人还表示解放后组长已经挺好。工作组又强调了反把头与反把头制的区别。
在煤矿生产一线,工会干部出了很多黑板报,编了歌谣《说把头》:“说把头,道把头,把头不是个好人头;下坑劳动生产他在后头,上坑休息在前头……”子弟学校的初中学生也在学校的动员下,利用课余时间在邻居中间、到矿上宣传反把头运动,每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在街头演反把头剧。
把头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一些原本就在群众中反映比较好的把头积极向工人群众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比如一个叫赵九毛的大组长,在工人中向来很有威信,此前就当选劳模;第二种是表示愿意改正,但态度不好;第三种是觉得本来当把头也不多挣钱,原本不想干,已经辞职或装病回家;第四种是打击报复给自己提意见的工人,拒不认罪,这种人是极少数。
六、彻底废除把头制,建立了新制度
在小组讨论、诉苦之后,工作组在子弟学校操场上组织工人大会,将那些群众意见大的把头拉到台上批斗。大会前,工作组的领导特别指出,要汲取土改时的教训,防止运动过激。但在诉苦典型的感染下,会场局面很快失控,许多人愤怒地冲上主席台,对某些把头拳打脚踢。干部们及时进行了制止。在这次会议上,工矿区总工会宣布了对把头的处理办法,并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公开处理把头73人。在对把头的处理问题上,工作组在思想上认为要将“把头”和“把头制”区别开来,把头制应该彻底清除,对把头们还是要有区别、给出路。
把头制被彻底废除,新制度开始建立。新制度建立的核心是要变过去五级制(矿长、股长、队长、大组长、小组长)为三级制(矿长、股长、组长),基本原则是自由分组、公选组长。
新选拔的干部普遍都感觉到自己很荣幸,工作热情非常高,新组长们在下井前与本组的工人们一起商量如何分配工作,有时股长也会参加。组长和工人们一道下井劳动,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转为长期工,得到了城市的户籍簿,他们觉得自己拿到了铁饭碗。这些来自于乡下的流动人口成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公家人”、“工人阶级”,对新的社会身分充满自豪感,真心真意的“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
反把头运动当时是在国营煤矿中进行的,私营煤矿的运动在准备阶段被省委叫停。在反把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工作组的干部们感觉私营煤矿也应该开展反把头运动,而私营煤矿工人们也自发地与把头们展开“斗争”。省委领导就此问题召开了常委会,但议定的结果却是暂时将私营煤矿的反把头问题搁置一阵,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但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营煤矿反把头运动的震动下,私营煤矿的把头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工人们已不怎么听领岔(私营煤矿中常称把头为“领岔”)的话。下半年,私营煤矿以自上而下的企业改制的方式结束了把头制度。■
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环境、扫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反把头运动”。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接收企业时采取整体接收,过去员工留用的方针,因此把头和旧的企业制度仍在厂矿中大量存在。1950春,全国总工会和燃料工业部发动了“反把头运动”,以“废除封建残余,实现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阳泉成为这一运动的典型代表。
一、工人和把头都跑了
1905年以前,阳泉还是平定州的一个村庄,后来才设立了阳泉镇。
1947年5月2日,阳泉镇解放。解放当日,中共冀晋区党委决定将阳泉镇及附近的平潭垴、平潭街和小阳泉三个村从平定县划出,设立阳泉市,成立了中共阳泉市委和阳泉市人民政府。由于担心阳泉市得而复失,并防止阎锡山偷袭,阳泉市市委、市政府按照晋察冀军区工矿交通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动员人民群众将一部分重要设备和物资转移到老解放区。
在这段时间里,阳泉境内的不少煤矿都停工了。工人流失严重,他们有的回乡,有的转移到老根据地的煤矿中去了,极少数去了国统区,这种流失自然也包括把头群体。
1948年8月以后,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停止从阳泉向外转移物资,并进行战后恢复、重建工作。
1948年1月,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国营阳泉煤矿公司,市政府投资3万斤小米首先恢复了“先生沟矿”的生产,并将此煤矿改名为阳泉煤矿公司四矿(以下简称四矿)。7月,国营阳泉煤矿公司又以边币(晋察冀边区发行的货币)5.8亿元赎买回裕公矿,将其改为三矿。8月,市政府关停了6家煤矿,接收官僚资本和反动地主煤矿8家,代管了原矿主丢弃的煤矿3家,基本确立了公私营兼有、政府掌控大型煤矿的局面。
1949年9月,阳泉市改为阳泉工矿区,由榆次地区代管,任朴斋担任区委书记。区委副书记王金林兼任区总工会主席。
二、自以为“反把头”工作走到了中央前头,没想到遭到《人民日报》“炮轰”
195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阳泉国营煤矿存在严重问题,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生产计划屡遭破坏》的长篇调查报告,同日燃料工业部发出《关于全国各煤矿废除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24日政务院通过废除把头制度的暂行办法。小小的阳泉一时间在全国出了名。
其实,阳泉在逐步恢复煤炭生产的过程中,根据上级要求,进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反把头运动,并且自己认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为什么突然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呢?
1949年4月,阳泉市委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各个煤矿,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4个大组(各个组的人数不固定,随工种不同而区别,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百人)作为全市的典型进行改革。
改革主要有三项内容:1、改变刨煤工与推车工的混合包工制,两者实行分工制,克服工资上过去的平摊政策;2、统一巷道宽度标准,减少安全隐患;3、成立由党、政、工三方面组成的评资小组,按煤质评定。
在改革措施中,改变混合包工制后,工人们的分组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原来的人员被打乱了,各个组中重新任命把头,把头对工人的控制能力无疑有所减弱。而设立评资小组,意味着剥夺了把头们掌握的核心权力之一,也就是过去剥削、压迫工人的制度凭藉。
混合包工制的改革比较顺利,很快就从典型示范进入推广阶段;但工资评定改革则不大顺利。把头们联合起来给矿方制造困难。当时,阳泉市煤矿中有大量工人是临时工,随来随干,矿上的领导不掌握人员名单,负责生产的基层干部也不清楚掘进部门的临时工人的数量。把头们大量“挂空牌”(报个假名),或是不删掉已经离开煤矿的工人名字继续领工资,这些钱一部分给了把头自己招来的“黑工”,剩下一些就自己贪污了。把头自己招来的“黑工”从不被登记在册,如果依改革后的政策发放工资,就拿不到钱了。于是把头们趁机向工人们称,自己今后可能“顾不了兄弟们了,上面要按花名册发钱”。因此,在把头亲信的组织下,不少临时工开始故意怠工。把头们反过来又向矿上说,工人们对新的制度根本不接受,已经要准备罢工了。
三、问题关键所在:光反“把头”远远不够,主要是要反对“把头制”
1949年9月的煤业会议上,华北煤矿管理总局的领导曾提出,阳泉等煤矿都还存在严重的把头制残余。
这时的核心工作仍然是恢复生产,对各煤矿的批评重点仍在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上。阳泉的干部于是在1950年1月份布置开展第二阶段的改革,矿上的行政管理者不得不为前一阶段“补课”,匆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人事档案,把不少临时工转了正。
经过以上两次改革,多数大组长们是在调整后新任命的,有名的恶霸大把头王拉全已经被降职,工资制度也改了。1950年2月,响应上级号召,阳泉的煤矿相继设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干部中很多人认为,阳泉市的把头问题已经基本是局部问题了。阳泉工矿区觉得反把头的工作基本上是稳妥的,这次就可以完成扫尾工作了。
但阳泉工矿区委、区政府的意图实际上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组长仍然有机会钻空子克扣工资,把头们和工人们也都遵循着过去煤矿中的“规矩”,把头们虽然明着可以捞的少了,但不少工人们还是会主动按期给把头“上贡”。
1950年1月22日,全国煤矿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在全国的煤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依靠工人贯彻管理民主化、废除封建把头制度,阳泉的干部们还颇觉得自己的工作走到了中央前面。
1950年3月,阳煤公司四矿的几个工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开滦煤矿开展“反把头运动”后,联名给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林里写信,反映阳泉工矿区的情况。林里很快来到阳泉蹲点采访,写出了揭露阳泉工矿区把头问题的调查报告。
文章认为,阳泉工矿区的“大组长包工制度”不过是变相的“把头制度”,带有封建剥削性质的“把头制度”还普遍存在于阳泉工矿区的煤矿企业。
作者严厉地指责阳泉市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而同天即发出了燃料工业部的通令,紧跟着,省里的指示、华北煤炭管理局指令纷纷摆到阳泉党政领导的桌子上。阳泉党政领导不得不把那些成型的认识打碎,去重新认识“把头问题”。领导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要在阳泉工矿区搞一次“反把头运动”。
但林里并没有提及一个事实——他所用的材料基本都是由阳泉工矿区干部整理好提供给他的,是之前阳泉工矿区总工会的干部调查研究的成果,工矿区没有捂盖子。
四、改正“现在的把头已经不是把头了”的错误思想,把思想统一到“阳泉的把头制基本存在”上来
1950年3月底,山西省委和榆次地委分别派出工作组到阳泉工矿区实地调查,全国总工会、燃料工业部也有调查组到了阳泉。其中榆次地委工作组的负责人即当时榆次地委书记池必卿。他在给省委、地委的汇报材料中谈到:
“我于三日(1950年4月3日——笔者注)抵阳泉,当日即听取了区委副书记王金林同志关于对国营四矿把头制问题调查、检讨及如何废除的报告;讨论中又听取了一些工人训练班的反映……四天来我集中注意了当事人(领导者、一般干部、矿上和训练班的工人群众、把头)的动态和废除把头制的方针,结果给我的印象是纷乱的,其主要表现是非常缺乏集中统一的指导思想。××(两字太模糊——笔者注)在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中茫然行动,因此就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得已,昨天(4月7日——笔者注)指定区委召开了一次包括各局负责人的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目的在于使领导集团在思想、方针、政策、步骤上取得一致。会中除一人(任朴斋)表示基本同意外,其他主要负责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会后侧面的反映也是满意,这样才基本解决了行动前的统一问题”。
在华北煤矿管理局、山西省、榆次地委、阳泉工矿区、阳泉矿务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四矿、裕公矿后,矿上的领导干部仍然对反把头问题颇有抵触。他们认为,这些人已经不是把头了,人家都是当时咱们共产党请出来的,恢复生产靠的是人家,过去那些行为早就改了,这样搞会破坏生产,损失一批技术骨干。
比如高先福。高先福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地下工作的干部,煤矿工人出身,经历过把头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认为,现在经过几次改革,其实已经有不小的变化,把头的“蛮横”与往日的“霸道”根本无法相比,他觉得这已经不是把头了。
高先福不久被调离领导岗位,四矿的领导班子也改组了。
4月初,党内对于反把头运动达成了思想上的一致:阳泉的把头制基本存在,工矿区成立了“废除把头制运动工作委员会”。
五、诉苦大会
工作组选拔出工人中有些文化、技术好、勤劳肯干、平日有些威信的工会会员进行培训,为发动群众做准备。老师先举些把头剥削的例子,引导学员回忆、诉苦、进行比较,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清革命道理和当前形势,表明此次一定要废除的态度,安排他们回去以后积极宣传。
然后就组织工人开讨论会,启发工人群众“诉苦”。
既然要诉苦,就得让大家凑在一处。4月11日,四矿、裕公矿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但总共只有68人参加,情况很不乐观。工作组经过讨论,认为工人们下班后又累又饿、急于回家吃饭,就让食堂蒸了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又准备好咸菜、开水,在井口等待中午下班回到地面的工人,边吃边谈。
形势的发展出乎工作组的意料,工人们的热情很高。在第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共有308名工人参加,有61人发言,很多工人没来得及发言,都表示下次要发言。
工人们控诉自己如何被大把头、小把头以及他们的“狗腿子”欺负。许多工人在家时参加过土改,甚至在会上诉过苦。积极分子作为典型首先发言,声泪俱下地揭露把头对自己的剥削压迫后,工人们积极发言,有的还算了经济账,控诉把头不劳而获。甚至还有老工人主动提出应该解除把头权力,选择新干部。
但绝大多数工人揭露的比较严重的罪恶大都是解放前把头的行径,这些把头有不少已经不在矿上工作,或者早先已经被清理整肃。有些工人还表示解放后组长已经挺好。工作组又强调了反把头与反把头制的区别。
在煤矿生产一线,工会干部出了很多黑板报,编了歌谣《说把头》:“说把头,道把头,把头不是个好人头;下坑劳动生产他在后头,上坑休息在前头……”子弟学校的初中学生也在学校的动员下,利用课余时间在邻居中间、到矿上宣传反把头运动,每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在街头演反把头剧。
把头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一些原本就在群众中反映比较好的把头积极向工人群众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比如一个叫赵九毛的大组长,在工人中向来很有威信,此前就当选劳模;第二种是表示愿意改正,但态度不好;第三种是觉得本来当把头也不多挣钱,原本不想干,已经辞职或装病回家;第四种是打击报复给自己提意见的工人,拒不认罪,这种人是极少数。
六、彻底废除把头制,建立了新制度
在小组讨论、诉苦之后,工作组在子弟学校操场上组织工人大会,将那些群众意见大的把头拉到台上批斗。大会前,工作组的领导特别指出,要汲取土改时的教训,防止运动过激。但在诉苦典型的感染下,会场局面很快失控,许多人愤怒地冲上主席台,对某些把头拳打脚踢。干部们及时进行了制止。在这次会议上,工矿区总工会宣布了对把头的处理办法,并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公开处理把头73人。在对把头的处理问题上,工作组在思想上认为要将“把头”和“把头制”区别开来,把头制应该彻底清除,对把头们还是要有区别、给出路。
把头制被彻底废除,新制度开始建立。新制度建立的核心是要变过去五级制(矿长、股长、队长、大组长、小组长)为三级制(矿长、股长、组长),基本原则是自由分组、公选组长。
新选拔的干部普遍都感觉到自己很荣幸,工作热情非常高,新组长们在下井前与本组的工人们一起商量如何分配工作,有时股长也会参加。组长和工人们一道下井劳动,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转为长期工,得到了城市的户籍簿,他们觉得自己拿到了铁饭碗。这些来自于乡下的流动人口成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公家人”、“工人阶级”,对新的社会身分充满自豪感,真心真意的“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
反把头运动当时是在国营煤矿中进行的,私营煤矿的运动在准备阶段被省委叫停。在反把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工作组的干部们感觉私营煤矿也应该开展反把头运动,而私营煤矿工人们也自发地与把头们展开“斗争”。省委领导就此问题召开了常委会,但议定的结果却是暂时将私营煤矿的反把头问题搁置一阵,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但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营煤矿反把头运动的震动下,私营煤矿的把头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工人们已不怎么听领岔(私营煤矿中常称把头为“领岔”)的话。下半年,私营煤矿以自上而下的企业改制的方式结束了把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