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初识，我总是话语比较寡淡，因而不善于“搞关系”，以至于有一次，一位活跃的女同行颇感惊奇地说，你这样的性格不像一个记者呀。
　　事实是，我不但是一个记者，而且自認为是一个还不错的记者。尼采说，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不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绝不敢以尼采自况，只是说道理类同，“搞关系”在我看来就是一件十足的无意义的事情，有时间不如多读几本好书。
　　日前见一老同事，看上去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钥匙串上同时挂着奔驰、宝马的遥控器，拿出来摇动给我们看，嘴上大谈“搞关系”的经验和成绩，以及和财富的关系。我笑眯眯地听，等他终于有片刻停下来，我就插话说：今天的菜还合口味吧？
　　在我看来，一些“健谈”的人，很多时候是愚蠢的，尤其在初见之时。
　　见过不少人，他们对我的了解只是“一个记者”，便自顾自地长篇大论我的职业，其内容愚蠢的程度令我沉默，仅仅保持礼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会力图避免去谈别人了如指掌而你仅知皮毛的对方的职业。悲剧在于，人们初见的话题往往都逃不开这一种，甚至主要是这一种。所以，要么显示自己的愚蠢，要么适当沉默。
　　当然有例外。
　　前面说的大抵都是场面上的相遇，我不愿勉强自己去“撑场面”，但有一种相遇则是愉快的。似乎命数安排，几句话来回，双方就找到共鸣，随之各种谈话内容纷至沓来，不绝如缕。这样的“搞关系”，乐意之至，而且是有意义的，接下来一般会发展为深笃的交情，不过这种“好关系”的意义不在于利益，而在于让自己不孤单。作为一个萍漂不定的记者，我大部分时间里独自一人，但早已不觉孤独。
　　还有一种例外，存在于和我的工作对象之间，因为有备而来，一般都言辞滔滔。
　　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油盐不进之辈，他们会用娴熟的粗鲁无礼让你所有的准备都堵在嗓子眼里。这些人往往地位并不高，却也不是底层，在严格的科层结构中内心自卑，并且被长时间的杀灭自我的训练砍削出一副泥塑样貌，因而善意和笑脸都只对比他“级别”高的人开放，其余人等恕不接待，乃至本能地恶劣对待。“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此之谓“小鬼” 。一个记者，职业生涯超过10年，碰上“小鬼”的数量一般都不会少于一个加强连，我上月在玉溪便一次性碰上一个班 。朋友说做记者常常受此窝囊气，实在憋屈，我说我吧，一则习以为常，二则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愠怒，反而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至少内心充满怜悯，庆幸自己人格尚属正常。
　　不善长“搞关系”，常被恶劣对待，但仍对自己自觉满意，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而我一直认为这一“思想武器”对这个职业很重要。这不是肇起于盲目乐观或心理意淫，而是始发于对人的价值的忠诚。自由是人的价值最核心的部分，社会关系可能让每一个人投鼠忌器，也许你不能自由地说，但没有人能妨碍你自由地想，除非你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不愿意可悲，没有能力可悯，有能力而不愿意可耻，没有能力而愿意可爱，独独那些有能力又愿意的，是可羡的。
　　有很多人，为了“可羡”，用所谓社会地位和物质能力尽力把自己包装得如帝王陵一般辉煌，精神的自由度和开阔度却被紧密压缩，封存起来。封藏它的，里面那层叫棺，外面那层叫椁，初而华，继而臭，再而朽。看看那些称得上“真正的人”的人，对自由自在地思想的意愿与能力，总是千金不鬻，万户不换。
　　所以，记者的精神胜利法建立在一个信念基础上—一个认真的记者，要比很多人离一个“真正的人”更近一些。他行走，他探求，他思索，他的自我一直活着，户枢不蠹，流水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