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吴敬琏】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曾先后任中科院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改革》杂志主编等职；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
　　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
　　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真的经济学家。
　　2001年底，吴敬琏蝉联CCTV“中国年度人物”，并获得“年度人物大奖”。吴敬琏是惟一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
　　
　　 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得到公众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在“股市大辩论”中鲜明的态度和他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吴敬琏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判断，引发了一场由学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吴敬琏对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箴言与批评，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被称作“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从那时起，吴敬琏就已经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发现，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改革通常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提出，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除了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第三种力量危害性最大，他们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他呼吁，深化改革必须铲除腐败孳生的土壤，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2001年至2003年，吴敬琏连续在《财经》杂志和《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阐述上述主张。之后，“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2004年初，“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七八月间，由“郎顾之争”再次引起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升温，同时产生了“经济学家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公开表态不同意“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观点。他还提出，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他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吴敬琏再次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是在2005年前后。2004年７月，他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针对“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他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放松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等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这场由经济学者普遍参与的激辩延续良久……
　　吴敬琏对自己提出的学术思想，坚持“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不惧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他说过：“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他不是斗士 只是一个学者
　　
　　吴敬琏不是一个斗士，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他只能基于学者的立场，尽可能地推动体制的逐步转型。而从他的专业出发，市场经济当然是体制转型最现实的切入点。他不这么做他还能怎么做？
　　诚然，市场经济的发展难如人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旧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管怎么做都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只是相形之下，市场经济可能不是最坏的一种。如果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别的什么经济——最大可能显然就是计划经济——结果难道不是更糟吗？
　　一些历史积存的问题如猛虎就蹲在那里，谁都没有能力立马赶跑那只老虎，包括批评吴的勇士们。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与虎谋皮”。既没有能力赶跑老虎，又不愿意与虎谋皮，就只会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选择。说风凉话谁都会，但现实并不会因为风凉话的风起云涌而有丝毫改观。与虎谋皮固然很可能归于枉然，但它至少是改变现实的一个选项，至少是一个尝试。
　　


　　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固然不如人意，但也并不只是带来坏的结果。比如在产品经济范畴，消费者主权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政府权力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私人产品极大地涌流，人民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极大地改善，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现实。相应地在社会政治层面，取得巨大的历史进步，因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实力。而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拜市场经济所赐。既如此，我们又怎能把市场经济说成一团漆黑？可见“与虎谋皮”，也未必全是徒劳啊。而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难道不都有着吴敬琏这样的市场经济推动者的苦心吗？
　　评头品足是容易的，做事却是困难的；评头品足只需抢占道德高地就够了，而且收获的都是道德家的光环，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做事则不仅要苦心孤诣，而且只能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做事，但现实条件制约之下，注定形势的发展非你一人所能控制，注定你的初衷不可能完全实现甚至不能主要实现。后果虽非因你而生，却注定要你来承担责任，骂名注定归于你。明知这种情况，而仍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才是真正的大无畏，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和智者。
　　吴敬琏就是这样的勇者和智者。而且不只是这样的勇者和智者。他知道只有市场经济取向才是推动体制转型的不二法门，他也深知现实制约之下市场经济必然变形，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此深怀警惕，多方呼吁。在当下中国，他是在这方面呼吁最早、呼吁最多、呼吁最力的人之一。既得利益者固然讨嫌他的那些批评，可惜很多人士也对那些批评充耳不闻，而有意无意地曲解吴的思想，只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发挥吴的思想。
　　做一个清醒的行动者，注定要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箭矢，最应该受到善待的恰恰得不到善待。这是吴敬琏的悲剧，但也不只是吴敬琏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