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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德威在《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的文章中通过展望上世纪末的中国小说做出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四个发展方向的预言，“怪诞”便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他在文中强调，当代作家须得对“怪诞”有所认知，而本文就从王德威在这篇文章中对“怪诞”的论述，并结合当代香港作家钟玲和大陆作家莫言、余华等几位作家的小说创作，来谈谈我对当代中国这种怪诞的文学现象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王德威;怪诞;虚构;现实
什么是“怪诞”？“奇”、“怪”、“丑”、“异”、“诡”、“幻”、“狂”等都可以用来形容“怪诞”，这个词的涵义如此之广，足以归纳一切“不寻常”的事物，因为“寻常”的事物是不会让人觉得“怪诞”的。本文单就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层面上，就王德威在《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的文章中对“怪诞”的看法来做继续探讨。
一、“怪”亦不怪
王德威认同弗洛伊德对“怪诞”的说法，即人们那种“怪诞的感觉起自于面对某种陌生事物的恐怖”，陌生事物很可怕，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恐怖是因为那陌生事物其实似曾相识，其实反射了潜藏我们心底的欲望或忧惧”，即我们潜意识里知道这个“陌生事物”会给自身带来无可避免的伤害。所以无论是丑怪的、疯狂的、灵异的还是动物化的，怪诞之外那我们熟知的一面，这才是人们感到怪异和可怖的根源。
怪诞风格有多种，写“鬼”便是其中一个。当代作家笔下的鬼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压抑、恐惧，不就是因为在“鬼”的身上反射出了現实人性的黑暗面吗？当人失去了现实中的肉体，脱离了社会道德与制度的束缚，灵魂来到阴暗虚无的黑原，那原本极力隐藏着的暴力、自私与贪婪便无须压制了。香港女作家钟玲短篇小说《黑原》虚构了一个人死后的鬼魂世界，在那里，男鬼们强凌弱绑架孤女做鬼妻，而街上的鬼魂面对弱者的求助，表情冷漠。钟玲就是通过这种写鬼写怪的手法来叫读者重新认识现实的人性——当失去道德与法律的制约，人不再是人，其本性就如同那黑原上的鬼一样，见不得光的。
而大陆作家余华笔下描写的鬼魂世界，在给人感觉怪诞之余，更多的则是温馨。如其长篇小说《第七天》，作者在写暴力拆迁、器官买卖、车祸、食品安全、医院死婴事件等现实的同时，还虚构了死亡后的世界和众多亡灵，那里的阴间有一处“死无葬身之地”，比照现实世界，这里能让人更显得有存在感，因为“死无葬身之地”里拥有太多这些我们现实世界所缺失的东西——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可以说，这是作家对实在世界的一种弥补性的想象，让一群终止了生命的人走到一起，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对话，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同时，这种弥补也是变相反衬了现实世界的冷漠薄情、混乱荒谬和不平等。小说描写的虽不是现实，却让人感到真实，现实生活原本就应该如此温情。
无论是钟玲还是余华，他们都通过虚构一个鬼魂的世界来投射现实社会诸多乱象，表达现实世界给人们带来的恐怖与荒诞，批判当下病态的现实和扭曲的人性。难怪王德威会谈及“怪诞”一定会强调“在中国境内，我们必须正视怪诞的现象层出不穷，以致早成为现实或真实的一部分”，所以说“怪诞”确实“怪”，但也“不怪”。
二、怪诞的现实与虚构的鬼魂
文学本质上都是对现实的虚构，只是虚构的方式不一样。王德威认为“好的作家能以别出心栽的方法，重新装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以期待读者由‘闻新’而‘知故’”。
钟玲等“鬼话”作家就经常在作品中虚构一个鬼魂的存在，并以鬼魂的视角叙述，打破读者的正常的、习惯性的感知，引起人们对现实的重新思考和对生命存在的深入感悟。在小说《终站香港》里，钟玲用一个死去人物的灵魂视角来“再看”和“再感受”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她让这个死去的文人以魂灵的形式去参加自己的肉身的葬礼，以死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社会，看清身边被粉饰过的现实的生活。这种虚构的鬼魂视角比正常的人物视角更能看清楚现实生活的真相——在“这个物质的天堂，文化的地狱”，死亡都能拿来消费。人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在这里，作者哀叹之余更多的是怪诞现实的嘲讽。而读者从这个虚构的鬼魂身上得到的对生活、对人生、对存在的意义之体验，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很难感受到的。
方方的《风景》和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采用灵魂的视角来观察现实世界的。他们都是通过鬼魂视角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集中了、夸张了、放大了，从而迫使人们去面对原本就不该视若无睹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个灵魂，虽本质里还具有人类的意识，但却卸下了一个人原有的身份、立场与生存空间，这样的一个存在，使得作家更容易找到一个既可以接近现实、观察现实，但又不会影响到现实事件发展的叙述位置，以这类怪招来刺激读者日渐迟钝和麻木的感官。
那么，文学为何需要虚构？因为文学显然不是现实，莫言、余华、钟玲等当代作家们放开想象，极尽虚构之能，就是要将人们的认知从常规的现实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原初的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中去，这就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们虚构的是读者内心能够接受的真实，就如钟玲、余华笔下的鬼魂，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身上能让我们感觉到是“人”的部分，毕竟“文学不能清楚地判断历史，但它力图揭示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它从根本上不是去寻找答案而是更感性地提出人的生存问题”。
三、当代作家的责任
王德威在讲述“怪世奇谈”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尤其强调中国当代作家的责任，他认为 “当代作家的责任因在于把这已存在及‘正常化’的怪诞现象，重新再表露出来。这是一项双重任务，既要使读者疏离现实，也要使读者逼近现实”。
如前所述，我们中国的现实比想象的要更加荒谬，以致于人们对这种怪诞的现实早就见怪不怪了，而作者想要描摹中国社会现状，就必须采取一种策略，无论是“丑怪的叙述”、“狂想曲”、“鬼故事”，还是“动物寓言”，作家的任务不是将这些故事写得多么恐怖、怪异，令人匪夷所思，而是要通过这种陌生化的形式来表现大家都经历过的经验，虽然在这个机械的、匆忙的年代，这些经验往往会变成不被人们所记住的瞬间，但“艺术就是要留住这些瞬间，留住这些体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正在经历的生活”，并把它们写得“可亲可信”，如此才能使读者看见，看见那些被习惯掩盖了的东西和常相背后的情感，看见我们自己对正在经历的生活是多么的缺乏真正的体验和思考。所以王德威才会认为当代作家要务是要使读者先远离现实，再接近现实，因为从接受论角度来看，只有与现实拉开距离，人们才能看清自己平日里认为是正常的生存空间，以旁观的角度看是多么的怪异。
与此同时，當代作家还需认识到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自五四以来，文学总被用来当作一个认识社会生活经验和处理当下现实问题的途径，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显然不能让中国文学得到健康长远的发展。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多元的文学理论引进中国，当代的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出这个桎梏，他们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对抗和消解着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大陆的莫言、余华，香港的钟玲等作家在文学上的“作怪”，让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多了些许不一样的期待。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钟玲.天眼红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王德威;怪诞;虚构;现实
什么是“怪诞”？“奇”、“怪”、“丑”、“异”、“诡”、“幻”、“狂”等都可以用来形容“怪诞”，这个词的涵义如此之广，足以归纳一切“不寻常”的事物，因为“寻常”的事物是不会让人觉得“怪诞”的。本文单就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层面上，就王德威在《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的文章中对“怪诞”的看法来做继续探讨。
一、“怪”亦不怪
王德威认同弗洛伊德对“怪诞”的说法，即人们那种“怪诞的感觉起自于面对某种陌生事物的恐怖”，陌生事物很可怕，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恐怖是因为那陌生事物其实似曾相识，其实反射了潜藏我们心底的欲望或忧惧”，即我们潜意识里知道这个“陌生事物”会给自身带来无可避免的伤害。所以无论是丑怪的、疯狂的、灵异的还是动物化的，怪诞之外那我们熟知的一面，这才是人们感到怪异和可怖的根源。
怪诞风格有多种，写“鬼”便是其中一个。当代作家笔下的鬼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压抑、恐惧，不就是因为在“鬼”的身上反射出了現实人性的黑暗面吗？当人失去了现实中的肉体，脱离了社会道德与制度的束缚，灵魂来到阴暗虚无的黑原，那原本极力隐藏着的暴力、自私与贪婪便无须压制了。香港女作家钟玲短篇小说《黑原》虚构了一个人死后的鬼魂世界，在那里，男鬼们强凌弱绑架孤女做鬼妻，而街上的鬼魂面对弱者的求助，表情冷漠。钟玲就是通过这种写鬼写怪的手法来叫读者重新认识现实的人性——当失去道德与法律的制约，人不再是人，其本性就如同那黑原上的鬼一样，见不得光的。
而大陆作家余华笔下描写的鬼魂世界，在给人感觉怪诞之余，更多的则是温馨。如其长篇小说《第七天》，作者在写暴力拆迁、器官买卖、车祸、食品安全、医院死婴事件等现实的同时，还虚构了死亡后的世界和众多亡灵，那里的阴间有一处“死无葬身之地”，比照现实世界，这里能让人更显得有存在感，因为“死无葬身之地”里拥有太多这些我们现实世界所缺失的东西——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可以说，这是作家对实在世界的一种弥补性的想象，让一群终止了生命的人走到一起，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对话，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同时，这种弥补也是变相反衬了现实世界的冷漠薄情、混乱荒谬和不平等。小说描写的虽不是现实，却让人感到真实，现实生活原本就应该如此温情。
无论是钟玲还是余华，他们都通过虚构一个鬼魂的世界来投射现实社会诸多乱象，表达现实世界给人们带来的恐怖与荒诞，批判当下病态的现实和扭曲的人性。难怪王德威会谈及“怪诞”一定会强调“在中国境内，我们必须正视怪诞的现象层出不穷，以致早成为现实或真实的一部分”，所以说“怪诞”确实“怪”，但也“不怪”。
二、怪诞的现实与虚构的鬼魂
文学本质上都是对现实的虚构，只是虚构的方式不一样。王德威认为“好的作家能以别出心栽的方法，重新装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以期待读者由‘闻新’而‘知故’”。
钟玲等“鬼话”作家就经常在作品中虚构一个鬼魂的存在，并以鬼魂的视角叙述，打破读者的正常的、习惯性的感知，引起人们对现实的重新思考和对生命存在的深入感悟。在小说《终站香港》里，钟玲用一个死去人物的灵魂视角来“再看”和“再感受”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她让这个死去的文人以魂灵的形式去参加自己的肉身的葬礼，以死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社会，看清身边被粉饰过的现实的生活。这种虚构的鬼魂视角比正常的人物视角更能看清楚现实生活的真相——在“这个物质的天堂，文化的地狱”，死亡都能拿来消费。人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在这里，作者哀叹之余更多的是怪诞现实的嘲讽。而读者从这个虚构的鬼魂身上得到的对生活、对人生、对存在的意义之体验，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很难感受到的。
方方的《风景》和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采用灵魂的视角来观察现实世界的。他们都是通过鬼魂视角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集中了、夸张了、放大了，从而迫使人们去面对原本就不该视若无睹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个灵魂，虽本质里还具有人类的意识，但却卸下了一个人原有的身份、立场与生存空间，这样的一个存在，使得作家更容易找到一个既可以接近现实、观察现实，但又不会影响到现实事件发展的叙述位置，以这类怪招来刺激读者日渐迟钝和麻木的感官。
那么，文学为何需要虚构？因为文学显然不是现实，莫言、余华、钟玲等当代作家们放开想象，极尽虚构之能，就是要将人们的认知从常规的现实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原初的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中去，这就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们虚构的是读者内心能够接受的真实，就如钟玲、余华笔下的鬼魂，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身上能让我们感觉到是“人”的部分，毕竟“文学不能清楚地判断历史，但它力图揭示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它从根本上不是去寻找答案而是更感性地提出人的生存问题”。
三、当代作家的责任
王德威在讲述“怪世奇谈”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尤其强调中国当代作家的责任，他认为 “当代作家的责任因在于把这已存在及‘正常化’的怪诞现象，重新再表露出来。这是一项双重任务，既要使读者疏离现实，也要使读者逼近现实”。
如前所述，我们中国的现实比想象的要更加荒谬，以致于人们对这种怪诞的现实早就见怪不怪了，而作者想要描摹中国社会现状，就必须采取一种策略，无论是“丑怪的叙述”、“狂想曲”、“鬼故事”，还是“动物寓言”，作家的任务不是将这些故事写得多么恐怖、怪异，令人匪夷所思，而是要通过这种陌生化的形式来表现大家都经历过的经验，虽然在这个机械的、匆忙的年代，这些经验往往会变成不被人们所记住的瞬间，但“艺术就是要留住这些瞬间，留住这些体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正在经历的生活”，并把它们写得“可亲可信”，如此才能使读者看见，看见那些被习惯掩盖了的东西和常相背后的情感，看见我们自己对正在经历的生活是多么的缺乏真正的体验和思考。所以王德威才会认为当代作家要务是要使读者先远离现实，再接近现实，因为从接受论角度来看，只有与现实拉开距离，人们才能看清自己平日里认为是正常的生存空间，以旁观的角度看是多么的怪异。
与此同时，當代作家还需认识到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自五四以来，文学总被用来当作一个认识社会生活经验和处理当下现实问题的途径，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显然不能让中国文学得到健康长远的发展。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多元的文学理论引进中国，当代的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出这个桎梏，他们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对抗和消解着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大陆的莫言、余华，香港的钟玲等作家在文学上的“作怪”，让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多了些许不一样的期待。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钟玲.天眼红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