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想很做作地回忆自己的毕业。对于我来说，那段日子让我见证了人生的不堪，至今难忘。
　　我就读的大学并不十分好，但大学期间，我一直很活跃，不但功课很优秀，有两年时间还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毕业的时候，不管是同学们之间流传的小道消息，还是学生工作部老师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消息，以及辅导员单独跟我谈话时表达的意思，都表明我会有一个不错的分配去向。
　　在我们那个年代，最好的分配去向就是分到国家有关部委，也就是去做今天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可这名额十分有限，每年只有很少的几个，而我们那一年是2个。因为我们那一届有个同学的家庭很有背景，这2个名额很自然地被他“占”去了1个，按照正常的推理，那剩下的1个名额肯定非我莫属了。
　　由于成竹在胸，我并没有太在意毕业分配的问题，每天只顾和女朋友小D风花雪月，口无遮拦地议论时事，发些对学校的牢骚。不过我看得出来，相比于我，小D对于留在北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种忧心也让我们时常吵架，甚至闹到分手的边缘。当时小D有个老乡叫小S，成绩不错，大学几年里表现也很突出，不管是学习成绩、社会工作，还是感情上，都是我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心里知道，小s也在争取分到国家部委的那个名额。
　　所有的曲折都始于小D的一次同乡聚会。在聚会中，我作为“家属”陪小D坐在角落里。小S走过来请小D跳舞，我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为了表现一位男人的风度，我还是答应了。可没想到，他们的一段舞达成了一个针对我的“阴谋”。
　　那天参加完同乡聚会，小D的眼神就很迷离，不敢正视我，一路上总问我一些有关“革命叛徒”的故事。我心里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可能她太累了。可其后的半个月里，小D一直不愿意见我让我心生怀疑，直到有天下午，学生工作部通知我去一趟。
　　我去了学工部，学工部长、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和辅导员早已在等着我。他们手里握着一份有关我的“举报材料”。材料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大多是我只对小D发表过的一些“反动言论”，但这些还不是很严重。最致命的是有人举报我在任学生会主席期间，有笔1000多块的活动经费开支不明，怀疑被我贪污。我心里知道，那笔经费的开销确实存在一些漏洞，但也都花在了学生会的活动中，可老师们并没有听我过多解释。因为在那个年代里，1000块已是很大的数目，这件事便作为“案件”呈送到学校纪委。
　　毕业分配的结果很快明了，小S如愿进了国家部委，小D也出人意料地留在北京市直机关下的一个业务单位，只有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等待调查，被延迟分配。我无比沮丧，每天去纪委谈话，交待问题。有一天下午，我从纪委回来，在宿舍楼前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小D，她拿了400块钱给我，说让我把钱交上去，把公款赔了就没事了。但我一下就火了，抓起钱扔在地上，“我没贪污，赔什么钱?”小D哭了，捂着脸跑开，我大声的呵斥引来周围同学的注视。当时有关我“贪污”的传言在全校已经沸沸扬扬，延迟分配的我绝望地坐到地上，傻傻地看着天空。
　　后来，我的“案件”终于查明，我把每一分一厘钱的开支清清楚楚地交待了。团委也有老师愿意出来为我作证，我终于可以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国有农机企业。我一直诧异，到底是谁“举报”我?但出于保护举报人的原则，没有人告诉我，可我心里却早已猜出了大概。
　　我离校的那一天，小D来了，其实我心里并不确定她是否举报了我，但我还是愤怒地问她为什么害我?她先是一愣，然后就承认了。她说，小S有关系在北京市，可以帮助她留到北京。而我作为小s进国家部委的最大竞争对手，她必须帮小S打击我。后来她不但参与举报了我，还莫须有地捏造了一份有关那笔资金开支的“证词”。由于她是我的女朋友，这份“证词”成为指正我的最有力证据。最后的结果就在小S的亲戚帮忙下，她顺利地留在了北京市。
　　我愤怒，但我还是很落寞地离开了北京，去了中部的那个城市。工作10个月后，我便辞了工作，去了海南。创业初期，我每天挣不到5块钱，晚上睡在地铺上，我还常常想起毕业的那段“风云”，但时间长了也便不想了。后来听说小S追求过小D一段时间，但没有结果，后来他也离开中央国家机关下海了，在俄罗斯倒卖轻工业品。而小D嫁了一个美国人，去了国外。世事风云，多年之后，当年的风光和不堪都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今天，我们都在努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