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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愁”是台湾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母题，在台湾文坛浩若繁星的乡愁诗中可以窥探到这样的一小类现象，即诗人们偏爱书写江南或书写江南意象，考虑到“江南”一词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抒情范畴和自然地理意涵而富有文化意味。文章选取余光中《春天，遂想起》、郑愁予《错误》两首诗歌及洛夫的三首诗作片段，试图回答为何不止一位台湾诗人会对江南有着特殊的情结，并尝试梳理“江南”作为地理场域、自然意象和文化内涵在这些台湾乡愁诗人笔下的份量。
关键词：台湾乡愁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江南情结
1949年，大陆一批知识分子先后迁至台湾岛，这一去，海峡两岸从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政治、文化大隔绝。自此，一代诗人尽望乡，“乡愁”成为台湾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母题。“诗人是漂泊异乡的云”，漂泊会添加诗人和诗的重量，两岸分离的现实虽为不幸，但也客观上为台湾乡愁诗的勃兴提供了一片沃土。细细品读台湾的乡愁诗，可以从中窥探到这样的一小类现象，诗人们或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念的笔尖不偏不倚地伸向了祖国大陆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江南。
1962年4月29日，33岁的余光中写下了乡愁名诗《春天，遂想起》。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余光中后来常说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在他九岁以前的记忆中，多雨多湖多寺庙多风筝和多燕子的江南是他抹不去的童年色彩。1947年，十七岁的余光中考取金陵大学外文系，重返故里求学，把书生意气而又温婉多情的十七八岁光景浸泡在柔情万种的南京城里。1950年移居台湾后，两岸隔海相望，“江南”便成为了余光中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那一缕柔波，在心底泛起层层涟漪，久久地荡漾着。全诗重复数次“春天，遂想起江南”，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边的江南令他魂牵梦萦，历史、回忆、幻想、现实交织在一起，诗人的笔下处处皆是江南风景特有的清远淡雅的气息，各种古典意象跃然纸上，草长莺飞、拂堤杨柳、杏花烟雨，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古典诗词韵味。浅浅的海峡、短短的里程竟成为了两岸相隔的银河，绵延千年的人文历史为诗人的思念镀上了深厚的底蕴，江南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将诗人的愁绪点染晕开，想象与现实的频繁切换中，诗人吐露了他内心极度的思念与渴望。
1933年郑愁予出生在山东济南，1937年，父亲郑晓岚从南京的陆军大学毕业，旋即被派往前线，4岁的郑愁予便成为抗战儿童，和母亲跟着军营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济南、南京、北平、山东、河北、汉口、衡阳……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郑愁予的孩童和少年时代，由于战争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逃难中令人惊心的马蹄声成了郑愁予难以忘却的记忆。1949年冬天，郑愁予随父亲迁居台湾，1954年，成名之作《错误》发表，一时间整个台湾几乎都在传唱“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少年时期走过大江南北的逃难记忆或许在郑愁予尚且年幼懵懂的脑袋里已经错乱、重叠、模糊甚至消退，但在1954年的台湾，郑愁予却将这些破碎的记忆浓缩提炼，用笔揉进一座寂寞的江南小城。這是耐人寻味的。和余光中不同，余光中出生在南京，在南京生活成长，而南京于郑愁予来说，不过是漫长流浪岁月的一个驿站，是他乡而非故乡。《错误》全诗以江南小城为中心意象，写出了战争岁月中闺中思妇盼夫归来的情怀。郑愁予流浪的脚步踏过无数土地，唯独江南可以容下他的诗心。郑愁予曾说：“我这一生不存在故乡。”与余光中《春天，遂想起》那样直接地、不变形地书写乡愁不同，郑愁予是传统的含蓄婉转的东方文学表达。错把他乡认故乡，又何尝不失为一个美丽的错误呢。他的思念经过艺术的浓缩变形寄托在“江南”，这里的江南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的范围，而暗示着整个大陆的山川河流，这一切，正是郑愁予挥之不去的故乡记忆。郑愁予笔下等待归人的江南女子，也可以解读为等待游子回归的祖国大陆。“诗人是永远的精神漂泊者”，但祖国和故乡永远都不能拒绝游子的回归。
偏爱江南的台湾乡愁诗人不止一位，可以说，江南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墨客心尖儿上的一粒朱砂痣。洛夫先生于1928年6月28日出生在湖南衡阳，1949年5月参军赴台，21岁的洛夫移居台湾后，写了大量的乡愁诗。洛夫故乡在衡阳，在台期间的诗作却很少有直接提及湖南衡阳的，反而江南水乡的意象却不止一次占据故乡的地位出现在他的诗作当中。
《雨中过辛亥隧道》：“……倘若这是江南的运河该多好 可以从两岸 听到淘米洗衣刷马桶的水声……”
《雨天访友》：“……猝然想起 江南水声 泠泠响自 小小运河 蜿蜒绕过 我家后门 三月水涨 鱼群吹浪 河中有船 岸上有人 隔水相问 原是同村 什么样的天气 什么样的乡愁 满街只有风雨 不见一瓣杏花……”
《车上读杜甫》：“……极目不见何处是烟雨西湖，何处是我的江南水乡。”
像这样直截了当的“我的江南水乡”“我家后门”的表达，若不是了解洛夫的生平背景，恐怕真要以为他是江南人吧。实际上，赴台之前，洛夫从未到过江南，《雨中过辛亥隧道》《雨天访友》两首诗歌写于1981年至1983年间，《车上读杜甫》写于1986年。根据史料记载，洛夫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返乡（之前仅于1979年到过香港），之后才有了四次游览江南的经历。
余光中“想回也回不去的江南”是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郑愁予的江南是年幼的孩子奔波逃难途中的碎片印象，洛夫的江南是他精神皈依的温柔乡。其实，从数千年前的一首《采莲曲》起，柔情似水的“江南”就已化入历朝历代诗人的血液，多少文人墨客的笔尖，一触及江南就软了，梦一般的江南从来就如游丝一般温柔而有力地牵动着诗人的脉搏。为何偏偏是“江南”呢，我们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地理的江南
由于江南始终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故提到江南，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对“江南”作一个地理区位上的界定。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在历史上，虽然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江南地区的地理界定时有变化发生，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对于1949年前后迁居台湾的文人而言，对江南的情感偏向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划分，南京都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一座南京城，半部民国史”，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城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民国文化的烙印，也代表着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光辉岁月。故而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台湾诗人的心里，回到南京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所谓“反攻大陆”的政治谎言的破灭，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泡影，在台湾白色恐怖政治的包围下，诗人精神返乡的欲望愈演愈烈，而唯有江南如此博大深邃的意象可容得下诗人无法言说的昨日情怀，也可容得下诗人无处安放的今日乡愁。 二、自然的江南
地理的江南无疑是回不去了，诗人们只能将乡愁放在江南的自然风光中。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嗜好，即喜好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夸赞颂扬至今，古往今来关于江南美景的诗文篇章更是如恒河沙数。江南风景特别容易招惹起诗人的诗心，一提到江南，优美柔情的湖光山色总免不了勾起诗人的闲情逸致，连带着常引出些世事荒凉的感喟来。历代诗文词赋已然为“江南”这个自然意象注入了浓浓的诗情画意，单是看到“江南”一词，就能联想到江南的杏花烟雨、拂堤杨柳、湖光山色，联想到泛舟采莲、画船听雨、秦淮歌声，联想到才子佳人、市井风情、悠闲生活，即便未曾亲历江南山水的人也不会产生一丝陌生之感。这种审美意趣和精神享受是江南自然景观的衍生物，“乡愁”附着于此，便很容易给海峡那边的诗人们制造出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还乡之感。江南自然风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很容易使诗人陷入一种美丽的幻觉当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那种朦胧暧昧的还乡感了。“能不忆江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诗人与江南的世俗缘分虽有深浅，但都自小饱读中国古典诗词，神游物外，早就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写江南，借助江南自然风景这一隐含的抒情符号，让诗人的所思所想可以跨越海峡，找一个始终宁静安详而又柔情似水、始终不动声色而又含情脉脉的去处，可以卸下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压力，无须顾忌地吐露乡愁而已。梦回江南温柔乡，也就是选择最温暖美好的一个怀抱，使诗人的灵魂得以安睡罢了。
三、文化的江南
黑格爾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江南是中国最美的、最玲珑剔透的文化象征，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的最高典范，即美丽、优雅、温柔。南京大学教授刘士林认为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最高代表。偏居台湾的乡愁诗人群体展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的“江南情结”实则是其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体现。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也指出“江南”是一个“文化意象”，并展开了以“江南认同”为中心的文化诗学研究，认为江南认同的底蕴是家国之爱。一言以蔽之，“江南认同”是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共同体”。故而，余光中的“江南”并非单纯的怀念童年、思念故土，郑愁予虚构的江南小镇也不只是他记忆碎片的艺术创造，而洛夫反复入诗的江南意象不单是个人的喜爱和偏好所致，这一代台湾诗人的“江南情结”早已超越了地理的、自然的意涵而带有文化意味，他们的思念是思念海峡那边的一切，他们不仅是渴望重回祖国河山，更是对重回中华民族大文化的期许。
参考文献：
[1]洛夫.洛夫诗全集（上）[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3：416，423，475.
[2]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J].江苏社会科学，2009（5）：228-233.
[3]胡晓明.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19.
[4]刘永.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0.
[5]朱逸宁.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J].江淮论坛，2006（2）：185-189.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台湾乡愁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江南情结
1949年，大陆一批知识分子先后迁至台湾岛，这一去，海峡两岸从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政治、文化大隔绝。自此，一代诗人尽望乡，“乡愁”成为台湾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母题。“诗人是漂泊异乡的云”，漂泊会添加诗人和诗的重量，两岸分离的现实虽为不幸，但也客观上为台湾乡愁诗的勃兴提供了一片沃土。细细品读台湾的乡愁诗，可以从中窥探到这样的一小类现象，诗人们或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念的笔尖不偏不倚地伸向了祖国大陆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江南。
1962年4月29日，33岁的余光中写下了乡愁名诗《春天，遂想起》。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余光中后来常说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在他九岁以前的记忆中，多雨多湖多寺庙多风筝和多燕子的江南是他抹不去的童年色彩。1947年，十七岁的余光中考取金陵大学外文系，重返故里求学，把书生意气而又温婉多情的十七八岁光景浸泡在柔情万种的南京城里。1950年移居台湾后，两岸隔海相望，“江南”便成为了余光中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那一缕柔波，在心底泛起层层涟漪，久久地荡漾着。全诗重复数次“春天，遂想起江南”，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边的江南令他魂牵梦萦，历史、回忆、幻想、现实交织在一起，诗人的笔下处处皆是江南风景特有的清远淡雅的气息，各种古典意象跃然纸上，草长莺飞、拂堤杨柳、杏花烟雨，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古典诗词韵味。浅浅的海峡、短短的里程竟成为了两岸相隔的银河，绵延千年的人文历史为诗人的思念镀上了深厚的底蕴，江南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将诗人的愁绪点染晕开，想象与现实的频繁切换中，诗人吐露了他内心极度的思念与渴望。
1933年郑愁予出生在山东济南，1937年，父亲郑晓岚从南京的陆军大学毕业，旋即被派往前线，4岁的郑愁予便成为抗战儿童，和母亲跟着军营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济南、南京、北平、山东、河北、汉口、衡阳……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郑愁予的孩童和少年时代，由于战争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逃难中令人惊心的马蹄声成了郑愁予难以忘却的记忆。1949年冬天，郑愁予随父亲迁居台湾，1954年，成名之作《错误》发表，一时间整个台湾几乎都在传唱“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少年时期走过大江南北的逃难记忆或许在郑愁予尚且年幼懵懂的脑袋里已经错乱、重叠、模糊甚至消退，但在1954年的台湾，郑愁予却将这些破碎的记忆浓缩提炼，用笔揉进一座寂寞的江南小城。這是耐人寻味的。和余光中不同，余光中出生在南京，在南京生活成长，而南京于郑愁予来说，不过是漫长流浪岁月的一个驿站，是他乡而非故乡。《错误》全诗以江南小城为中心意象，写出了战争岁月中闺中思妇盼夫归来的情怀。郑愁予流浪的脚步踏过无数土地，唯独江南可以容下他的诗心。郑愁予曾说：“我这一生不存在故乡。”与余光中《春天，遂想起》那样直接地、不变形地书写乡愁不同，郑愁予是传统的含蓄婉转的东方文学表达。错把他乡认故乡，又何尝不失为一个美丽的错误呢。他的思念经过艺术的浓缩变形寄托在“江南”，这里的江南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的范围，而暗示着整个大陆的山川河流，这一切，正是郑愁予挥之不去的故乡记忆。郑愁予笔下等待归人的江南女子，也可以解读为等待游子回归的祖国大陆。“诗人是永远的精神漂泊者”，但祖国和故乡永远都不能拒绝游子的回归。
偏爱江南的台湾乡愁诗人不止一位，可以说，江南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墨客心尖儿上的一粒朱砂痣。洛夫先生于1928年6月28日出生在湖南衡阳，1949年5月参军赴台，21岁的洛夫移居台湾后，写了大量的乡愁诗。洛夫故乡在衡阳，在台期间的诗作却很少有直接提及湖南衡阳的，反而江南水乡的意象却不止一次占据故乡的地位出现在他的诗作当中。
《雨中过辛亥隧道》：“……倘若这是江南的运河该多好 可以从两岸 听到淘米洗衣刷马桶的水声……”
《雨天访友》：“……猝然想起 江南水声 泠泠响自 小小运河 蜿蜒绕过 我家后门 三月水涨 鱼群吹浪 河中有船 岸上有人 隔水相问 原是同村 什么样的天气 什么样的乡愁 满街只有风雨 不见一瓣杏花……”
《车上读杜甫》：“……极目不见何处是烟雨西湖，何处是我的江南水乡。”
像这样直截了当的“我的江南水乡”“我家后门”的表达，若不是了解洛夫的生平背景，恐怕真要以为他是江南人吧。实际上，赴台之前，洛夫从未到过江南，《雨中过辛亥隧道》《雨天访友》两首诗歌写于1981年至1983年间，《车上读杜甫》写于1986年。根据史料记载，洛夫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返乡（之前仅于1979年到过香港），之后才有了四次游览江南的经历。
余光中“想回也回不去的江南”是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郑愁予的江南是年幼的孩子奔波逃难途中的碎片印象，洛夫的江南是他精神皈依的温柔乡。其实，从数千年前的一首《采莲曲》起，柔情似水的“江南”就已化入历朝历代诗人的血液，多少文人墨客的笔尖，一触及江南就软了，梦一般的江南从来就如游丝一般温柔而有力地牵动着诗人的脉搏。为何偏偏是“江南”呢，我们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地理的江南
由于江南始终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故提到江南，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对“江南”作一个地理区位上的界定。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在历史上，虽然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江南地区的地理界定时有变化发生，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对于1949年前后迁居台湾的文人而言，对江南的情感偏向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划分，南京都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一座南京城，半部民国史”，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城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民国文化的烙印，也代表着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光辉岁月。故而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台湾诗人的心里，回到南京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所谓“反攻大陆”的政治谎言的破灭，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泡影，在台湾白色恐怖政治的包围下，诗人精神返乡的欲望愈演愈烈，而唯有江南如此博大深邃的意象可容得下诗人无法言说的昨日情怀，也可容得下诗人无处安放的今日乡愁。 二、自然的江南
地理的江南无疑是回不去了，诗人们只能将乡愁放在江南的自然风光中。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嗜好，即喜好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夸赞颂扬至今，古往今来关于江南美景的诗文篇章更是如恒河沙数。江南风景特别容易招惹起诗人的诗心，一提到江南，优美柔情的湖光山色总免不了勾起诗人的闲情逸致，连带着常引出些世事荒凉的感喟来。历代诗文词赋已然为“江南”这个自然意象注入了浓浓的诗情画意，单是看到“江南”一词，就能联想到江南的杏花烟雨、拂堤杨柳、湖光山色，联想到泛舟采莲、画船听雨、秦淮歌声，联想到才子佳人、市井风情、悠闲生活，即便未曾亲历江南山水的人也不会产生一丝陌生之感。这种审美意趣和精神享受是江南自然景观的衍生物，“乡愁”附着于此，便很容易给海峡那边的诗人们制造出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还乡之感。江南自然风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很容易使诗人陷入一种美丽的幻觉当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那种朦胧暧昧的还乡感了。“能不忆江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诗人与江南的世俗缘分虽有深浅，但都自小饱读中国古典诗词，神游物外，早就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写江南，借助江南自然风景这一隐含的抒情符号，让诗人的所思所想可以跨越海峡，找一个始终宁静安详而又柔情似水、始终不动声色而又含情脉脉的去处，可以卸下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压力，无须顾忌地吐露乡愁而已。梦回江南温柔乡，也就是选择最温暖美好的一个怀抱，使诗人的灵魂得以安睡罢了。
三、文化的江南
黑格爾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江南是中国最美的、最玲珑剔透的文化象征，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的最高典范，即美丽、优雅、温柔。南京大学教授刘士林认为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最高代表。偏居台湾的乡愁诗人群体展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的“江南情结”实则是其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体现。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也指出“江南”是一个“文化意象”，并展开了以“江南认同”为中心的文化诗学研究，认为江南认同的底蕴是家国之爱。一言以蔽之，“江南认同”是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共同体”。故而，余光中的“江南”并非单纯的怀念童年、思念故土，郑愁予虚构的江南小镇也不只是他记忆碎片的艺术创造，而洛夫反复入诗的江南意象不单是个人的喜爱和偏好所致，这一代台湾诗人的“江南情结”早已超越了地理的、自然的意涵而带有文化意味，他们的思念是思念海峡那边的一切，他们不仅是渴望重回祖国河山，更是对重回中华民族大文化的期许。
参考文献：
[1]洛夫.洛夫诗全集（上）[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3：416，423，475.
[2]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J].江苏社会科学，2009（5）：228-233.
[3]胡晓明.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19.
[4]刘永.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0.
[5]朱逸宁.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J].江淮论坛，2006（2）：185-189.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