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加教育工作近30年的时间里，中小学学校管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角色由最初的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校长、局长、校长)。撷取其间我亲历的有关学校评估和学校管理的几段故事，可见30年间学校管理理念的巨变。
　　
　　一
　　
　　1981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正赶上潍坊地区教育局对高中进行全面视导，我所在的乡村学校也不能例外。在迎接视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敌情”一无所知，所以教师们如临大敌，像是面对着一场生死之战的将士，沉重的压力几乎要把他们的肩膀压垮了。
　　视导人员进进出出了几趟教室之后，便开始到各个教研组轮番轰炸，居高临下地发表了一些教师们有点听不太明白的指示，然后坐上一辆大篷车走了。
　　在被视导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领导似乎都很不高兴，教师更是感到压抑。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领导总是拿视导中发现的问题说事儿，鸡毛也是令箭，教师们便有些反感，但也无言以对，只好听之任之。时间长了，日子还是那么平静地过了下去。
　　其实，那时候的校长似乎还不怎么浮躁，大家普遍沉在学校里，忙活着与教学有关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没有适宜的环境，所以人们对学校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幻想，精力和时间还是放在课堂上，放在学生身上。在教育经费和学校建设方面，等、靠、要的思想主导着校园，人们对干巴巴的工资之外有没有其他收入似乎也没有太多想法。
　　当然，对于办学、教学，人们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学校仍旧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校长的领导地位还没有被确立，对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学校只不过是一个下属部门。按上级的指示办学，是铁的纪律。校长到教育局开会听到什么精神，或者上级下发了新的文件，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传达给全校教职工，立即落实，如此而已。
　　那是一幅很寂寞也很恬静的教育生活图景。
　　
　　二
　　
　　1990年秋天，我还没过31岁的生日，就在懵懵懂懂间当了校长。
　　那时候，企业界开始引进一些新的管理理念。例如：马斯洛的需要学说开始见诸报端。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教师们似乎很在乎过去的领导们不在乎的一些事情，譬如食堂的饭菜质量、家属的工作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等等；而且，如果你细心的话，就会不时地从教师们的嘴里听到其他学校诸如此类的信息。
　　“世道变了”，这是当时许多老校长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他们大都对此很不理解。
　　那时候，乡村中学有相当一批骨干教师刚刚把家属的户口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家属们只有户口没有工作的日子很难熬，所以，除了关注教学，教师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生活下去。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不知深浅地提出了一个“五子登科”的概念，就是要把教师们的“妻子、孩子、房子、帽子、票子”放在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后来我才知道，管理学中有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理论。我想，这个“五子登科”可能就是一些“胡萝卜”吧。
　　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勇立潮头的改革先锋。当时胶东有一所县城高中，正是抓住这样一个机遇，把学校打造成为一方名校，也就是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监狱”。这所学校真正是把“胡萝卜”和“大棒”全都派上了用场，奖罚严明是其特色。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刚好一位教师迟到，据说在1分钟之内这位教师就被罚掉6元钱。那时候6元钱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教师似乎敢怒不敢言。因为，这所学校的校办厂正在为南方一个著名的酒厂做瓶盖，每年有几十万元的收入，所以，学校可以因教师迟到而罚他几十元，也可以因他表现好而奖励其几百元，有条件把学校办成“文明监狱”。
　　一时间，“一手抓钱，一手抓高考”成为各地教育局长的口号。校办工厂办得如何，成为衡量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领导考察学校时，必看校办工厂；同行参观学校时，也必到校办工厂转一转。
　　无奈之中，我很是羡慕这样一些“火”起来的学校。
　　当然，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段弯路。
　　不得不走的弯路走完了，留下来的却是思想的财富。“以人为本”的理念尽管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到21世纪初期才在官方的文字中予以承认，但在校园里，却是从这个时候萌芽的。尊重教师的需要，特别是尊重其基本的生理、生存的需要的理念，被装到了学校管理者的大脑中，进入了学校的办公会。无论如何，这都是教育的幸事。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各部门突然有了许多可以收费的理由，于是，教育局各处室买汽车成了时尚，教育局的汽车突然多了起来，干部们的腿一夜之间变长了。学校成了他们随时出入的地方，学校接受的乱七八糟的检查评比多如牛毛。
　　因为学校需要应付上级各路人等的检查指导，也因为校长们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或希望显示一下学校的气派，所以各校纷纷设立了许多新的中层机构。似乎从北京开始，学校把教导处一分为二，变成教学处和教育处，南方一些城市也不甘落后，除教育处、教学处外，另加一个教务处。校长工作起来似乎方便多了，布置什么事都有了可以指挥的部门；而教师们却有点倒霉，公公婆婆越来越多，安安静静的日子成为一种奢侈，名目繁多的会议、计划、总结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只好压缩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
　　再后来，科研兴校的口号越喊越响，于是，许多学校又多出了一个新的机构——教科室。有人说，这个时期，“科研兴校”很有点像“皇帝的新衣”，谁都没有看到过，但谁都在吆喝。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校的真实情况。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离开了学校，到教育行政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先是担任县级市的教委主任，3年后成为地级市的教育局长。2001年，我到潍坊市教育局主持工作时，有一所市直中学设置的中层机构已经达到了15个!
　　跳出学校，心还在学校。因为在学校曾深受其害，所以，我到县、地两级教育行政部门主持工作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各科室的检查权，将所有面对学校的检查、评比归口管理，每年只允许进行一次督导评估。我与同事们约定：如果我们不能为学校做些什么，那么我们宁愿选择什么也不做也不能给学校添太多的麻烦。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项小小的没有什么投资的改变，却赢得了学校的称道。校长和教师太可爱了，也太可敬了。
　　在此期间，学校的管理者开始独立思考学校的办学目标与办学特色，希望实现自主发展，自求生存。除了教学工作之外，他们开始把教育工作摆上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而且，时不时地参与一把有关素质教育的争论与反思，上海建平中学的冯恩洪校长 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合格 特长=建平人”的。
　　相当一批优秀的校长变得“有了自己的脑袋”，他们开始意识到，除了上级可以讲一些道理，校长们也可以讲一些道理，而且，也可以受到人们的尊重。
　　
　　四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我3次参与了教育部学校督导评估方案的研制工作。
　　第一次是讨论制订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评估标准。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确定分期分批建设1000所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第三次全教会后，教育部有关司局开展了学校评估方案的研制活动。这项活动进行了几个月，而后很快停了下来。鉴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大家担心，在全国范围内用统一的标准，会在学校建设尤其是硬件建设上造成新一轮的攀比之风。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似乎开始从纸上变为实践。
　　2002年，被搁置下的评估方案研制工作又被提了起来，这次是想搞一个只评学校软件的评估框架，把硬件评估的指标交给各省市制订。方案拿出来了，结果还是没有发出去。这时候的教育管理者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同一地区的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学校传统、历史文化各不相同，基础不一样，政府制订一个统一的砰估方案去衡量所有的学校是否合适?
　　2005年，教育部又进行了学校发展性评估方案的研制工作。这次大家普遍关注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增值情况，将学校的业绩作为评估指标的重中之重，而业绩主要是指学生的发展。特别重视学校的自我评估也是这次方案制订的一个特点，即将学校视为评价的主体，并将自我评估作为学校持续发展的基础。
　　3次评估方案制订的过程，实际上展现出了一定时期人们对学校本质和育人规律的认识。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如何才能办好学校?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求证，在没有找到明确答案之前，管理者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心。
　　这期间，理论界和实践界陆续有人提出了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话题。他们希望通过厘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的法人地位，求得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潍坊，自2001年起，全市通过改革，还给学校招生自主权、人事聘任权、经费分配权和职称评聘权，归还学校应有的权力成为教育发展的主题词，大大小小的改革紧紧围绕着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进行，以最大限度地解除学校身上的枷锁，为校长松绑。我们试图以此创办自由呼吸的教育。
　　当然，这期间也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各地表现最不平衡的时期。不少教育局长甘当一个地区的“大校长”，打着改革的旗帜，没收或掠夺学校的权力。有的把财务审批权上收，成立结算中心，学校里买把扫帚都要找局长、科长签字；有的局长将名校招生工作视为肥肉，专门管起了“条子生”的安排；校本教研本是学校自己的事，可是，在一些地区，学校却因为应付上级所谓校本教研的验收而苦不堪言。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许多地区或学校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成功的探索；这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时代，对于一些地区和学校来说，还在延续着甚至比上一个世纪还要陈腐的机制。
　　路漫漫其修远兮，成功将属于真正的求索者。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