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说，文学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他用一生的创作践行着这四个字。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酒徒》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意识流小说。他用看似充满醉意的狂乱书写，细腻展现了一个文人面对功利的现实社会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他也创作短篇小说和散文，注重语言探索和形式实验。

　　早年，刘以鬯白天为报馆撰稿谋生，晚上才有时间写小说。据报道，那时他的生活颇为优裕，经常被引用的是“云吞面算式”：当时三毫子一碗云吞面，一千字稿费等于三十碗云吞面，六七十年代，刘以鬯一天为十三家报馆另加杂志写稿，每天差不多能写一万三千字。不料后来文学创作每况愈下，《酒徒》中文人的境况，竟成了香港艺文界的苦涩寓言。
　　1918年，刘以鬯生于上海。生逢乱世，他的前半生几经辗转：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他到重庆任职报纸编辑。1948年父亲去世，他独自赴港，担任《香港时报》、《星岛周报》等报的副刊编辑。1952年，因诸多不顺，他再次漂洋过海前往新加坡。直至1957年与在新加坡相识的妻子罗佩云同返香港，此后“未曾分开超过二十四小时”。
　　摩登上海、风情南洋、繁华港岛，伴随着离散的前半生，迥异的文化底色在刘以鬯身上重叠。他说着一口上海味的粤语，举手投足，还是上海爷叔的做派。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改编自他的长篇小说《对倒》，片尾打出“特别感谢刘以鬯”。片中弄堂深深、光影浮动，梁朝伟演一个落魄报馆编辑，路过楼下摊档，低头叫一碗生滚鱼片粥。这一形象，就来自曾在上海做编辑的刘以鬯。
　　虽沪上情结深重，但对于香港，刘以鬯少有“外乡人”式的自怜。《对倒》以双线叙事结构著称，故事发生在香港本地少女和上海移民老者之间，隔着一条街道，他们的希冀与回忆在港岛风光间流动，穿插交错而又各自远去。除了笔下细腻的本土物事外，自从在香港担任文学编辑，刘以鬯就不遗余力地鼓励新一代写作者。香港作家董启章说，他是“我们几代人共同的文学启蒙人”。最初在《快报》任编辑时，刘以鬯一力促成西西的《我城》在副刊连载。文学作品不赚钱，被老板发现埋怨，他便把严肃专栏换成花鸟虫鱼、声色犬马，趁老板不注意，再拿出来连载。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回忆，当年读研究院时，寄了七千字的论文给刘先生，以弗洛伊德和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李昂的小说《杀夫》。刘以鬯当即来电，说一定想办法刊登。这篇文章历经波折，最终出现在了《星岛晚报》副刊上。七千字的学术论文登在报纸上，洛枫想起来，觉得不可置信。“刘先生像魔法师。多少受惠于他的魔法棒的年轻作家，都会感同身受。”
　　按计划，一个月后的香港书展应举办他的特展，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主持。99岁的刘以鬯答应亲自出席。不料6月8日，噩耗突然传来，刘以鬯在香港去世。
　　作家的生命按下暂停，定格为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那个收集了一柜子汽车模型、爱吃栗子蛋糕的狡黠老人。这一系列纪录片的制作人童子贤说，促使他下决心拍摄的，正是一种生怕来不及的“紧迫感”。纪录片选定了十四位重要的港台作家，至2009年秋天开机时，也斯已经患上癌症。2015年，《1918——刘以鬯》和《东西——也斯》在台北首映时，也斯已过世三年。而后，单是2018年，片中作家就走了三位。在刘以鬯之前，台湾现代诗“双子星”余光中和洛夫先后陨落，文坛的白幡一时竟落不下来。
　　他們曾在岛屿写作，而“弹丸之地”所承载的，不仅是华语文学根脉相连的传承，更是无可替代的地方文化传统。如今，他们离开了岛屿，乘船去往了更宽广的地方。而我们站在原地，面对他们曾书写过的街道和楼宇，显然感到了一个时代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