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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要可持续地征收房产税，首先要健全法制，保护公民财产，把财产登记、保护制度做到位，民主和法制化尽可能做好。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重头戏”财税改革备受各界关注。
如何理顺财税体制改革中财权与事权的逻辑关系？以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等 “打头阵”的改革将给地方政府及居民带来哪些影响呢？
8月16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做客武汉接受本刊采访时，就此一一给出答案。
财权与事权要相顺应
《支点》：我国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如何在新一轮财税改革中理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贾康：我个人认为合理的表述是：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进而寻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只有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支出责任才可能合理，才可以进而讨论如何保证各级财力既不多也不少。
从财政体制的改革大思路看，应该在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在“三级框架”内，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建起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中央与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以及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的财税体制。
如果我们将财税制度理顺，加上转移支付的到位，全国最欠发达的地区如青海、西藏，抑或不毛之地的可可西里等有基层政府的地区就能得到必要的财力，基层政府履行的职能应要相匹配，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财税制度改革的新境界。只有理顺财权与事权的逻辑关系，形成保证长治久安的财政制度安排，才能服务于全局，服务于整个可持续运行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支点》：目前财税改革过程遇到的困难还有哪些？
贾康：财税改革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
作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资源税改革影响全局
《支点》：今后地方政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
贾康：今年将或在煤炭领域出台重要举措，将煤炭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变“从价”机制。这样的举措首先是给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中西部工商业虽不发达，但资源富集，资源税可以成为其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新疆所实行的资源税改革，只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但仅是这两项，一年就为新疆增加几十亿元收入。
资源税将成为地方税大宗稳定收入来源。但当前的资源税改革已不限于给地方政府增加一份财力，我们更看重的是其对全局改革的贡献。它首先从我国基础能源煤炭入手，会拉动从煤到电整个再生产力的调整，使能源支撑体系来适应市场经济，并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进而促进整个社会节能降耗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变过去粗放地使用能源的不良局面。
资源税“从量”变“从价”后，每吨或每立方米的税负要上升若干倍，它从一个无关轻重、痛痒的影响因子，变成了一个有分量、有关痛痒的影响因子，还将改变煤炭与其他关联产品的比价关系，并传导到我国80%用煤烧出火电的电力比价关系。
《支点》：资源税改革将对企业及居民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贾康：资源税比价关系的改变，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对电价过渡管制的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第一，煤电贵了企业经营能否承受？这就迫使政府要把握改革的力度，使整个产业链传导到企业的过程中，让大多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继续发展，淘汰少数落后企业。这些淘汰的企业，就是过去应该淘汰而未能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挤出落后过剩产能，这是我国经济打造升级版的一个健康机制、长效机制。
第二，这个机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上，居民该怎么办？这就要政府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保证处在最低生活水平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同时，要让中等收入以上阶层适应新比价关系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更注意节电、节水，倾向于低碳化的生活。
《支点》：環境税改革进展怎样？
贾康：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对环境税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费改税”。“费改税”先要通过立法，将原来的环境收费转变成规范的税收。但是我认为，“费改税”并没有将环境税制的建设做到位，我们可以探讨在“费改税”后面是否应跟上一个类似于碳税的机制。未来不排除学习欧元区对碳排放征税来实施环境保护。
房产税改革2017年有望实施
《支点》：您认为，房产税全面改革最快预计何时出台？
贾康：中央的精神是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业务部门的理解和表态是立法先行。在立法没有完成之前，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可能不会扩容。而一旦立法完成，很可能就是向全国推开。今年年底之前，国务院有可能把立法交到人大，明年有可能通过一审二审三审四审，预计到2016年完成立法程序，2017年有望实施。这是我的研究观察，具体要走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税率方面，因为房产税是地方税，我认为各个地方是有弹性的，而且应该靠近地方的低端，以市县这一级为准，国际经验房产税是首先从社区开始满足公众需要。中国应向美国学习，纳税人缴纳房产税后，美国政府很快会向纳税人反馈，你交的房产税，有多少用于当地教育、多少用于公共医疗和保健和道德建设。如此一来，老百姓也会比较认同，形成良性循环。
要可持续地征收房产税，首先要健全法制，保护公民财产，把财产登记、保护制度做到位，民主和法制化尽可能做好。房产税改革要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理性态度。
《支点》：宏观税负水平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认为我国当前税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贾康：与国际比较，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说是特别高，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宏观税负是32%-33%，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5%。
老百姓特别关注宏观税负所反映出来的心态，是需要政府反省的。我国税收的实质问题不在于宏观税负，而在于税制结构。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间接税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消费大众，而消费者大多数是中低收入阶层。（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重头戏”财税改革备受各界关注。
如何理顺财税体制改革中财权与事权的逻辑关系？以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等 “打头阵”的改革将给地方政府及居民带来哪些影响呢？
8月16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做客武汉接受本刊采访时，就此一一给出答案。
财权与事权要相顺应
《支点》：我国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如何在新一轮财税改革中理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贾康：我个人认为合理的表述是：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进而寻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只有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支出责任才可能合理，才可以进而讨论如何保证各级财力既不多也不少。
从财政体制的改革大思路看，应该在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在“三级框架”内，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建起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中央与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以及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的财税体制。
如果我们将财税制度理顺，加上转移支付的到位，全国最欠发达的地区如青海、西藏，抑或不毛之地的可可西里等有基层政府的地区就能得到必要的财力，基层政府履行的职能应要相匹配，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财税制度改革的新境界。只有理顺财权与事权的逻辑关系，形成保证长治久安的财政制度安排，才能服务于全局，服务于整个可持续运行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支点》：目前财税改革过程遇到的困难还有哪些？
贾康：财税改革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
作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资源税改革影响全局
《支点》：今后地方政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
贾康：今年将或在煤炭领域出台重要举措，将煤炭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变“从价”机制。这样的举措首先是给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中西部工商业虽不发达，但资源富集，资源税可以成为其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新疆所实行的资源税改革，只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但仅是这两项，一年就为新疆增加几十亿元收入。
资源税将成为地方税大宗稳定收入来源。但当前的资源税改革已不限于给地方政府增加一份财力，我们更看重的是其对全局改革的贡献。它首先从我国基础能源煤炭入手，会拉动从煤到电整个再生产力的调整，使能源支撑体系来适应市场经济，并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进而促进整个社会节能降耗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变过去粗放地使用能源的不良局面。
资源税“从量”变“从价”后，每吨或每立方米的税负要上升若干倍，它从一个无关轻重、痛痒的影响因子，变成了一个有分量、有关痛痒的影响因子，还将改变煤炭与其他关联产品的比价关系，并传导到我国80%用煤烧出火电的电力比价关系。
《支点》：资源税改革将对企业及居民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贾康：资源税比价关系的改变，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对电价过渡管制的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第一，煤电贵了企业经营能否承受？这就迫使政府要把握改革的力度，使整个产业链传导到企业的过程中，让大多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继续发展，淘汰少数落后企业。这些淘汰的企业，就是过去应该淘汰而未能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挤出落后过剩产能，这是我国经济打造升级版的一个健康机制、长效机制。
第二，这个机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上，居民该怎么办？这就要政府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保证处在最低生活水平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同时，要让中等收入以上阶层适应新比价关系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更注意节电、节水，倾向于低碳化的生活。
《支点》：環境税改革进展怎样？
贾康：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对环境税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费改税”。“费改税”先要通过立法，将原来的环境收费转变成规范的税收。但是我认为，“费改税”并没有将环境税制的建设做到位，我们可以探讨在“费改税”后面是否应跟上一个类似于碳税的机制。未来不排除学习欧元区对碳排放征税来实施环境保护。
房产税改革2017年有望实施
《支点》：您认为，房产税全面改革最快预计何时出台？
贾康：中央的精神是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业务部门的理解和表态是立法先行。在立法没有完成之前，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可能不会扩容。而一旦立法完成，很可能就是向全国推开。今年年底之前，国务院有可能把立法交到人大，明年有可能通过一审二审三审四审，预计到2016年完成立法程序，2017年有望实施。这是我的研究观察，具体要走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税率方面，因为房产税是地方税，我认为各个地方是有弹性的，而且应该靠近地方的低端，以市县这一级为准，国际经验房产税是首先从社区开始满足公众需要。中国应向美国学习，纳税人缴纳房产税后，美国政府很快会向纳税人反馈，你交的房产税，有多少用于当地教育、多少用于公共医疗和保健和道德建设。如此一来，老百姓也会比较认同，形成良性循环。
要可持续地征收房产税，首先要健全法制，保护公民财产，把财产登记、保护制度做到位，民主和法制化尽可能做好。房产税改革要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理性态度。
《支点》：宏观税负水平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认为我国当前税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贾康：与国际比较，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说是特别高，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宏观税负是32%-33%，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5%。
老百姓特别关注宏观税负所反映出来的心态，是需要政府反省的。我国税收的实质问题不在于宏观税负，而在于税制结构。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间接税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消费大众，而消费者大多数是中低收入阶层。（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