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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光并不是汤彦遇到的最严重的病人。不久前，一个年轻人来找汤彦看病，一检查，满肺都是肺大泡，连说话都困难。“才28岁的小伙子，12岁开始吸烟，现在已是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说起来，汤彦遗憾地摇头。
干练、坦荡、硬朗是年近五旬的汤彦给人的第一印象。2006年，对业务依然满怀追求的她，因为向往广州医学院在呼吸疾病研究上的学术地位，从广州市华侨医院来到了广医呼吸病研究所，成为了钟南山的同事。
在这里，她被委派了一份特殊的任务——戒烟。
临床医生与戒烟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并不难理解。但许多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原因也很简单，在现有国情下，医生劝戒显然“出力不讨好”。
看看排在心脏病、慢性肺病及癌症诊室门前等着叫号的长龙，那些焦躁不安、看病还得带录音笔的病人，眼下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匮乏，谁有闲功夫去琢磨这些更超前的事？但命运把汤彦推到了台前——每天中国有超过3000人因为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相继离世，这些人，可以坐满上百辆大型客车。
汤彦见过很多生死离别的场面，但这个数字还是让她震惊。诊室里并不缺救死扶伤的医生，但是唯独缺少一个振臂高呼的领路人。她想成为这样一个人。
她说自己是有医德的，至少对临床工作是执着的。
她没有踌躇。往后的6年，她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戒烟医生。
从“戒烟门诊”到“门诊戒烟”
在戒烟领域，北京朝阳医院和广医一院就像两驾马车，齐头并进，一北一南。
2006年，广医率先在旗下医院开设了5间戒烟门诊，希望通过吸纳病人帮助完成戒烟药物研究，推动中国控烟的进程。于是，从2006年到2009年间，汤彦以戒烟门诊带头人的身份承担了畅沛进入中国的药物研究工作。
实际上，戒烟并不是一个简单把烟拿掉的过程。在戒烟门诊，医生的最大作用是了解戒烟者的动机，帮助患者建立戒烟机制。如人所料，能来戒烟门诊主动寻求帮助的病人并不多。“我们设立戒烟门诊，实际上是在做门诊戒烟。”
病人向来喜欢问医生“需要忌什么口？”每次问题到了汤彦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忌烟”。有人会直接告诉她，我戒不了，还有人顽固地表态坚决不戒。要是遇到个能答应的，哪怕只是一句口头承诺，汤彦已是很大满足。曾有一个病人被几次三番地劝说，后来干脆躲着让妻子代为拿药。有病人忍无可忍对她怨声载道，她依旧不依不饶：“我就是要让你烦。”
终于，汤彦得到了最好的“安慰”，有患者对她感慨：“难怪人家会说，不叫你戒烟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单打江湖
汤彦遇到过了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个人的戒烟方式都可能不同。有一部分人涉及有心理问题，因为内心越焦虑对烟草的依赖度越高。还有一部分人带有基础性疾病，必须综合治疗，仅靠呼吸科的力量只会势单力薄。汤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开始向广州市心内科、老年科、神经内科、心理科、内分泌科的医生们广发“英雄帖”。2009年冬天，广州市第一支12人的戒烟医师专家组成立。
有时，一个戒烟医生的工作方式的确很像一个忙着做倡导的NGO干部。
2011年，汤彦牵头在广州市区举办了首届戒烟医师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尼古丁依赖症、烟草吸烟相关性疾病的循证医学依据、尼古丁依赖症的劝诫技巧以及尼古丁依赖症的治疗。400多号医生齐刷刷坐在课堂里，互相模拟劝诫场景，苦口婆心，一如多年以来的她。
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曾武涛是一名积极的禁烟斗士。曾武涛一直渴望能像汤彦一样，在自己学科领域成立一支核心戒烟队伍。“医生做戒烟完全是一种志愿行为，如果能以专家组的名义吸纳他人加入，至少是一种名誉上的激励。” 然而，曾武涛的热情受到了来自系统内的打压。有人认为戒烟事宜并不急迫，有人则指责40出头的他年资太浅。
这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个医者的江湖，论资排辈是这个行业的规矩。
很多受到汤彦感召的年轻医师，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30岁出头的年纪，满怀干事业的热情，却没有获得同行认同，只能单打独斗。“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去动员你的科主任或者说服一个副院长来参与，比如说医院会议由你们科主任来组织，联络工作你来做。他们的实践结果，只能取决于说服能力。”
2012年，是汤彦从事戒烟医生的第六年。2月份，她负责的戒烟医师继续教育培训项目获得了政府批文。5月底，由她牵头的华南烟草戒断中心挂牌成立。
在经历了5年的“低潮期”后，她说，这是最好的一年。
Q&A
中国财富 × 汤彦
戒烟免费 我们国家做不到
Q_来戒烟门诊的病人是不是特别少？
A_这是一个很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吸烟所导致的各类疾病在拼命地暴发，要求戒烟的人却很少，说明我们的国民宣教、医生劝诫、政府职能存在缺位。吸烟相关性疾病摆在那儿，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慢阻肺越来越多，但没人去考虑这背后的原因，只是拼命治理看病难、看病贵。
Q_你开始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抵触吗？
A_这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只准备做绿叶，不想做红花，只打算吃力，没打算讨好。别人怎么看没关系，有些医生不愿意参加我也理解，毕竟没有收入，谁都谋求利益，如果我多开几个药，科室有收入了，药厂感谢我。也许因为我太知道它的吃力不讨好，所以没有心态不平衡，也没有对不做这些的医生有任何怨言。我就慢慢地来，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所里面就有一支很好的团队。
Q_你怎样发现志同道合的人？
A_主要是通过参加辉瑞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他们常常会请更专业的医生来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哪些医生在这一方面有兴趣有热情，有愿意参与这样一种工作的姿态。然后我们就去谈，我们一起组织戒烟组好不好。有些医生就是连拉带扯，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科主任余金龙就是，他自己就是个吸烟的，我就劝诫他，一边劝他，一边请他跟我一起做戒烟。现在他戒掉了，完全靠自我坚持。他说现在戒烟两年还在和烟瘾做斗争，好几次都差一点复吸。
Q_像辉瑞这样的企业去做戒烟推动，是不是有一些利益的驱使？
A_国家的哪一个部门没有利益的驱使，你不赚钱、不养活自己吗？永远掏私人腰包，这是不可能的，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工作没有什么资金，都是企业在支持，做无烟医院建设、医生教育、少数困难病人免费送药等。我觉得他们已经很难得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厂家可以像他们这样做。
Q_你一直在做药物方面的研究，戒烟药真的有效吗？
A_我经常把药物形容成帮你上一个台阶。想从吸烟到不吸烟是有一道坎的，药物等于是帮助你跳上这个坎，今后走路还是要靠你自己。有些人力气很大，憋住一口气就上去了，自己就戒断了。但在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戒烟者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上去，甚至上不去，这时就需要药物辅助。
Q_最近卫生部部长陈竺一直在倡导戒烟药要入医保的事情，你觉得这能鼓励戒烟吗？
A_美国绝大部分州的戒烟药都没有入医保，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戒烟药物纳入保险的也不多。这个办法可能有一点激励作用。中国吸烟率这么高，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促进一下。英国是全民免费戒烟，只要你戒烟都是免费的。目前我们国家做不到。
干练、坦荡、硬朗是年近五旬的汤彦给人的第一印象。2006年，对业务依然满怀追求的她，因为向往广州医学院在呼吸疾病研究上的学术地位，从广州市华侨医院来到了广医呼吸病研究所，成为了钟南山的同事。
在这里，她被委派了一份特殊的任务——戒烟。
临床医生与戒烟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并不难理解。但许多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原因也很简单，在现有国情下，医生劝戒显然“出力不讨好”。
看看排在心脏病、慢性肺病及癌症诊室门前等着叫号的长龙，那些焦躁不安、看病还得带录音笔的病人，眼下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匮乏，谁有闲功夫去琢磨这些更超前的事？但命运把汤彦推到了台前——每天中国有超过3000人因为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相继离世，这些人，可以坐满上百辆大型客车。
汤彦见过很多生死离别的场面，但这个数字还是让她震惊。诊室里并不缺救死扶伤的医生，但是唯独缺少一个振臂高呼的领路人。她想成为这样一个人。
她说自己是有医德的，至少对临床工作是执着的。
她没有踌躇。往后的6年，她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戒烟医生。
从“戒烟门诊”到“门诊戒烟”
在戒烟领域，北京朝阳医院和广医一院就像两驾马车，齐头并进，一北一南。
2006年，广医率先在旗下医院开设了5间戒烟门诊，希望通过吸纳病人帮助完成戒烟药物研究，推动中国控烟的进程。于是，从2006年到2009年间，汤彦以戒烟门诊带头人的身份承担了畅沛进入中国的药物研究工作。
实际上，戒烟并不是一个简单把烟拿掉的过程。在戒烟门诊，医生的最大作用是了解戒烟者的动机，帮助患者建立戒烟机制。如人所料，能来戒烟门诊主动寻求帮助的病人并不多。“我们设立戒烟门诊，实际上是在做门诊戒烟。”
病人向来喜欢问医生“需要忌什么口？”每次问题到了汤彦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忌烟”。有人会直接告诉她，我戒不了，还有人顽固地表态坚决不戒。要是遇到个能答应的，哪怕只是一句口头承诺，汤彦已是很大满足。曾有一个病人被几次三番地劝说，后来干脆躲着让妻子代为拿药。有病人忍无可忍对她怨声载道，她依旧不依不饶：“我就是要让你烦。”
终于，汤彦得到了最好的“安慰”，有患者对她感慨：“难怪人家会说，不叫你戒烟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单打江湖
汤彦遇到过了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个人的戒烟方式都可能不同。有一部分人涉及有心理问题，因为内心越焦虑对烟草的依赖度越高。还有一部分人带有基础性疾病，必须综合治疗，仅靠呼吸科的力量只会势单力薄。汤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开始向广州市心内科、老年科、神经内科、心理科、内分泌科的医生们广发“英雄帖”。2009年冬天，广州市第一支12人的戒烟医师专家组成立。
有时，一个戒烟医生的工作方式的确很像一个忙着做倡导的NGO干部。
2011年，汤彦牵头在广州市区举办了首届戒烟医师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尼古丁依赖症、烟草吸烟相关性疾病的循证医学依据、尼古丁依赖症的劝诫技巧以及尼古丁依赖症的治疗。400多号医生齐刷刷坐在课堂里，互相模拟劝诫场景，苦口婆心，一如多年以来的她。
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曾武涛是一名积极的禁烟斗士。曾武涛一直渴望能像汤彦一样，在自己学科领域成立一支核心戒烟队伍。“医生做戒烟完全是一种志愿行为，如果能以专家组的名义吸纳他人加入，至少是一种名誉上的激励。” 然而，曾武涛的热情受到了来自系统内的打压。有人认为戒烟事宜并不急迫，有人则指责40出头的他年资太浅。
这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个医者的江湖，论资排辈是这个行业的规矩。
很多受到汤彦感召的年轻医师，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30岁出头的年纪，满怀干事业的热情，却没有获得同行认同，只能单打独斗。“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去动员你的科主任或者说服一个副院长来参与，比如说医院会议由你们科主任来组织，联络工作你来做。他们的实践结果，只能取决于说服能力。”
2012年，是汤彦从事戒烟医生的第六年。2月份，她负责的戒烟医师继续教育培训项目获得了政府批文。5月底，由她牵头的华南烟草戒断中心挂牌成立。
在经历了5年的“低潮期”后，她说，这是最好的一年。
Q&A
中国财富 × 汤彦
戒烟免费 我们国家做不到
Q_来戒烟门诊的病人是不是特别少？
A_这是一个很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吸烟所导致的各类疾病在拼命地暴发，要求戒烟的人却很少，说明我们的国民宣教、医生劝诫、政府职能存在缺位。吸烟相关性疾病摆在那儿，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慢阻肺越来越多，但没人去考虑这背后的原因，只是拼命治理看病难、看病贵。
Q_你开始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抵触吗？
A_这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只准备做绿叶，不想做红花，只打算吃力，没打算讨好。别人怎么看没关系，有些医生不愿意参加我也理解，毕竟没有收入，谁都谋求利益，如果我多开几个药，科室有收入了，药厂感谢我。也许因为我太知道它的吃力不讨好，所以没有心态不平衡，也没有对不做这些的医生有任何怨言。我就慢慢地来，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所里面就有一支很好的团队。
Q_你怎样发现志同道合的人？
A_主要是通过参加辉瑞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他们常常会请更专业的医生来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哪些医生在这一方面有兴趣有热情，有愿意参与这样一种工作的姿态。然后我们就去谈，我们一起组织戒烟组好不好。有些医生就是连拉带扯，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科主任余金龙就是，他自己就是个吸烟的，我就劝诫他，一边劝他，一边请他跟我一起做戒烟。现在他戒掉了，完全靠自我坚持。他说现在戒烟两年还在和烟瘾做斗争，好几次都差一点复吸。
Q_像辉瑞这样的企业去做戒烟推动，是不是有一些利益的驱使？
A_国家的哪一个部门没有利益的驱使，你不赚钱、不养活自己吗？永远掏私人腰包，这是不可能的，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工作没有什么资金，都是企业在支持，做无烟医院建设、医生教育、少数困难病人免费送药等。我觉得他们已经很难得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厂家可以像他们这样做。
Q_你一直在做药物方面的研究，戒烟药真的有效吗？
A_我经常把药物形容成帮你上一个台阶。想从吸烟到不吸烟是有一道坎的，药物等于是帮助你跳上这个坎，今后走路还是要靠你自己。有些人力气很大，憋住一口气就上去了，自己就戒断了。但在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戒烟者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上去，甚至上不去，这时就需要药物辅助。
Q_最近卫生部部长陈竺一直在倡导戒烟药要入医保的事情，你觉得这能鼓励戒烟吗？
A_美国绝大部分州的戒烟药都没有入医保，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戒烟药物纳入保险的也不多。这个办法可能有一点激励作用。中国吸烟率这么高，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促进一下。英国是全民免费戒烟，只要你戒烟都是免费的。目前我们国家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