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城奇人异事》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艾城”，这是小说家营造的虚拟化艺术空间，是小说家的自我世界，出入其间的是小说人物，而不是现实性的人和事，这个世界是“内指性”的，指向小说家的内心，而不是指向现实。另一个关键词是“奇人异事”，似乎具有传奇性质。传奇是中国小说传统之一，六朝有志人志怪，唐代有传奇，宋元明清亦有戏剧小说以传奇命名者。《艾城奇人异事》所述皆平常事、普通人，未见奇异之事和非常之人，而作者统之曰“奇人异事”，猜测有“拍案惊奇”之义。明代所谓“拍案惊奇”（三言二拍），“必有一番激扬劝诱之意”（冯梦龙语），激浊扬清，劝善惩恶，所述多为寻常事、普通人，而作者以为有当戒者、当禁者、当止者，是为“奇”也。实际上，《艾城奇人异事》所述皆往事，往事不远，今日可鉴，诗云：伐柯伐柯，取则不远。也许，这正是作者的用心吧。
　　小说家似乎对“往事”情有独钟，曹雪芹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书写大观园中女子的往事，寄寓深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追忆”挖出一段一段往事。鲁迅提起笔写小说，就回到了“鲁镇”，翻腾出童年的故事、故乡的人物；沈从文念念不忘的边城故事，那个纯净、活泼、忧伤的翠翠，伴随了沈从文一生。小说家“返观”自身，进入“虚静”状态，调动起所有经验进入艺术构思阶段的时候，“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总是很容易回到过去，沉溺于“往事”中不能自拔。从很大程度上说，小说是向“过去”敞开的，许许多多的往事就像一根一根丝线，牵动着艺术家的灵魂，牵引小说家返观内在心灵。因此，“往事”意味着小说家的生活积淀和艺术感悟，意味着小说家文化心灵建构的历程，意味着小说家灵魂的内涵深度和层积厚度。
　　最近几年，谢老师陷入三组交织的往事回忆中，站在“今天的立场”书写昨天、前天的故事：一组是新疆农垦老兵的故事，那些老兵联系着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懵懂的少年和骚动的青春，通过老兵们代言；第二组是上海青年支边（新疆）的故事，牵动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青春年华；第三组是艾城往事，艾城连接着谢老师的中年生活，表露出成熟、理性、宽容、淡然的情绪。无论是对新疆建设兵团老兵、上海支边青年，还是对艾城居民日常生活的书写，谢志强老师都用“心”书写，注意倾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用真诚的灵魂与往事对话，淘洗了“往事”现场的浮躁气，淡化处理了“往事”的喧嚣，让往事中那些真纯的内核缓缓地流出来，让人物走向前台表演自己，而他愿意做一个听众，一个记录员，聆听人物的声音，记录人物的动作。
　　小说就是讲故事，似乎成为一种习惯，有故事的叙述，大部分小说作者都能掌握，而面对没有故事的叙述，许多人就会束手无策。要把没有故事的故事讲好，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发现故事，不仅需要巧思，更需要经验，需要功夫。谢志强老师就有这种功夫，而且武功高强，他特别善于在无故事的地方发现故事，并铺陈可以叙述的“事件”。《艾城奇人异事》所选择的“事件”故事性都不强，有些根本没有故事性，作者或者营造一个场景，或者抓住人物的一句话，或者捕捉人物的一个动作，或者专注于一个小物件，采用放低叙述者姿态的方法，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事件的意义和功能。相对而言，《空谷回音》和《两元面额的纸鹤》等篇算是最有故事性的片段了。《空谷回音》叙述妈妈用爱的回音消除孩子的孤独感，唤醒孩子心灵深处爱的能量，引导孩子健康成长。《两元面额的纸鹤》叙述“我”捡到两元钱，通过社队大喇叭喊话，归还失主，中间穿插京剧“打虎上山”的背景音乐，具有成长小说的基本元素。《气味》有一个相对简单而完整的故事，谢老师通过转换叙述人的方式，让看门老头自己讲述“兼职”偷小米的故事。《艾城奇人异事》中更多的篇章是没有故事的，《向日葵》捕捉一个场景：中年妇女嗑瓜子，将瓜子仁和瓜子壳很整齐地分好。也许，这个故事的契機就是这个场景，全部叙述也是由嗑瓜子的场景散发开来的，“屋后一片向日葵，都朝着男孩离开村庄时的小路望呢”。《插销》全篇没有完整故事性，叙述视点关注于一个小小的物件——插销，叙述线索时断时续，动不动就荡开“插销”，进入“小说中人物”的场景中，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着痕迹的荡开主要物件的叙述，将一个没有故事的物件叙述成一个故事。《看见》本来不具备故事性，但谢老师用魔幻的方式找到了“谈资”，洗脚桶盖上的树疤变成了眼睛，转移到盲人的脚上，于是，他“看见”了，谢老师就此完成了一次冒险的叙述。《像小孩一样的耳朵》《名人的扇子》等篇，采用片段场景串联的方式，组成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
　　谦逊的写作是《艾城奇人异事》的基本姿态。古典小说多采用全知全能视角，作者和叙述人“重合度”很高，作者享有“乾纲独断”的霸权。现代小说往往采用有限制的视角，通过具有一定能见度的叙述人，尽可能“客观地”面向读者，一点一点地剥开故事，基本不会采用上帝视角，对人物和情节进行封闭式、评价式叙述。罗兰·巴特认为作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叙述人的书记员，写作就是作者不断撤退的过程。他推崇纪德式谦逊的写作，这种谦逊的写作才能让故事自己呈现出来，而不是由作者强行“说教”后，以非真诚的、扭曲变形的状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艾城奇人异事》共有十八段小故事，谢老师对待每一个故事都采取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甚至不免有些“放任”故事，作者不对故事进程和方向进行任何“干涉”，而是任由故事自我呈现、自由表达，无论这个故事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谢老师都没有采取剪辑、编码等“措施”，既不压制有强力的故事，也不辅助无力的故事。我感觉，谢老师就像一个过分溺爱孩子的父亲，他将故事视为自给自足、自我负责的孩子，唯恐采取一点点措施就会损伤故事的原初状态，他乐意把叙述人放置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上。他任由那个小男孩在车厢里吵闹（《妈妈打电话的地方》），“我”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干涉，中年妇女尽管有些不满意，但还是配合小男孩打电话。他对那个“草莓冰激凌”女儿交换父亲的举动，既没有评价，更没有制止，而是让小女孩把自己设想的“动作”进行下去。在《劳务费》中，他静静地看着两个小孩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其中一个小孩由此想出“生财之道”，把家里搞乱，然后再整理，以此向父母讨要“劳务费”。《对虾》叙述一件“异”事，两个毫不相关的因素被一种奇怪的逻辑联系起来，一种因素是抽烟，一种因素是对虾。这是一家富有艺术气息的特色餐馆，召集人订餐的时候，特意问老板是否允许抽烟，老板告诉他全城戒烟，如果要抽烟，必须为每位客人订一份对虾，而老板亲自端上来的对虾是不能吃的，只能作为“抽烟”的条件。在烟雾弥漫中，召集人再一次提醒专家不要吃对虾，故事到此结束。叙述人没有对这个“异”事进行任何评价，他要做的只是把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但香烟和对虾的奇异组合仍然弥漫在餐桌上，弥漫在读者的心里，让读者自己进行判断。也许，正是由于《艾城奇人异事》采取了这种谦逊的、低位视角的叙述姿态，可以让读者“平视”所有的故事和人物，体验故事的原初状态，并毫无压力地伸展自我判断。
　　不动声色的忧虑是《艾城奇人异事》的情感基调。谢老师是一个很宠爱孩子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孩子很迁就，对后辈文学写作者倾心提携，不遗余力，圈内传为美谈。正因为他是一个爱孩子的人，对受到伤害的孩子就特别敏感，总是能够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中，发现特异之处。《艾城奇人异事》中叙述的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或者不值一谈，或者习惯成自然，在不经意中悄悄滑过，当谢老师把这些事情叙述出来之后，会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受到的伤害有多深。在高速奔驰的高铁上，那个顽皮喧闹的小男孩，总是在询问妈妈打电话的地方，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非得要求阿姨做出打电话的动作，才觉得阿姨接受了他的感谢。当列车穿过田野进入高楼林立的城区，小男孩真的找到妈妈打电话的地方了吗？读到这个故事，打工者的辛苦和孩子的孤独，总给人一种心酸的味道。《劳务费》叙述父母为了培养孩子劳动的品质，通过发放劳务费的方式激励孩子做家务，竟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生财之道”。《草莓冰激凌》中的小女孩，已经学会用“交换原则”处理自己的生活，在她看来，整个世界都是商品，不仅超市货架上是可以交换的商品，而且超市的工作人员、顾客叔叔阿姨、甚至父亲，都是可以交换的商品，她用父亲和叔叔交换而获得草莓冰激凌。《爱丽丝的警告》中那条小狗，像“公主”一样骄横、富贵，对新房客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和尊重，一味索取高档次的享受，竟然还有生活补贴。狗尚如此，而况人乎？《萤火虫》中，丈夫因为工伤获得3万元补偿，夫妻二人均停止工作，陷入打麻将的狂欢中，放弃对孩子的关爱和培养，导致小儿子落水死亡，而父亲竟然冷漠地说：“换个地方，再生一个”。《小心着火》有点魔幻现实的意味，“他”一进入恋爱状态身体就着火，阴差阳错，竟然变成了消防员——道德消防员，陷入一种迷狂状态，专门干预男女青年谈恋爱，提醒人们“小心着火”，这种“断崖式”变化，令人吃惊。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在癫狂的状态下发现封建文化“吃人”，今天“他”摁着电喇叭，四处喊：小心着火。由恋爱时着火到道德消防员，精神和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一种伤害，还是一种幸运？作者没有点出，读者自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