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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国内各地的客帮商人为了维护其共同利益，在各地开设了会馆，并且逐渐形成同籍商人聚居的现象。明清时期会馆的社区管理功能一直被相关会馆研究所忽视。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从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自然社区功能、经济社区功能、精神社区功能三个方面，分析了其所发挥的社区功能，认为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社区自治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山陕会馆；社区功能；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108-05
明清时期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设立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同籍商人聚集而居的扎堆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其异乡社区，承担着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功能。这是以往会馆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本文以明清以来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现象，以期进一步明晰工商会馆的历史功能和作用，并对今日新生的工商会馆提供社会管理的历史借鉴。
一、会馆是异乡商人的自然社区
会馆是以省（县）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但会馆并不是孤零零存在于异乡的土地上。流寓异地的客商常以会馆为中心聚居在一起，形成与客地文化浑然不同的同籍商人扎堆而居的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自然社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一是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习俗和“互相联引”的行业习惯。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基于耕作的需要和生活的便利，实行“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这种以祠堂为中心“有千百年祖墓，有千百年祠宇，有千百年乡村”的村社制度，田土相连，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安全和安宁，成为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构架。而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本身就是传统村社制度在异地的移植和延伸。当流寓客商踏上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土地时，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发展贸易事业的考虑，自然会将家乡“聚族而居”的习俗移植到客地，以保证自己的事业能够落地生根，得道多助。而明清中国商界流行的“互相联引”从业结合方式，又为这种“聚族而居”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般通过“合伙制”的互相联引而走上经商道路，当他们赴异地经商时，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和顺畅旺，也会通过互相联引而聚在一起，形成“聚族而居”的扎堆局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治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熏之以香火，樽酒笃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上海《广肇会馆序》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自井田废而牵牛车服贾贸迁于远方者日多，则去其乡而非同乡郡县之人居，情谊势不相属，因萃同乡里郡县之人，聚处异地仍如故乡，于是乎有会馆之设。”[2]878
二是会馆自身的发展也为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居提供了条件。会馆最初就是同籍商人的借宿之地，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康熙年间由于“来者踵相接”，原先的“太汾公所”、“侨寓几不能容”方才扩建而成。[3]所以乾隆年间江苏粮道借占钱江会馆时，就遭到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就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返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归依，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4]可见会馆本身就是同籍商人的栖身之地，“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5]而会馆出于聚拢同乡的考虑又将周围的房子租于同籍商人形成“以藩屏周”的局面，如酒泉山西会馆“在宅外围的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铺和房子”；[5]“陕西帮在四川各处修建陕西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成都（陕西会馆）里有街房40余幢，土地300余亩，彭县（陕西会馆）有街房50余处”[6]多租于同乡；江油陕西会馆“拥有数十间出租铺面”[7]199多租于同乡贸易；“汉口山陕会馆将所在循礼街的多处房产租于同乡商人居住贸易”，[8]这些便形成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史上普遍的现象。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街，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9]扬州陕西会馆所在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10]的词句。成都“陕西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日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7]200……史料记载，贵州、甘肃、湖北等多地都有“陕西会馆”，就是首善之区的北京，由于“清代外地人来北京多取道泸定桥，因而宣武门外旅馆、客店渐渐多起来，而且有地方性”，[11]陕西的“关中会馆”就设于此。
这种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所形成的自然社区，有利于同籍商人在客地聚集人气，沟通信息，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群体的结合生产力，为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对此，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就指出：“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12]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更从推动商贾事业的角度说出了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社区的切肤之感，“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为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13]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人情关系混合了地缘乡情后会变得更为浓厚，成为流寓商人在客地发展商贸事业的人脉条件和无形资产，通过会馆为商人在异地他乡营造一个“集同人其中，秩之然，老者拱，少者伛，以飨以饮，肃之然，雍之然，自是善过相规劝，患难疾病相维持”[14]14的良好氛围，成为商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并且，同籍商人以会馆为中心形成自然社区，又会形成与客地浑然有别的习俗文化，成为客地自然形成的特区，并将其文化辐射到周边地区，扩大了流寓商人在客地的影响力和关注力。乾隆元年，四川布政使窦启英就称，四川“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商贾，俗尚不同，情形有别”。[16]所以，嘉庆14年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当地商号，还有朱仙镇118家，靳口20家，汴城18家，西门和郑口各14家，濮州13家，汶水11家，夏口10家，西路6家，阿城5家，泊头3家，占休和河南各3家，深州、梁家浅、蒲台和周口各3家，外地商号达247家。咸丰元年，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重修，捐款者不但有“本地山陕客商”49家，远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颖、遂平等县舞度镇周边各地的“外镇山陕客商”130余家，以及“行店山陕客商”112家，舞度镇及周围各地经营的山陕商人290余家，[26]足见商人自然社区辐射力、影响力的广泛。 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现象是传统社会商人区域迁徙的必然结果。其在当时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官员指出：“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窍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易于弹压。”[17]由是准许各社区“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17]充分体现了商人社区的自治性质，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会馆是异乡商人的经济社区
明清时期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形成自然社区，由于所聚居的人群主要是行商坐贾的商人，他们聚居抱团目的仍然是为了使自己的商贸事业能够经营和顺，借地发财，这便使得自然社区不得不向经济社区延伸，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社区经济活动的职能，从初始的单纯商人自治团体演变而为社区利益共同体，增添了愈来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转变不仅是客商异地经营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自觉。从商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讲，《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一段话说的很透彻：“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族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遗？鱼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从，动成疮瘠。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井，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生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唱以神明，盟之息壤，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票，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18]331从中国商人经营自觉讲，清代山西商人厘定的《北京票号章程》有一段话讲得很到位，“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行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19]说明山陕商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只有通过会馆抱团，才能收到集思广益、敬业乐群、将生意做大做强的效果。所以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准确记述了会馆的这一发展过程：“天下郡邑只有会馆，其始皆有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其后各祀其乡之神，其意又惧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行诚敬。”[12]而北京山西商人《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更直接地说，修会馆“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4]109充分表达了商人要求会馆成为经济社区，以抱团自治，维护利权，实现风险共担利润分享的功利诉求。
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的经济社区，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是厘定制度，整合市场。商人建造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共同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以规定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发育。“盖闻名工巧匠，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坐商引贾，不立条规不能厘奸究，以故百行贸易，莫不各有行规，而昭划一便稽查。”[2]241所以会馆多有行规业律的勒石规定。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有《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碑》，要求全镇商贾“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庶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惧各遵议”，[20]357违者罚戏三台或禀官究治。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也有《公议杂货行规碑》，要求经营过程有十不准，否则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21]这些行规业律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自我约束的经营自觉和行业自律。同时，会馆还通过调节价格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正当利益。《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只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22]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店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22]湖北沙市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办公地，“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不准私自变动价格，若有违者，则课以罚金。”[23]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的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18]337
二是仲裁纠纷，协调利益。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工商活动采取自由的政策，官商不相交接，没有相应商法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和协调商务矛盾的功能。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碑》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24]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会馆当为商议事处”；[2]732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25]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2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20]357会馆仲裁商务纠纷的基本依据就是合众所制定的行规业律。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五不准”的行规；[27]甘肃武山滩歌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年）的《整顿盐市碑》，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28]而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29] 三是维护利权，争取利益。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官吏，常常在遇见官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挥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得到说明。该碑记载：“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铝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铝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诅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顿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以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牌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30]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河南知府受命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19]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31]会馆这种经济社区的功能，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利益共同体，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从整体上维护着同籍商人的根本利益。对此，《社旗山陕会馆》作者有极为精当的论述：“山陕会馆……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之荣枯。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20]430
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社区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的建立起源于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于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之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社区功能。
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他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之感。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情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展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寻求灵魂的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情，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框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溯根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20]270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32]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彰其美”，使之成为“舞渡镇之雄关也”。[33]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祐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使商人们常常心怀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庇祐。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临潼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20]270而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达得很直接：“秦晋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34]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因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乃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与诚信的商业规则相吻合，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为了对商人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描绘得很到位，其志曰：“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缴，庶有感而兴者乎？”[35]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达，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相俎诈也。”[36] 四、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社区自治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有精当总结，不妨赘录，作为本文的结论：“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或仃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制度之精神。”[37]这里已将会馆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为官方的主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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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山陕会馆；社区功能；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108-05
明清时期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设立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同籍商人聚集而居的扎堆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其异乡社区，承担着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功能。这是以往会馆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本文以明清以来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现象，以期进一步明晰工商会馆的历史功能和作用，并对今日新生的工商会馆提供社会管理的历史借鉴。
一、会馆是异乡商人的自然社区
会馆是以省（县）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但会馆并不是孤零零存在于异乡的土地上。流寓异地的客商常以会馆为中心聚居在一起，形成与客地文化浑然不同的同籍商人扎堆而居的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自然社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一是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习俗和“互相联引”的行业习惯。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基于耕作的需要和生活的便利，实行“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这种以祠堂为中心“有千百年祖墓，有千百年祠宇，有千百年乡村”的村社制度，田土相连，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安全和安宁，成为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构架。而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本身就是传统村社制度在异地的移植和延伸。当流寓客商踏上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土地时，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发展贸易事业的考虑，自然会将家乡“聚族而居”的习俗移植到客地，以保证自己的事业能够落地生根，得道多助。而明清中国商界流行的“互相联引”从业结合方式，又为这种“聚族而居”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般通过“合伙制”的互相联引而走上经商道路，当他们赴异地经商时，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和顺畅旺，也会通过互相联引而聚在一起，形成“聚族而居”的扎堆局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治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熏之以香火，樽酒笃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上海《广肇会馆序》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自井田废而牵牛车服贾贸迁于远方者日多，则去其乡而非同乡郡县之人居，情谊势不相属，因萃同乡里郡县之人，聚处异地仍如故乡，于是乎有会馆之设。”[2]878
二是会馆自身的发展也为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居提供了条件。会馆最初就是同籍商人的借宿之地，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康熙年间由于“来者踵相接”，原先的“太汾公所”、“侨寓几不能容”方才扩建而成。[3]所以乾隆年间江苏粮道借占钱江会馆时，就遭到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就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返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归依，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4]可见会馆本身就是同籍商人的栖身之地，“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5]而会馆出于聚拢同乡的考虑又将周围的房子租于同籍商人形成“以藩屏周”的局面，如酒泉山西会馆“在宅外围的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铺和房子”；[5]“陕西帮在四川各处修建陕西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成都（陕西会馆）里有街房40余幢，土地300余亩，彭县（陕西会馆）有街房50余处”[6]多租于同乡；江油陕西会馆“拥有数十间出租铺面”[7]199多租于同乡贸易；“汉口山陕会馆将所在循礼街的多处房产租于同乡商人居住贸易”，[8]这些便形成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史上普遍的现象。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街，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9]扬州陕西会馆所在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10]的词句。成都“陕西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日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7]200……史料记载，贵州、甘肃、湖北等多地都有“陕西会馆”，就是首善之区的北京，由于“清代外地人来北京多取道泸定桥，因而宣武门外旅馆、客店渐渐多起来，而且有地方性”，[11]陕西的“关中会馆”就设于此。
这种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所形成的自然社区，有利于同籍商人在客地聚集人气，沟通信息，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群体的结合生产力，为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对此，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就指出：“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12]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更从推动商贾事业的角度说出了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社区的切肤之感，“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为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13]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人情关系混合了地缘乡情后会变得更为浓厚，成为流寓商人在客地发展商贸事业的人脉条件和无形资产，通过会馆为商人在异地他乡营造一个“集同人其中，秩之然，老者拱，少者伛，以飨以饮，肃之然，雍之然，自是善过相规劝，患难疾病相维持”[14]14的良好氛围，成为商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并且，同籍商人以会馆为中心形成自然社区，又会形成与客地浑然有别的习俗文化，成为客地自然形成的特区，并将其文化辐射到周边地区，扩大了流寓商人在客地的影响力和关注力。乾隆元年，四川布政使窦启英就称，四川“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商贾，俗尚不同，情形有别”。[16]所以，嘉庆14年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当地商号，还有朱仙镇118家，靳口20家，汴城18家，西门和郑口各14家，濮州13家，汶水11家，夏口10家，西路6家，阿城5家，泊头3家，占休和河南各3家，深州、梁家浅、蒲台和周口各3家，外地商号达247家。咸丰元年，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重修，捐款者不但有“本地山陕客商”49家，远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颖、遂平等县舞度镇周边各地的“外镇山陕客商”130余家，以及“行店山陕客商”112家，舞度镇及周围各地经营的山陕商人290余家，[26]足见商人自然社区辐射力、影响力的广泛。 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现象是传统社会商人区域迁徙的必然结果。其在当时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官员指出：“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窍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易于弹压。”[17]由是准许各社区“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17]充分体现了商人社区的自治性质，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会馆是异乡商人的经济社区
明清时期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形成自然社区，由于所聚居的人群主要是行商坐贾的商人，他们聚居抱团目的仍然是为了使自己的商贸事业能够经营和顺，借地发财，这便使得自然社区不得不向经济社区延伸，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社区经济活动的职能，从初始的单纯商人自治团体演变而为社区利益共同体，增添了愈来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转变不仅是客商异地经营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自觉。从商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讲，《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一段话说的很透彻：“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族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遗？鱼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从，动成疮瘠。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井，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生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唱以神明，盟之息壤，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票，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18]331从中国商人经营自觉讲，清代山西商人厘定的《北京票号章程》有一段话讲得很到位，“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行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19]说明山陕商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只有通过会馆抱团，才能收到集思广益、敬业乐群、将生意做大做强的效果。所以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准确记述了会馆的这一发展过程：“天下郡邑只有会馆，其始皆有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其后各祀其乡之神，其意又惧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行诚敬。”[12]而北京山西商人《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更直接地说，修会馆“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4]109充分表达了商人要求会馆成为经济社区，以抱团自治，维护利权，实现风险共担利润分享的功利诉求。
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的经济社区，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是厘定制度，整合市场。商人建造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共同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以规定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发育。“盖闻名工巧匠，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坐商引贾，不立条规不能厘奸究，以故百行贸易，莫不各有行规，而昭划一便稽查。”[2]241所以会馆多有行规业律的勒石规定。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有《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碑》，要求全镇商贾“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庶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惧各遵议”，[20]357违者罚戏三台或禀官究治。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也有《公议杂货行规碑》，要求经营过程有十不准，否则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21]这些行规业律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自我约束的经营自觉和行业自律。同时，会馆还通过调节价格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正当利益。《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只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22]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店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22]湖北沙市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办公地，“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不准私自变动价格，若有违者，则课以罚金。”[23]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的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窍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18]337
二是仲裁纠纷，协调利益。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工商活动采取自由的政策，官商不相交接，没有相应商法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和协调商务矛盾的功能。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碑》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24]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会馆当为商议事处”；[2]732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25]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26]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20]357会馆仲裁商务纠纷的基本依据就是合众所制定的行规业律。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五不准”的行规；[27]甘肃武山滩歌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年）的《整顿盐市碑》，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28]而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29] 三是维护利权，争取利益。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官吏，常常在遇见官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挥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得到说明。该碑记载：“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铝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铝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诅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顿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以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牌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30]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河南知府受命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19]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31]会馆这种经济社区的功能，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利益共同体，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从整体上维护着同籍商人的根本利益。对此，《社旗山陕会馆》作者有极为精当的论述：“山陕会馆……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之荣枯。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20]430
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社区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的建立起源于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于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之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社区功能。
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他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之感。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情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展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寻求灵魂的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情，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框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溯根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20]270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32]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彰其美”，使之成为“舞渡镇之雄关也”。[33]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祐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使商人们常常心怀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庇祐。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临潼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20]270而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达得很直接：“秦晋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34]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因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乃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与诚信的商业规则相吻合，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为了对商人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描绘得很到位，其志曰：“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缴，庶有感而兴者乎？”[35]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达，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相俎诈也。”[36] 四、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社区自治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有精当总结，不妨赘录，作为本文的结论：“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或仃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制度之精神。”[37]这里已将会馆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为官方的主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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