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刑事诉讼法是依法惩罚犯罪,保障被害人权利的重要法律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应当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保障人权和健全的高度,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以及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有了新的规定。”然而对刑事被害人因受到严重犯罪侵害陷入生活困境还缺乏制度关照,这种对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失衡,无疑是司法不和谐的体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贯穿刑事诉讼的始终,同时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共同组成公诉的原告方,因此,检察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被害人的权益保障,研究检察权与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被害人;司法救助
　　
　　一、公诉案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刑事被害人,就是指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犯罪被认为是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遭受的痛苦是次要的。各国先后建立起国家公诉制度和专门的公诉人制度,被害人丧失了对严重犯罪的起诉权,被害人仅仅被当作一个诉讼客体,一个用来对罪犯定罪的证据,一个对付犯罪的工具,被害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不断萎缩,被害人本身愈发不受重视。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二十世纪中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被害人在诉讼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法律界人士发起了“恢复法律和秩序”运动,人权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在诉讼中不能只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护,也要充分肯定和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由一般诉讼参与人提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动,形成同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提高了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地位,为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但是在实践中被害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
　　二、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现状——求偿权保障不充分
　　“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在我国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我国刑事法律在围绕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实现对犯罪惩处的同时,对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作了相应规定。但是,相对于被害人遭受的伤害,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权保护十分有限。
　　(一)立法对被害人赔偿请求权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也规定,被害人对遭受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显然,无论是我国刑法还是刑诉法,均无例外地将被害人的求偿范围限定在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的范围之内,而对于人身伤残、死亡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比如劳动能力的丧失或减弱致使生活陷入困境,被扶养人的生活保障等)和无形损失即精神损失,均被排除在被害人赔偿请求范围之外。深入分析法律条款,可以看出,被害人只有在被告人明确,且被告人拥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其物质损失才能得以真正弥补。<1>然而,现实中被害人的赔偿权利往往因为被告人无法确定或被告人无力赔偿而无法实现,使有些被害人成为“永久的被害人”。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存在明显缺陷:(1)有些案件迟迟未侦破或者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致案件存疑,难以确定犯罪人,致受害人无法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2)案件虽破获,但多数犯罪分子不具有赔偿被害人的经济能力,或者犯罪人因被判处死刑或畏罪自杀,无遗产可供侵害赔偿,致被害人“冤有头,债无主”;(3)犯罪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无力代为履行赔偿责任;(4)有的被害人在人身遭受重大伤害后,无钱医治甚至生命垂危,但诉讼程序时间较长,被害人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
　　(三)判决执法的现状和效果不甚理想。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法院虽然作出了判决,被害人家属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越是犯罪性质严重后果严重的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的执行率越低,法律空判、“法律白条”现象十分严重,被害人的诉讼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2>
　　三、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内涵
　　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由于他人犯罪行为的侵害,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以致生活难以维持,国家给予一定的临时性、应急性帮助的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刑事被害(下转第64页)(上接第62页)人司法救助不同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后者强调的是被害人在无法得到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或者赔偿不足时,有权要求国家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补偿的权利,具有事后性、补偿性和有限性,而本文所说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强调的是对被害人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而不仅仅是针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补偿,并且这种司法救助制度可以贯穿诉前、诉中和诉后,而不仅局限于诉后。
　　四、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对象和条件
　　(一)司法救助对象。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救助对象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被害人本人;另一种是因受害死亡或身心残疾的被害人的继承人或受养人,如其父母、子女、配偶等。
　　(二)司法救助的条件。对于有资格申请司法救助的刑事被害人,能否在检察阶段实际获得国家救助还需要具备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条件:一是关联性要求,即案件已进入检察机关各部门受理阶段,被害人遭受了犯罪侵害致使该被害人或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难的事实已基本清楚;二是紧迫性要求,即被害人或依靠其生活的人的生活陷入巨大困境,而又无法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赔偿或不愿赔偿)或者其他途径(如保险、社会救济)获得救助;三是无严重过错要求,即被害人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没有责任或责任很小,如果被害人的行为对犯罪的发生有一定过错,可以扣减救助费或者不予救助;四是配合协助要求,即被害人要协助检察机关的工作,对于不合作的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可以不予或减少救助费用。
　　(四)救助资金的来源和管理。司法救助,是一项统一的国家制度,其资金来源应制度化,基金化,管理应专业化。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专门的国家司法救助基金,其来源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国家财政支出,作为司法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参照国家赔偿金的拨付方式管理;二是采取对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加大判处罚金和收缴执行力度,从犯罪分子追缴的犯罪所得、违法所得和判处的罚金中按一定比例扣划入司法救助基金中,从服刑罪犯劳动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扣划入司法救助基金中,让资金“取之于案用之于案”。三是接受社会各界慈善捐款,汇聚社会公众爱心救助刑事被害人。对救助资金的管理应采取基金管理模式,由司法救助委员会统一管理,统一支付,并接受人大和群众监督,确保资金管好、用好,充分保障特困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
　　
　　注释:
　　<1>王琳:《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路径选择》,《法治论坛》第六辑.
　　<2>孙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意义及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