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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开海设关
清初，清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集团，对沿海人民采取了残酷的“迁界”和“禁海”措施。所谓的“迁界”，即限令直隶(河北)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一律迁入距海岸线30—50里的地方居住；所谓的“禁海”，即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有时连捕鱼也不允许。这两道命令重复颁布多次，并对违令者杀无赦。在给郑氏集团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沿海商民极大的摧残，使对外海上贸易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攻打台湾。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清廷终于消除了心头大患，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又开海弛禁。第二年，康熙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上海附近)设立四处海关，定下规则，收缴课税。这四处海关又分别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一般来说，这是中国海关设立之始。
海关是对外通商口岸，既有中国的商民出海经商，也有外国的商船前来贸易。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除了保持传统朝贡贸易关系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之外，还有先后前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欧洲商船大多装备枪炮弹药。中国官员和中央朝廷对此很不高兴，对他们总心存疑虑。
当时西方商人最需要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主要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从交通方便和降低运输成本来看，四处通商口岸中最便利的依次是宁波、云台山、厦门，最不方便的是广州。更令外商头痛的是，粤海关限制太严，行商垄断弊端太多，有关官员敲诈太重，船钞关税信口添加。于是，外商不愿意在广州通商交易。当时与中国贸易额最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牢骚满腹，他们看中了宁波海关。宁波海关不仅离中国最好的生丝、丝绸和茶叶产地、集散地最近，而且关税较轻，弊端较少。渐渐地。宁波周围的外国商船多了起来。后来浙海关迁到定海，这更方便了中外商人。外国商人还在定海城外建起了“红毛馆”，以便居住和办公。
这变化引起了广东官员和乾隆皇帝的不安。外国商船都去宁波、厦门、云台山做生意了，广州市场萧条肃然，船钞关税骤减，官员私囊也瘪了。接着又出了一桩“洪仁辉事件”，从而使乾隆皇帝总以海防和防外为重的心悬了起来。
粤海关一口对外
洪仁辉是英国人，他的英国名字叫杰姆森·弗林特。由于汉语讲得好，英国东印度公司让他在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四月，洪仁辉领着一艘商船到达定海，船上有大量的银钱和酒，还装备了枪炮弹药。浙江官府非常欢迎外商前来贸易。双方协定卸下船上的炮位，就可开始买卖。浙江官员不仅派官兵护送英商去宁波，命令中国商人与外商公平交易．而且愿以优待政策放宽贸易。不久，又有一艘英国商船抵达。英商这一趟贸易量不大，但非常满意。他们高兴地发现：浙海关的税收不及粤海关一半。
次年，洪仁辉又领着商船来到定海。浙江方面依然热情地同他们公平交易。按规定，浙江的地方官向朝廷呈送了报告。
广东方面也向乾隆递呈报告，反映由于外商纷纷北上，导致广州外贸萧条的情况，要求朝廷决策。在广东和浙江的报告中，广东的报告引起了乾隆的重视，使他不仅想到的是粤海关的收入少了，更想到了防微杜渐，巩固海防。乾隆发话：将来外国商船都跑到浙江去了，宁波不又成了一个洋人做买卖的地方吗?搞得不好，会出问题。海滨要地，一定要多加注意。他一面派人去调查，看有没有勾引外商来宁波的汉奸，一面采取措施让外国人回到广州去做买卖。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成倍增加浙海关的税收，乾隆自称这是“不禁之禁”，你外国人之所以来宁波，是因为浙海关税轻，现在加重了，你该就不来了吧。
但是加税并没有挡住外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英国商船又来到定海停泊，要求贸易。乾隆皇帝这才意识到外商并不仅仅是因为浙海关税轻才来宁波的。于是，他干脆下令：禁止英国商船再来宁波。今后凡欧洲商人只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
乾隆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一是为了广东沿海依靠洋船生意谋生的居民，二是广州虎门、黄埔到处都有官兵防卫，三是对江西和广东有关的人民也有利，四是浙江的海防有保障。
从此，粤海关便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商人提供贸易口岸的管理机构，广州也因此成了中国最大的通商港口。其他三处海关对东南亚各国开放。英国人对此很不服气，也很不理解，曾在1793年和1816年两次派遣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允许自由贸易，都被乾隆和嘉庆皇帝以不同的方式拒绝。
粤海关利弊双生
粤海关关系到海防和对西方的贸易，是个肥缺，所以不少官员眼红此差，朝廷也很重视选派官员。清代各海关的长官叫“监督”，由皇帝从各部资深官员中选任，但实际上多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户部中的满族官员派充，以至于外商称粤海关的长官就叫“户部”，英语发音是“Hoppo”。有时又由督抚或将军兼任。粤海关是最重要的一关，常以朝廷派来的官员专任监督。监督任期一般为三年。
海关设置，原为的是管理外贸船舶、检查进出商货、执行国家税则、征收船钞关税。历史地看待粤海关。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自设立海关以来，对外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自确立广州一口对西方通商制度以来，广州的关税上升很快。1757—1761年的五年里，关税征收1846155两白银；1802—1806年则征收8178153两。年平均高达163万多两，由此推算的贸易总值年平均在3300万两左右。此后，贸易总值基本呈上升状态，几次超过5000万两。
从康熙设关开始，粤海关日渐生发弊端，弊端不在海关本身。而在海关管理制度上。这种制度导致海关官员权力极大，专权之下，必生腐败。
海关监督是大权独揽的官位，他的副手叫“笔帖式”，也有实权。海关办事人员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海关监督上任时带来占住各处要津的家人、亲信，也称“委员”，粤海关监督上任时可带60个这样的家人亲信，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个是由地方推荐的税吏、巡役，约有三四百人之多。海关在管理外贸中是不能直接经营外贸的，管理者兼事经营必然产生弊端而破坏管理。就在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确立后不久，粤海关与经营外贸的行商达成了交易，由行商负责并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其他商人(又称散商)不能直接经营。这便是有名的“公行”制度。“公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行商，多时有二三十家行商并立广州口岸，少时只有几家。
行商要想人公行，就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的同意。这笔领取“执照”的贿赂一般是2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行商还得经常应付海关官员的勒索，每当广州有什么公共建筑开工，全国各地发生旱灾水涝，行商们就心惊肉跳，捐款的通知马上就到，数目不小，多在10万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捐款落人官员之私囊。至于官员们家里的红白喜事、生儿育女、生日升迁，行商都必须送礼。这些礼金数目对内地人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行商能如此对粤海关官员行贿，反映了垄断对外贸易的赚头巨大。再者行商们的生活极其奢侈，一年不赚百万两白银，是应付不过来的。行商中的大多数都因欠外商的巨债而破产，有的自杀，有的判刑，少数行商寿终正寝时手头还有几千万两银子的遗产。
接受行商的贿赂，勒索行商的钱财。是粤海关弊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勒索外商。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的六条要求中有一条就是请中央朝廷明令关税的税额。因为外商始终弄不清中国的船钞关税到底有几类，要多少。他们觉得海关关税总有一个数字，但是七算八算，必须缴交的数字大大增加，膨胀了一倍两倍。如果能够给有关官员和监督大人一定数目的贿赂，那又好办一些，不仅船钞关税可以减少，检查刁难也少多了。他们悟出了在中国经商的诀窍：没有钱办不了的事。
乾隆曾派员审查粤海关税则情况，果然发现在船钞关税之外，又独创了多种规礼收费：外商船只进口，从官礼银起，到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等，共30项；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等，共38项。真可谓是头绪纷繁，项目冗杂，勒索受贿，鸡犬有份。但朝廷对此并没有作严肃认真的处理。一阵风过后，反是愈演愈烈，越收越多。实际上，朝廷有关官员，特别是与委派海关监督和对外贸易有关的部府，都会得到粤海关送来的厚礼与好处。皇帝也同样从中获益，只是名目不同，叫“进贡”或“贡献”，名正言顺，反贪官也不会反到这份上来。
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意识到粤海关是“没有钱办不成事”的衙门时，海关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它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的门户，反而成了社会的蠢虫，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道光初年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正是中外走私毒贩用钱(或用鸦片)开路的结果，粤海关的大小官吏及其属下巡役大多因贪其利参与或放纵鸦片走私。
(责任编辑 孙开颜)
清初，清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集团，对沿海人民采取了残酷的“迁界”和“禁海”措施。所谓的“迁界”，即限令直隶(河北)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一律迁入距海岸线30—50里的地方居住；所谓的“禁海”，即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有时连捕鱼也不允许。这两道命令重复颁布多次，并对违令者杀无赦。在给郑氏集团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沿海商民极大的摧残，使对外海上贸易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攻打台湾。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清廷终于消除了心头大患，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又开海弛禁。第二年，康熙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上海附近)设立四处海关，定下规则，收缴课税。这四处海关又分别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一般来说，这是中国海关设立之始。
海关是对外通商口岸，既有中国的商民出海经商，也有外国的商船前来贸易。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除了保持传统朝贡贸易关系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之外，还有先后前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欧洲商船大多装备枪炮弹药。中国官员和中央朝廷对此很不高兴，对他们总心存疑虑。
当时西方商人最需要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主要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从交通方便和降低运输成本来看，四处通商口岸中最便利的依次是宁波、云台山、厦门，最不方便的是广州。更令外商头痛的是，粤海关限制太严，行商垄断弊端太多，有关官员敲诈太重，船钞关税信口添加。于是，外商不愿意在广州通商交易。当时与中国贸易额最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牢骚满腹，他们看中了宁波海关。宁波海关不仅离中国最好的生丝、丝绸和茶叶产地、集散地最近，而且关税较轻，弊端较少。渐渐地。宁波周围的外国商船多了起来。后来浙海关迁到定海，这更方便了中外商人。外国商人还在定海城外建起了“红毛馆”，以便居住和办公。
这变化引起了广东官员和乾隆皇帝的不安。外国商船都去宁波、厦门、云台山做生意了，广州市场萧条肃然，船钞关税骤减，官员私囊也瘪了。接着又出了一桩“洪仁辉事件”，从而使乾隆皇帝总以海防和防外为重的心悬了起来。
粤海关一口对外
洪仁辉是英国人，他的英国名字叫杰姆森·弗林特。由于汉语讲得好，英国东印度公司让他在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四月，洪仁辉领着一艘商船到达定海，船上有大量的银钱和酒，还装备了枪炮弹药。浙江官府非常欢迎外商前来贸易。双方协定卸下船上的炮位，就可开始买卖。浙江官员不仅派官兵护送英商去宁波，命令中国商人与外商公平交易．而且愿以优待政策放宽贸易。不久，又有一艘英国商船抵达。英商这一趟贸易量不大，但非常满意。他们高兴地发现：浙海关的税收不及粤海关一半。
次年，洪仁辉又领着商船来到定海。浙江方面依然热情地同他们公平交易。按规定，浙江的地方官向朝廷呈送了报告。
广东方面也向乾隆递呈报告，反映由于外商纷纷北上，导致广州外贸萧条的情况，要求朝廷决策。在广东和浙江的报告中，广东的报告引起了乾隆的重视，使他不仅想到的是粤海关的收入少了，更想到了防微杜渐，巩固海防。乾隆发话：将来外国商船都跑到浙江去了，宁波不又成了一个洋人做买卖的地方吗?搞得不好，会出问题。海滨要地，一定要多加注意。他一面派人去调查，看有没有勾引外商来宁波的汉奸，一面采取措施让外国人回到广州去做买卖。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成倍增加浙海关的税收，乾隆自称这是“不禁之禁”，你外国人之所以来宁波，是因为浙海关税轻，现在加重了，你该就不来了吧。
但是加税并没有挡住外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英国商船又来到定海停泊，要求贸易。乾隆皇帝这才意识到外商并不仅仅是因为浙海关税轻才来宁波的。于是，他干脆下令：禁止英国商船再来宁波。今后凡欧洲商人只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
乾隆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一是为了广东沿海依靠洋船生意谋生的居民，二是广州虎门、黄埔到处都有官兵防卫，三是对江西和广东有关的人民也有利，四是浙江的海防有保障。
从此，粤海关便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商人提供贸易口岸的管理机构，广州也因此成了中国最大的通商港口。其他三处海关对东南亚各国开放。英国人对此很不服气，也很不理解，曾在1793年和1816年两次派遣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允许自由贸易，都被乾隆和嘉庆皇帝以不同的方式拒绝。
粤海关利弊双生
粤海关关系到海防和对西方的贸易，是个肥缺，所以不少官员眼红此差，朝廷也很重视选派官员。清代各海关的长官叫“监督”，由皇帝从各部资深官员中选任，但实际上多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户部中的满族官员派充，以至于外商称粤海关的长官就叫“户部”，英语发音是“Hoppo”。有时又由督抚或将军兼任。粤海关是最重要的一关，常以朝廷派来的官员专任监督。监督任期一般为三年。
海关设置，原为的是管理外贸船舶、检查进出商货、执行国家税则、征收船钞关税。历史地看待粤海关。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自设立海关以来，对外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自确立广州一口对西方通商制度以来，广州的关税上升很快。1757—1761年的五年里，关税征收1846155两白银；1802—1806年则征收8178153两。年平均高达163万多两，由此推算的贸易总值年平均在3300万两左右。此后，贸易总值基本呈上升状态，几次超过5000万两。
从康熙设关开始，粤海关日渐生发弊端，弊端不在海关本身。而在海关管理制度上。这种制度导致海关官员权力极大，专权之下，必生腐败。
海关监督是大权独揽的官位，他的副手叫“笔帖式”，也有实权。海关办事人员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海关监督上任时带来占住各处要津的家人、亲信，也称“委员”，粤海关监督上任时可带60个这样的家人亲信，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个是由地方推荐的税吏、巡役，约有三四百人之多。海关在管理外贸中是不能直接经营外贸的，管理者兼事经营必然产生弊端而破坏管理。就在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确立后不久，粤海关与经营外贸的行商达成了交易，由行商负责并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其他商人(又称散商)不能直接经营。这便是有名的“公行”制度。“公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行商，多时有二三十家行商并立广州口岸，少时只有几家。
行商要想人公行，就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的同意。这笔领取“执照”的贿赂一般是2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行商还得经常应付海关官员的勒索，每当广州有什么公共建筑开工，全国各地发生旱灾水涝，行商们就心惊肉跳，捐款的通知马上就到，数目不小，多在10万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捐款落人官员之私囊。至于官员们家里的红白喜事、生儿育女、生日升迁，行商都必须送礼。这些礼金数目对内地人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行商能如此对粤海关官员行贿，反映了垄断对外贸易的赚头巨大。再者行商们的生活极其奢侈，一年不赚百万两白银，是应付不过来的。行商中的大多数都因欠外商的巨债而破产，有的自杀，有的判刑，少数行商寿终正寝时手头还有几千万两银子的遗产。
接受行商的贿赂，勒索行商的钱财。是粤海关弊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勒索外商。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的六条要求中有一条就是请中央朝廷明令关税的税额。因为外商始终弄不清中国的船钞关税到底有几类，要多少。他们觉得海关关税总有一个数字，但是七算八算，必须缴交的数字大大增加，膨胀了一倍两倍。如果能够给有关官员和监督大人一定数目的贿赂，那又好办一些，不仅船钞关税可以减少，检查刁难也少多了。他们悟出了在中国经商的诀窍：没有钱办不了的事。
乾隆曾派员审查粤海关税则情况，果然发现在船钞关税之外，又独创了多种规礼收费：外商船只进口，从官礼银起，到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等，共30项；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等，共38项。真可谓是头绪纷繁，项目冗杂，勒索受贿，鸡犬有份。但朝廷对此并没有作严肃认真的处理。一阵风过后，反是愈演愈烈，越收越多。实际上，朝廷有关官员，特别是与委派海关监督和对外贸易有关的部府，都会得到粤海关送来的厚礼与好处。皇帝也同样从中获益，只是名目不同，叫“进贡”或“贡献”，名正言顺，反贪官也不会反到这份上来。
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意识到粤海关是“没有钱办不成事”的衙门时，海关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它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的门户，反而成了社会的蠢虫，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道光初年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正是中外走私毒贩用钱(或用鸦片)开路的结果，粤海关的大小官吏及其属下巡役大多因贪其利参与或放纵鸦片走私。
(责任编辑 孙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