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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在很多方面可都不是世界第二。在国际舆论上，我们就差得远。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非常重。
采访赵启正部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引入人，他被誉为“中国第一新闻官”。但采访他同时又是一段非常享受的过程，作为媒体眼中的“news maker”(新闻人物)，赵启正非常善于与记者沟通，他的讲话富有个性，充满亲和力，深受记者欢迎。外国媒体送给赵启正“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的形象大使”等无数“雅号”。
8月底，赵启正来到中国外文局，举办了“纵横天下——公共外交”专题讲座。本刊记者就如何提升我国公共外交成效、国外公共外交的成功经验借鉴等话题，专访了赵启正部长。
中国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收入却排在100多位之后。但国外一些媒体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肯定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之下，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效果、特色?
赵启正：我们在公共外交中务必保持一个平等、谦虚的态度，听到他人过高的评价，我们不可以坦然接受、欣然认同。比如，不久前，我在韩国访问时，韩国人很正式地跟我说：“中国作为G2，我们十分钦佩，希望中国在某些国际场合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的回答是：“G2不是中国的说法，也不是美国政府的说法，而是美国个别学者提出的。这个概念中国人没接受，是因为它不合理。”
不要欣然接受别人的误解或恭维，这才能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一定是平等的，如果以寄人篱下或是自以为是的态度，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很强调在公共外交中要会听、会说。如果是说很多但听很少的话，你可能会无的放矢。听，也是一种学习。因此我喜欢一种有分量的对话方式，对话中基本上是1：1，即你说我也说。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外国人对我们国家的看法，国外的有些做法我们也可以参考。同时，我们说明自己是为了针对国外的误解释惑解疑。
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整体的各个方面在世界上可不都是第二。在国际舆论上，我们就差得远。对我们的评价远不是那么实事求是，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导致很多国家并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只是听到了某些说法。比如中国GDP规模世界第二了，中国扩充军备了，中国使世界物价增幅加大了等等。但是他们没听到在GDP规模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还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没有听到我们急需要开辟国内消费市场；还没听到我们在新能源运用上的努力尝试等等。所以，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还非常重。
中国报道：在您的印象中，哪些国家的公共外交做得最好?有哪些特色值得中国借鉴?
赵启正：美国的公共外交可以说历史最悠久，工夫下得最大。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它也取得了很多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成就。如苏东剧变，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力，而苏东剧变的一些亲历者跟我谈及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都提到了“美国之音”。在“冷战”中，美国用“美国之音”来传递他们的信息，针对苏东这些国家，有很多批判乃至攻击。这在当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在此强调的是，中国的公共外交没有攻击和抨击别国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真实地说明中国自己，回答对中国的误解，不以批判别国为手段。这体现了中国追求和谐的精神。
中国报道：您刚才提到“美国之音”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美国之音”停止了中文广播，是不是说明在新媒体时代，美国对华的公共外交形式发生了变化?
赵启正：美国人自己说了，现在收听广播的人变少了。但我个人感觉，还不止如此。就“美国之音”那套东西而言，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它的效果也有限。比如它说中国不好，那我们生活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如果它表达美国的某些地方超乎实际，我们就知道它的报道不太实事求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网络时代，网络已经远远超过了常规广播的效果。因此，停止“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是他们把资金转移，以便于提升宣传效果的一种做法。
中国报道：是不是可以说美国公共外交的“美国之音”时代已经过去了?
赵启正：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因为它对于这么重要的国家的华语广播和粤语广播都已经停止了。
中国报道：1991年，您在上海虹桥机场陪阿拉法特聊了7个小时早已被传为佳话。请问您跟阿拉法特聊了些什么?
赵启正：我们彼此谈得很真诚、很坦率，临走的时候还恋恋不合。回去之后他还给我写了封信，他们的大使馆还把他桌上电话的号码告诉了我。具体谈话细节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第二卷)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载。当时，阿拉法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给我介绍了中国的发展，上海发展的规划，浦东开发的远景，当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会做这些国内的建设。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国内不平静的混乱局面下是不可能开展建设的。”
中国报道：您的大部分工作精力是在向外国人说明中国，就是实践公共外交。想请问您，哪一次的事件，或者新闻发布会让您印象最深?
赵启正：1999年的《考克斯报告》一事让我印象较深。以美国众议院考克斯议员为首的美国政客发表报告污蔑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并在美国大肆宣扬，攻击了中国七八个政府部门。
我本人是学核物理出身的，并且在核物理部门工作多年，看到他的报告后就觉得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所以当时我就做了全面的反击。我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内容都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影响很大。我驳斥的办法是把报告里不实事求是的地方直接指出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报告称中国盗窃了美国的核武器设计程序，并把程序的名字写出来了。但报告里提到的程序是反应堆设计程序，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免费提供给会员的。反应堆和原子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程序：反应堆是可控的裂式反应，而原子弹则是不可控的。这样重大的错误被我们直接指出来了，可以说考克斯连反驳之力都没有。
中国报道：您认为“公共外交是一个了不起的跨国文化交流的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您看来，实现公共外交的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的?
赵启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共外交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我们的表达是善意的，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就好像我们日常交朋友，肯定要坦诚，当然要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等等。公共外交就是这样一个坦诚交朋友的过程。
在这种交朋友的过程中，一是要说明白己，二是要解疑释惑。国外一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定式，这是多年来他所受的教育和所接触的媒体，甚至包括电影和小说影响而形成的。有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贫乏，有的则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针对这种现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慢慢地影响。
有很多外国人，他们只认识或者接触过两三个中国人，因此你是一个好学习的人、一个有礼貌的人，还是一个比较粗鲁的人，不顾及他人的人，都是中国人留给外国人的印象。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是我给孔子学院老师授课时所强调的。
所以说公共外交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是政府的项目，即通过政府的机构，特别是媒体机构向外国人来表达本国的情况，以此来减少外国人对本国的误会，从而使外国人对本国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和友好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世界经济和文化对本国的影响愈加强烈，所以在近年来的公共外交中，公众不再只是受众，他们也可以主动表达了。但这种表达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在表达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也可能会表达出一些缺点，这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这种表达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和真实的中国心就可以了。
采访赵启正部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引入人，他被誉为“中国第一新闻官”。但采访他同时又是一段非常享受的过程，作为媒体眼中的“news maker”(新闻人物)，赵启正非常善于与记者沟通，他的讲话富有个性，充满亲和力，深受记者欢迎。外国媒体送给赵启正“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的形象大使”等无数“雅号”。
8月底，赵启正来到中国外文局，举办了“纵横天下——公共外交”专题讲座。本刊记者就如何提升我国公共外交成效、国外公共外交的成功经验借鉴等话题，专访了赵启正部长。
中国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收入却排在100多位之后。但国外一些媒体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肯定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之下，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效果、特色?
赵启正：我们在公共外交中务必保持一个平等、谦虚的态度，听到他人过高的评价，我们不可以坦然接受、欣然认同。比如，不久前，我在韩国访问时，韩国人很正式地跟我说：“中国作为G2，我们十分钦佩，希望中国在某些国际场合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的回答是：“G2不是中国的说法，也不是美国政府的说法，而是美国个别学者提出的。这个概念中国人没接受，是因为它不合理。”
不要欣然接受别人的误解或恭维，这才能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一定是平等的，如果以寄人篱下或是自以为是的态度，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很强调在公共外交中要会听、会说。如果是说很多但听很少的话，你可能会无的放矢。听，也是一种学习。因此我喜欢一种有分量的对话方式，对话中基本上是1：1，即你说我也说。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外国人对我们国家的看法，国外的有些做法我们也可以参考。同时，我们说明自己是为了针对国外的误解释惑解疑。
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整体的各个方面在世界上可不都是第二。在国际舆论上，我们就差得远。对我们的评价远不是那么实事求是，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导致很多国家并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只是听到了某些说法。比如中国GDP规模世界第二了，中国扩充军备了，中国使世界物价增幅加大了等等。但是他们没听到在GDP规模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还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没有听到我们急需要开辟国内消费市场；还没听到我们在新能源运用上的努力尝试等等。所以，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还非常重。
中国报道：在您的印象中，哪些国家的公共外交做得最好?有哪些特色值得中国借鉴?
赵启正：美国的公共外交可以说历史最悠久，工夫下得最大。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它也取得了很多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成就。如苏东剧变，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力，而苏东剧变的一些亲历者跟我谈及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都提到了“美国之音”。在“冷战”中，美国用“美国之音”来传递他们的信息，针对苏东这些国家，有很多批判乃至攻击。这在当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在此强调的是，中国的公共外交没有攻击和抨击别国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真实地说明中国自己，回答对中国的误解，不以批判别国为手段。这体现了中国追求和谐的精神。
中国报道：您刚才提到“美国之音”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美国之音”停止了中文广播，是不是说明在新媒体时代，美国对华的公共外交形式发生了变化?
赵启正：美国人自己说了，现在收听广播的人变少了。但我个人感觉，还不止如此。就“美国之音”那套东西而言，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它的效果也有限。比如它说中国不好，那我们生活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如果它表达美国的某些地方超乎实际，我们就知道它的报道不太实事求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网络时代，网络已经远远超过了常规广播的效果。因此，停止“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是他们把资金转移，以便于提升宣传效果的一种做法。
中国报道：是不是可以说美国公共外交的“美国之音”时代已经过去了?
赵启正：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因为它对于这么重要的国家的华语广播和粤语广播都已经停止了。
中国报道：1991年，您在上海虹桥机场陪阿拉法特聊了7个小时早已被传为佳话。请问您跟阿拉法特聊了些什么?
赵启正：我们彼此谈得很真诚、很坦率，临走的时候还恋恋不合。回去之后他还给我写了封信，他们的大使馆还把他桌上电话的号码告诉了我。具体谈话细节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第二卷)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载。当时，阿拉法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给我介绍了中国的发展，上海发展的规划，浦东开发的远景，当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会做这些国内的建设。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国内不平静的混乱局面下是不可能开展建设的。”
中国报道：您的大部分工作精力是在向外国人说明中国，就是实践公共外交。想请问您，哪一次的事件，或者新闻发布会让您印象最深?
赵启正：1999年的《考克斯报告》一事让我印象较深。以美国众议院考克斯议员为首的美国政客发表报告污蔑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并在美国大肆宣扬，攻击了中国七八个政府部门。
我本人是学核物理出身的，并且在核物理部门工作多年，看到他的报告后就觉得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所以当时我就做了全面的反击。我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内容都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影响很大。我驳斥的办法是把报告里不实事求是的地方直接指出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报告称中国盗窃了美国的核武器设计程序，并把程序的名字写出来了。但报告里提到的程序是反应堆设计程序，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免费提供给会员的。反应堆和原子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程序：反应堆是可控的裂式反应，而原子弹则是不可控的。这样重大的错误被我们直接指出来了，可以说考克斯连反驳之力都没有。
中国报道：您认为“公共外交是一个了不起的跨国文化交流的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您看来，实现公共外交的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的?
赵启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共外交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我们的表达是善意的，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就好像我们日常交朋友，肯定要坦诚，当然要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等等。公共外交就是这样一个坦诚交朋友的过程。
在这种交朋友的过程中，一是要说明白己，二是要解疑释惑。国外一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定式，这是多年来他所受的教育和所接触的媒体，甚至包括电影和小说影响而形成的。有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贫乏，有的则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针对这种现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慢慢地影响。
有很多外国人，他们只认识或者接触过两三个中国人，因此你是一个好学习的人、一个有礼貌的人，还是一个比较粗鲁的人，不顾及他人的人，都是中国人留给外国人的印象。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是我给孔子学院老师授课时所强调的。
所以说公共外交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是政府的项目，即通过政府的机构，特别是媒体机构向外国人来表达本国的情况，以此来减少外国人对本国的误会，从而使外国人对本国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和友好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世界经济和文化对本国的影响愈加强烈，所以在近年来的公共外交中，公众不再只是受众，他们也可以主动表达了。但这种表达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在表达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也可能会表达出一些缺点，这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这种表达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和真实的中国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