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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西都昌县多宝乡西行，便进了一片土黄的沙岭间。每每觉得前行无路时，拐过一个弯，又会看见山道蜿蜒向山壁阻挡的极远处。如此兜兜转转三小时，才能到达鄱阳湖畔的“老爷庙”，一片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沙厂、一座千年古庙的湖畔荒地。
世居于此的渔民段任柏，对于外来访客很淡然，“来过好多人了。”不久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内“物探”专家，在这鄱阳湖东岸楔入湖心的最深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水下考古勘测，打捞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仿龙泉窑青瓷，还有少许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发标研究员说，此前他们就曾预判这片水域考古价值极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满载金银和瓷器的沉船，它们或分别来自江西省内的德兴金矿和老爷庙以东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镇。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栋说得很明确：由景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姚公渡转道饶河，再转鄱阳湖入长江，然后沿江出海，到达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再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或是东南亚：这正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外销通道。
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证了鄱阳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这一事实。
瓷源高岭村
经过老爷庙、而将景德镇与世界连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点并不在景德镇城区，而在45公里外、鄱阳湖源流支脉之一的昌江更上游处，一个名叫浮梁县高岭村的所在。
高岭村是地处黄山怀玉山余脉群峰怀抱间、海拔八百多米的一个小山村，精致的徽式马头墙，证明着这里的皖赣交界地缘文化特征。
从古到今，高岭村遗留下了几十上百个元明清古高岭土矿坑及数百万吨尾矿，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没有制瓷业以及最早在这里发现的专用优质原料高岭土，这个村庄或许会一直和千万个江南小山村一样籍籍无名。
1004年，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从高岭村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名为“景德”。景德镇首创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称”。此后，景德镇日趋繁盛，渐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镇的一个郊区县。但很少人知道，设置景德镇的那一年，年号是景德。
大约是从元代开始，高岭村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因为煅烧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这被称为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单一瓷石为原料的景德镇制瓷业，已经随着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面临危机。正是这种后来称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岭土的白色粘土，不仅助景德镇安然渡过危机，更使它在元、明、清时期走向瓷都巅峰。
从这里出发，成批的高岭土、瓷石等，由景德镇人称为“船巴佬”的船民们装上小船。烧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则在被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样的小块，用一种首尾较高、船身宽而设有桅杆的大鹜梢船，运往景德镇。
船只、木排之外，这一带昌江上游水边还停泊着许多竹排。对于瓷器生产来说，竹子同样不可或缺：包扎瓷器的竹篾，装瓷器的竹篮、竹篓，以及下雨天盖瓷坯的竹篾席等。于是，每年开春后，江面上到处都能看到顺流而下的竹排和木排。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门大洪岭深处沿山盘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阳湖而去。清浅狭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镇城区时已经宽达二百多米。
景德镇老城便沿着碧水涟漪的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开，长达13里，两岸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是谓“陶阳十三里”。
在这里，人们安装大水轮车，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窑，又是“船巴佬”们将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装上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达安徽祁门。
自昌江运往鄱阳湖的瓷器，常装在一种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船上。此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景德镇通汽车之前，当地瓷器都还是靠木帆船运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险滩，临近鄱阳湖滨平原，地势渐行渐低，江面渐行渐宽。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已达350米，15吨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轮曾可长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终点，在凰岗镇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这里，昌江与另一条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宁交界处五龙山的乐安河汇合，便成为鄱阳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从雕子船和罗荡船上卸下，换到了体量庞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东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约三十公里外的莲湖乡龙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茫相接，浩淼无限——终于进到了南宽北狭形如一个大葫芦的鄱阳湖里。
其实，瓷器船进入鄱阳湖后，还有一条折向南方，出赣江南下广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阳湖、自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长汀入闽，转陆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销路线。
但这些路线无一例外都是水陆结合，需要肩挑和畜驮，人力成本极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颠簸中损坏。因此，鄱阳水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瓷路首选。
瓷路多难
鄱阳湖是个大葫芦，而老爷庙-湖口水域就是葫芦颈。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鄱阳水道尤其是老爷庙水域，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行船的地方。这缘于老爷庙水域一直是传闻已久的“神秘事件”频发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没十几艘船等等。
传闻并非完全杜撰。当地谚语云：船过老爷庙，犹趟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若要不翻难上难。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爷庙水域仍一直频发人亡船沉事故。为了乞求行船安全，旧时这一带的水手、渔民行船经过段任柏家旁边、已延续了1200年香火的老爷庙门口时，必定停船上岸、进庙虔诚叩拜，乞求平安，还要进香、放铳、供上祭品，在庙门前斩杀雄鸡，以至于庙门外那对石狮上终日鸡血淋漓。
不过，肖发标与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渔民段任柏，都断然否认沉船频发与所谓“神秘事件”有关。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早已给出了真相：这片葫芦颈水域长四十多公里、宽仅仅3-5公里，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庐山诸峰，东南部则是地形开阔、植被稀疏的沙丘，这就形成了“狭管效应”，风行至此风速猛增，比周围陆地要大出3-4级，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平均达163天。
夏天时，两岸沙丘与湖面温差异常大，还常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风暴雨，这正是导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没的元凶：当天下午6时，有一股“水龙卷”急速扫过了湖面。
此外，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五河流水都在这里老爷庙水域交汇，流速变幻不定的湖水，不断形成漩涡暗流，即便无风时，也令行船面临极大凶险。
段任柏还解释了为何湖底不见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岭，大量沙土终年随风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尽数掩埋了。他在行船时，就曾多次从湖底泥沙钩出木帆船的碎片。
历史上，鄱阳瓷路的另一大阻碍，是战争。
极具财富意义的水陆交通要冲，自然免不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角度看，这段葫芦颈水域控扼赣北，得之则可腰击大江、威胁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赣中，甚至西进湖南湖北，素被军事史家们称为“势重东南”。
于是，自西汉以降，鄱阳湖一带每每争战不休，两千多年间水战陆战不下百次。东晋桓玄篡立，大将刘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公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战时期，日军又沿鄱阳湖西进，兵锋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1361年的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口大战。战争打了37天，“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最终是朱元璋赢得这场惨烈的决战，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也由此战奠定。
然而，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纷飞的战火即是灾难的同义词。
以瓷器史上昙花一现的元至正青花为例，这种专供元朝宫廷或销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仅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正是鄱阳湖、景德镇一带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的连年战争。
战争阻断交通，尤其是鄱阳湖这个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不仅导致景德镇瓷器外销之路被堵死，对于需要从海外进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连制瓷原料都无法运抵。
等到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景德镇和鄱阳水道时，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苏青料长期匮乏，人们已经习惯掺入国产青料混合绘画烧瓷。加之烧瓷温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色泽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点：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阳湖的葫芦颈，进入长江、再出上海吴淞口转海路，到达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然后，趁着七八月份季风起时，商人们携带整船整船的景德镇瓷器，出海远行至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一带商埠，这便是自新疆-波斯-叙利亚丝绸之路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曾推测：2007年轰动全国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过大量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从景德镇出发、经鄱阳湖水路外销的。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景德镇已是全国著名瓷窑，“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当时的主要产品。
实际上，早在“南海一号”出土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学家们已经从福建平潭县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间沉船“碗礁一号”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这片因渔民们捞起过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看到了满眼清前期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种在低温下烧出珍贵五彩绘瓷。而且，这艘船上竟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号”的年代，是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纪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品。
这期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一度曾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直到l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才恢复生产。
随即，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先后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一个世纪后，中国外销瓷器逐渐增多，在欧洲开始从宫廷珍藏品走向民间日用。“洋器，专售外洋者……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陶录》）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式样生产的。最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瓷器图案则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
人们无法统计由鄱阳水道外销出去了多少景德镇瓷器。但仅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整个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
而鄱阳水道，便成了景德镇连接整个世界的枢纽之地。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阳瓷路的兴盛，如今已然远去。
衰落从源头开始。史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时，景德镇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数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朝廷严禁开采瓷土之源高岭村的高岭土。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便再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了。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
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段任柏说，近20年来，由于木帆船基本被淘汰，换成了带各种先进导航设备的钢壳机帆船，避风抗浪能力大大增强，“已经很少听说有沉船事故了”。然而强大的钢壳机帆船所行驶的这片湖面，却早已不是当年的“黄金水道”。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阳湖间，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随便捡一块都是明代的，还有鄱阳湖底埋藏数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鹅卵石间静卧，等待着不知年岁、遥遥无期的重见天日之时。
漕粮九江：灯火楼台一万家
从鄱阳湖水上瓷器之路运输的物资，并不仅仅只有瓷器或金银。还有漕粮、茶叶、木材、药材……这是古代中国南北交汇的物流枢纽之一。
漕粮，即中国古代东南地区向朝廷缴纳的税粮，或是鄱阳湖水运最主要的物资之一，鄱阳漕运史，或可远溯至南朝。
当时，为便于转运，最大的中转仓库都设在水边，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就在鄱阳湖葫芦颈水域的顶端——湖口钓矶仓。
隋大运河开通之后，漕粮运输的规模进一步发展。唐中叶，每年南粮北运约二百万石，宋朝由东南北运的漕粮达六百万石，其中江西占三分之一。为了加强管理，宋代还在九江设置了漕粮“转搬仓”，管理漕粮的收纳、储存和转运。
也因此，早在景德镇成为“御窑”、步入全盛时期的宋代之前，鄱阳水道就已兴盛。675年，王勃自巴蜀前往交趾，途经鄱阳湖至饶河一线，看到“舟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然后在南昌滕王阁上吟唱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继续南下，而终究永远成了他乡之客。
到了元代，这条水道更是“转谷之舟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
水运之兴盛，自然也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兴旺。宋代苏东坡从老爷庙水域经过时，看到岸边的都昌“灯火楼台一万家”。
明清时期，漕运继元代以后持续兴盛，更刺激了九江米市的繁荣。在这个素有“吴头楚尾”“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的所在，附近平原上出产的优质大米，以及皖鄂两省来的外地稻米，借着鄱阳水道的便利，销往上至汉口、下至上海、浙江绍兴金华等地。而以汉口上海为最多。
有数据显示，仅乾隆三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来往于鄱阳湖-长江的米船，在九江报关纳税的就多达53032只。
漕运之外，唐代以后，茶叶也是鄱阳湖水运的大宗物资。它们从赣北、赣东、赣中、皖南等主要产地被装上小船，经鄱阳湖水系的昌江、赣江、抚河、修水等不同水道运到九江集并，装船东运。白居易《琵琶行》中“前日浮梁买茶去”的描写，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写照。
元代九江已成为江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中国三大茶市之一，朝廷甚至把管理江南地茶叶征税、专卖、转运的总机构榷茶都转运司也设在了九江。
世居于此的渔民段任柏，对于外来访客很淡然，“来过好多人了。”不久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内“物探”专家，在这鄱阳湖东岸楔入湖心的最深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水下考古勘测，打捞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仿龙泉窑青瓷，还有少许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发标研究员说，此前他们就曾预判这片水域考古价值极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满载金银和瓷器的沉船，它们或分别来自江西省内的德兴金矿和老爷庙以东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镇。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栋说得很明确：由景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姚公渡转道饶河，再转鄱阳湖入长江，然后沿江出海，到达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再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或是东南亚：这正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外销通道。
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证了鄱阳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这一事实。
瓷源高岭村
经过老爷庙、而将景德镇与世界连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点并不在景德镇城区，而在45公里外、鄱阳湖源流支脉之一的昌江更上游处，一个名叫浮梁县高岭村的所在。
高岭村是地处黄山怀玉山余脉群峰怀抱间、海拔八百多米的一个小山村，精致的徽式马头墙，证明着这里的皖赣交界地缘文化特征。
从古到今，高岭村遗留下了几十上百个元明清古高岭土矿坑及数百万吨尾矿，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没有制瓷业以及最早在这里发现的专用优质原料高岭土，这个村庄或许会一直和千万个江南小山村一样籍籍无名。
1004年，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从高岭村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名为“景德”。景德镇首创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称”。此后，景德镇日趋繁盛，渐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镇的一个郊区县。但很少人知道，设置景德镇的那一年，年号是景德。
大约是从元代开始，高岭村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因为煅烧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这被称为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单一瓷石为原料的景德镇制瓷业，已经随着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面临危机。正是这种后来称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岭土的白色粘土，不仅助景德镇安然渡过危机，更使它在元、明、清时期走向瓷都巅峰。
从这里出发，成批的高岭土、瓷石等，由景德镇人称为“船巴佬”的船民们装上小船。烧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则在被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样的小块，用一种首尾较高、船身宽而设有桅杆的大鹜梢船，运往景德镇。
船只、木排之外，这一带昌江上游水边还停泊着许多竹排。对于瓷器生产来说，竹子同样不可或缺：包扎瓷器的竹篾，装瓷器的竹篮、竹篓，以及下雨天盖瓷坯的竹篾席等。于是，每年开春后，江面上到处都能看到顺流而下的竹排和木排。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门大洪岭深处沿山盘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阳湖而去。清浅狭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镇城区时已经宽达二百多米。
景德镇老城便沿着碧水涟漪的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开，长达13里，两岸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是谓“陶阳十三里”。
在这里，人们安装大水轮车，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窑，又是“船巴佬”们将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装上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达安徽祁门。
自昌江运往鄱阳湖的瓷器，常装在一种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船上。此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景德镇通汽车之前，当地瓷器都还是靠木帆船运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险滩，临近鄱阳湖滨平原，地势渐行渐低，江面渐行渐宽。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已达350米，15吨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轮曾可长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终点，在凰岗镇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这里，昌江与另一条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宁交界处五龙山的乐安河汇合，便成为鄱阳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从雕子船和罗荡船上卸下，换到了体量庞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东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约三十公里外的莲湖乡龙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茫相接，浩淼无限——终于进到了南宽北狭形如一个大葫芦的鄱阳湖里。
其实，瓷器船进入鄱阳湖后，还有一条折向南方，出赣江南下广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阳湖、自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长汀入闽，转陆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销路线。
但这些路线无一例外都是水陆结合，需要肩挑和畜驮，人力成本极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颠簸中损坏。因此，鄱阳水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瓷路首选。
瓷路多难
鄱阳湖是个大葫芦，而老爷庙-湖口水域就是葫芦颈。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鄱阳水道尤其是老爷庙水域，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行船的地方。这缘于老爷庙水域一直是传闻已久的“神秘事件”频发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没十几艘船等等。
传闻并非完全杜撰。当地谚语云：船过老爷庙，犹趟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若要不翻难上难。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爷庙水域仍一直频发人亡船沉事故。为了乞求行船安全，旧时这一带的水手、渔民行船经过段任柏家旁边、已延续了1200年香火的老爷庙门口时，必定停船上岸、进庙虔诚叩拜，乞求平安，还要进香、放铳、供上祭品，在庙门前斩杀雄鸡，以至于庙门外那对石狮上终日鸡血淋漓。
不过，肖发标与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渔民段任柏，都断然否认沉船频发与所谓“神秘事件”有关。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早已给出了真相：这片葫芦颈水域长四十多公里、宽仅仅3-5公里，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庐山诸峰，东南部则是地形开阔、植被稀疏的沙丘，这就形成了“狭管效应”，风行至此风速猛增，比周围陆地要大出3-4级，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平均达163天。
夏天时，两岸沙丘与湖面温差异常大，还常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风暴雨，这正是导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没的元凶：当天下午6时，有一股“水龙卷”急速扫过了湖面。
此外，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五河流水都在这里老爷庙水域交汇，流速变幻不定的湖水，不断形成漩涡暗流，即便无风时，也令行船面临极大凶险。
段任柏还解释了为何湖底不见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岭，大量沙土终年随风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尽数掩埋了。他在行船时，就曾多次从湖底泥沙钩出木帆船的碎片。
历史上，鄱阳瓷路的另一大阻碍，是战争。
极具财富意义的水陆交通要冲，自然免不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角度看，这段葫芦颈水域控扼赣北，得之则可腰击大江、威胁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赣中，甚至西进湖南湖北，素被军事史家们称为“势重东南”。
于是，自西汉以降，鄱阳湖一带每每争战不休，两千多年间水战陆战不下百次。东晋桓玄篡立，大将刘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公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战时期，日军又沿鄱阳湖西进，兵锋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1361年的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口大战。战争打了37天，“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最终是朱元璋赢得这场惨烈的决战，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也由此战奠定。
然而，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纷飞的战火即是灾难的同义词。
以瓷器史上昙花一现的元至正青花为例，这种专供元朝宫廷或销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仅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正是鄱阳湖、景德镇一带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的连年战争。
战争阻断交通，尤其是鄱阳湖这个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不仅导致景德镇瓷器外销之路被堵死，对于需要从海外进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连制瓷原料都无法运抵。
等到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景德镇和鄱阳水道时，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苏青料长期匮乏，人们已经习惯掺入国产青料混合绘画烧瓷。加之烧瓷温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色泽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点：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阳湖的葫芦颈，进入长江、再出上海吴淞口转海路，到达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然后，趁着七八月份季风起时，商人们携带整船整船的景德镇瓷器，出海远行至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一带商埠，这便是自新疆-波斯-叙利亚丝绸之路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曾推测：2007年轰动全国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过大量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从景德镇出发、经鄱阳湖水路外销的。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景德镇已是全国著名瓷窑，“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当时的主要产品。
实际上，早在“南海一号”出土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学家们已经从福建平潭县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间沉船“碗礁一号”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这片因渔民们捞起过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看到了满眼清前期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种在低温下烧出珍贵五彩绘瓷。而且，这艘船上竟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号”的年代，是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纪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品。
这期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一度曾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直到l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才恢复生产。
随即，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先后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一个世纪后，中国外销瓷器逐渐增多，在欧洲开始从宫廷珍藏品走向民间日用。“洋器，专售外洋者……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陶录》）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式样生产的。最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瓷器图案则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
人们无法统计由鄱阳水道外销出去了多少景德镇瓷器。但仅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整个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
而鄱阳水道，便成了景德镇连接整个世界的枢纽之地。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阳瓷路的兴盛，如今已然远去。
衰落从源头开始。史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时，景德镇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数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朝廷严禁开采瓷土之源高岭村的高岭土。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便再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了。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
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段任柏说，近20年来，由于木帆船基本被淘汰，换成了带各种先进导航设备的钢壳机帆船，避风抗浪能力大大增强，“已经很少听说有沉船事故了”。然而强大的钢壳机帆船所行驶的这片湖面，却早已不是当年的“黄金水道”。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阳湖间，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随便捡一块都是明代的，还有鄱阳湖底埋藏数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鹅卵石间静卧，等待着不知年岁、遥遥无期的重见天日之时。
漕粮九江：灯火楼台一万家
从鄱阳湖水上瓷器之路运输的物资，并不仅仅只有瓷器或金银。还有漕粮、茶叶、木材、药材……这是古代中国南北交汇的物流枢纽之一。
漕粮，即中国古代东南地区向朝廷缴纳的税粮，或是鄱阳湖水运最主要的物资之一，鄱阳漕运史，或可远溯至南朝。
当时，为便于转运，最大的中转仓库都设在水边，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就在鄱阳湖葫芦颈水域的顶端——湖口钓矶仓。
隋大运河开通之后，漕粮运输的规模进一步发展。唐中叶，每年南粮北运约二百万石，宋朝由东南北运的漕粮达六百万石，其中江西占三分之一。为了加强管理，宋代还在九江设置了漕粮“转搬仓”，管理漕粮的收纳、储存和转运。
也因此，早在景德镇成为“御窑”、步入全盛时期的宋代之前，鄱阳水道就已兴盛。675年，王勃自巴蜀前往交趾，途经鄱阳湖至饶河一线，看到“舟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然后在南昌滕王阁上吟唱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继续南下，而终究永远成了他乡之客。
到了元代，这条水道更是“转谷之舟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
水运之兴盛，自然也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兴旺。宋代苏东坡从老爷庙水域经过时，看到岸边的都昌“灯火楼台一万家”。
明清时期，漕运继元代以后持续兴盛，更刺激了九江米市的繁荣。在这个素有“吴头楚尾”“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的所在，附近平原上出产的优质大米，以及皖鄂两省来的外地稻米，借着鄱阳水道的便利，销往上至汉口、下至上海、浙江绍兴金华等地。而以汉口上海为最多。
有数据显示，仅乾隆三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来往于鄱阳湖-长江的米船，在九江报关纳税的就多达53032只。
漕运之外，唐代以后，茶叶也是鄱阳湖水运的大宗物资。它们从赣北、赣东、赣中、皖南等主要产地被装上小船，经鄱阳湖水系的昌江、赣江、抚河、修水等不同水道运到九江集并，装船东运。白居易《琵琶行》中“前日浮梁买茶去”的描写，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写照。
元代九江已成为江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中国三大茶市之一，朝廷甚至把管理江南地茶叶征税、专卖、转运的总机构榷茶都转运司也设在了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