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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仿佛悬浮着往年湮灭的气息,凝结了飘落的声响。那般潮湿,细微,渺远,暗淡。一个人走进祠堂,会被它包围而来的寒气、阴森所震慑——高而空洞的屋顶,粗壮光滑的柱子,梁上群兽的浮雕,豁开砖缝的墙壁,斜斜陡坡的天井,在雾气漫散的冬天的早晨,它的气息是腐烂的(时光的过去式),静止的(让人想起封冻的河水),向内心扩散(像扩充的句群),浸透全身(永久的记忆) 。在枫林小学,我所遭遇的早晨迷人而惊慌。
祠堂呈“回”字形,进门口是对称的四小间教师办公室,过了天井有个大教室,拐个小门,是两个扁长的小教室。村路从东墙弯个直角,到了一片墓地,柿子树喷泉一样往高处涌,又翻卷而下,秋天,红红的柿子耀眼地晃——那是液体的灯笼,两户低洼的人家与菜地构成了被遗忘的荒野。我坐在教室里,稍微扭转头,可以看见路上挑担的人,一群戴白帽送葬的人,边走路边织毛衣的妇女。西墙内是一畦菜蔬,油油的,一棵野桃树翻过了墙头。与祠堂形成对角的是两栋砖混楼,松木的楼板,咚咚咚,脚步的节奏在廊里回响,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中扑朔迷离。中间的空地是操场,通常被农家用于晒柴草、稻谷、咸菜、红薯渣,打豆荚,摆宴席。晚上的露天电影也在这里放映,露水打湿了睫毛。那是我的胎盘。我的摇篮曲。我遗失的照片。我模糊的水渍后的显影。奔跑的灵山卧了下来,它的曲线是我最初的素描。层层向上推移的山峦,像骏马鼓起的肌肉,远远看去,茂密的杉林也成了油绿的绒毛。
在小学与公路的夹边内,是一个废弃的瓦厂。春天的红花草点起大地的灯盏,在弥眼的翠绿中漫游,壮阔无边,从饶北河漫溢过来惺忪的气息给人微醺。养蜂人就来了。瓦厂的空地摆满了蜂箱。蜂箱是个立方体的木板小房,多年雨水的浸泡,木板留下了岁月的指纹。养蜂人来自上海,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一个年轻的女子,说软绵绵的普通话。男的清瘦高挑,爱穿蛋白色的衬衣,修长的喇叭裤,爆炸式的卷发。女的穿连衣裙,肌肤白净。瓦厂有一排矮房,像养蜂人暂时停靠在异乡的货车,斜出的平台也成了旅途上的亭子。
站在平台上,视野收尽田野,山峦,河流,村舍。春天的雨水绵绵,花朵低着头,让我们感到大地是羞涩的。养蜂人会教村里的年轻男女跳舞。仿佛是蜜蜂的音乐会。学舞的人很少,慌乱地被两只陌生的手移来搂去。围观的人就哈哈大笑。有一天,我上学路过我的邻居家,看见邻居的女儿被吊在梁上打。她叫华华,还不到二十岁,靠手织毛衣挣钱,有事没事都往那儿跑,与养蜂人搂搂抱抱地跳舞。她哥用绳子抽,边抽边问:“上海佬有什么好?饭都没得吃,蜂蜜能当饭吃?你再去,就把你腿打断。”华华不哭也不说话,但泪水哗哗哗地喷涌。过了几天,我又在平台上看到她,仿佛不曾被抽过。在我十八岁那年,我读到屠格涅夫的《初恋》,再次想起她。华华嫁给了巷子里的曹鱼四。鱼四父亲因得了出血热过世没几年,家境贫寒。鱼四在一间破旧的矮房子里修收音机和钟表。村里没几户人家有收音机,生意很清淡。他靠在一张摇椅上,翘着二郎腿,听收音机。收音机放出的音量很大,嗯嗯呀呀,巷子里的人都听得见。村里几个姑娘,在中午或傍晚,喜欢到鱼四这里玩,听流行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我只在乎你》《夜来香》《在水一方》,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是一片云》,徐小凤的《卖汤圆》,罗大佑的《童年》《恋曲一九八〇》,常被电台播放。鱼四右眼有些吊,身材魁梧,爱讲西录(笑话),逗得姑娘前俯后仰哈哈大笑。过了一年,华华的肚子挺了起来。结婚后,他们苦了很多年,孩子的衣服也靠邻居的旧衣物接济。鱼四不愿做农活,用牙签剔长长的指甲,哼着流行歌曲,靠在摇椅上,眯着眼睛。他的两个孩子,也没读什么书,初中没毕业去了义乌做工人,做了将近二十年,也没娶上媳妇。华华急死了,可媳妇急也急不来,四处找媒婆。找了几年,她不找了,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命里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肥胖,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睡裙,太阳没下山,去水库散步,来回走一趟,三公里。在水库的岔路口,有一块水泥平地,她和几个妇女,摇着手扭着腰,跳大妈舞。鱼四候在麻将馆门口,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纸烟,等人上桌。
养蜂人的菜蔬是用蜂蜜交换的。到了星期天,我就到田野割野荞苗。他们最爱吃,炒炸豆泡、白菜心、咸肉,煮鱼,打羹汤,野荞苗都是非常好的佐料。我端个小碗,还没到家,就把蜂蜜吃完了。养蜂场是一个神秘的世界。那是我们的天堂,放了学,蜂拥而去。我们看他们刮糖,分房,抽浆,晒网。
到了深秋,他们被一辆大货车带走。空地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死了的蜜蜂,破烂的蜂箱,与墙角里的瓦桶瓦砾竹刀座架一起,扔进记忆的废墟。村庄瞬间枯寂,瑟瑟的秋风给视野压了一层深色的灰暗。田野瘦瘦,虚弱的宽大的景象让我无由地感伤。我知道来年的春天他们还会来,我们盼着紫云英花开。
从祠堂的大教室,往里,分别是一、二、三年级。姜李英坐在大教室的最后一排,不是因为她身子高,豆秆一样,也不是因为成绩差,而是她经常拉尿在身上。一下了课,我们就围过去,看地上湿了没有。她通常低下头,脸色羞红,突然哇地哭起来。班上没人跟她说话。我们也看不到她说话。放了学,她拿起刀,绳,就去砍柴。我妈说,你跟李英一起去吧。我觉得很羞耻,哭闹着不去。其实,她是心地很好的人。她砍柴快,还要帮我砍。我是动手能力过差的人。第二年,她爸打她也没用,死活不上学。我初中刚毕业,她就嫁人了,在一个高山上,靠砍柴糊口。有一次她妈领着她到我家借米,她挑担箩筐,头发乱得像草窝,鞋垫一样细长的脸,还蜡黄。她把米挑出我的家门,也没说一句话。我再也没见过她。她妈常说,李英做得苦,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体力活,即使生活好了,也没放下过活。她妈这些年身体不好,医药费也由李英供着。李英有个弟弟,是个老石匠,可赚不到錢。老石匠好玩扑克牌,打炸弹,嘴角翘一根烟,烟灰落在衣服上,也不拍一下。玩牌误事,常把东家的事忘了,赶不上工时,渐渐地,也没什么人叫他上工忙活了。他还好女人。村里有几个留守妇女,都和他有说不清的关系。有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女人,也和他有关系。这让他被村里人耻笑。他极力否认,说:我怎么可能这样没名堂呢?电鱼的余青反驳,说:去年端午头夜,我去打渔,鱼灯照到的两个人,你说说是谁哇。老石匠一脚踢过去,说:就你喜欢掏屎。 三年级我们开始有了英语课,却没英语老师。一个黄瓜脸的上村的人找到学校,说能上英语课。他走进教室,我们既兴奋,又鄙视他——他是游手好闲的人。他姓徐,他的女儿也插班过来,叫玲凤,细白,颀长,穿一条水蓝色的连衣裙,宛如一根细葱。一年后,徐老师搬到我弄子的一间老房住,我经常去他家看连环画。他因有海外关系从灵溪移民而来,躲避复杂的社会。我小学毕业以后,再也没看过他一家。他仍生活在村里。于我而言,他们成了不知去向的部分。生活能把一些人与事隐藏起来,像枝上的豆,我们看到的只是壳。
全初圆老师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我师范毕业分在西山中学教书时,到她家玩,我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小时候长得怎么样。她说我有些胖,白净,像个小瓷器。我记得我在冬天爱戴一顶长耳的棉帽,穿笨重的袄。有人叫我日本兵。至于长相,已经成了焦糊的胶片。全老师从一年级一直带到我小学毕业,她也嫁到西山,离开枫林小学。我吃过午饭,就去她家,然后一起去学校。她的家是一栋徽派建筑的大房子,过一扇门一个天井。后院有一棵柚树,四月,粉碎的白花垂下来,雨滴也垂下来,正午的时光变得迷离多姿。她对我宠爱有加,从不检查我的作业,因为在上学的路上,已经问询了。她有圆月一般饱满的脸,披肩发,笑的时候会露出两个酒窝。前几年,我在村里见到她。她来娘家拜年。她已经退休了,头发白得像麻。十几年前,她儿子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舅舅,舅舅,叫得亲切,也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有一次,他说他母舅手指被机器切断了,急需用钱。我给了他。他再也没来过电话了。
同班的粉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妈说,接生婆接下他,再接我。他是极其聪明的人,上课净做恶作剧,成绩却好。他的毛笔字常被老师表扬。后来他去了隔壁乡中学读书,我们再也没有欢聚在一起。听他哥说,他全变了,学会喝酒抽烟,跟社会上的人打架。没过几年,他被判刑。一九九九年,我去深圳玩,在南山意外遇见他。他有些胖,和一个离婚的女人在一起。我认识这个女人,丰腴,白皙,高挑,五官雅致。但她名声不怎么好。说起她的人,摇着头。他们后来也没结婚。至于他和谁结婚,结过几次婚,我一无所知。我们虽同在一个村,也没有一起喝过茶,甚至没照过面。
从我家门口去学校,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上学走小路,放学走大路。
小路要经过一片田畴,一块墓地,翻过矮墙,再拐一条“2”字形的弄,陡坡下去直通学校。我经常迷惑于这条路途,它仿佛是熟悉的迷宫。它的景色繁杂而单一。它的四季迷眼,令一个少年恍惚。田畴向两边打开,像一把扇子。油绿的,延伸的,张扬的。秋天,稻田涌起泛滥的金黄,与山冈上枯萎的茅草、红色的小枫树、墨绿的油茶树,连成一片。多年后,我在米勒的油画中读到了它。它是粗砺的,堆叠的,也是尖细的,内敛的。
不走大路上学是有理由的。出了我家的弄,是一个“丫”字形的村口,一年有那么几天,那儿摆上紫红或深黑的棺材。通常棺材在深夜摆好,第二天清早到饶北河买了水,抬到山上。村口成了死者在村里最后停留的驿站,像一个令他(她)留恋的寂寞的街市。我颠着小屁股,唱着儿歌,弯过弄口,突然看见一副棺材,我哗啦地吓哭了。仿佛我看到的不是棺材,而是死者。这样的恐惧会伴随我很长的时间。在我六岁那年,我看过死人。我叫二爷的邻居死了,我妈说,向死去的老人上香会有福的。“金香。金香。”我妈喊二爷的媳妇,没人应。房子是长条的厢房,很暗,稻草腐烂的气味和霉霉的潮气,混合在一起,让我晕眩。我妈拉着我的手,推开厚厚的木门,刚要跨过高高的门槛,就看见一个人躺在摇椅上,身上盖了一块白布。我夺路而逃,一直哭到家里。这是我有生以来对于死人最早的记忆。我再也不敢看死人,包括我祖母祖父外祖母在我成年后相继过世,我都不敢掀起他们身上的白布。我不知道,我是不敢看死人还是惧怕死本身。
和我一起上学的,还有我二哥(我奶妈的儿子)。一棵枣树和一棵柚树会耽搁我们简短的时间——二哥猴子一样爬树,小书包不一会儿就鼓起来。枣落了,柚子的瓤也甜了。柚和枣是李家的。我负责放风。我十几岁,奶妈一家迁往沙溪王东风。我去过多次,但都没看到二哥,他常年在浙江做石匠。二〇一二年正月初一,我突然很想奶妈,早早去了沙溪王东风。奶妈说不出的惊喜,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放。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午饭。二哥不怎么说话,新建了房子。我回城上车,奶妈和二哥一直送我到马路上。奶妈逢人便介绍我:这是幺子,幺子想我。二〇一三年,我伯(奶妈的老公)过世,我去了。奶妈整个人都干瘪了。
孩童时代,我吃得最多的水果就是柚。我家有两棵。我奶奶坐在院子里守着,从开花到最后一个柚落地。她是泼辣的人,没人敢招惹。她坐在竹椅上,一边纳鞋一边自言自语。同学枝兰也会带柚去学校。她一瓣一瓣地分好,一瓣卖一毛。我们是前后座,她语文好。她会自己做写字板。在白纸上涂匀猪油,再铺一张笛膜纸,字写在笛膜纸上,字满了,一掀,字就没了,像隐身术。做算术是最好不过了。她会把神秘的写字板送给我。我去镇里读初中,我们再也没同班。
吃多了柚子的人,也成了游子。柚是命运的一个暗喻。是分离和飘荡。
夏天,班主任给了我重要的任务:中午谁也不许到河里游泳,必须在课桌上午休。离校三百米就是饶北河。茂盛的柳树和洋槐,把河流紧紧包扎在田野的裂缝里。我们都去那儿游泳。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河流吸引人的东西。饶北河是我们的乐园,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我们游泳,把石头一个一个地翻开抓螃蟹,用饭粒钓虾,到河堤的石缝摸鲶鱼。即使躺在埠头的黑石板上,枕着草结眯眼瞌睡,也舒服极了。穿过柳梢的阳光并不热烈,白白的,米粉灰一样。潺潺的溪流,听着也赏心。河风凉凉爽爽,风车扇出来似的。
我吃了午饭,慌慌张张跑到教室,拿本小本练习簿,同学来一个就登记上。课桌是长条板凳桌,上下各睡一個。天井的阳光斜斜的,有点飘忽,粉尘慢慢往下旋,微风一吹,又浮上去,有睡意一般的迷幻。桌上酣睡的同学叉开小腿,流长长的涎水,额上爆出细碎的汗珠。同学大多瘦弱,衬衣打了补丁。我们的脸上蒙着小小的梦想和没有忧虑的神情。写大字课还没进教室的同学,会被老师安排在柱子旁罚站。奇山,正标,差不多每天都在柱子旁度过下午第一节课。奇山黑得像熊仔,打赤脚,罚站时,左脚搓右脚,右脚搓左脚,还噗哧地笑起来。我们也噗哧地笑。 在校门口,通常有一辆自行车停在那儿。车把上搭一条脏脏的毛巾,印染手握镰刀的劳动者的红色图案。后架用绳子绕两圈绑个木箱,木箱是杉木板订做的,原色而光滑,里面塞了个破棉袄,翻开袄的外襟,有一堆长方形的棒冰。绿豆的,一毛一根,白糖的,五分一根。很多同学因偷钱买棒冰而在家里挨打。上课铃响了,我们还围在自行车边上,不肯离去。为了一根棒冰,我会付出在太阳下烤半天的代价。星期六,我提一桶石灰水,掺上蓼粉,到水沟去毒鱼。在水源堵一个坝,把水引向田里,往小沟泼石灰水,在水尾装上竹饭箕。水潺潺地弱下去,像人慢慢断下去的呼吸。鱼也摇着尾巴边游边退,一直退到箕里。鱼有半根筷子那么长,滚圆的是棍子鱼,扁长的是红光头。我把鱼卖给开瓦厂的国标老伯,十条一毛钱。
整个夏天,我会被中耳炎所折磨。我的耳朵进了太阳照射的水,会发炎。先是隐隐地痛,头被什么箍得很紧,过了几天,内耳有压力,热热地胀,眼发晕。一发就一个多月。这种恐惧紧紧地伴随我。有一年,村里来了个耍把戏的安徽人,我妈花了一斗米,向他求药方。他在我家的矮墙上找了一种短藤的叶片长绒毛的植物,对我妈说,把它捣出水,滴进耳内,滴七天就会愈合。我爷爷一看,气呼呼地说,不就是猫耳朵么?!还去了一斗米。叶子像猫耳朵,这就是何首乌。何首乌在荒地在断墙根在坟地,四处蔓延。但我始终不敢在有太阳光的时候游泳,直到现在。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小学迁到中蓬后山,建了一栋楼房,围了围墙,竖了一个篮球架。原小学被拆除卖给私人。祠堂是全姓的族屋,不知如何处理。紧靠养蜂场的厕所卖给一家诊所。小学离我家更近了,走路也就三五分钟。但我很少去。我的任课老师,早已退休。有一个初中同学,在小学教书,也没有来往。我小学同班同学,有几个考上了大学,有一个还读了研究生。这些同学也是发小,却很少来往。不是忙,也不是工作地域相距较远,而是个人情趣、人生观,相差甚远。偶尔在正月,我摆上一桌,请几个同学一起坐坐。其他男同学都在义乌一带务工。女同学基本上成了留守者,当上了外婆或奶奶。有一个同学,叫其永。在初中,还玩得很热乎,我参加工作了,还一起玩。他一直打工,生活也过得紧巴巴。他再也不来我家。我几次叫他来喝茶聊天,他以各种由头推托。我再也不叫。虽然两家只相隔三百来米,我已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他是个容易腼腆的男人。他父亲倒是常见,每次见,他父亲每次说,其永肩上的沙灰桶,不知道哪一年卸得下来。
有一个眯眯眼的男同学,十七八年前,患上精神分裂症,常年被关在房间里。
一个叫标的同学,个子矮小,七八年前,老婆跟人跑路了。标不出门打工,也不种田,也很少在村里走动走动。他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一个小名叫土生的同学,小学时,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年年毛笔字比赛,全校第一。他沉静,陀螺打得也很好。陀螺可以转一个下午。十多年前,他得了什么慢性病,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他的家在山边,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泥瓦房,矮扑扑,窝在梧桐树下。吃了饭,他在村街上散步聊天,在这家屋檐下站一会儿,在那家屋檐下站一会儿。他的睫毛长长,手抄在袖筒里。他的衣服布料大多是灯芯绒,黑色,黄色,暗红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灯芯绒,从十几岁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如此。我们在麻将馆喝茶,他在边上站着。我请他一起坐,他也不坐,即使空了位子,无人坐。即使我一个人坐,他也不坐,我只好站起来。
我女儿两岁时,发高烧,抱她去全其龍诊所打退烧针。诊所在老小学隔壁,即养蜂的瓦厂。废弃的瓦厂还保留着老旧矮房子。我进厕所方便的时候,看见墙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墨水字“xxx是傅旭华的老婆”(傅旭华是我童年的名字,作为符号,封存在遗失的成绩单里)。不知是哪年写的,少说也有二十年啦。
祠堂呈“回”字形,进门口是对称的四小间教师办公室,过了天井有个大教室,拐个小门,是两个扁长的小教室。村路从东墙弯个直角,到了一片墓地,柿子树喷泉一样往高处涌,又翻卷而下,秋天,红红的柿子耀眼地晃——那是液体的灯笼,两户低洼的人家与菜地构成了被遗忘的荒野。我坐在教室里,稍微扭转头,可以看见路上挑担的人,一群戴白帽送葬的人,边走路边织毛衣的妇女。西墙内是一畦菜蔬,油油的,一棵野桃树翻过了墙头。与祠堂形成对角的是两栋砖混楼,松木的楼板,咚咚咚,脚步的节奏在廊里回响,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中扑朔迷离。中间的空地是操场,通常被农家用于晒柴草、稻谷、咸菜、红薯渣,打豆荚,摆宴席。晚上的露天电影也在这里放映,露水打湿了睫毛。那是我的胎盘。我的摇篮曲。我遗失的照片。我模糊的水渍后的显影。奔跑的灵山卧了下来,它的曲线是我最初的素描。层层向上推移的山峦,像骏马鼓起的肌肉,远远看去,茂密的杉林也成了油绿的绒毛。
在小学与公路的夹边内,是一个废弃的瓦厂。春天的红花草点起大地的灯盏,在弥眼的翠绿中漫游,壮阔无边,从饶北河漫溢过来惺忪的气息给人微醺。养蜂人就来了。瓦厂的空地摆满了蜂箱。蜂箱是个立方体的木板小房,多年雨水的浸泡,木板留下了岁月的指纹。养蜂人来自上海,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一个年轻的女子,说软绵绵的普通话。男的清瘦高挑,爱穿蛋白色的衬衣,修长的喇叭裤,爆炸式的卷发。女的穿连衣裙,肌肤白净。瓦厂有一排矮房,像养蜂人暂时停靠在异乡的货车,斜出的平台也成了旅途上的亭子。
站在平台上,视野收尽田野,山峦,河流,村舍。春天的雨水绵绵,花朵低着头,让我们感到大地是羞涩的。养蜂人会教村里的年轻男女跳舞。仿佛是蜜蜂的音乐会。学舞的人很少,慌乱地被两只陌生的手移来搂去。围观的人就哈哈大笑。有一天,我上学路过我的邻居家,看见邻居的女儿被吊在梁上打。她叫华华,还不到二十岁,靠手织毛衣挣钱,有事没事都往那儿跑,与养蜂人搂搂抱抱地跳舞。她哥用绳子抽,边抽边问:“上海佬有什么好?饭都没得吃,蜂蜜能当饭吃?你再去,就把你腿打断。”华华不哭也不说话,但泪水哗哗哗地喷涌。过了几天,我又在平台上看到她,仿佛不曾被抽过。在我十八岁那年,我读到屠格涅夫的《初恋》,再次想起她。华华嫁给了巷子里的曹鱼四。鱼四父亲因得了出血热过世没几年,家境贫寒。鱼四在一间破旧的矮房子里修收音机和钟表。村里没几户人家有收音机,生意很清淡。他靠在一张摇椅上,翘着二郎腿,听收音机。收音机放出的音量很大,嗯嗯呀呀,巷子里的人都听得见。村里几个姑娘,在中午或傍晚,喜欢到鱼四这里玩,听流行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我只在乎你》《夜来香》《在水一方》,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是一片云》,徐小凤的《卖汤圆》,罗大佑的《童年》《恋曲一九八〇》,常被电台播放。鱼四右眼有些吊,身材魁梧,爱讲西录(笑话),逗得姑娘前俯后仰哈哈大笑。过了一年,华华的肚子挺了起来。结婚后,他们苦了很多年,孩子的衣服也靠邻居的旧衣物接济。鱼四不愿做农活,用牙签剔长长的指甲,哼着流行歌曲,靠在摇椅上,眯着眼睛。他的两个孩子,也没读什么书,初中没毕业去了义乌做工人,做了将近二十年,也没娶上媳妇。华华急死了,可媳妇急也急不来,四处找媒婆。找了几年,她不找了,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命里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肥胖,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睡裙,太阳没下山,去水库散步,来回走一趟,三公里。在水库的岔路口,有一块水泥平地,她和几个妇女,摇着手扭着腰,跳大妈舞。鱼四候在麻将馆门口,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纸烟,等人上桌。
养蜂人的菜蔬是用蜂蜜交换的。到了星期天,我就到田野割野荞苗。他们最爱吃,炒炸豆泡、白菜心、咸肉,煮鱼,打羹汤,野荞苗都是非常好的佐料。我端个小碗,还没到家,就把蜂蜜吃完了。养蜂场是一个神秘的世界。那是我们的天堂,放了学,蜂拥而去。我们看他们刮糖,分房,抽浆,晒网。
到了深秋,他们被一辆大货车带走。空地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死了的蜜蜂,破烂的蜂箱,与墙角里的瓦桶瓦砾竹刀座架一起,扔进记忆的废墟。村庄瞬间枯寂,瑟瑟的秋风给视野压了一层深色的灰暗。田野瘦瘦,虚弱的宽大的景象让我无由地感伤。我知道来年的春天他们还会来,我们盼着紫云英花开。
从祠堂的大教室,往里,分别是一、二、三年级。姜李英坐在大教室的最后一排,不是因为她身子高,豆秆一样,也不是因为成绩差,而是她经常拉尿在身上。一下了课,我们就围过去,看地上湿了没有。她通常低下头,脸色羞红,突然哇地哭起来。班上没人跟她说话。我们也看不到她说话。放了学,她拿起刀,绳,就去砍柴。我妈说,你跟李英一起去吧。我觉得很羞耻,哭闹着不去。其实,她是心地很好的人。她砍柴快,还要帮我砍。我是动手能力过差的人。第二年,她爸打她也没用,死活不上学。我初中刚毕业,她就嫁人了,在一个高山上,靠砍柴糊口。有一次她妈领着她到我家借米,她挑担箩筐,头发乱得像草窝,鞋垫一样细长的脸,还蜡黄。她把米挑出我的家门,也没说一句话。我再也没见过她。她妈常说,李英做得苦,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体力活,即使生活好了,也没放下过活。她妈这些年身体不好,医药费也由李英供着。李英有个弟弟,是个老石匠,可赚不到錢。老石匠好玩扑克牌,打炸弹,嘴角翘一根烟,烟灰落在衣服上,也不拍一下。玩牌误事,常把东家的事忘了,赶不上工时,渐渐地,也没什么人叫他上工忙活了。他还好女人。村里有几个留守妇女,都和他有说不清的关系。有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女人,也和他有关系。这让他被村里人耻笑。他极力否认,说:我怎么可能这样没名堂呢?电鱼的余青反驳,说:去年端午头夜,我去打渔,鱼灯照到的两个人,你说说是谁哇。老石匠一脚踢过去,说:就你喜欢掏屎。 三年级我们开始有了英语课,却没英语老师。一个黄瓜脸的上村的人找到学校,说能上英语课。他走进教室,我们既兴奋,又鄙视他——他是游手好闲的人。他姓徐,他的女儿也插班过来,叫玲凤,细白,颀长,穿一条水蓝色的连衣裙,宛如一根细葱。一年后,徐老师搬到我弄子的一间老房住,我经常去他家看连环画。他因有海外关系从灵溪移民而来,躲避复杂的社会。我小学毕业以后,再也没看过他一家。他仍生活在村里。于我而言,他们成了不知去向的部分。生活能把一些人与事隐藏起来,像枝上的豆,我们看到的只是壳。
全初圆老师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我师范毕业分在西山中学教书时,到她家玩,我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小时候长得怎么样。她说我有些胖,白净,像个小瓷器。我记得我在冬天爱戴一顶长耳的棉帽,穿笨重的袄。有人叫我日本兵。至于长相,已经成了焦糊的胶片。全老师从一年级一直带到我小学毕业,她也嫁到西山,离开枫林小学。我吃过午饭,就去她家,然后一起去学校。她的家是一栋徽派建筑的大房子,过一扇门一个天井。后院有一棵柚树,四月,粉碎的白花垂下来,雨滴也垂下来,正午的时光变得迷离多姿。她对我宠爱有加,从不检查我的作业,因为在上学的路上,已经问询了。她有圆月一般饱满的脸,披肩发,笑的时候会露出两个酒窝。前几年,我在村里见到她。她来娘家拜年。她已经退休了,头发白得像麻。十几年前,她儿子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舅舅,舅舅,叫得亲切,也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有一次,他说他母舅手指被机器切断了,急需用钱。我给了他。他再也没来过电话了。
同班的粉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妈说,接生婆接下他,再接我。他是极其聪明的人,上课净做恶作剧,成绩却好。他的毛笔字常被老师表扬。后来他去了隔壁乡中学读书,我们再也没有欢聚在一起。听他哥说,他全变了,学会喝酒抽烟,跟社会上的人打架。没过几年,他被判刑。一九九九年,我去深圳玩,在南山意外遇见他。他有些胖,和一个离婚的女人在一起。我认识这个女人,丰腴,白皙,高挑,五官雅致。但她名声不怎么好。说起她的人,摇着头。他们后来也没结婚。至于他和谁结婚,结过几次婚,我一无所知。我们虽同在一个村,也没有一起喝过茶,甚至没照过面。
从我家门口去学校,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上学走小路,放学走大路。
小路要经过一片田畴,一块墓地,翻过矮墙,再拐一条“2”字形的弄,陡坡下去直通学校。我经常迷惑于这条路途,它仿佛是熟悉的迷宫。它的景色繁杂而单一。它的四季迷眼,令一个少年恍惚。田畴向两边打开,像一把扇子。油绿的,延伸的,张扬的。秋天,稻田涌起泛滥的金黄,与山冈上枯萎的茅草、红色的小枫树、墨绿的油茶树,连成一片。多年后,我在米勒的油画中读到了它。它是粗砺的,堆叠的,也是尖细的,内敛的。
不走大路上学是有理由的。出了我家的弄,是一个“丫”字形的村口,一年有那么几天,那儿摆上紫红或深黑的棺材。通常棺材在深夜摆好,第二天清早到饶北河买了水,抬到山上。村口成了死者在村里最后停留的驿站,像一个令他(她)留恋的寂寞的街市。我颠着小屁股,唱着儿歌,弯过弄口,突然看见一副棺材,我哗啦地吓哭了。仿佛我看到的不是棺材,而是死者。这样的恐惧会伴随我很长的时间。在我六岁那年,我看过死人。我叫二爷的邻居死了,我妈说,向死去的老人上香会有福的。“金香。金香。”我妈喊二爷的媳妇,没人应。房子是长条的厢房,很暗,稻草腐烂的气味和霉霉的潮气,混合在一起,让我晕眩。我妈拉着我的手,推开厚厚的木门,刚要跨过高高的门槛,就看见一个人躺在摇椅上,身上盖了一块白布。我夺路而逃,一直哭到家里。这是我有生以来对于死人最早的记忆。我再也不敢看死人,包括我祖母祖父外祖母在我成年后相继过世,我都不敢掀起他们身上的白布。我不知道,我是不敢看死人还是惧怕死本身。
和我一起上学的,还有我二哥(我奶妈的儿子)。一棵枣树和一棵柚树会耽搁我们简短的时间——二哥猴子一样爬树,小书包不一会儿就鼓起来。枣落了,柚子的瓤也甜了。柚和枣是李家的。我负责放风。我十几岁,奶妈一家迁往沙溪王东风。我去过多次,但都没看到二哥,他常年在浙江做石匠。二〇一二年正月初一,我突然很想奶妈,早早去了沙溪王东风。奶妈说不出的惊喜,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放。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午饭。二哥不怎么说话,新建了房子。我回城上车,奶妈和二哥一直送我到马路上。奶妈逢人便介绍我:这是幺子,幺子想我。二〇一三年,我伯(奶妈的老公)过世,我去了。奶妈整个人都干瘪了。
孩童时代,我吃得最多的水果就是柚。我家有两棵。我奶奶坐在院子里守着,从开花到最后一个柚落地。她是泼辣的人,没人敢招惹。她坐在竹椅上,一边纳鞋一边自言自语。同学枝兰也会带柚去学校。她一瓣一瓣地分好,一瓣卖一毛。我们是前后座,她语文好。她会自己做写字板。在白纸上涂匀猪油,再铺一张笛膜纸,字写在笛膜纸上,字满了,一掀,字就没了,像隐身术。做算术是最好不过了。她会把神秘的写字板送给我。我去镇里读初中,我们再也没同班。
吃多了柚子的人,也成了游子。柚是命运的一个暗喻。是分离和飘荡。
夏天,班主任给了我重要的任务:中午谁也不许到河里游泳,必须在课桌上午休。离校三百米就是饶北河。茂盛的柳树和洋槐,把河流紧紧包扎在田野的裂缝里。我们都去那儿游泳。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河流吸引人的东西。饶北河是我们的乐园,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我们游泳,把石头一个一个地翻开抓螃蟹,用饭粒钓虾,到河堤的石缝摸鲶鱼。即使躺在埠头的黑石板上,枕着草结眯眼瞌睡,也舒服极了。穿过柳梢的阳光并不热烈,白白的,米粉灰一样。潺潺的溪流,听着也赏心。河风凉凉爽爽,风车扇出来似的。
我吃了午饭,慌慌张张跑到教室,拿本小本练习簿,同学来一个就登记上。课桌是长条板凳桌,上下各睡一個。天井的阳光斜斜的,有点飘忽,粉尘慢慢往下旋,微风一吹,又浮上去,有睡意一般的迷幻。桌上酣睡的同学叉开小腿,流长长的涎水,额上爆出细碎的汗珠。同学大多瘦弱,衬衣打了补丁。我们的脸上蒙着小小的梦想和没有忧虑的神情。写大字课还没进教室的同学,会被老师安排在柱子旁罚站。奇山,正标,差不多每天都在柱子旁度过下午第一节课。奇山黑得像熊仔,打赤脚,罚站时,左脚搓右脚,右脚搓左脚,还噗哧地笑起来。我们也噗哧地笑。 在校门口,通常有一辆自行车停在那儿。车把上搭一条脏脏的毛巾,印染手握镰刀的劳动者的红色图案。后架用绳子绕两圈绑个木箱,木箱是杉木板订做的,原色而光滑,里面塞了个破棉袄,翻开袄的外襟,有一堆长方形的棒冰。绿豆的,一毛一根,白糖的,五分一根。很多同学因偷钱买棒冰而在家里挨打。上课铃响了,我们还围在自行车边上,不肯离去。为了一根棒冰,我会付出在太阳下烤半天的代价。星期六,我提一桶石灰水,掺上蓼粉,到水沟去毒鱼。在水源堵一个坝,把水引向田里,往小沟泼石灰水,在水尾装上竹饭箕。水潺潺地弱下去,像人慢慢断下去的呼吸。鱼也摇着尾巴边游边退,一直退到箕里。鱼有半根筷子那么长,滚圆的是棍子鱼,扁长的是红光头。我把鱼卖给开瓦厂的国标老伯,十条一毛钱。
整个夏天,我会被中耳炎所折磨。我的耳朵进了太阳照射的水,会发炎。先是隐隐地痛,头被什么箍得很紧,过了几天,内耳有压力,热热地胀,眼发晕。一发就一个多月。这种恐惧紧紧地伴随我。有一年,村里来了个耍把戏的安徽人,我妈花了一斗米,向他求药方。他在我家的矮墙上找了一种短藤的叶片长绒毛的植物,对我妈说,把它捣出水,滴进耳内,滴七天就会愈合。我爷爷一看,气呼呼地说,不就是猫耳朵么?!还去了一斗米。叶子像猫耳朵,这就是何首乌。何首乌在荒地在断墙根在坟地,四处蔓延。但我始终不敢在有太阳光的时候游泳,直到现在。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小学迁到中蓬后山,建了一栋楼房,围了围墙,竖了一个篮球架。原小学被拆除卖给私人。祠堂是全姓的族屋,不知如何处理。紧靠养蜂场的厕所卖给一家诊所。小学离我家更近了,走路也就三五分钟。但我很少去。我的任课老师,早已退休。有一个初中同学,在小学教书,也没有来往。我小学同班同学,有几个考上了大学,有一个还读了研究生。这些同学也是发小,却很少来往。不是忙,也不是工作地域相距较远,而是个人情趣、人生观,相差甚远。偶尔在正月,我摆上一桌,请几个同学一起坐坐。其他男同学都在义乌一带务工。女同学基本上成了留守者,当上了外婆或奶奶。有一个同学,叫其永。在初中,还玩得很热乎,我参加工作了,还一起玩。他一直打工,生活也过得紧巴巴。他再也不来我家。我几次叫他来喝茶聊天,他以各种由头推托。我再也不叫。虽然两家只相隔三百来米,我已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他是个容易腼腆的男人。他父亲倒是常见,每次见,他父亲每次说,其永肩上的沙灰桶,不知道哪一年卸得下来。
有一个眯眯眼的男同学,十七八年前,患上精神分裂症,常年被关在房间里。
一个叫标的同学,个子矮小,七八年前,老婆跟人跑路了。标不出门打工,也不种田,也很少在村里走动走动。他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一个小名叫土生的同学,小学时,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年年毛笔字比赛,全校第一。他沉静,陀螺打得也很好。陀螺可以转一个下午。十多年前,他得了什么慢性病,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他的家在山边,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泥瓦房,矮扑扑,窝在梧桐树下。吃了饭,他在村街上散步聊天,在这家屋檐下站一会儿,在那家屋檐下站一会儿。他的睫毛长长,手抄在袖筒里。他的衣服布料大多是灯芯绒,黑色,黄色,暗红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灯芯绒,从十几岁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如此。我们在麻将馆喝茶,他在边上站着。我请他一起坐,他也不坐,即使空了位子,无人坐。即使我一个人坐,他也不坐,我只好站起来。
我女儿两岁时,发高烧,抱她去全其龍诊所打退烧针。诊所在老小学隔壁,即养蜂的瓦厂。废弃的瓦厂还保留着老旧矮房子。我进厕所方便的时候,看见墙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墨水字“xxx是傅旭华的老婆”(傅旭华是我童年的名字,作为符号,封存在遗失的成绩单里)。不知是哪年写的,少说也有二十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