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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年12月28日
地点：复旦大学中文系会议室
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云文学网
协办：上海文艺出版社、铁葫芦图书
甫跃辉是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培养的第一位毕业研究生，现供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社，是“8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自2006年至今，共发表文字近百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花城》《中国作家》《大家》《山花》等，已有作品译介至国外。2009年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2012年《少年游》获得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短篇小说《巨象》获得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2013年获得“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云南高黎贡文学奖；短篇小说《动物园》获得“十月文学奖新人奖”。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短篇小说集《动物园》、中篇小说集《鱼王》、小说集《散佚的族谱》等。
郑理：我就从甫跃辉的名字开始说起吧。“甫”这个字，它有一种刚刚的、将要的、正好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甫跃辉现在的写作状态也正处在这样一个上升期，它的抛物线是往上的，这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去年给他出了书，但也没想到他今年会得这么多奖。但是对于跃辉来说，就像他名字里的第二个“跃”字，后面还有很多龙门要跳。一个作家要经历一个从一般作家到知名作家，再到著名作家，大作家，大师级作家，巨匠式作家的过程。甫跃辉现在正在从知名作家向著名作家迈进，但后面马拉松的道路还很长、很残酷，还有很多龙门在等着他跳。但是只要跳过著名作家，达到大作家的水准，那前面就会像他名字里的第三个“辉”字一样，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在等着他。
黄德海：我想从自己看待小说的方式开始说起。一个小说家可能会变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写他的小说，但这些小说需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会在内心里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有一种小说面对的是一种内在的核心，小说家变无数的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去达到或者标志着自己的小说已经到达了这里。这种小说家其实是可以不参与任何当代竞争的，他冲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家。所以，他每次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调整，而不愿意去听任何人的话。还有一种是流行的小说，小说家会和包括外国的当代作家在内的其他小说家竞争。这种竞争的作家跟前面的那种不同。他必须拿出自己的区分度来。他要使自己的作品跟当代的西方作家不同，跟自己的同一代人不同，跟上一代人也都不同。
以这个标准来看，甫跃辉的小说肯定是属于第二种，但他又不太像第二种。为什么说不太像呢？因为第二种的小说往往逮着一个角落就会把它写到底。不管是人性、生活，还是世界的角落，只要小说家逮到这个角落，拉开这个缝隙，他必须得把它拉到底，直到最后一个口，把这个小角落变成一个世界。
但是甫跃辉写到这个角落以后就到此为止了，他会围着这个角落兜圈子。甫跃辉的选材往往是那些别人小说里含蓄又含蓄掉的东西。在《鱼王》里，我注意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叫“为时间打扫无关紧要的残渣”。其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大部分就是在这样一种残渣里兜圈子。而现在，在这些残渣里，他的小说还没有一个非常强的可辨识性。在我之前看过的他的小说中，他还没有能够给我一种要去调整自己的欲望。他已经提供了一些不同，但是这个不同还没有强烈到让我必须去调整我的小说观、小说意识才能和他的小说对抗。我们没有教一个小说家写作的能力，就像一个小说家也没有义务来说我们的批评批评到他了一样。但对我来说，跃辉小说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他让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如果他不再写得更好一点那就可惜了的可能。
木叶：看了甫跃辉的几篇小说以后，我觉得有些内容有意无意地呼应了一些中国现代和当代的作家。虽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个案的性质，也有些自己的牵强附会，但如果大家细读过，可能也会有所感受。
我想说的第一个作品是《巨象》。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从偏远地区来到城市的人的故事。小说里的这座城市应该就是上海。主人公在里面交女朋友，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性的不满足以及去实现满足的过程等等，中间还质疑了自己是否变成了坏人。我觉得，这篇小说真的有点像郁达夫的《沉沦》。但是不同之处在于，郁达夫的写作放在一个遥远的异邦，他是用一种家国沦亡的危机状态来写的。而甫跃辉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在巨大变革的时代里在国族内部产生的一种异乡感、异域感和动荡感。
但这还只是一种细节上的感觉，如果进一步去看文本，你就会发现他和郁达夫的不同和差距。虽然郁达夫的文本要更短一些，但是他能提供给你一种很宏远、很震撼的东西，有一种登高而呼的状态在里面。相比之下，甫跃辉的文本还是有些小家子气，在气象上就和郁达夫差了很多。
当然，他的小说中确实有他们“80后”的那种回到自身的状态。甫跃辉在写的时候更多注重的是一种个人的感受。很多东西在解决的时候，他未必会求助于家国，而是会去求助于一种内心和自我本能的排解。其实就这个小说而言，我觉得甫跃辉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把这个男孩的心理转变、性需求和他那一种对城市既向往又觉得无法留下来的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直白的话，他说“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这句话说的好坏我不去管，但我觉得里面确实体现了甫跃辉的那种敏感。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甫跃辉将自己在故乡的经验带入到了这个人物身上。读甫跃辉的很多故事，读小说里那些比较生动的部分，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将这部小说和《沉沦》进行比较之后，我想对甫跃辉说的是，我希望他能够更坚定一些，把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的东西好好地去挖掘。我想借用一个理论家的说法叫“野蛮生长”，甫跃辉现在还有一点收缩性地野蛮生长的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他应该理直气壮地野蛮生长，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会真的像那头巨象一样。
我想讲的第二个作品是他的《少年游》。这是他一个短篇集的标题小说。这个作品让我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文本来说，相似度可能比刚才的《巨象》和《沉沦》更高。《少年游》里面讲的粗略看来是两段远行的经历。一段是十二岁的离家出走，表面上看似乎成功了，但却又不是完全的成功。另一段是十八岁的离家出走，这似乎是未遂的。在甫跃辉的《少年游》里，给我的是一种一再延宕，中间又枝蔓横生的感觉。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它里面有一种十二岁的个人和十八岁的自我的对冲。这种两个年龄层的对冲，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小说里面有一种生与死的碰撞，这一点也很打动我。 但这个小说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还是要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讲起。这部小说今天可能被我们经典化了，但是一读起来确实有一种余华打开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之门的感觉。而甫跃辉的这部作品在格局上我认为还是有所欠缺的。另外一点，在张力上我觉得他也有所欠缺。在作品中，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对冲怎样能通过文本的处理表现得更好，我想这是他需要思考的。读上世纪80年代那些现在被好多人认为是过时了的先锋作家的作品时，我真的很激动。但是“80后”的作家在小说的技巧上，在如何能够形成一种张力、一种冲击力的问题上，我觉得处理得却都还不到位。我想在这一点上也提醒一下甫跃辉，希望他能有更多的变化和进展。
第三个我想谈的是甫跃辉的《鱼王》。它让我想到的作品是《棋王》。不过刚才德海说，这个文本可能跟《树王》要更相似一些。在读这部小说前十页的时候，我觉得文字绵密、啰唆、冗长、不透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是越往后读，我就越觉得这篇小说拥有了甫跃辉个人的特色，这也是它比较打动我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在处理乡村世代相传中的鱼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甫跃辉做到了虚实相间。当你感觉他好像已经没法写下去的时候，鱼王出现了。而且不只是出现，甫跃辉还要用它去解决这场乡民之间的斗争。他的解决方式是一方面让鱼王在被逮住以后准备被杀掉分尸，然后另一方面去让小孩设法保护它，把它留存下来。干旱以后，鱼王的鳞掉了，最后也就死了。写到这里以后如何继续，我觉得是很考验小说家的处理水准的，因为写得不好就很容易落得太实。在这里甫跃辉写道，包鱼池的人被村民打伤住院了，而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以后却突然发现鱼王荡然无存了。这个地方我认为他写的很妙。之后的推进同样需要一定的手段。当故事再往下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包鱼池的一家人在所有的鱼被抢完以后就离开了这个乡村，而他的车上有一个很长的、明晃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交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是说在他们走了以后看守湖面的地方就建了两座房子，但房子的门却被锁了。很多小孩和少年就想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把这个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他们发现一个秘密：整个村子很臭的原因就是鱼死了。鱼王其实并没有被拿走，而是被关在了这个屋子里面。现在，鱼的肉体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副骨架。我觉得写到这里已经相当不错，但在小说的最后，甫跃辉还是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他说，最后发现在很大的鱼王骨架上缺了一根很尖锐的刺。这个时候，那些小孩才意识到，原来那一对养鱼人带走的就是这根刺。他并没有把鱼王带走，也没有带走鱼池的利润，而是带走了这样一根刺。我希望能在甫跃辉的小说里看到更多鱼王这根被带走的刺。
康凌：甫跃辉的写作和之前的文学传统是割不断的，现在给他贴上一个“80后”的标签也是一种非常标签化的行为。他的这个“不断”在他的文本里面看得非常清楚。比如我们看他小说的开头，在《丢失者》的开头里他写道：“事后想起来，顾零洲觉得，事发前有很多征兆警示过他，可他自始至终置若罔闻。”这个就非常像余华的方式。在很多这种非常细节的技巧上都可以看到，他本身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沿袭者，说他是“体制内作家”可能也是成立的。
但是，对这种技巧的学习怎样转化为对当代这个历史问题或是说他自身问题的处理，这里就牵涉到他如何去面对现实的问题。当然，面对现实有很多方法。直接进入是一种方法，但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成效。比如说曹征路的《问苍茫》这样的作品，虽然是以直接介入为噱头，但是可能并不是非常成功。但在甫跃辉这里，我们发现的可能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游移，面对现实的失败，进入现实的失效，但是这样的一种游移和失效本身也是现实一种，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牵涉到更多更复杂的层面。
比如，他的很多小说都围绕着通讯工具展开。手机、电话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但是，这些用来沟通人际、用来沟通自我和外部的现代工具在他的小说里所导致的全都是与外界交流的失败。这样一种借助现代工具来表达面对现实、进入现实时的不可能状态的转化，恐怕本身也是一种我们面对现实或者说讨论现实问题的方式。这里提到的现实不仅仅是指一个外部的世界，它同时也是鲁迅先生讲的这种和自己的“实人生”接触的失败。主人公各种各样非常极端的性行为都是因为这些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在这个与“实人生”接触的失败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他通过非常多其他的极端行为去试图重新把握自己，试图重新进入自己的生活，试图重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但是这样一种失败并不是伴随着非常平滑的心理感受而出现的。在甫跃辉的文本里，有着非常巨大的道德上的焦虑，他会不断地去自问“我还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样的问题。这在一般的文本里看到可能会觉得非常矫情，但像他这样非常突兀地在文本里出现这些内容，呈现这样一种道德焦虑的状态，本身可能就是关于内心的问题。在内心建构道德焦虑，通过内心的建构来解决与外部世界沟通失效的问题，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去表现这样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的去处理外部世界问题的方式？我想这是我试图提出的问题。
甫跃辉：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到场的朋友。今天的笔记我回去以后要好好看，我想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我还有半年就30岁了，希望这个30年过了，下一个30年能够写得更好。谢谢大家！
（整理者：吴天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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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是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培养的第一位毕业研究生，现供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社，是“8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自2006年至今，共发表文字近百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花城》《中国作家》《大家》《山花》等，已有作品译介至国外。2009年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2012年《少年游》获得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短篇小说《巨象》获得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2013年获得“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云南高黎贡文学奖；短篇小说《动物园》获得“十月文学奖新人奖”。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短篇小说集《动物园》、中篇小说集《鱼王》、小说集《散佚的族谱》等。
郑理：我就从甫跃辉的名字开始说起吧。“甫”这个字，它有一种刚刚的、将要的、正好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甫跃辉现在的写作状态也正处在这样一个上升期，它的抛物线是往上的，这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去年给他出了书，但也没想到他今年会得这么多奖。但是对于跃辉来说，就像他名字里的第二个“跃”字，后面还有很多龙门要跳。一个作家要经历一个从一般作家到知名作家，再到著名作家，大作家，大师级作家，巨匠式作家的过程。甫跃辉现在正在从知名作家向著名作家迈进，但后面马拉松的道路还很长、很残酷，还有很多龙门在等着他跳。但是只要跳过著名作家，达到大作家的水准，那前面就会像他名字里的第三个“辉”字一样，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在等着他。
黄德海：我想从自己看待小说的方式开始说起。一个小说家可能会变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写他的小说，但这些小说需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会在内心里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有一种小说面对的是一种内在的核心，小说家变无数的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去达到或者标志着自己的小说已经到达了这里。这种小说家其实是可以不参与任何当代竞争的，他冲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家。所以，他每次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调整，而不愿意去听任何人的话。还有一种是流行的小说，小说家会和包括外国的当代作家在内的其他小说家竞争。这种竞争的作家跟前面的那种不同。他必须拿出自己的区分度来。他要使自己的作品跟当代的西方作家不同，跟自己的同一代人不同，跟上一代人也都不同。
以这个标准来看，甫跃辉的小说肯定是属于第二种，但他又不太像第二种。为什么说不太像呢？因为第二种的小说往往逮着一个角落就会把它写到底。不管是人性、生活，还是世界的角落，只要小说家逮到这个角落，拉开这个缝隙，他必须得把它拉到底，直到最后一个口，把这个小角落变成一个世界。
但是甫跃辉写到这个角落以后就到此为止了，他会围着这个角落兜圈子。甫跃辉的选材往往是那些别人小说里含蓄又含蓄掉的东西。在《鱼王》里，我注意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叫“为时间打扫无关紧要的残渣”。其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大部分就是在这样一种残渣里兜圈子。而现在，在这些残渣里，他的小说还没有一个非常强的可辨识性。在我之前看过的他的小说中，他还没有能够给我一种要去调整自己的欲望。他已经提供了一些不同，但是这个不同还没有强烈到让我必须去调整我的小说观、小说意识才能和他的小说对抗。我们没有教一个小说家写作的能力，就像一个小说家也没有义务来说我们的批评批评到他了一样。但对我来说，跃辉小说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他让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如果他不再写得更好一点那就可惜了的可能。
木叶：看了甫跃辉的几篇小说以后，我觉得有些内容有意无意地呼应了一些中国现代和当代的作家。虽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个案的性质，也有些自己的牵强附会，但如果大家细读过，可能也会有所感受。
我想说的第一个作品是《巨象》。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从偏远地区来到城市的人的故事。小说里的这座城市应该就是上海。主人公在里面交女朋友，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性的不满足以及去实现满足的过程等等，中间还质疑了自己是否变成了坏人。我觉得，这篇小说真的有点像郁达夫的《沉沦》。但是不同之处在于，郁达夫的写作放在一个遥远的异邦，他是用一种家国沦亡的危机状态来写的。而甫跃辉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在巨大变革的时代里在国族内部产生的一种异乡感、异域感和动荡感。
但这还只是一种细节上的感觉，如果进一步去看文本，你就会发现他和郁达夫的不同和差距。虽然郁达夫的文本要更短一些，但是他能提供给你一种很宏远、很震撼的东西，有一种登高而呼的状态在里面。相比之下，甫跃辉的文本还是有些小家子气，在气象上就和郁达夫差了很多。
当然，他的小说中确实有他们“80后”的那种回到自身的状态。甫跃辉在写的时候更多注重的是一种个人的感受。很多东西在解决的时候，他未必会求助于家国，而是会去求助于一种内心和自我本能的排解。其实就这个小说而言，我觉得甫跃辉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把这个男孩的心理转变、性需求和他那一种对城市既向往又觉得无法留下来的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直白的话，他说“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这句话说的好坏我不去管，但我觉得里面确实体现了甫跃辉的那种敏感。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甫跃辉将自己在故乡的经验带入到了这个人物身上。读甫跃辉的很多故事，读小说里那些比较生动的部分，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将这部小说和《沉沦》进行比较之后，我想对甫跃辉说的是，我希望他能够更坚定一些，把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的东西好好地去挖掘。我想借用一个理论家的说法叫“野蛮生长”，甫跃辉现在还有一点收缩性地野蛮生长的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他应该理直气壮地野蛮生长，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会真的像那头巨象一样。
我想讲的第二个作品是他的《少年游》。这是他一个短篇集的标题小说。这个作品让我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文本来说，相似度可能比刚才的《巨象》和《沉沦》更高。《少年游》里面讲的粗略看来是两段远行的经历。一段是十二岁的离家出走，表面上看似乎成功了，但却又不是完全的成功。另一段是十八岁的离家出走，这似乎是未遂的。在甫跃辉的《少年游》里，给我的是一种一再延宕，中间又枝蔓横生的感觉。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它里面有一种十二岁的个人和十八岁的自我的对冲。这种两个年龄层的对冲，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小说里面有一种生与死的碰撞，这一点也很打动我。 但这个小说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还是要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讲起。这部小说今天可能被我们经典化了，但是一读起来确实有一种余华打开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之门的感觉。而甫跃辉的这部作品在格局上我认为还是有所欠缺的。另外一点，在张力上我觉得他也有所欠缺。在作品中，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对冲怎样能通过文本的处理表现得更好，我想这是他需要思考的。读上世纪80年代那些现在被好多人认为是过时了的先锋作家的作品时，我真的很激动。但是“80后”的作家在小说的技巧上，在如何能够形成一种张力、一种冲击力的问题上，我觉得处理得却都还不到位。我想在这一点上也提醒一下甫跃辉，希望他能有更多的变化和进展。
第三个我想谈的是甫跃辉的《鱼王》。它让我想到的作品是《棋王》。不过刚才德海说，这个文本可能跟《树王》要更相似一些。在读这部小说前十页的时候，我觉得文字绵密、啰唆、冗长、不透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是越往后读，我就越觉得这篇小说拥有了甫跃辉个人的特色，这也是它比较打动我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在处理乡村世代相传中的鱼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甫跃辉做到了虚实相间。当你感觉他好像已经没法写下去的时候，鱼王出现了。而且不只是出现，甫跃辉还要用它去解决这场乡民之间的斗争。他的解决方式是一方面让鱼王在被逮住以后准备被杀掉分尸，然后另一方面去让小孩设法保护它，把它留存下来。干旱以后，鱼王的鳞掉了，最后也就死了。写到这里以后如何继续，我觉得是很考验小说家的处理水准的，因为写得不好就很容易落得太实。在这里甫跃辉写道，包鱼池的人被村民打伤住院了，而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以后却突然发现鱼王荡然无存了。这个地方我认为他写的很妙。之后的推进同样需要一定的手段。当故事再往下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包鱼池的一家人在所有的鱼被抢完以后就离开了这个乡村，而他的车上有一个很长的、明晃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交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是说在他们走了以后看守湖面的地方就建了两座房子，但房子的门却被锁了。很多小孩和少年就想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把这个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他们发现一个秘密：整个村子很臭的原因就是鱼死了。鱼王其实并没有被拿走，而是被关在了这个屋子里面。现在，鱼的肉体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副骨架。我觉得写到这里已经相当不错，但在小说的最后，甫跃辉还是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他说，最后发现在很大的鱼王骨架上缺了一根很尖锐的刺。这个时候，那些小孩才意识到，原来那一对养鱼人带走的就是这根刺。他并没有把鱼王带走，也没有带走鱼池的利润，而是带走了这样一根刺。我希望能在甫跃辉的小说里看到更多鱼王这根被带走的刺。
康凌：甫跃辉的写作和之前的文学传统是割不断的，现在给他贴上一个“80后”的标签也是一种非常标签化的行为。他的这个“不断”在他的文本里面看得非常清楚。比如我们看他小说的开头，在《丢失者》的开头里他写道：“事后想起来，顾零洲觉得，事发前有很多征兆警示过他，可他自始至终置若罔闻。”这个就非常像余华的方式。在很多这种非常细节的技巧上都可以看到，他本身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沿袭者，说他是“体制内作家”可能也是成立的。
但是，对这种技巧的学习怎样转化为对当代这个历史问题或是说他自身问题的处理，这里就牵涉到他如何去面对现实的问题。当然，面对现实有很多方法。直接进入是一种方法，但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成效。比如说曹征路的《问苍茫》这样的作品，虽然是以直接介入为噱头，但是可能并不是非常成功。但在甫跃辉这里，我们发现的可能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游移，面对现实的失败，进入现实的失效，但是这样的一种游移和失效本身也是现实一种，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牵涉到更多更复杂的层面。
比如，他的很多小说都围绕着通讯工具展开。手机、电话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但是，这些用来沟通人际、用来沟通自我和外部的现代工具在他的小说里所导致的全都是与外界交流的失败。这样一种借助现代工具来表达面对现实、进入现实时的不可能状态的转化，恐怕本身也是一种我们面对现实或者说讨论现实问题的方式。这里提到的现实不仅仅是指一个外部的世界，它同时也是鲁迅先生讲的这种和自己的“实人生”接触的失败。主人公各种各样非常极端的性行为都是因为这些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在这个与“实人生”接触的失败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他通过非常多其他的极端行为去试图重新把握自己，试图重新进入自己的生活，试图重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但是这样一种失败并不是伴随着非常平滑的心理感受而出现的。在甫跃辉的文本里，有着非常巨大的道德上的焦虑，他会不断地去自问“我还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样的问题。这在一般的文本里看到可能会觉得非常矫情，但像他这样非常突兀地在文本里出现这些内容，呈现这样一种道德焦虑的状态，本身可能就是关于内心的问题。在内心建构道德焦虑，通过内心的建构来解决与外部世界沟通失效的问题，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去表现这样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的去处理外部世界问题的方式？我想这是我试图提出的问题。
甫跃辉：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到场的朋友。今天的笔记我回去以后要好好看，我想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我还有半年就30岁了，希望这个30年过了，下一个30年能够写得更好。谢谢大家！
（整理者：吴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