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一个向上的螺旋。世界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切实存在的，但它们不会导致另一场大萧条——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们记得曾爆发过大萧条。我们需要一场不会彻底扬弃前人成果、但能消除其天生缺陷的革命
　　70多年前的大萧条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推到了经济思想的前沿。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投资者的狂热与喜好，或因为商人“活力”的变化，或因为价格下跌破坏了金融系统，私人投资支出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谨慎的货币政策——央行提高或下调利率以减少私人投资支出的波动——可能与稳定经济的目标适得其反。但他们也认为，政府必须直接干预，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总体经济投资水平保持稳定。他们相信，此类政策能驱除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大规模普遍失业的幽灵，有效保证接近充分的就业。
　　凯恩斯主义者预见到，接近充分的就业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危险。毕竟，如果高失业率即将出现时政府会刺激支出，工人和工会为什么要控制其工资要求呢？高工资要求的一个重大抑制因素——失业率上升时对被解雇的担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对于第一代1945年后出生的人来说，普遍的答案是：组合主义社会民主。工会会接受政府提出的控制加薪的请求，而政府则会接受工会提出的公共开支及社会保险方面的要求。凯恩斯主义断言，大萧条那样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但是，它解决潜行通货膨胀的方法却是临时性的，并已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失败。20世纪7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爆发通货膨胀后，世界工业中心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变为“准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胜利并没有凯恩斯主义那样彻底。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叶，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均赞成以下主张：
　　● 中央银行对其保持长期价格稳定的承诺必须言而有信。
　　● 中央银行必须承认，平均失业率水平并非由周期性因素，而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他们无权解决。
　　● 公布并努力维持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会使央行易于传达其主要意图和获得信任，并使外人可以藉此判断出合理的政策是否确实得到遵循。
　　货币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镜像。它同样断言，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通货膨胀永不会再现。但它未能解决西欧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过去15年的情况表明，就像凯恩斯主义的处方无力处理通货膨胀挑战一样，货币主义也无力解决在公司和银行大量举债经营情况下价格下跌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许多人（我是其一）把社会民主制度无法控制通胀的情况归咎于决策失误。政客们不理解扩大社会保险是限制工资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工会领袖则不理解，如果组合主义社会民主不控制通货膨胀，政治力量将右转，高失业率将被用来抑制通胀。
　　今天，许多人把当今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令人担心的经济状况——10多年前日本的经济停滞及通缩，德国的通缩和衰退——归咎于其他错误决策。日本和欧洲央行的银行家下调利率的力度不够大，速度不够快，金融业监管机构对投机性贷款的剧增视而不见，政客们不愿充分扩张货币政策。
　　但是，不要期望政客和央行行长们总是能做出好决策：好政策必须是——即使管理者短视，考虑不周，政策仍能贯彻落实。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是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注定会出现的败笔。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左右着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准货币主义正统学说，则注定无法解决威胁日本、欧洲，可能还有美国的通货紧缩以及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间的长期巨大缺口。
　　我们周而复始，但并不是循环：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重蹈20世纪30年代那种清偿能力崩溃，或银行和公司大规模破产将整个金融系统置于危险境地的情况。这是一个向上的螺旋。世界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切实存在的，但它们不会导致另一场大萧条——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们记得曾爆发过大萧条。我们需要像凯恩斯主义和准货币主义那样的决策革命，一场不会彻底扬弃前人成果，但能消除其天生缺陷的革命。
　　这种革命会来自何处？美国联邦储备局理事本·伯纳克（Ben Bernanke）穷其一生研究资产价格，以及在困难情况下央行不应仅局限于采取短期公开市场操作的必要性。或许，下一场革命将出自这里。他认为，银行应尝试诸如为主要长期债券价格设定底价等事情。这是伯纳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