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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重农抑商”传统价值观，使得商业教育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在本土商学院以“中国速度”出现在世界权威排行榜上的背后，是本土商业力量的兴起。
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需要“开眼看世界”，这让一批拥有高端资源、视野开阔的商业教育平台成为冲击传统商业教育体系的另一股力量。
古代“商学院”的儒家原则
自古“重农抑商”传统价值观，使得商业教育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那么，中国的商业教育真的就是数百年来这一副模样，毫无专业性与系统化吗？
其实，晋商与徽商形成过一整套系统有效的商业教育体系。
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著名晋商李宏龄经营以“蔚丰厚”为龙头的票号达四十年之久，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认为经商如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李宏龄《同舟忠告》一书中，强调“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
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徽商后代、清代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中就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
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
这条规定，几乎是一道为希望接受商业教育的人所设置的铁门坎，一些基本的“前商业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在此成为前提。可以说，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体系中都有传统文化、信用文化、移民文化的影响烙印，也由此可见，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须具备这些前提素质。
创业潮下的新命题：
“大学已死，大学永存”
如同对其传统产业产生的“威胁”一样，以互联网领衔的新经济革命正在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形态。越来越多的新型商业教育机构也正在挑战传统商学院。
3月的一个周末，智美新媒广告公司创始人刘熠鹏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开车穿过半个北京城，直奔海淀一家星级酒店。酒店的会议室里，他和1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占据了几张大圆桌，每人面前摊开一堆讲义和笔记，在这样的“微型商学院”听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回忆他如何在网上发动营销大战。
刘熠鹏听得聚精会神。“我就是冲着黎万强来的。”媒体人出身的刘熠鹏并没有选择去几大商学院深造。过去，一张MBA学位证书成为许多人获得高薪工作有效的敲门砖，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结合中国的创业大潮，完成了商业管理普及的中国企业也急需更务实、更具针对性的商业教育。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2012年10月20日，《时代周刊》记者阿曼达·里普利得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结论。
苏格拉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关于这句话，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恐怕不能同意更多了。她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在2006年由31位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机构。从早期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到中外合作办学，再到近几年的国际化运动，中国本土的商业管理教育体系与外国的鸿沟不断被填平。
“无论你是国企、跨国公司还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的是全球竞争”。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需要“开眼看世界”，这让一批拥有高端资源、视野开阔的商业教育平台成为冲击传统商业教育体系的另一股力量。
酷爱高尔夫的浙江九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春雷很久没有碰高尔夫球杆。 “以前我觉得企业不大不小过得去，能经常打打高尔夫，就自我满足了。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太‘小我’。”他说，“仅仅把企业做到优秀和卓越是不够的，要朝着伟大的企业去努力。”
让俞春雷颠覆了既有观念的是一次海外游学经历。2013年9月，他报名参加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发起的“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计划”。在三周时间里，学员进行了主题为“构建可持续性领导力”的系统化学习，接受哈佛商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肯尼迪政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等知名学府联合定制的课程。
而建立完整的管理系统，正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与西方那些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相比所欠缺的。“商学院的教育是一种系统的正规教育。它有MBA、EMBA和CEO班这些吸引人的课程。但读完了之后呢？这时候商学院已经不能满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后商学院，这个是我们跟商学院最大的不同。”程虹说。
商业教育体系的庙堂与江湖
与咄咄逼人的网络派相比，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样的平台型机构几乎都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与商学院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有益补充”，而非挑战者。但这些机构所聚集的优质企业家资源，已经触及到中国商学院的竞争核心：圈子。
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计划”美国站为例，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万科董事长王石亲任辅导员；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和俞敏洪、吴亚军担任轮值班长。俞春雷坦言，尽管商学院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但有像柳传志、俞敏洪这样的大企业家存在的企业家俱乐部令他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它能够驱动你内心的改变，而不是驱动外在管理技巧的提升、朋友的广泛接触。”
从长期来看，圈子仍是商学院吸引生源的一大利器，但与此同时，如何精心打造圈子将成为商学院思考的问题。
鸿翼驭动广告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春旭已经从中欧EMBA毕业了一年，但他依然和校友之间有着频繁沟通。他坦承，现在正在创业的项目就有校友资源的帮助。实际上，与其说那些创新的商业培训机构颠覆了商学院，不如说他们颠覆的是已经运转多年的商学院教育模式。
国内的传统商科教育已临近黄昏。创业黑马集团董事长、黑马学院院长牛文文把以往的商业教育体系归为两派，一是庙堂，一是江湖，“庙堂派学习西方商学院，请年薪30万的海归教授来讲国外案例，学员吃吃饭、打打高尔夫，实际上是政治身份的象征。江湖派来源于台湾的成功学，基本是民间草根自我励志的工具，现在已经完全成了负面名词。”
他认为，这两派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把有学习需求的中国商人收割殆尽，如今套路老化，生源也逐渐枯竭，而创新商学院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新经济时代的‘新’不仅体现在工具上，也體现在社会整体的商业氛围。”新经济时代下的商业教育革命即便还未完全爆发，也极大考验着传统商学院的应变能力。
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需要“开眼看世界”，这让一批拥有高端资源、视野开阔的商业教育平台成为冲击传统商业教育体系的另一股力量。
古代“商学院”的儒家原则
自古“重农抑商”传统价值观，使得商业教育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那么，中国的商业教育真的就是数百年来这一副模样，毫无专业性与系统化吗？
其实，晋商与徽商形成过一整套系统有效的商业教育体系。
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著名晋商李宏龄经营以“蔚丰厚”为龙头的票号达四十年之久，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认为经商如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李宏龄《同舟忠告》一书中，强调“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
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徽商后代、清代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中就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
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
这条规定，几乎是一道为希望接受商业教育的人所设置的铁门坎，一些基本的“前商业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在此成为前提。可以说，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体系中都有传统文化、信用文化、移民文化的影响烙印，也由此可见，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须具备这些前提素质。
创业潮下的新命题：
“大学已死，大学永存”
如同对其传统产业产生的“威胁”一样，以互联网领衔的新经济革命正在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形态。越来越多的新型商业教育机构也正在挑战传统商学院。
3月的一个周末，智美新媒广告公司创始人刘熠鹏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开车穿过半个北京城，直奔海淀一家星级酒店。酒店的会议室里，他和1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占据了几张大圆桌，每人面前摊开一堆讲义和笔记，在这样的“微型商学院”听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回忆他如何在网上发动营销大战。
刘熠鹏听得聚精会神。“我就是冲着黎万强来的。”媒体人出身的刘熠鹏并没有选择去几大商学院深造。过去，一张MBA学位证书成为许多人获得高薪工作有效的敲门砖，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结合中国的创业大潮，完成了商业管理普及的中国企业也急需更务实、更具针对性的商业教育。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2012年10月20日，《时代周刊》记者阿曼达·里普利得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结论。
苏格拉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关于这句话，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恐怕不能同意更多了。她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在2006年由31位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机构。从早期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到中外合作办学，再到近几年的国际化运动，中国本土的商业管理教育体系与外国的鸿沟不断被填平。
“无论你是国企、跨国公司还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的是全球竞争”。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需要“开眼看世界”，这让一批拥有高端资源、视野开阔的商业教育平台成为冲击传统商业教育体系的另一股力量。
酷爱高尔夫的浙江九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春雷很久没有碰高尔夫球杆。 “以前我觉得企业不大不小过得去，能经常打打高尔夫，就自我满足了。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太‘小我’。”他说，“仅仅把企业做到优秀和卓越是不够的，要朝着伟大的企业去努力。”
让俞春雷颠覆了既有观念的是一次海外游学经历。2013年9月，他报名参加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发起的“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计划”。在三周时间里，学员进行了主题为“构建可持续性领导力”的系统化学习，接受哈佛商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肯尼迪政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等知名学府联合定制的课程。
而建立完整的管理系统，正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与西方那些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相比所欠缺的。“商学院的教育是一种系统的正规教育。它有MBA、EMBA和CEO班这些吸引人的课程。但读完了之后呢？这时候商学院已经不能满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后商学院，这个是我们跟商学院最大的不同。”程虹说。
商业教育体系的庙堂与江湖
与咄咄逼人的网络派相比，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样的平台型机构几乎都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与商学院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有益补充”，而非挑战者。但这些机构所聚集的优质企业家资源，已经触及到中国商学院的竞争核心：圈子。
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计划”美国站为例，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万科董事长王石亲任辅导员；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和俞敏洪、吴亚军担任轮值班长。俞春雷坦言，尽管商学院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但有像柳传志、俞敏洪这样的大企业家存在的企业家俱乐部令他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它能够驱动你内心的改变，而不是驱动外在管理技巧的提升、朋友的广泛接触。”
从长期来看，圈子仍是商学院吸引生源的一大利器，但与此同时，如何精心打造圈子将成为商学院思考的问题。
鸿翼驭动广告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春旭已经从中欧EMBA毕业了一年，但他依然和校友之间有着频繁沟通。他坦承，现在正在创业的项目就有校友资源的帮助。实际上，与其说那些创新的商业培训机构颠覆了商学院，不如说他们颠覆的是已经运转多年的商学院教育模式。
国内的传统商科教育已临近黄昏。创业黑马集团董事长、黑马学院院长牛文文把以往的商业教育体系归为两派，一是庙堂，一是江湖，“庙堂派学习西方商学院，请年薪30万的海归教授来讲国外案例，学员吃吃饭、打打高尔夫，实际上是政治身份的象征。江湖派来源于台湾的成功学，基本是民间草根自我励志的工具，现在已经完全成了负面名词。”
他认为，这两派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把有学习需求的中国商人收割殆尽，如今套路老化，生源也逐渐枯竭，而创新商学院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新经济时代的‘新’不仅体现在工具上，也體现在社会整体的商业氛围。”新经济时代下的商业教育革命即便还未完全爆发，也极大考验着传统商学院的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