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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就是要坚持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国家之梦，是民族之梦。滴水映月，中国梦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希冀和理想。
中国未来在富民强国方面要优先做好几件大事，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几个大的趋势：
一是内需大开发。2008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个全球范围、长期积累形成的全球大泡沫破灭了。泡沫的破灭，意味着一个在泡沫长期形成过程中不断拉大的“虚需求”被“打回原形”，全球需求急剧萎缩。就经济理论而言，这个全球性长期泡沫的形成与破灭，折射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泡沫破灭之后，也就需要一个长期结构的调整。因此，中国将不会像过去30年一样，面对一个巨大的外需市场，中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内需大开发”。在内需大开发上，中国有三大优势：一是有能力，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二是有空间，我们的资金主要进入经济实体，促进新农村建设、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等，既能扩大当前就业，又能形成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三是有意愿，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资机会。
二是“民营化”。民营企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无论工业产值、贸易、就业乃至于创汇，民营企业的贡献均日增月涨。然而，意识形态的包袱显然尚未完全抛掉，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的政策对民营企业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正常的发展，以及内需的大力开发。
中国内需拉动，就是把钱花在国内市场，现在，钱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准确地说，是收入及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本来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购买力高度集中在一个极小比例的群体上，所以整体消费能力不强。
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但关于民营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负面”包袱仍未完全解放，“非公”一词即道尽其中奥妙。在政策上，除了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困难，最大的限制，应该算是在投资领域与范围上的制约。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完全对民营企业开放的一些领域如能源、电信、军工、水力、电力、交通（铁路、公路、航空、港口、机场等）等行业，在中国仍处于国企高度垄断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导致了民营资本投资无门，使内需无法有效拉动。
三是城镇化。中国有一个令全世界都欣羡不已的13亿人口规模的庞大市场，但实际上，这13亿人口中有60%，约8亿人口，平均消费购买力都不是太高。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又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群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够释放出大量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的需求，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一个长期巨量的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中国“城镇化率”（即全国总人口在城镇中的比列）在1978年时，只有9%。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以1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截至2012年达到了51%，离全球各国平均的城镇化率55%尚有距离，与发达国家平均85%及美国90%的差距更远。这一数据也说明了今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极大。
“城镇化”引申出来的需求是多元的，绝不仅限于农民入城后的收入及购买力的增加，还包括城镇建设所拉动的投资与消费。“城镇化”的意义甚至还超越了经济，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它将有助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再者放宽了农民的迁徙限制，也保障了人民的基本人权。
下一个30年是“城镇化”的中国大趋势，如果平均每年仍以1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5%），其所辐射出来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影响将极为深远。
四是节能减排环保产业。节能减排环保产业不仅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大趋势，同时也是全球大趋势，不过，它对中国而言，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按照现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不列入要求强制减排的名单，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新生的排碳大国已经颇有微词，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份以“碳强度”为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强调此目标对自己而言是有强制性的。以目前及未来的形势看来，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减排积极性将会持续强化。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已跃升为全球首个碳排放大国，目标大压力也大；其次，中国的暖化危机，除了与一般国家类似，有南、北两极的暖化问题之外，还多了一个第三极（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融问题。第三极地雪融，除了雪融期会有洪涝，雪融后更会面临旱灾，问题比南、北两极更复杂。再次，中国一旦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更容易达成进一步决策共识，一旦达成决策，通过庞大的国企部门及有效的政策调动民营企业部门，推动起来将会极具效率。最后，中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商机，况且中国本身就有一个亟待满足的巨大市场。
五是人民币国际化。19世纪的世界大国是英国，19世纪的国际货币是英镑；20世纪的世界大国是美国，20世纪的国际货币是美元。“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几十年，根本就不太可能实现”。然而随着全球与中国发展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竟然让这个比较遥远的可能，突如其来地拉近，变得有点现实起来。对中国而言，明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但已别无选择。再者，中国在21世纪真正要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能坦然勇敢地面对。
总之，我们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找准中国发展战略中永远不变的基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充满着很多变数。不同时期或许会有不同的施政方针，但有些根本性的东西是永遠不变的。这个永远不变的“恒”因，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怎样确立这样的基点？肯定是要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长远意识，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的行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通俗话语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富民富国强兵的深刻道理，值得深长回味。
有了这样的战略基点，中国在和平发展走向未来的漫漫征程中，才可以打破总是倒回历史原点的怪圈，即使受到暂时的干扰而停滞，也可以在高起点上继续前进。在从基点出发后，还须防止外力的突然撞击导致国家航船偏向。面对外部压力时，中国可以随时势的变化不断作战术的调整，但既定的国家战略方针绝不能改变。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梁 田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就是要坚持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国家之梦，是民族之梦。滴水映月，中国梦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希冀和理想。
中国未来在富民强国方面要优先做好几件大事，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几个大的趋势：
一是内需大开发。2008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个全球范围、长期积累形成的全球大泡沫破灭了。泡沫的破灭，意味着一个在泡沫长期形成过程中不断拉大的“虚需求”被“打回原形”，全球需求急剧萎缩。就经济理论而言，这个全球性长期泡沫的形成与破灭，折射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泡沫破灭之后，也就需要一个长期结构的调整。因此，中国将不会像过去30年一样，面对一个巨大的外需市场，中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内需大开发”。在内需大开发上，中国有三大优势：一是有能力，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二是有空间，我们的资金主要进入经济实体，促进新农村建设、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等，既能扩大当前就业，又能形成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三是有意愿，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资机会。
二是“民营化”。民营企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无论工业产值、贸易、就业乃至于创汇，民营企业的贡献均日增月涨。然而，意识形态的包袱显然尚未完全抛掉，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的政策对民营企业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正常的发展，以及内需的大力开发。
中国内需拉动，就是把钱花在国内市场，现在，钱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准确地说，是收入及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本来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购买力高度集中在一个极小比例的群体上，所以整体消费能力不强。
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但关于民营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负面”包袱仍未完全解放，“非公”一词即道尽其中奥妙。在政策上，除了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困难，最大的限制，应该算是在投资领域与范围上的制约。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完全对民营企业开放的一些领域如能源、电信、军工、水力、电力、交通（铁路、公路、航空、港口、机场等）等行业，在中国仍处于国企高度垄断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导致了民营资本投资无门，使内需无法有效拉动。
三是城镇化。中国有一个令全世界都欣羡不已的13亿人口规模的庞大市场，但实际上，这13亿人口中有60%，约8亿人口，平均消费购买力都不是太高。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又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群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够释放出大量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的需求，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一个长期巨量的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中国“城镇化率”（即全国总人口在城镇中的比列）在1978年时，只有9%。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以1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截至2012年达到了51%，离全球各国平均的城镇化率55%尚有距离，与发达国家平均85%及美国90%的差距更远。这一数据也说明了今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极大。
“城镇化”引申出来的需求是多元的，绝不仅限于农民入城后的收入及购买力的增加，还包括城镇建设所拉动的投资与消费。“城镇化”的意义甚至还超越了经济，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它将有助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再者放宽了农民的迁徙限制，也保障了人民的基本人权。
下一个30年是“城镇化”的中国大趋势，如果平均每年仍以1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5%），其所辐射出来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影响将极为深远。
四是节能减排环保产业。节能减排环保产业不仅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大趋势，同时也是全球大趋势，不过，它对中国而言，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按照现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不列入要求强制减排的名单，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新生的排碳大国已经颇有微词，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份以“碳强度”为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强调此目标对自己而言是有强制性的。以目前及未来的形势看来，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减排积极性将会持续强化。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已跃升为全球首个碳排放大国，目标大压力也大；其次，中国的暖化危机，除了与一般国家类似，有南、北两极的暖化问题之外，还多了一个第三极（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融问题。第三极地雪融，除了雪融期会有洪涝，雪融后更会面临旱灾，问题比南、北两极更复杂。再次，中国一旦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更容易达成进一步决策共识，一旦达成决策，通过庞大的国企部门及有效的政策调动民营企业部门，推动起来将会极具效率。最后，中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商机，况且中国本身就有一个亟待满足的巨大市场。
五是人民币国际化。19世纪的世界大国是英国，19世纪的国际货币是英镑；20世纪的世界大国是美国，20世纪的国际货币是美元。“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几十年，根本就不太可能实现”。然而随着全球与中国发展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竟然让这个比较遥远的可能，突如其来地拉近，变得有点现实起来。对中国而言，明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但已别无选择。再者，中国在21世纪真正要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能坦然勇敢地面对。
总之，我们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找准中国发展战略中永远不变的基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充满着很多变数。不同时期或许会有不同的施政方针，但有些根本性的东西是永遠不变的。这个永远不变的“恒”因，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怎样确立这样的基点？肯定是要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长远意识，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的行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通俗话语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富民富国强兵的深刻道理，值得深长回味。
有了这样的战略基点，中国在和平发展走向未来的漫漫征程中，才可以打破总是倒回历史原点的怪圈，即使受到暂时的干扰而停滞，也可以在高起点上继续前进。在从基点出发后，还须防止外力的突然撞击导致国家航船偏向。面对外部压力时，中国可以随时势的变化不断作战术的调整，但既定的国家战略方针绝不能改变。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梁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