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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滕州汉画像石以丰富的出土量、精邃富赡的內容以及深沉宏大的气魄，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汉代人民的生活，是汉人文化积淀的缩影。迄今为止从艺术造型的角度研究滕州汉画像石的较少，本文即是从此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着眼于滕州汉画像石方圆相济与破形之法的儒家方圆智慧的联系，阐述画面整体形态的呈现形式以及突破固有形式的造型之法，探寻其造型语言体现的哲学內涵与文化底蕴，从而在更深的笑学层次申理解其特殊的造型语言。
[关键词]滕州汉画像石；造型语言；方圆相济；破形之法
清末民初，滕州陆续出土了31块汉代画像石。建国后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整理，共发现汉代遗址225处，汉墓群40处以上。其分布覆盖了滕州全境大部分区域。相比为人所熟知的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的严谨壮美，滕州汉画像石在严谨之余展现出灵动活泼、自由奔放、变化丰富的特点，其造型形式在汉代画像石艺术中独具特色，在汉代艺术甚至中国传统艺术中占据羞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中华传统艺术的璀璨瑰宝。
滕州汉画像石以形象化的方式，生动具体地记录了汉代生产、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在表现内容、雕刻手法、物象特点等方面皆具独到之处。在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以《冶铁图》《牛耕图》《纺织图》《乐舞百戏图》，以及永元十年（公元98年）、延光元年（公元P22年）、元嘉三年（公元153年）的纪年画像石最为著名。在雕刻手法上，早期作品为阴线刻，中期为凸面刻，晚期多为浅浮雕。滕州汉画像石的工匠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大刀阔斧而不失严谨细腻的艺术手法，抓住物象主要特征夸张变形，求神似而不重具象，画面豪迈严谨、浑朴古拙，富有装饰意味，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刻、绘画的艺术珍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方圆相济的造型语言
滕州汉画像石在画面造型上以长方、正方的规则方形轮廓为主，而其中的图案内容又以圆弧线条为主，体现了方圓相济的独特造型语言。滕州的汉画像石多以方形的轮廓与圆弧曲线的雕刻内容（除建筑物、器皿、车辆、工具等本身为直线的造型外）相结合，在图像设计中产生了简约而概括的形式美感。方形给受众以直来直去、棱角分明、刚毅正直的视觉感受，而圆形曲线给受众以柔和、博大、流动的圓润感受，这些曲线蕴涵着一股强大的、动人心魄的视觉张力。滕州汉画像石的雕刻艺术采用这种方圓相济的造型手法，体现了松与紧、力与美的完美艺术结合，产生了强烈的节奏感，使其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不会产生视觉上的疲劳。
P958年出土于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的《六博宴饮小祠堂右壁画像石》（图1）在画面区域分割的方形：三层相互包含的三层正方形轮廓，还有图案中横向分割为六层的矩形，此皆为方形的规则造型。主体形象的圆形：第一、二、三、四层中人物轮廓的曲线依次为衣袖、布纹的圆弧线，伏羲与女娲转折有度的弧线，动物形体的弧线，人物与动物肌肉的弧线，第五层是动物的轮廓，动物的肌肉结构，车辆的正圆与圆弧，船、鱼的弧线，等等，都是圆形弧线的表现。如上所述，滕州汉画像石无不体现羞方与圆交辉相映的造型语境。
二、破形与变形
滕州汉画像石中又不乏有突破方形轮廓，采用“凹”字形外形轮廓的画像石，在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方圆造型体现了汉人造型艺术的简练而不简单的视觉追求。破形与变形是相对于方圆造型中的外在轮廓“方”而言的，滕州汉画像石中多以方、圆为主进行制作，可又不乏在此的基础上的变化甚至创新。在以方形与圆形协调而雕凿的基础上，尝试突破固有造型的形式，使其具备更加浓厚的装饰性和设计感，这种外形轮廓上的变化往往会给受众意料之外的感受。
1982年出土于滕州市滨湖镇西古村的《建筑乐舞杂技祠堂画像石》（图2）可以看出在制作的最初阶段即限定了两层方形的规则轮廓边框，除特定具有直线特征的图案外也是多以圓弧曲线对轮廓和构造进行刻画。但在图案右上方的“羽人饲凤”的场景却突破了原方形边框，羽人的胸腔以上，凤的头、颈、尾均在第一个方形以外。此处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而为，都大胆地突破了原有的造型形式。
三、儒、墨思想及鲁班精神的交织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滕州汉画像石巧妙运用方圓相济的线条和块面表现了儒家倡导的内方外圆的方圆处世之道和智方行圓的儒家哲学。战国时期孟轲在《孟子·离娄上》说：“离娄之明，公输子（鲁班）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圓。”强调了方与圆的处世之道，即对外灵活地做到圆融，对内堂堂正正、坚守自己的原则。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主术训》：“凡人之论，必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2）体现了“智方行圆”的哲学。这些方圆相济的造型形式、转折有度的曲线线条散发羞迷人的神秘感和视觉上的艺术张力，体现了对后世的教化和训导作用，既强调对后人外圆内方处世方式的忠告，智方行圆、忠君爱国的良好祈愿，也再现了儒教意识、黄老之学对汉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到处透露羞儒家思想对滕州汉画像石的浸染。滕州地区的汉画像石在亦方亦圆的形象构建中，在方、圆造型的对比中，在方圆相济的线条中，体现的是人们对身后事的美好愿望。
（二）墨家思想的影响
墨子不同意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态度，主张“述而且作”。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认为既要继承古代文化的精华，又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这就为肯定滕州画像石造型艺术不完全遵从原有造型形式，并为大胆突破、革新创造的特点奠定了积极的思想基础，成为突破固定造型模式的思想诱因。
（三）鲁班精神的影响
鲁班的严谨精工、实用革新、创新创造精神是滕州汉画像石造型形式大胆突破的技艺支持和动力源泉。滕州同样是“百工圣祖”鲁班的故里，在这片土地上洋溢羞严谨精工、乐于创造的氛围。
结语
滕州汉画像石方圆相济的造型形式体现了儒教观念的“外方内圆”“智方行圆”的处世方式，更是对后世的训导和美好祝愿。滕州汉画像石所体现的“破形”艺术手法对现当代的设计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蕴含羞继承、创新的精神，值得后世思考学习。滕州汉画像石展现了汉人高超的雕刻技巧，体现出儒、墨、鲁班等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交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丰富的审美内涵，对当代人的艺术创作和创新品质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滕州汉画像石；造型语言；方圆相济；破形之法
清末民初，滕州陆续出土了31块汉代画像石。建国后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整理，共发现汉代遗址225处，汉墓群40处以上。其分布覆盖了滕州全境大部分区域。相比为人所熟知的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的严谨壮美，滕州汉画像石在严谨之余展现出灵动活泼、自由奔放、变化丰富的特点，其造型形式在汉代画像石艺术中独具特色，在汉代艺术甚至中国传统艺术中占据羞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中华传统艺术的璀璨瑰宝。
滕州汉画像石以形象化的方式，生动具体地记录了汉代生产、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在表现内容、雕刻手法、物象特点等方面皆具独到之处。在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以《冶铁图》《牛耕图》《纺织图》《乐舞百戏图》，以及永元十年（公元98年）、延光元年（公元P22年）、元嘉三年（公元153年）的纪年画像石最为著名。在雕刻手法上，早期作品为阴线刻，中期为凸面刻，晚期多为浅浮雕。滕州汉画像石的工匠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大刀阔斧而不失严谨细腻的艺术手法，抓住物象主要特征夸张变形，求神似而不重具象，画面豪迈严谨、浑朴古拙，富有装饰意味，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刻、绘画的艺术珍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方圆相济的造型语言
滕州汉画像石在画面造型上以长方、正方的规则方形轮廓为主，而其中的图案内容又以圆弧线条为主，体现了方圓相济的独特造型语言。滕州的汉画像石多以方形的轮廓与圆弧曲线的雕刻内容（除建筑物、器皿、车辆、工具等本身为直线的造型外）相结合，在图像设计中产生了简约而概括的形式美感。方形给受众以直来直去、棱角分明、刚毅正直的视觉感受，而圆形曲线给受众以柔和、博大、流动的圓润感受，这些曲线蕴涵着一股强大的、动人心魄的视觉张力。滕州汉画像石的雕刻艺术采用这种方圓相济的造型手法，体现了松与紧、力与美的完美艺术结合，产生了强烈的节奏感，使其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不会产生视觉上的疲劳。
P958年出土于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的《六博宴饮小祠堂右壁画像石》（图1）在画面区域分割的方形：三层相互包含的三层正方形轮廓，还有图案中横向分割为六层的矩形，此皆为方形的规则造型。主体形象的圆形：第一、二、三、四层中人物轮廓的曲线依次为衣袖、布纹的圆弧线，伏羲与女娲转折有度的弧线，动物形体的弧线，人物与动物肌肉的弧线，第五层是动物的轮廓，动物的肌肉结构，车辆的正圆与圆弧，船、鱼的弧线，等等，都是圆形弧线的表现。如上所述，滕州汉画像石无不体现羞方与圆交辉相映的造型语境。
二、破形与变形
滕州汉画像石中又不乏有突破方形轮廓，采用“凹”字形外形轮廓的画像石，在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方圆造型体现了汉人造型艺术的简练而不简单的视觉追求。破形与变形是相对于方圆造型中的外在轮廓“方”而言的，滕州汉画像石中多以方、圆为主进行制作，可又不乏在此的基础上的变化甚至创新。在以方形与圆形协调而雕凿的基础上，尝试突破固有造型的形式，使其具备更加浓厚的装饰性和设计感，这种外形轮廓上的变化往往会给受众意料之外的感受。
1982年出土于滕州市滨湖镇西古村的《建筑乐舞杂技祠堂画像石》（图2）可以看出在制作的最初阶段即限定了两层方形的规则轮廓边框，除特定具有直线特征的图案外也是多以圓弧曲线对轮廓和构造进行刻画。但在图案右上方的“羽人饲凤”的场景却突破了原方形边框，羽人的胸腔以上，凤的头、颈、尾均在第一个方形以外。此处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而为，都大胆地突破了原有的造型形式。
三、儒、墨思想及鲁班精神的交织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滕州汉画像石巧妙运用方圓相济的线条和块面表现了儒家倡导的内方外圆的方圆处世之道和智方行圓的儒家哲学。战国时期孟轲在《孟子·离娄上》说：“离娄之明，公输子（鲁班）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圓。”强调了方与圆的处世之道，即对外灵活地做到圆融，对内堂堂正正、坚守自己的原则。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主术训》：“凡人之论，必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2）体现了“智方行圆”的哲学。这些方圆相济的造型形式、转折有度的曲线线条散发羞迷人的神秘感和视觉上的艺术张力，体现了对后世的教化和训导作用，既强调对后人外圆内方处世方式的忠告，智方行圆、忠君爱国的良好祈愿，也再现了儒教意识、黄老之学对汉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到处透露羞儒家思想对滕州汉画像石的浸染。滕州地区的汉画像石在亦方亦圆的形象构建中，在方、圆造型的对比中，在方圆相济的线条中，体现的是人们对身后事的美好愿望。
（二）墨家思想的影响
墨子不同意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态度，主张“述而且作”。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认为既要继承古代文化的精华，又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这就为肯定滕州画像石造型艺术不完全遵从原有造型形式，并为大胆突破、革新创造的特点奠定了积极的思想基础，成为突破固定造型模式的思想诱因。
（三）鲁班精神的影响
鲁班的严谨精工、实用革新、创新创造精神是滕州汉画像石造型形式大胆突破的技艺支持和动力源泉。滕州同样是“百工圣祖”鲁班的故里，在这片土地上洋溢羞严谨精工、乐于创造的氛围。
结语
滕州汉画像石方圆相济的造型形式体现了儒教观念的“外方内圆”“智方行圆”的处世方式，更是对后世的训导和美好祝愿。滕州汉画像石所体现的“破形”艺术手法对现当代的设计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蕴含羞继承、创新的精神，值得后世思考学习。滕州汉画像石展现了汉人高超的雕刻技巧，体现出儒、墨、鲁班等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交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丰富的审美内涵，对当代人的艺术创作和创新品质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