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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0多年前迁到台湾省的河南大学校友有300多人,这些河大校友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宝岛台湾,在推动台湾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河南大学将迎来建校100周年。为了筹备百年校庆,河南大学日前派出工作组赴台湾收集历史资料。在台湾,河南大学的工作人员接触到许多阔别母校60多年的老校友,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母校、对中原大地的深厚感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同年10月,河南大学校友王泳、孟及人等40余人先后奔赴百废待兴的台湾。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有300余位河南大学校友在台湾各机关、团体、学校工作。当时,河大校友在台湾各领域表现突出,他们秉承河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高校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负起服务社会的重任,以自己的才华与热情为百废待兴的台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甲骨学大师董作宾、中国考古学泰斗石璋如、水利专家阎振兴、法政学家杨亮功、历史学家萧一山、“行政学之父”张金鉴、书画家周树生、水果加工业专家管守严等就是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让甲骨文重见天日、绽放光彩
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有一位大师,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一门新兴的国学——甲骨学蔚然兴起。他就是河南籍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教授。董作宾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他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其中在殷墟考古和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在院长蔡元培的主持下着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正是这次安阳之行,让董作宾从此与殷墟甲骨结下了不解之缘,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甲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殷墟进行首次科学发掘。董作宾主持了这次发掘,共发掘出甲骨854片。首次发掘就获得丰硕成果,对人们鼓舞很大,于是,殷墟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从此开始了。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共进行了15次发掘,董作宾参加了8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董作宾一边参加殷墟科学发掘,一边着手对甲骨文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他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有字甲骨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殷墟文字甲编》收录甲骨文3938片,《殷墟文字乙编》收录甲骨文9105片,总计13043片,囊括了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精华。正是这些系统的科学发掘工作,才使甲骨文字成为可以使用的史料,借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上迷雾一样的殷商时代。
董作宾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1933年,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273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这五个不同时期是根据下述十项标准得出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这“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看似“混沌一团”的十余万片甲骨时代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的名下。董作宾的“十项标准”及“五个时期”的分法,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著名甲骨学者王宇信这样赞誉董作宾:他对甲骨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为甲骨学研究“发展时期”的奠基者和“深入发展时期”的总设计师。
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还有一位考古学泰斗,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石璋如先生。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作为河南大学文史系三年级学生的石璋如被派往安阳参加殷墟的第4次发掘工作,这使他从此与考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36年,在殷墟进行第13次发掘,此次发掘共挖了127个洞,让人失望的是眼看全部的发掘工作就要结束了却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天收工的时候,负责监工的石璋如无意中在第127个洞边上踹了一脚,这一脚踹出来一个惊天发现:在这个洞里发现了大量甲骨,据统计一共有17295片,只有8片是牛的肩胛骨,其余全部是龟片。这是到目前为止一次性发掘甲骨最多的,也是最丰富的。
1948年,石璋如等人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台湾,他一方面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授课,另一方面利用学生实习或其他机会在台湾各地开展考古工作,先后调查并发掘了台北圆山、新竹红毛港等遗址,还在台北圆山及台中水尾溪的若干遗址地层中首先发现并确认了文化堆积的层次,给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层序提供了可资比对的标尺,给整个台湾史前文化的年代学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石璋如对祖国大陆的考古事业特别是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十分关注。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H3甲骨坑,出土大龟版近300片。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一曼女士撰写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发掘记》一文发表在《文物天地》上。石璋如看到文章后,立即撰写了《殷墟大龟版五次三地出土小记》的文章在台湾予以介绍。2002年1月,这位百岁老人还亲自到台北历史博物馆参观“兵马俑——秦文化特展”。2004年,102岁高龄的石璋如逝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泛森评价道:“石璋如的逝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不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的结束,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第一代的结束。”
他发展水果业,再造台湾农业
2005年5月18日,16种台湾水果首次在大陆城市销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位居台湾三大水果之首的色、香、味、形俱佳的台湾凤梨。
凤梨被台湾人民称为“旺来”,渗透于台湾同胞的文化生活中。在台湾的水果市场,随处可见一堆堆码成小山似的凤梨。逢年过节,几乎家家都喜欢把连有叶芽的凤梨摆放在厅堂、会客室,满室清香,怡人心神。台胞对凤梨情有独钟,把“旺来”当做吉祥物摆饰、观赏、馈赠,人们相信吃了“旺来”就会心想事成、家兴业旺。如今,台湾凤梨之所以能畅销全世界,走进千家万户,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里面也有河南大学校友、水果加工业专家管守严的一份功劳。
“二战”期间,受日军南侵影响,台湾壮年人出征打仗,大部分物资被征为战争资源,民穷材尽,田园荒芜,再加上美国飞机轰炸,工厂多残垣断壁。1946年,刚刚从河南大学(时称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管守严与李振宇、洛熙曾等7位同学抱着“台湾已归祖国,工商业尚称发达,何不前往工作、学习得些经验,待来日服务桑梓”的目的,来到台湾从事农经建设恢复工作。管守严被派到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该公司曾是日本人的企业,以做凤梨罐头为主业,台湾光复后由台湾省政府接收改为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面对厂房设备简陋、人才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管守严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活动。为了让凤梨罐头生产有统一的标准,管守严还编写了《凤梨标准工作法》作为教材,教授员工凤梨进场检验、封盖、仓储包装、卫生管理等知识。当时,凤梨栽种入土后,18个月才能长出一棵凤梨树,而凤梨树只能活3年。为此,管守严经过不懈努力培育出了新的凤梨品种,大大提高了凤梨的产量,并在全台湾推广该品种。短短几年,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台湾水果加工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3年,管守严负责筹建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新厂。据当时媒体报道,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将成为东亚最大的凤梨加工厂,每日生产罐头约2万箱。当时农场面积有1500公顷,凤梨栽培面积近半数,产量近3万吨,可与当时的美国道尔公司在夏威夷的凤梨场媲美。公司完成凤梨、洋菇、芦笋、竹笋、番茄等外销罐近3000万箱,外销美金在5亿元以上。管守严对台湾水果加工业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有30多种果树,盛产各种水果。水果业是台湾一大产业,水果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台湾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他们助力台湾的发展
当年和董作宾、石璋如、管守严一样赴台湾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河南大学校友为数不少,盛时近400人。他们在台湾的政治、工商、学术及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开发宝岛的过程中发挥了“智囊库”和“实干家”的作用。
张鸿烈、李敬斋、查良钊、邓萃英、刘季洪、王广庆、田培林、姚从吾等原河南大学校长均在台湾教育界有较大影响,为台湾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水利专家阎振兴1965年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规划九年义务教育,并发展专科职业教育。1981∽1986年,阎振兴进入“中常会”,参与高层决策,对台湾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并在担任成功大学、清华大学及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教书育人,对提高台湾大学的学术水准,以及促进国际学术合作与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政学家杨亮功一生钟情教育事业,先后在大陆、台湾的10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到台湾后,杨亮功又陆续参与了许多政治事务,从担任“监察院”秘书长到“考试院”院长,再到“总统府”资政。他虽身居高位,却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有大量的教育学、哲学方面的著作问世。同时,杨亮功还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授课,桃李满天下。有“行政学之父”之称的张金鉴赴台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并兼任政治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所主任,台湾中华学术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著有《行政学典范》《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官制度史》《人事行政学》《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等30余部作品,这些著作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行政学专著,到现在仍是我国行政学专业的经典教材。此外,还有两度出任联合国粮农顾问,并于1965年主持起草了“农业基本法”,对加快台湾农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赵连芳;创办屏东农专森林系,确立森林学基础的黄希周;创设水资源统一规划委员会,建水库、修公路,对水利和交通的发展功不可没的邓祥云……
许许多多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宝岛台湾,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繁荣以及两岸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河南大学在台湾的校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谱写了中华文化、中华建设的华彩乐章,昭示着两岸的血脉亲缘。他们在宝岛所铸就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而他们也将永远成为河南大学的骄傲。
责编:路 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同年10月,河南大学校友王泳、孟及人等40余人先后奔赴百废待兴的台湾。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有300余位河南大学校友在台湾各机关、团体、学校工作。当时,河大校友在台湾各领域表现突出,他们秉承河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高校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负起服务社会的重任,以自己的才华与热情为百废待兴的台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甲骨学大师董作宾、中国考古学泰斗石璋如、水利专家阎振兴、法政学家杨亮功、历史学家萧一山、“行政学之父”张金鉴、书画家周树生、水果加工业专家管守严等就是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让甲骨文重见天日、绽放光彩
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有一位大师,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一门新兴的国学——甲骨学蔚然兴起。他就是河南籍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教授。董作宾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他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其中在殷墟考古和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在院长蔡元培的主持下着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正是这次安阳之行,让董作宾从此与殷墟甲骨结下了不解之缘,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甲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殷墟进行首次科学发掘。董作宾主持了这次发掘,共发掘出甲骨854片。首次发掘就获得丰硕成果,对人们鼓舞很大,于是,殷墟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从此开始了。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共进行了15次发掘,董作宾参加了8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董作宾一边参加殷墟科学发掘,一边着手对甲骨文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他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有字甲骨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殷墟文字甲编》收录甲骨文3938片,《殷墟文字乙编》收录甲骨文9105片,总计13043片,囊括了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精华。正是这些系统的科学发掘工作,才使甲骨文字成为可以使用的史料,借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上迷雾一样的殷商时代。
董作宾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1933年,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273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这五个不同时期是根据下述十项标准得出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这“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看似“混沌一团”的十余万片甲骨时代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的名下。董作宾的“十项标准”及“五个时期”的分法,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著名甲骨学者王宇信这样赞誉董作宾:他对甲骨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为甲骨学研究“发展时期”的奠基者和“深入发展时期”的总设计师。
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中还有一位考古学泰斗,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石璋如先生。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作为河南大学文史系三年级学生的石璋如被派往安阳参加殷墟的第4次发掘工作,这使他从此与考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36年,在殷墟进行第13次发掘,此次发掘共挖了127个洞,让人失望的是眼看全部的发掘工作就要结束了却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天收工的时候,负责监工的石璋如无意中在第127个洞边上踹了一脚,这一脚踹出来一个惊天发现:在这个洞里发现了大量甲骨,据统计一共有17295片,只有8片是牛的肩胛骨,其余全部是龟片。这是到目前为止一次性发掘甲骨最多的,也是最丰富的。
1948年,石璋如等人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台湾,他一方面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授课,另一方面利用学生实习或其他机会在台湾各地开展考古工作,先后调查并发掘了台北圆山、新竹红毛港等遗址,还在台北圆山及台中水尾溪的若干遗址地层中首先发现并确认了文化堆积的层次,给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层序提供了可资比对的标尺,给整个台湾史前文化的年代学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石璋如对祖国大陆的考古事业特别是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十分关注。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H3甲骨坑,出土大龟版近300片。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一曼女士撰写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发掘记》一文发表在《文物天地》上。石璋如看到文章后,立即撰写了《殷墟大龟版五次三地出土小记》的文章在台湾予以介绍。2002年1月,这位百岁老人还亲自到台北历史博物馆参观“兵马俑——秦文化特展”。2004年,102岁高龄的石璋如逝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泛森评价道:“石璋如的逝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不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的结束,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第一代的结束。”
他发展水果业,再造台湾农业
2005年5月18日,16种台湾水果首次在大陆城市销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位居台湾三大水果之首的色、香、味、形俱佳的台湾凤梨。
凤梨被台湾人民称为“旺来”,渗透于台湾同胞的文化生活中。在台湾的水果市场,随处可见一堆堆码成小山似的凤梨。逢年过节,几乎家家都喜欢把连有叶芽的凤梨摆放在厅堂、会客室,满室清香,怡人心神。台胞对凤梨情有独钟,把“旺来”当做吉祥物摆饰、观赏、馈赠,人们相信吃了“旺来”就会心想事成、家兴业旺。如今,台湾凤梨之所以能畅销全世界,走进千家万户,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里面也有河南大学校友、水果加工业专家管守严的一份功劳。
“二战”期间,受日军南侵影响,台湾壮年人出征打仗,大部分物资被征为战争资源,民穷材尽,田园荒芜,再加上美国飞机轰炸,工厂多残垣断壁。1946年,刚刚从河南大学(时称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管守严与李振宇、洛熙曾等7位同学抱着“台湾已归祖国,工商业尚称发达,何不前往工作、学习得些经验,待来日服务桑梓”的目的,来到台湾从事农经建设恢复工作。管守严被派到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该公司曾是日本人的企业,以做凤梨罐头为主业,台湾光复后由台湾省政府接收改为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面对厂房设备简陋、人才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管守严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活动。为了让凤梨罐头生产有统一的标准,管守严还编写了《凤梨标准工作法》作为教材,教授员工凤梨进场检验、封盖、仓储包装、卫生管理等知识。当时,凤梨栽种入土后,18个月才能长出一棵凤梨树,而凤梨树只能活3年。为此,管守严经过不懈努力培育出了新的凤梨品种,大大提高了凤梨的产量,并在全台湾推广该品种。短短几年,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台湾水果加工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3年,管守严负责筹建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新厂。据当时媒体报道,台湾凤梨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将成为东亚最大的凤梨加工厂,每日生产罐头约2万箱。当时农场面积有1500公顷,凤梨栽培面积近半数,产量近3万吨,可与当时的美国道尔公司在夏威夷的凤梨场媲美。公司完成凤梨、洋菇、芦笋、竹笋、番茄等外销罐近3000万箱,外销美金在5亿元以上。管守严对台湾水果加工业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有30多种果树,盛产各种水果。水果业是台湾一大产业,水果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台湾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他们助力台湾的发展
当年和董作宾、石璋如、管守严一样赴台湾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河南大学校友为数不少,盛时近400人。他们在台湾的政治、工商、学术及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开发宝岛的过程中发挥了“智囊库”和“实干家”的作用。
张鸿烈、李敬斋、查良钊、邓萃英、刘季洪、王广庆、田培林、姚从吾等原河南大学校长均在台湾教育界有较大影响,为台湾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水利专家阎振兴1965年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规划九年义务教育,并发展专科职业教育。1981∽1986年,阎振兴进入“中常会”,参与高层决策,对台湾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并在担任成功大学、清华大学及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教书育人,对提高台湾大学的学术水准,以及促进国际学术合作与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政学家杨亮功一生钟情教育事业,先后在大陆、台湾的10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到台湾后,杨亮功又陆续参与了许多政治事务,从担任“监察院”秘书长到“考试院”院长,再到“总统府”资政。他虽身居高位,却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有大量的教育学、哲学方面的著作问世。同时,杨亮功还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授课,桃李满天下。有“行政学之父”之称的张金鉴赴台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并兼任政治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所主任,台湾中华学术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著有《行政学典范》《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官制度史》《人事行政学》《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等30余部作品,这些著作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行政学专著,到现在仍是我国行政学专业的经典教材。此外,还有两度出任联合国粮农顾问,并于1965年主持起草了“农业基本法”,对加快台湾农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赵连芳;创办屏东农专森林系,确立森林学基础的黄希周;创设水资源统一规划委员会,建水库、修公路,对水利和交通的发展功不可没的邓祥云……
许许多多在台湾的河南大学校友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宝岛台湾,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繁荣以及两岸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河南大学在台湾的校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谱写了中华文化、中华建设的华彩乐章,昭示着两岸的血脉亲缘。他们在宝岛所铸就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而他们也将永远成为河南大学的骄傲。
责编:路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