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震惊一时的惨案，曾让许多人无法理解那些目睹了一切的旁观者为什么会如此沉默和懦弱。社会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曾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试图使实验情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起命案。
　　
　　几天前，湖北省武汉市一位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引来众人围观，却无一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的老人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
　　围观群众“救人须谨慎”的态度，被认为是出于不想成为彭宇第二、许云鹤第二、殷红彬第二的理智思考。“不救”变成了“不敢救”，也直接导致了众人身上背负的道德压力统统转移到了那些“嫁祸于人”的个别倒地老人身上。
　　如果说是“彭宇案”让群众的围观反应变得合理化，这样的解释却决不可能成为地铁、公交车上拒绝为老人、孕妇让座的理由。
　　“彭宇案”也许只是一个借口。
　　围观的根源在于人性
　　1964年3月13日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凌晨时分的纽约皇后区，一位酒吧经理在街角遭遇袭击，身中数刀。她的拼命呼救引得周围楼群的灯光纷纷亮起，却没有一个目击者伸出援手。直到歹徒将该名女性反复折磨致死，都没有一人拨出一个报警电话。
　　这个震惊一时的惨案，曾让许多人无法理解那些目睹了一切的旁观者为什么会如此沉默和懦弱。于是，心理学者开始关注面对群体危机时，在没有权威主导的情况下，个人会有何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曾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试图使实验情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起命案。
　　在一场有多人参与、但彼此隔离的访谈中，假扮患有癫痫的学生在轮到自己发言时发病了。每一个受试者都能听到病人的呼救，但无从知道彼此的反应。这与命案中，目击者知道还有其他目击者，但因各自在家，无从得知彼此的反应，是同样的情景。结果显示，只有31%的受试者采取行动帮助这位患者。
　　达利与拉丹调整了“群体人数”，之后又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如果受试者以为当时在场的有4人以上，就不会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如果认为只有自己在场，则85%的人会在3分钟内采取行动。有意思的是，不论群体人数多少，受试者若在3分钟内未作出反应，那么往后也几乎不可能这么做。
　　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紧急事件中，人越多越难作为，时间越久只能让人更加麻痹无能。这并不全是道德的责任，本质上是人性如此。
　　目击者为何不相救
　　命案的目击者事后试图回答自己为什么没有帮忙，却没有人能准确说清当时的复杂心理。“也许只是情侣吵架”、“我不想被牵连”、“也许只是虚惊一场”……
　　心理学家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受试者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这种情绪反应，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
　　面对倒地的老人，究竟要不要帮、怎么帮、是先救人还是先打120、还是联系家人……当前这些围观群众承受的，恐怕正是这样的矛盾心理。相反，彭宇、许云鹤、殷红彬的内心则没有出现矛盾冲突。
　　当然，同样重要的就是，大家知道彼此的存在。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尹文刚认为，这就是群体效应中的责任分摊。越多人目睹一个事件，个人就会觉得责任越少，因为有越多人在分摊，因此，每个人都在期待别人能先行动。而由于法不责众，更让群体事件中，推动个人做出积极行动的外在压力减小。
　　此外，他还提到，模仿是人的本能，因此，群体效应中还有可怕的从众心理存在。个体的不作为诱导了群体的沉默。
　　教育改变人性弱点
　　如果这是人性，理论上并不存在特异性。尹文刚认为，在救与不救之间，所有国家的人大多都是相同的反应。并不像有的国人所想的那样，外国人的德行就一定比中国人高，更乐于助人。只是一部分人在宗教的影响下，也许更容易作出积极的反应。
　　不过，认识和承认人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由人性的弱点支配自身的行为。社会学家比曼在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之后，找来一群大学生，让这些学生观看那些实验，使他们了解助人行为的五个阶段。
　　首先，你要觉察到有事情发生，而你可能帮得上忙；通过你的理解，你认为有人需要帮助；然后，你的责任心告诉自己应该帮忙；终于，你作出判断决定要怎么做；于是，你采取了行动。
　　结果显示，与那些未接触过相关教育的学生相比，前者主动助人的比例远远高出后者。这也证明了，教育是可以提高助人的比率的。遗憾的是，有多少急救、心理方面的相关知识是当今学校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