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书》问世以来，苏武的威名便常见于历代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之爱国精神备受人们称道，尤其是《苏武传》中记载李陵劝降一节，又是运用对比手法将李陵放在苏武对立面上来彰显苏武节操。
　　后人每览此处，必为苏武折服而为李陵叹惋。教参则充分认定李陵劝降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为何情？朋友情，同僚情，甚至还有都曾经历的离别情，“情”将他们的内心紧紧缠绕在一起。而“理”呢，则不易觉察仅仅能从李陵对苏武的赞叹上略微窥探——“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里，李陵尊苏武为“义士”并拿自己及卫律与苏武相比，其中不乏自贬与自惭，更多的则来源于对苏武的“大义”的崇敬。
　　稍稍理解文意，便可发现一个细节----李陵作为劝降身份出现是匈奴设下的一枚重型“炸弹”，希冀一炮中的，借苏武投降事件重创汉室。于是李陵先“隐”，待时机成熟挺身而出以“理”服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汉室飞将军李广之后，头顶祖上的显赫军功，自己又曾侍奉汉室，立有战功。因寡不敌众战败而降，被汉武帝诛灭家族后愤而与汉为敌，所以他深知汉朝士大夫官僚骨子里深藏的主流思想——所谓的“仁义道德”。儒家将人们的关系称为五伦，即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从政治上看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简单说就是：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道义。后世《三字经》将其编撰为“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充分展示了“义”的本源。
　　所以只有李陵才知晓这“义”在苏武心头的地位，这“义”在苏武骨子里的分量。他在潜心准备，只有摧毁了苏武的图腾，他才能投降。
　　李陵首先是一个战略家，他运用犀利的目光直击重心。“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好一个“素厚”，就因为这“素”拉近二人情感，一个“厚”字又勾起苏武对江南的无限怀恋，他不是冷血动物亦不是南唐后主，他自有自己坚守的意义，故而他不可能做出无聊的“楚囚”状。
　　所以，李陵先提“信”而后点“义”。在汉人心中，信即义的一个分支，李陵劝降是句句无“义”却句句现“义”。
　　1、苏武两兄长仅犯小过失，皆被迫自杀以谢汉武帝。（君无义）
　　2、苏武个人坚守操守，却累其母含恨离世，妻子改嫁，子女飘零。（守臣义、断孝义、失恩义）
　　3、人生短暂，坚持何意。（命将绝、义何附）
　　4、设身处地，存恩义我比你过犹不及。（君断义、臣何存）
　　5、武帝年岁过高，喜怒无常，在位大臣尚“安危不可知”，况你身系他乡音信杳无。（无知己、莫提义）
　　苏武的答案更简单：
　　1、“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皆源于武帝恩赐，并非薄情寡义，既存“君则敬”那必然要“臣则忠”，所以我兄弟家人“肝脑涂地”亦何妨。
　　2、“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这就是“君为臣纲”，君臣之义在封建社会乃国之大义，父子之义夫妻之义皆应为其让路。
　　一席话令李陵羞愧难当，尤其是苏武称“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李陵彻底明白了苏武的境界，知道了二人心的距离。于是“泣下沾衿，与武绝去”，这“泣”字在教参中解读为“尚存羞恶之心”。其实这是对李陵“义”的误读。众所周知，司马迁遭宫刑屠戮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力保李陵，司马迁认为李陵乃假降只是在等待时机反戈一击重效汉室江山。武帝不仅不听反而迁怒司马迁，同时怒火难耐灭了李陵同族彻底断了李陵回归的念想。苏武不同，虽说妻离子散，毕竟还有“家”存在，毕竟还有心灵的寄托之所，李陵的“泣”更多的则是为远在天国的亲人们掬的一捧无奈之泪，可怜李陵是“有家归不得”呀！
　　同时，李陵硬将卫律拉来作垫背略有些另人不解，卫律本就是胡人，后随汉做官，骨子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儒家思想教化影响，不理解苏武道也情有可原，重回故地自然不过，“义” 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他只不过是李陵为了褒奖苏武操守所设下的一“马前卒”而已，又从李陵角度烘托一下苏武在自己心中“义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