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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学识渊博，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有特殊的爱好。每当政治上受挫，他就专心致志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又与各政党脱离了接触，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无能为力，只是偶然对国、共、托三党及战争形势发表一点看法，主要精力是进行最后的文字学研究和撰述。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实庵字说》。“实庵”，即诚实的小草屋之意，完全是文人的自谦词和雅号。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对汉字的逐个解析，但侧重于有关联谊词的释例。完成之后，就全面研究每个汉字的形成规律与音、形、意的组合特点，以帮助人们“识字”。因为了解了这个字的形成历史和特点，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识字初阶》。但此稿在狱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此稿，并改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未竟之功
与进行政治运动一样，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也贯彻着明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古更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精神。研究与撰写《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是这样，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也是这样。“小学”是古代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合称，陈独秀一贯主张二者统一起来研究，形、音、意不应分割。正如他在此稿《自叙》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出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到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一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
因此，当《小学识字教本》（以下简称《教本》）完成上篇时，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其“老骥伏枥”的精神跃然纸上。
过去，笔者认为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只是他一生政治运动之外的一种爱好，现在看来乃浅见，实际上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五四时期要求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学术和他的历史上来说，陈独秀撰写此稿的原意是想汇毕生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的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此乃他大革命失败后竭力鼓吹汉字拼音化运动无人响应后的另觅蹊径之举。因为，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三难”问题，但是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总是孜孜以求。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名家好评
从目录上看，《教本》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字根及半字根”，共分10章：（1）象数七字；（2）象天十五字；（3）象地三十二字；（4）象草木五十七字；（5）象鸟兽鱼虫八十二字；（6）象人身体六十三字；（7）象人动作六十七字；（8）象宫室城郭四十字；（9）象服饰二十五字；（10）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五字。
下篇是“字根孳乳之字”，分两大章：（1）字根并合者，（甲）复体字六十三字；（乙）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丙）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2）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
从存稿和何之瑜的注看，上篇545字，全部完成。下篇的（甲）复体字和（丙）象声字部分，也完成了，但（乙）合体字部分，只写到第112个字“抛”。何之瑜在此处注明：“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下篇计划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但陈独秀临终前对何之瑜说：“本书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单独问世。”
《教本》尚有小部分未完成，固然遗憾。但陈独秀临终前对有人提议请代人续写以完成书稿时说过：“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意写也。”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特殊的人，学不惊人誓不休。他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充满着自信。正如他在“上篇”完成、给北大时的学生并已经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陈钟凡寄此书稿并在附信中说的：“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意，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
又是一个“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提倡白话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敢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气概。果然不出所料，此稿传出后，当时就得到名家的好评。陈钟凡当时就认为：“虽至今未见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魏建功在读到《教本》书稿时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本求末，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因有问疑，获加命提。”直到2001年，此稿才由笔者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于是，该书稿就这样留存人间。
因缘巧合
从《教本》内容看到，陈独秀关于汉字的学识，殊为惊人。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只盯在一字一词上，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自然就博大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他不仅广究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精确考证，从而发现新的真理——既能说出此字的历史形成过程，又能详析它的特点、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含义丰富而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如对鬲、鼎、曾、复、呙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对《篆文》《甲骨文》《金文》《说文》等古代文字学著作研究和运用，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心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珍贵书稿的撰述，不是学者、教授在条件优越的书斋中悠然进行的。本书的前奏《字义类例》是在反袁斗争失败后“静待饿死”的绝境中完成的；本书的起始作《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是在狱中进行的，那时，既没有上街买书和到图书馆中查索的自由，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晚年撰述本书，又在病贫交加之中，以致到去世还没有完成，自然还没有修改定稿，锦上添花。但是，即使如此，该著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如上述著名文字学家陈钟凡、魏建功的赞扬，也得到现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的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
但这部书稿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一样坎坷。书稿写到“抛”字绝笔，是意味深长的巧合。早在1939年，在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陈独秀的好友台静农得知他在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就介绍该馆约请陈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后来，陈独秀就把已经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了编译馆，嘱先行出版。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见稿十分赞赏，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报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申请再向陈独秀预支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报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师用《中国文字说明》——引者）已否交来？照发。”
书名之争
这表明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还未完成，已经得到了一万元的预支稿费。但是，他的“无功不受禄”的清高精神，以及他与陈立夫之间关于书名的争执，使“教师用”的“前稿”未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和出版，“学生用”的后稿自然也未动手。所以他嘱家人不得动用这万元预支稿费，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后人描摹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
20世纪80年代，台湾章太炎后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归赵于陈独秀的外甥吴孟明。1995年，大陆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据的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严学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抚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这位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任所长的严先生已经为此书的出版写了“前言”，说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又说然后因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刘志成整理校订。刘则说：“严学宭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一九四六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于是他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又参照了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进行校订。但是他竟又发现，无论严的手抄本，还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过甚，亦有误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书重新描摹”，并且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大胆地进行“改换”和“删削”。但刘说：“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核对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搁置起来。”这时恰逢“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为陈独秀冤案平反的正义行为，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受到批评，并且殃及这部纯学术的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
《教本》终于在大陆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以上所述校订者在见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后还进行了“改换”和“删削”，于是就出现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憾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吴孟明把巴蜀版《教本》与油印本对照后发现，前者“从原书的‘自叙’到全部正文，均有较大数量的改动，刘君在‘后记’中亦说‘改不胜改’……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问题，而是直接对陈独秀的原著进行大量删改了”；“由于被改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从字句的改动，到内容的删减或删改，几乎每页都有。”全书300多页，仅开始10页的改动就达12处之多。“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竟被如此的删削和改动，是很罕见的。”对此，陈独秀的后裔和亲属深表“遗憾和震惊”。
吴先生又说，对比之下，梁实秋对待这本书的出版，确是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所以，考察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学术价值，应以台湾的《文字新铨》为文本，所幸的是，梁实秋在临终前叮嘱女儿梁文蔷，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陈独秀的这部重要著作，捐赠给大陆著名的博物馆，并说台湾影印出版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陈独秀的名，也未刊陈写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谅解。2003年8月，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梁文蔷亲自把乃父亲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再加上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陆学者要研究陈独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较容易了。
摘编自《陈独秀全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
小学识字教本。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实庵字说》。“实庵”，即诚实的小草屋之意，完全是文人的自谦词和雅号。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对汉字的逐个解析，但侧重于有关联谊词的释例。完成之后，就全面研究每个汉字的形成规律与音、形、意的组合特点，以帮助人们“识字”。因为了解了这个字的形成历史和特点，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识字初阶》。但此稿在狱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此稿，并改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未竟之功
与进行政治运动一样，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也贯彻着明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古更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精神。研究与撰写《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是这样，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也是这样。“小学”是古代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合称，陈独秀一贯主张二者统一起来研究，形、音、意不应分割。正如他在此稿《自叙》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出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到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一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
因此，当《小学识字教本》（以下简称《教本》）完成上篇时，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其“老骥伏枥”的精神跃然纸上。
过去，笔者认为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只是他一生政治运动之外的一种爱好，现在看来乃浅见，实际上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五四时期要求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学术和他的历史上来说，陈独秀撰写此稿的原意是想汇毕生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的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此乃他大革命失败后竭力鼓吹汉字拼音化运动无人响应后的另觅蹊径之举。因为，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三难”问题，但是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总是孜孜以求。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名家好评
从目录上看，《教本》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字根及半字根”，共分10章：（1）象数七字；（2）象天十五字；（3）象地三十二字；（4）象草木五十七字；（5）象鸟兽鱼虫八十二字；（6）象人身体六十三字；（7）象人动作六十七字；（8）象宫室城郭四十字；（9）象服饰二十五字；（10）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五字。
下篇是“字根孳乳之字”，分两大章：（1）字根并合者，（甲）复体字六十三字；（乙）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丙）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2）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
从存稿和何之瑜的注看，上篇545字，全部完成。下篇的（甲）复体字和（丙）象声字部分，也完成了，但（乙）合体字部分，只写到第112个字“抛”。何之瑜在此处注明：“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下篇计划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但陈独秀临终前对何之瑜说：“本书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单独问世。”
《教本》尚有小部分未完成，固然遗憾。但陈独秀临终前对有人提议请代人续写以完成书稿时说过：“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意写也。”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特殊的人，学不惊人誓不休。他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充满着自信。正如他在“上篇”完成、给北大时的学生并已经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陈钟凡寄此书稿并在附信中说的：“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意，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
又是一个“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提倡白话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敢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气概。果然不出所料，此稿传出后，当时就得到名家的好评。陈钟凡当时就认为：“虽至今未见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魏建功在读到《教本》书稿时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本求末，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因有问疑，获加命提。”直到2001年，此稿才由笔者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于是，该书稿就这样留存人间。
因缘巧合
从《教本》内容看到，陈独秀关于汉字的学识，殊为惊人。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只盯在一字一词上，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自然就博大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他不仅广究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精确考证，从而发现新的真理——既能说出此字的历史形成过程，又能详析它的特点、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含义丰富而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如对鬲、鼎、曾、复、呙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对《篆文》《甲骨文》《金文》《说文》等古代文字学著作研究和运用，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心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珍贵书稿的撰述，不是学者、教授在条件优越的书斋中悠然进行的。本书的前奏《字义类例》是在反袁斗争失败后“静待饿死”的绝境中完成的；本书的起始作《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是在狱中进行的，那时，既没有上街买书和到图书馆中查索的自由，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晚年撰述本书，又在病贫交加之中，以致到去世还没有完成，自然还没有修改定稿，锦上添花。但是，即使如此，该著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如上述著名文字学家陈钟凡、魏建功的赞扬，也得到现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的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
但这部书稿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一样坎坷。书稿写到“抛”字绝笔，是意味深长的巧合。早在1939年，在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陈独秀的好友台静农得知他在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就介绍该馆约请陈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后来，陈独秀就把已经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了编译馆，嘱先行出版。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见稿十分赞赏，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报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申请再向陈独秀预支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报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师用《中国文字说明》——引者）已否交来？照发。”
书名之争
这表明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还未完成，已经得到了一万元的预支稿费。但是，他的“无功不受禄”的清高精神，以及他与陈立夫之间关于书名的争执，使“教师用”的“前稿”未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和出版，“学生用”的后稿自然也未动手。所以他嘱家人不得动用这万元预支稿费，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后人描摹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
20世纪80年代，台湾章太炎后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归赵于陈独秀的外甥吴孟明。1995年，大陆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据的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严学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抚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这位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任所长的严先生已经为此书的出版写了“前言”，说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又说然后因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刘志成整理校订。刘则说：“严学宭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一九四六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于是他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又参照了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进行校订。但是他竟又发现，无论严的手抄本，还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过甚，亦有误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书重新描摹”，并且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大胆地进行“改换”和“删削”。但刘说：“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核对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搁置起来。”这时恰逢“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为陈独秀冤案平反的正义行为，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受到批评，并且殃及这部纯学术的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
《教本》终于在大陆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以上所述校订者在见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后还进行了“改换”和“删削”，于是就出现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憾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吴孟明把巴蜀版《教本》与油印本对照后发现，前者“从原书的‘自叙’到全部正文，均有较大数量的改动，刘君在‘后记’中亦说‘改不胜改’……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问题，而是直接对陈独秀的原著进行大量删改了”；“由于被改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从字句的改动，到内容的删减或删改，几乎每页都有。”全书300多页，仅开始10页的改动就达12处之多。“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竟被如此的删削和改动，是很罕见的。”对此，陈独秀的后裔和亲属深表“遗憾和震惊”。
吴先生又说，对比之下，梁实秋对待这本书的出版，确是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所以，考察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学术价值，应以台湾的《文字新铨》为文本，所幸的是，梁实秋在临终前叮嘱女儿梁文蔷，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陈独秀的这部重要著作，捐赠给大陆著名的博物馆，并说台湾影印出版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陈独秀的名，也未刊陈写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谅解。2003年8月，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梁文蔷亲自把乃父亲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再加上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陆学者要研究陈独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较容易了。
摘编自《陈独秀全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
小学识字教本。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