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演讲，有听众问我，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停止你的批评？我说，要我停止批评不难，只要给我一个官当，我就自然停止。听众听完大笑，然后整个会场就是一片哗然：原来你小子一直批评中国官本位，批评中国社会腐败黑暗，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官而感觉愤愤不平啊。
　　但是，随即而来的解释，却让听众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举出的例子是龙应台，她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但是，她在做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的文化局长时，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讲。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发表公开演讲，是在卸任局长之后。可见，要龙应台停止批评的最好办法也是给她一个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一个学者批评政府的动机就是准备以此接受招安，弄一个官当当的话，那就是过于偏颇。
　　龙应台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解释：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此时，你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失职的。一个政府官员，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问题，也是你想办法解决，而没有抱怨的空间。这种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
　　一个社会正如一条船，有人要当水手，有人要当舵手，还有人要当瞭望员。当舵手的就是领导人员，当瞭望员的就是学者、知识人。船在大海上航行，当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的时候，瞭望员不必赞美天气多好、航海多顺利、盛世太平，但是，当大海上狂风巨浪、暗礁丛生、险滩多多的时候，瞭望员就必须及时作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航海平安无事。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发出警告，这就是瞭望员的失职；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让他讲，这就是舵手的失职。瞭望员只有在当舵手的时候，他才不必发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线与发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证安全。
　　代表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如果随意挥舞“批判”的权力大棒，往往会带来灾难。
　　美国总统林肯把新闻舆论的批评看作是政府这头牛的牛虻，虽然牛虻总是叮着牛的屁股，有时还让它鲜血淋漓，但是，这是不让牛偷懒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当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报纸。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话，没有政府的报纸远比没有报纸的政府要好。没有报纸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其实就等于是黑社会，那种公权必然会变成可怕的利维坦怪兽，祸国害民匪浅。因为权力不公开、不透明，这个权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来做坏事，还能够用来做什么？
　　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但是有报纸，即使乱，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北洋时期，其实就全国范围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政府的，但是，那时因为有几份像样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明报》之类，居然还办出了几个像样的大学。鲁迅因一点小事，以一介佥事这样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时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这样的司法案例无论在后来的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成为绝唱。
　　其实，说到给我官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一个权力祼奔的时代，有时候连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在某些地方，每一个官，都是有筹码价位的，有些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专门用来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岂能轻易到手？因此，那个给我一个官当的假设，其实可能是不成立的。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