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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外有一群非学术人无比热爱中国，对中国不吝赞美之辞。曾经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在其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前几年，传媒人士雷默一个吸引眼球的说法“北京共识”，成为了部分中国媒体、学者和政府官员热议的话题。不过，通过丁学良教授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此的详细分析，读者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北京共识”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清晰概念，而是一个很空洞的说法。
北大教授潘维和新加坡教授郑永年均有长期的本土学术背景，对中国模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将丁学良教授的《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郑永年的视野、观点等方面进行对比之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三十年与六十年
在《辩论“中国模式”》中，丁学良将中国模式的时间段划分为“史前阶段”和“其后阶段”。史前阶段指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10多年时间。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呈现，这一阶段前半部分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路径的主要是修正主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是资本主义，而且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对于这一阶段，丁学良评价甚高。他在总结这一阶段的遗产时说，“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多元的开放性，也就是开放思路，向环球学习”。在丁学良对中国模式时间段的设定中，显然已经将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30年排除在外，因为这30年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使它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30多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而潘维在其《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却认为，“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对于中国模式的时间维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认为，“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离世，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
不难看出，丁学良与潘维、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时间段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我看来，丁学良的“30年说”无疑在事实上更为准确，在逻辑上也更为圆融。1949年以后的30年，被郑永年称为“继续革命”的30年。这30年里，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使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陷入赤贫的境地，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郑永年先生用“曲折”来描述，无疑是轻描淡写的开脱。而潘维以“六十年‘成功之路’”来说明，显然有些荒谬。不错，前30年与后30年的变革与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前30年的“失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秩序、文化发展等角度，都可以明显看出，前30年不能用“成功”来描述，潘维的“新说”明显违背事实。
从学理上而言，潘维与郑永年的“六十年说”也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体系、计划经济，无不是模仿苏联。潘维声称的中国模式的“三大支柱”毫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在政治上，领导干部终身制导致了一个个灾难的发生，内耗达到极致，这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被废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实施党内民主——这无疑是正确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国力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力被制度人为压制。社会运动以“文革”为巅峰，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后来，“文革”被彻底否定。后30年在政治模式、社会控制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后两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前30年的更弦易辙和几乎全面的否定。如果我们说，这60年都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的荒谬。显然，潘维“六十年‘成功之路’”不能成立。
中国视野与全球视野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于中国模式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和钩沉，在潘维、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中，中国模式几乎完全是中国内生的结果，对此几乎不置一词。
丁学良的研究揭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曾想以南斯拉夫为学习样板，于是“政策研究员和学者……组团访问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就”。根据中国学者考察，并结合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结果发现，“虽然在政治经济理论上，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元化的选择上，南斯拉夫模式很有创意、很吸引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效益方面却不怎么样”。原因在于，那里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工人个人，也不属于全体人民，厂里最重要的管理事务是工人用选票来参与和决定的，那就很容易导致工人的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的短期利益，成为工人们投票决策中最重要的动机，即把利润吃光分光。
丁学良还认为，南斯拉夫经验中有一些深层政治制度的“异类”要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认为，它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冲击。于是又改学匈牙利模式，因为匈牙利从1961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缓和社会冲突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到匈牙利考察的人更多。匈牙利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丁学良所说的“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中国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倾心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最高领导层里的很多人特别希望，把1980年代后期民主化之前亚洲‘四小龙’在‘专权主义’政体下发展经济的模式引进中国内地”。然而，1980年末期的“苏东波”，以及台湾国民党的失势，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提出的所有相关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怎样避免他们的命运?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继续执政的道路?以1980年代末为分界线，中国模式开始演化到目前。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问题重重，若非“9·11”，作为美国假想敌的中国将面临重大的困境。
显然，丁学良对于中国模式的追溯，在 空间维度上更为客观，视野也更加开阔。而在潘维简单的西方、中国二元思维的对比叙述中，几乎处处充满可疑的说法，诸如“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国家左右资本”、“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在潘维的笔下，“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况恰恰证实了潘维的一些说法有问题。过去一两年来，强制拆迁遍布中国各地。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近年来研究对抗性政治，他的研究和调查证明，强拆导致了严重的官民对立。今年1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这一条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强拆。尽管如此，强拆仍然没有令行禁止，仍是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
忧患意识与“风景这边独好”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强调了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从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在取得显著绩效的过程中，迫使中国社会支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领域等被相对剥夺。中国发展模式20多年来对环境生态的掠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2009年7月，海口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的名言是：“在全中国，哪里的GDP越大，哪里的GDP长得越快，哪里的水就越黑。”
丁学良指出的中国模式第三大成本是体制性的腐败。近年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芝麻绿豆大的官员，贪污数额可以动辄千万甚至上亿。每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强调“反腐倡廉”的问题。丁学良认为，根本原因(不是唯一原因)在于，在中国，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是处于被垄断的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的制约公共部门预算花费、消除腐败行为的常规和宽广的制度化通道。而中国模式的第四个代价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很多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的讨论，这导致很多问题被压制，最终会发酵膨胀恶化。
用否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显示出深切的危机意识。无疑，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充满忧患意识。用肯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潘维在《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竭力为现行体制“创造”合理性，并为之辩护。对于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几乎不置一词。只要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定了解，就可发现潘维的论述完全罔顾事实。诸如潘维的以下“高论”：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
——如果潘维描述的是事实，农民怎么会极度赤贫?改革开放前的农民一年干到头，没有什么收入，怎么越来越穷?万里等人怎么会发现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小岗村农民又怎么要冒风险搞大包干?大包干所到之处，农民生活迅速改观，又作何解释?
“中国百姓不接受高税率，所以不能提供高福利。”
——财税专家李炜光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示，中国人事实上已经承受了极高的税率，有些税率还属于重复征收，而享受到的却是负福利、低福利。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名列全球第一或第二。《福布斯》的计算，还不包括隐形税负在内。
“民主是代民做主，为民做主。”
——潘维为“民主”所赋予的新解释，迄今为止在任何一本辞典或字典里都查不到类似的含义。只有在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的新词语中，能够找到“类似”的意义。
“中国自民初引入投票制就规定一人一票，男女平等。中国社会对此‘变革’几无争议，却也没产生丝毫社会影响，军阀混战依旧。”
——这完全是对近代史的无知。学者张鸣的研究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清政府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宪政框架已经建立，地方自治也蓬勃发展。辛亥革命后虽然有军阀混战，但此时的人民享有中国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的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发表言论或办报办刊，社会充满活力，经济稳定增长。
结语——争论仅仅只是开端
迄今为止，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学者们基本上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交集。经由丁学良新作《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等人的研究做一些对比即可发现，两人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在话语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对近现代史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显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近当代史研究存在着许多被遮蔽的领域，真正的近当代史研究在当下的语境中有很难触及最为核心的部分。
另一方面，以论代史，以宣传代史的“历史”又极其普遍。在中国模式这一研究领域，我认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客观理性的研究专著。在我看来，丁学良的研究自称“将5个辣椒改成了3个辣椒”，虽然并非完美，但其研究态度和方法至少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可以视作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潘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显然一个辣椒也没有，而是加了过多的味精与红糖，既刻意扭曲历史，又回避了当下现实中颇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潜伏在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种种问题。他所作的工作，无非是为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
就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而言，该书实际上是将构成中国模式最为核心的部分一一进行了解构。这样的解构穿透了那些虚幻的光环，更接近事实本身。该书前一部分的分析和论述很精彩，但是后半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模式现存问题的方法却火力不足——这或许是5个辣椒改为3个辣椒所留下的后遗症。很多更为根本和核心的问题，在书中不是没有提及，就是论述不足。显然，这并不完全因为作者力有不逮，而是受到某些限制所导致。我相信，随着中国发展的进程，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将继续——显然，现在只是一个开端。
北大教授潘维和新加坡教授郑永年均有长期的本土学术背景，对中国模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将丁学良教授的《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郑永年的视野、观点等方面进行对比之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三十年与六十年
在《辩论“中国模式”》中，丁学良将中国模式的时间段划分为“史前阶段”和“其后阶段”。史前阶段指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10多年时间。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呈现，这一阶段前半部分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路径的主要是修正主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是资本主义，而且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对于这一阶段，丁学良评价甚高。他在总结这一阶段的遗产时说，“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多元的开放性，也就是开放思路，向环球学习”。在丁学良对中国模式时间段的设定中，显然已经将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30年排除在外，因为这30年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使它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30多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而潘维在其《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却认为，“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对于中国模式的时间维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认为，“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离世，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
不难看出，丁学良与潘维、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时间段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我看来，丁学良的“30年说”无疑在事实上更为准确，在逻辑上也更为圆融。1949年以后的30年，被郑永年称为“继续革命”的30年。这30年里，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使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陷入赤贫的境地，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郑永年先生用“曲折”来描述，无疑是轻描淡写的开脱。而潘维以“六十年‘成功之路’”来说明，显然有些荒谬。不错，前30年与后30年的变革与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前30年的“失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秩序、文化发展等角度，都可以明显看出，前30年不能用“成功”来描述，潘维的“新说”明显违背事实。
从学理上而言，潘维与郑永年的“六十年说”也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体系、计划经济，无不是模仿苏联。潘维声称的中国模式的“三大支柱”毫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在政治上，领导干部终身制导致了一个个灾难的发生，内耗达到极致，这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被废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实施党内民主——这无疑是正确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国力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力被制度人为压制。社会运动以“文革”为巅峰，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后来，“文革”被彻底否定。后30年在政治模式、社会控制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后两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前30年的更弦易辙和几乎全面的否定。如果我们说，这60年都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的荒谬。显然，潘维“六十年‘成功之路’”不能成立。
中国视野与全球视野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于中国模式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和钩沉，在潘维、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中，中国模式几乎完全是中国内生的结果，对此几乎不置一词。
丁学良的研究揭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曾想以南斯拉夫为学习样板，于是“政策研究员和学者……组团访问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就”。根据中国学者考察，并结合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结果发现，“虽然在政治经济理论上，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元化的选择上，南斯拉夫模式很有创意、很吸引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效益方面却不怎么样”。原因在于，那里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工人个人，也不属于全体人民，厂里最重要的管理事务是工人用选票来参与和决定的，那就很容易导致工人的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的短期利益，成为工人们投票决策中最重要的动机，即把利润吃光分光。
丁学良还认为，南斯拉夫经验中有一些深层政治制度的“异类”要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认为，它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冲击。于是又改学匈牙利模式，因为匈牙利从1961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缓和社会冲突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到匈牙利考察的人更多。匈牙利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丁学良所说的“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中国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倾心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最高领导层里的很多人特别希望，把1980年代后期民主化之前亚洲‘四小龙’在‘专权主义’政体下发展经济的模式引进中国内地”。然而，1980年末期的“苏东波”，以及台湾国民党的失势，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提出的所有相关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怎样避免他们的命运?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继续执政的道路?以1980年代末为分界线，中国模式开始演化到目前。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问题重重，若非“9·11”，作为美国假想敌的中国将面临重大的困境。
显然，丁学良对于中国模式的追溯，在 空间维度上更为客观，视野也更加开阔。而在潘维简单的西方、中国二元思维的对比叙述中，几乎处处充满可疑的说法，诸如“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国家左右资本”、“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在潘维的笔下，“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况恰恰证实了潘维的一些说法有问题。过去一两年来，强制拆迁遍布中国各地。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近年来研究对抗性政治，他的研究和调查证明，强拆导致了严重的官民对立。今年1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这一条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强拆。尽管如此，强拆仍然没有令行禁止，仍是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
忧患意识与“风景这边独好”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强调了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从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在取得显著绩效的过程中，迫使中国社会支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领域等被相对剥夺。中国发展模式20多年来对环境生态的掠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2009年7月，海口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的名言是：“在全中国，哪里的GDP越大，哪里的GDP长得越快，哪里的水就越黑。”
丁学良指出的中国模式第三大成本是体制性的腐败。近年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芝麻绿豆大的官员，贪污数额可以动辄千万甚至上亿。每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强调“反腐倡廉”的问题。丁学良认为，根本原因(不是唯一原因)在于，在中国，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是处于被垄断的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的制约公共部门预算花费、消除腐败行为的常规和宽广的制度化通道。而中国模式的第四个代价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很多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的讨论，这导致很多问题被压制，最终会发酵膨胀恶化。
用否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显示出深切的危机意识。无疑，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充满忧患意识。用肯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潘维在《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竭力为现行体制“创造”合理性，并为之辩护。对于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几乎不置一词。只要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定了解，就可发现潘维的论述完全罔顾事实。诸如潘维的以下“高论”：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
——如果潘维描述的是事实，农民怎么会极度赤贫?改革开放前的农民一年干到头，没有什么收入，怎么越来越穷?万里等人怎么会发现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小岗村农民又怎么要冒风险搞大包干?大包干所到之处，农民生活迅速改观，又作何解释?
“中国百姓不接受高税率，所以不能提供高福利。”
——财税专家李炜光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示，中国人事实上已经承受了极高的税率，有些税率还属于重复征收，而享受到的却是负福利、低福利。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名列全球第一或第二。《福布斯》的计算，还不包括隐形税负在内。
“民主是代民做主，为民做主。”
——潘维为“民主”所赋予的新解释，迄今为止在任何一本辞典或字典里都查不到类似的含义。只有在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的新词语中，能够找到“类似”的意义。
“中国自民初引入投票制就规定一人一票，男女平等。中国社会对此‘变革’几无争议，却也没产生丝毫社会影响，军阀混战依旧。”
——这完全是对近代史的无知。学者张鸣的研究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清政府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宪政框架已经建立，地方自治也蓬勃发展。辛亥革命后虽然有军阀混战，但此时的人民享有中国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的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发表言论或办报办刊，社会充满活力，经济稳定增长。
结语——争论仅仅只是开端
迄今为止，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学者们基本上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交集。经由丁学良新作《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等人的研究做一些对比即可发现，两人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在话语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对近现代史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显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近当代史研究存在着许多被遮蔽的领域，真正的近当代史研究在当下的语境中有很难触及最为核心的部分。
另一方面，以论代史，以宣传代史的“历史”又极其普遍。在中国模式这一研究领域，我认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客观理性的研究专著。在我看来，丁学良的研究自称“将5个辣椒改成了3个辣椒”，虽然并非完美，但其研究态度和方法至少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可以视作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潘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显然一个辣椒也没有，而是加了过多的味精与红糖，既刻意扭曲历史，又回避了当下现实中颇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潜伏在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种种问题。他所作的工作，无非是为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
就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而言，该书实际上是将构成中国模式最为核心的部分一一进行了解构。这样的解构穿透了那些虚幻的光环，更接近事实本身。该书前一部分的分析和论述很精彩，但是后半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模式现存问题的方法却火力不足——这或许是5个辣椒改为3个辣椒所留下的后遗症。很多更为根本和核心的问题，在书中不是没有提及，就是论述不足。显然，这并不完全因为作者力有不逮，而是受到某些限制所导致。我相信，随着中国发展的进程，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将继续——显然，现在只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