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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几年来，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各类主流文学奖项，中国文学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应该看到，中国作家的世界声誉的极大提高，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崛起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日益显示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这也同时给中国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我们的作家而言，这一“历史使命和责任”就是要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诚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获得极高的世界声誉，但我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却似乎距离史诗巨制越来越远。一段时间来，长篇小说的数量以每年数千部的规模凸显，很多作者也动辄就写出长篇三部曲甚或多部系列，作品越写越长，但作品的数量多少并不与文学的兴衰成正比，作品的长度也并不代表艺术的高度。当今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有深度、厚度、广度和力度的史诗作品，而不仅仅是与机械复制技术相因应的模式化的类型文学、时尚化的青春文学或奇观化的幻想文学。
这种结果的造成当然有其历史原因。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以来，小说的格局越来越小，从开始的外向型转向内倾，随着文学向内转而来的，是文学的越来越不及物性以及文学的肥胖症，文学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的写作。这样一种情况，都一再表明小说写作的非现实性的严重程度。文学越来越回避现实和时代的要求，既不反映、阐释现实，自然也就难以做到介入并引导现实了。这样一种情况下，小说的两极化现象日趋凸显。一极是所谓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小说似乎只关乎个人的情感情绪的表达，而与民族国家无涉，这样一来，往往造成个人的一己体验或经验被无限放大，小说真正成为微“小”之“说”，这在年轻一代作家（特别是“80后”）以及那些所谓的新写实或新状态写作中表现尤其明显。另一极则是所谓的文学的隐喻化、漫画化和象征化倾向。有些作家在一种预设的主题框架内展开写作，小说常常成为某种隐喻的形象化表达。这些作家每每陶醉于自己营造出来的道德高地和批判精神的光环之中，既看不到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和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也无意于正能量的发掘或对人性的美的发现，相反，倒是对所谓的生活的阴暗或人性的黑暗面表现出奇怪的热情，他们的写作虽常常具有震惊的效果，但其实距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只在隐喻的意义上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奇观式想象的欲望。
/二/
为挣脱这一两极走向，需要作家有一种情怀和责任感。时代的巨变需要他们既能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前见，同时也要有意识地突破自己所属一代人的思考或思维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面对现实发言并表现时代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要作家在现实问题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文学只能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学”，不是真的文学。真的文学应该是那种融入社会实践当中，同时代前进的步伐同呼吸、共感受的文学，是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困惑与希望的文学，是那种把自己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中，而非那种高高在上的以所谓的意念驾驭故事、文字和叙述的“精英文学”。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关于文学的观念几经变化，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仍旧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所须面对且应重视的命题。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首先要有认真研究现实进而阐释现实的勇气和热情。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前所未有而充满挑战的伟大事业，对于这样的事业，任何前人的经验或预设的理念都是无效且无能为力的。如何有效阐释中国的现实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作家的面前。这就需要他们有认真研究的勇气和热情，需要他们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中，感时代之所感，思时代之所思，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出现。其次是探讨如何影响并反作用于现实。毛泽东早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所谓的“更高”，就是要求我们要有一种恢弘的气势和浪漫主义的精神，努力从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表现现实，进而达到更高意义上的介入并创造现实。
虽然文学也可以是社会问题的勇敢揭露者和表现者，但如果它不能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以表现问题为目的，这样的写作常常只是昙花一现的，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证明。现今中国的现实所需要于小说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的揭示，更应该是时代潮流的展现和民族精神的高扬。只有这样，才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创造精神和恢弘气势相匹配。
/三/
要想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巨制，除了面对现实的挑战，还要求我们的作家去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一段历史，是要认识到今天的现实生活来之不易，是要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研究历史，也是为了历史意识的培养。一个只为写历史而历史，或只为现实而现实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史诗性的作品的。史诗性的作品，需要有一种恢弘的历史意识，需要作者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综合地思考、观察、感受和表达。就史诗作品的写作而言，如果现实是其根基和问题意识的来源的话，未来则是一种视角，而历史则就应该是一种气度了，有没有这个气度，写出来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说史诗的写作离不开历史，但并不是表现历史的小说就是史诗作品，有些作品刻意反写、重写历史，历史的面目在这样的写作中只会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可憎。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始，历史写作常常陷入为重写而重写的恶性循环的境地，即使是那些获得很高声誉的作品，也存在这种倾向。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历史不是翻烧饼，历史写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之中。相反，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对待历史的宏观态度，或者说有必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的角度重建历史。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用今天的眼光歪曲历史，而是要从今天的问题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总结历史，而不是仅仅反写或重写，甚或简单的翻案。史诗写作绝不是历史翻案之作。
同样，史诗写作也不是架空小说的写作。近几年来，历史写作中存在一种架空小说的写作倾向。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与写作倾向，架空写作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的虚化和被架空，提供了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的时空，架空小说在想象力的发掘方面往往有很好的表现。但历史一旦被抽空其具体语境上下文的时候，这样的架空写作往往也有沦为某种隐喻或象征的可能。
总之，若要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对我们今天的小说作家来说既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和可能，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剧变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历史的巨变和民族国家的兴衰在每一个人身上及其命运的演变中都有表象和呈现，这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作家创造伟大作品的外部条件。如果我们的作家置身事外或视若无睹，他们的作品即使写得再高蹈或飘渺，其实也是抽象无力的。我们的作家要想写出史诗性的鸿篇巨制，就必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变迁放在时代巨变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对应的层面加以观照、思考和考察，努力写出每一个体命运变迁背后的“时代相关性”，而不仅仅是时代巨变影响下的个人命运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近几年来，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各类主流文学奖项，中国文学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应该看到，中国作家的世界声誉的极大提高，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崛起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日益显示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这也同时给中国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我们的作家而言，这一“历史使命和责任”就是要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诚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获得极高的世界声誉，但我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却似乎距离史诗巨制越来越远。一段时间来，长篇小说的数量以每年数千部的规模凸显，很多作者也动辄就写出长篇三部曲甚或多部系列，作品越写越长，但作品的数量多少并不与文学的兴衰成正比，作品的长度也并不代表艺术的高度。当今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有深度、厚度、广度和力度的史诗作品，而不仅仅是与机械复制技术相因应的模式化的类型文学、时尚化的青春文学或奇观化的幻想文学。
这种结果的造成当然有其历史原因。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以来，小说的格局越来越小，从开始的外向型转向内倾，随着文学向内转而来的，是文学的越来越不及物性以及文学的肥胖症，文学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的写作。这样一种情况，都一再表明小说写作的非现实性的严重程度。文学越来越回避现实和时代的要求，既不反映、阐释现实，自然也就难以做到介入并引导现实了。这样一种情况下，小说的两极化现象日趋凸显。一极是所谓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小说似乎只关乎个人的情感情绪的表达，而与民族国家无涉，这样一来，往往造成个人的一己体验或经验被无限放大，小说真正成为微“小”之“说”，这在年轻一代作家（特别是“80后”）以及那些所谓的新写实或新状态写作中表现尤其明显。另一极则是所谓的文学的隐喻化、漫画化和象征化倾向。有些作家在一种预设的主题框架内展开写作，小说常常成为某种隐喻的形象化表达。这些作家每每陶醉于自己营造出来的道德高地和批判精神的光环之中，既看不到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和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也无意于正能量的发掘或对人性的美的发现，相反，倒是对所谓的生活的阴暗或人性的黑暗面表现出奇怪的热情，他们的写作虽常常具有震惊的效果，但其实距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只在隐喻的意义上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奇观式想象的欲望。
/二/
为挣脱这一两极走向，需要作家有一种情怀和责任感。时代的巨变需要他们既能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前见，同时也要有意识地突破自己所属一代人的思考或思维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面对现实发言并表现时代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要作家在现实问题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文学只能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学”，不是真的文学。真的文学应该是那种融入社会实践当中，同时代前进的步伐同呼吸、共感受的文学，是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困惑与希望的文学，是那种把自己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中，而非那种高高在上的以所谓的意念驾驭故事、文字和叙述的“精英文学”。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关于文学的观念几经变化，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仍旧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所须面对且应重视的命题。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首先要有认真研究现实进而阐释现实的勇气和热情。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前所未有而充满挑战的伟大事业，对于这样的事业，任何前人的经验或预设的理念都是无效且无能为力的。如何有效阐释中国的现实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作家的面前。这就需要他们有认真研究的勇气和热情，需要他们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中，感时代之所感，思时代之所思，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出现。其次是探讨如何影响并反作用于现实。毛泽东早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所谓的“更高”，就是要求我们要有一种恢弘的气势和浪漫主义的精神，努力从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表现现实，进而达到更高意义上的介入并创造现实。
虽然文学也可以是社会问题的勇敢揭露者和表现者，但如果它不能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以表现问题为目的，这样的写作常常只是昙花一现的，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证明。现今中国的现实所需要于小说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的揭示，更应该是时代潮流的展现和民族精神的高扬。只有这样，才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创造精神和恢弘气势相匹配。
/三/
要想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巨制，除了面对现实的挑战，还要求我们的作家去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一段历史，是要认识到今天的现实生活来之不易，是要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研究历史，也是为了历史意识的培养。一个只为写历史而历史，或只为现实而现实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史诗性的作品的。史诗性的作品，需要有一种恢弘的历史意识，需要作者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综合地思考、观察、感受和表达。就史诗作品的写作而言，如果现实是其根基和问题意识的来源的话，未来则是一种视角，而历史则就应该是一种气度了，有没有这个气度，写出来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说史诗的写作离不开历史，但并不是表现历史的小说就是史诗作品，有些作品刻意反写、重写历史，历史的面目在这样的写作中只会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可憎。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始，历史写作常常陷入为重写而重写的恶性循环的境地，即使是那些获得很高声誉的作品，也存在这种倾向。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历史不是翻烧饼，历史写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之中。相反，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对待历史的宏观态度，或者说有必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的角度重建历史。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用今天的眼光歪曲历史，而是要从今天的问题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总结历史，而不是仅仅反写或重写，甚或简单的翻案。史诗写作绝不是历史翻案之作。
同样，史诗写作也不是架空小说的写作。近几年来，历史写作中存在一种架空小说的写作倾向。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与写作倾向，架空写作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的虚化和被架空，提供了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的时空，架空小说在想象力的发掘方面往往有很好的表现。但历史一旦被抽空其具体语境上下文的时候，这样的架空写作往往也有沦为某种隐喻或象征的可能。
总之，若要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对我们今天的小说作家来说既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和可能，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剧变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历史的巨变和民族国家的兴衰在每一个人身上及其命运的演变中都有表象和呈现，这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作家创造伟大作品的外部条件。如果我们的作家置身事外或视若无睹，他们的作品即使写得再高蹈或飘渺，其实也是抽象无力的。我们的作家要想写出史诗性的鸿篇巨制，就必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变迁放在时代巨变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对应的层面加以观照、思考和考察，努力写出每一个体命运变迁背后的“时代相关性”，而不仅仅是时代巨变影响下的个人命运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