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不是父母，而是我的外公。外公是一个曾经在编后来又不在编的身份模糊的教师，但是他给予了我最传统的“蒙学”。自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我，正是通过外公的言传身教，知道了什么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外公给予了我“热血报国 终身为业”的理想，告诉了我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追求。通过外公的教育，我也慢慢地懂得了我的外公，外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教师。
　　出生于1932年的外公接受了最传统的私塾教育，他曾在泸南中学、同英中学等新式中学读书深造；亲身经历了中国最动荡、最复杂、变革最激烈的年代。从倭寇侵华到国共内战、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他看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所有的转折点，正是这些经历，让他的人生与追求在平凡中尤其显得不平凡。
　　“幼以入学，饱飨诗书；少则为师，诲人不倦，乡党长老以之为异”，这是外公友人描述外公生平时所说的话。外公15岁时外出求学，每次回乡都会为邻里乡党的孩子们讲课，作为教师传递知识改变家乡孩子们命运的梦想，外公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1950年中学毕业，是外公的第一个人生拐点。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当时，18岁的他作为中学毕业生，理应有一个很好的前途，或是继续深造，或是投身于他一直很期盼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但他却回乡务农，归于“诗酒田园”。具体原因外公不曾提起，我也就不得而知。直到1956年，外公在友人的推荐下，入职于当地的万定小学，开始了自己企盼已久的教师生涯。
　　外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也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所学教给自己的学生们。当时学校条件很差，老师们的工资很低，外公在上课之余还要回家做农活，却总是精神抖擞地为学生们讲课。一袭长衫，一双黑色布鞋，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手拿书本，声音洪亮，就是外公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外公的一个现为生产队队长的学生对我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听郑老师（外公）的课，因为郑老师年轻，而且总是收拾得很“伸展”（四川话，一表人才），让人觉得精神百倍，而且懂得也多，很有点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派头。就这样，在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中，外公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过了七个年头，这也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快乐、最充实的七年。
　　1962年是外公人生的第二个拐点，三年自然灾害，是那个年代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记的。此时，他又成为了一个为中华传统文化所浸染的“文人”。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节省国家财政，外公放下了自己心爱的教师梦，主动退职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学生们的哭泣挽留，同事们的惋惜劝阻，都没能阻止他。亲手斩断自己的梦想，不知道外公作出这个决定时有多么痛苦，但他又是那么的义无反顾。“位卑未敢忘忧国”，外公一直这样说，也一直在这样做。后来的日子里，外公经历了很多事情，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或许外公早已看透了吧？但能够为学生们尽一份力，他就觉得知足而快乐了。直到现在，即便陷于为生计奔波的琐事中，外公常常写诗张贴，或是讽喻时政，或是导人向善，或是劝人读书，或是戏谑当地官员贪赃之丑态，自嘲“虽乡间老叟，妄管尽天下不平事”。
　　这些年来，外公年事渐高，身体也越来越差，但是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因为国家越来越好，儿女们也越来越好。外公向来自制，喝酒总饮至微醺为止，我仅见外公醉过有数的四次。香港回归，我第一次被外公准许熬夜，全家人围坐电视机前看着交接仪式。外公眼里闪着泪花，一杯接一杯，嘴里念叨着“不负此生”，以致醉得不省人事，也没来得及写诗；澳门回归，外公写下“举世同欢喜气腾，欢呼祖国收澳门；百年国耻今昭雪，民富国强骏业兴”，浮一大白而醉；第三次则是我保送北师大研究生，外公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舍不得放下，看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对敬酒来者不拒，他又醉了；最后一次则是国家发文，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给民办教师们买保险，陪着外公办理手续，却发现外公的眼眶红了，回家又一次豪饮而醉，这应该是为自己终于得到国家承认的兴奋吧？其实，外公一直是在乎自己的教师身份的。
　　这就是外公的教师梦，也是外公的中国梦。他的梦想里有自己，更有学生；有亲人，更有国家。正是他的梦想，改变了他的学生；当然也是许多像外公一样的人们的梦想，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们的国家；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汇聚成了中华龙腾的、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循着外公的梦想，我渐渐成长；循着我的梦想，我来到了北师大。看外公追逐梦想的一生，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喊出来，是口号；而用我们的行动、精神、热血乃至于生命去做出来，那就是伟大梦想的实现。
　　责任编辑/齐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