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日本枥木县东南部的益子町（Mashiko）如今是日本著名的陶瓷产地。大正十三年（1924），日本民艺运动的代表人物，“益子烧之父”浜田庄司（Shōji Hamada）开始在此进行陶艺创作，指导当地陶工制作民众实用器具，积极开展民艺运动。随着改革实践的持续推进，在外来思潮和创作激情的浸润下，这个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开始逐渐成为公认的世界民艺发源地和中心。在安田猛（Takashi Yasuda）心中，今天的景德镇像极了当年的益子町，空气中都弥漫着蓄势待发的无穷能量，一间间陶艺家的工作室像是一个个微型发射站向外界发送着唤醒鲜活创造力的信号。
　　拜访安田猛的那天，他和他的合伙人熊白煦刚刚结束了卡塔尔之行，凌晨5点到达景德镇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就在工作室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访客。他工作室干净敞亮，井井有条。各类工具被分门别类地归置于工具架上，这一方天地的码放也尽职地彰显着主人的视觉美学理念；晾晒架上还未经过烧制的毛坯们带着拙朴的羞涩静默排列；各种令年轻艺术家艳羡的精密仪器和工具透露出主人那源自日本文化的对极致的追求。
　　我需要突破自己的固有价值观
　　出生于1943年的安田先生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29岁以前在日本生活，之后长期定居英国，并娶了同是陶艺家的英国太太Felicity Ayliff，在全然不同于亚洲的欧洲艺术氛围中进行了三十多年的陶艺创作和教学，直至数年前被乐天陶社的大当家郑祎邀请到景德镇，拉开了他在中国的陶艺生活序幕。从最初接触时便能感受到的日本人惯有的谦和，到言谈交流中传递出的包容开放和英式严谨，以及受中国文化至深才会有的中国式睿智幽默，不同文化影响背景下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多元的文化因子互利共存，让人很难简单地将他定义为某国人，他自己也笑称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安田先生认为30岁之前是一个人的思想定格的时期，在那一时期他所接受的日本单一文化教育，虽然奠定了他的人文气质基调，但也造成了他思想维度上的局限。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一直在不断尝试突破这个局限。2005年让安田先生再一次告别熟悉的国度，来到中国的最大动机，也正是源于他的这一思考。挖掘自我潜力的渴望，促使他置身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探索和创作。具有差异性的人文景观和地域文脉，能够帮助他架构出更为丰润的创作基底。
　　在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中，任何一个亚洲的国家都无法避而不谈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尤其是日本。中国和日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极多的相似性，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却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是安田先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动力。远在日本或者英国时，他无法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氛围，获取知识的渠道无非就是媒体、书籍或者口耳相传。而当他置身于这个文化中时，才有可能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生活创作经验反而让他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日本人，在他身上仍然保有早年形成的定式思考。这也提醒着他，如今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其实需要跳出环境造成的思维定式来进行审慎的观察。当他去了解文化也好，陶瓷也好，包括观察景德镇的发展也好，他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和打破自己的既有规则。“我需要持续不断突破自己的固有价值观”，年届七十的安田猛微笑着从容地说道。
　　“业余人类学家”的全局观
　　在和安田先生聊天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谦逊地提到自己是个“业余”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让他的视野并不单单聚焦于个体感性世界，而是从社会、人文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更加宏观地专注于群体状态和区域发展。因此在这里，他更关心的是景德镇的总体发展，景德镇是如何一步步适应现代社会的。
　　除了是中国乃至世界最知名的陶瓷产区之外，景德镇对安田猛的吸引力还在于他在这儿看到了那点点燃起的精神火种，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把他拉回曾经在益子制陶的那些年，不断迸发的鲜活创意力每天都在刺激着陶艺家们的创作冲动，在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国际化环境中，传统的规则被不停打破又重建，这一切是如此地生动，并且必将会越来越有趣。安田猛说益子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初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差近100年。今天在景德镇发生的一切与当年是何其相似，但是又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艺术运动趋势或者说创新发力，并不是简单的拷贝。
　　对于景德镇的未来，安田猛先生十分乐观。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承并不是通过单一的直线路径完成的，而是通过许多新的文化运动的循环更迭，在这一次次不断更新的循环中，有的思潮会重复回归。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有的发展节奏和路径，只做与他国的横向比较而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不可靠的。对他来说，这是景德镇最好的时代，因为他曾经见过这样的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