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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尽管从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区治理，在这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中社区治理处于末端，但却起着最为基础的作用，正如俗话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夯实城乡社区治理，不能盲目而为，必须在深入了解其成效、隐忧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
作者简介：覃国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099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来，全国上下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形成了从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区治理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今天，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以基层治理为支撑。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与社会犹如砖瓦与大厦，只有社区治理好了，社会治理才有底气。为了切实推进社区治理，笔者在湖北开展了系列调研。
一、城乡社区治理的成效
近年来，全国着力加强社区治理， 2016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 。总体来说，经过多方努力，我国社区治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社区治理平台逐步完善
根据中央规定，全国各地加强社区治理平台建设，湖北也在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推动。
一是确立领导机构。目前全省17个地市州共有24822个农村社区、4368个城市社区，所有市州、80%的县（市、区）对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其中，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占60%，由党政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占40%；为充实社区治理力量，有35个地方成立了专门的社区工作局，挂靠在民政部门，配备了工作人员，落实了工作经费；各地还通过将社区治理纳入党委政府重要 “民生工程”、“十件实事”等措施来推进。
二是服务站台搭建。“十二五”期间，省级财政共投入资金5.5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60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3611个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站建设项目进行了资助，带动地方投入资金 32亿元。2016年，全省共新建、改扩建210个社区公共服务站，投入资金1.87亿元。全省城镇社区公共服务站建筑面积平均达到680平方米，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方便、优质、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三是工作人员配备。全省共有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近5万名，基本实现每个社区有1名大学生，持证社工比例大幅提升；全省共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1万多个，志愿者人数超过230万，其中注册志愿者30余万。
（二）社区治理机制不断创新
近几年，全国积极推动政社互动、建立“三社协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加强基层协商，逐步建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居民间的合作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就湖北来说：培训社区居委会干部5000多人，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活动，培育社区公益服务组织500多个；更重要的是，2016年7月湖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要求“丰富协商内容和形式，扩宽协商范围和渠道，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民主权利，力争到2020年，全省基本形成参与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樣、程序规范、制度健全、成效显著的城乡社区协商新局面” 。随后，城乡社区积极开展协商民主活动，全省城乡社区协商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先后涌现出武汉市的社区事务听证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江汉区的“居民论坛”和“门栋自治”、汉阳区的“社区对话”、沙市的“居民说事”、孝南区的“轮值主席制”、鄂州市的“一事一议”、恩施市的“1 4 X”村务公开模式、安陆市的民主议事恳谈会等成功典型。
（三）农村社区治理稳步推进
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各地在重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治理实验。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同年11月，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此后，省财政共安排5000万元，对全省1000个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站给予补助。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99个县市区、828个乡镇、5070个村开展了试点工作。试点村的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86%，面积在300-500平方米且功能比较规范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站达48%，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占25%。各地在村级普遍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
（四）社区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2013年以来，全国开展了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力促社区治理政策落实，提升了社区治理整体水平，形成全员动员、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2014年7月，湖北省政府下发《关于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情况的通报》，表彰了20个示范城区（县、市）、29个示范街道（乡镇），109个五星级示范社区、217个四星级示范社区 。2014年11月，全省有67家单位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湖北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数量全国排名第三，“全国示范街道”、“全国示范社区”数量也在全国排名靠前。
（五）社区减负增效工作有序开展
2017年7月，为减轻社区行政负担，切实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增强社区服务能力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基于此，2016年，湖北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社区组织减负增效专项行动 。经过整治： 一是规范了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全省17个地市州参照《社区依法履行的工作事项参考目录》、《社区依法协助政府履行的工作事项参考目录》，制定了社区工作事项清单、社区协助职能部门工作项目清单。
二是大幅减少社区工作综合考核评比，武汉市取消市级以下向社区开展的达标评比活动，保留由社区自愿申报的国家级、省级创建事项；荆门市的考评项目从30多项减少到12项。
三是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各地认真清理过多过滥的制度、匾牌，按规定社区办公场所对外只悬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两块牌子。仅恩施州在“减负行动”中就撤销组织机构5928个、门外悬挂长牌9271块、室内标示牌28668块、上墙制度70593项。
四是压缩社区会议和台账，减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职能部门要求社区参加的会议和活动，对社区里的台账、报表资料进行整合。仅恩施州就削减社区工作台帐22702本，村（社区）平均9本。
五是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制定社区印章使用范围清单。整顿后，武汉市取消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21项；荆门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盖章证明由170多项减少到31项。
二、城乡社区治理的隐忧
尽管经过近17年的奋斗，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可小觑的问题。
（一）治理体制不顺畅
社区治理由纪委、综治、民政等部门多头指导、多头推进、要求各异。社区本应以群众自治为主，但许多部門和乡镇（街道）将工作任务下派到社区，致使社区工作有“七多”，即承接的管理服务多、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出具的证明盖章多、连接的信息网络多、承担的临时任务多、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据统计，有26个政府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导致社区工作负担重，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自治功能发挥不足。尽管2016年9月《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印发后，全省部署了社区减负增效工作，到目前效果已经显现，可还不彻底，也有越减越“富”和牌子摘了工作照做的现象。
（二）共治力量较薄弱
全国各地在创新社区治理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仅湖北就积累了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和武昌区“三社协助”助推社区多元治理等模式，但由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总量少、结构失衡、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且渠道不畅，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参与有限，部分地方驻区单位以服务设施有限、经费不足等借口推卸共驻共治责任，社区居委会对属地单位无权管、也管不了，致使各种社区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充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共治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难以形成，社区共治的力量单薄。
（三）资金投入难保障
近两年来，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社区治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但资金总量仍不能满足社区治理工作的需要。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对社区治理的投入更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经费、社区工作者待遇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少地方仅依赖中央、省级项目补助资金，导致一些社区治理工作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无落实”、“上面热火朝天、下面冷火秋烟”。
（四）治理本领有恐慌
如今，社区治理工作涉及面广，群众服务需求多样化，对社区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工作队伍难免产生本领恐慌，具体表现在社区干部专业能力缺乏、社会工作者后劲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欠缺三个方面。社区干部，因缺乏社区工作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组织居民自治和推进社区民主建设；社会工作者，因学校所学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脱节，加上培训少、知识更新慢，难免力不从心；社区居民，因表达利益诉求的方法简单、渠道狭窄，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不多、层次不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自主性不强而无力自治。
（五）城乡治理差距大
国家启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时间是2000年，而农村从2015年才开始试点，晚了15年，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过17年的发展，城市社区治理已经比较成熟，无论是治理能力还是治理水平都达到较高程度，社会组织发育良好，居民参与意识日渐形成，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三社联动、基层协商等机制渐成气候，可这些在农村几乎处于空白。显然，才进行2年的农村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同日而语。
三、城乡社区治理的期待
面对社区治理的新要求、新目标、新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社区治理的新常态，以期促进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一）治理理念：从“重维稳轻维权”到“维稳维权兼顾”
昔日，受“唯GDP”、“先发展后治理”、“先发展经济后改善民生”等不科学理念的影响，居民的利益一度被忽视，一些侵害居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从城市强拆问题、社区业主维权问题、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到农村的土地征收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腐败问题、农村事业单位改制中待遇补偿问题、村民参与民主管理问题，每个问题既关系到居民的权益也涉及到社区的稳定。由于法规不健全、矛盾化解不及时，群众的不满日积月累，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面对这些问题，昔日的社区治理是“维稳第一，维权次之”。于是，社区千方百计维稳，特别是重要时间节点，更是花高价维稳。在群众的维权意识得以提升的今天，社区只有重视、引导、协助居民维权，从源头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才是社区治理的硬道理，其它任何“为维稳而维稳”的“掩耳盗铃”式的做法都只能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因而，基层社区必须畅通诉求渠道、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兼顾维权与维稳。一旦群众利益得到维护、诉求得到回应、人格受到尊重，自然而然地，怨言少了、情绪好了、心情爽了，社区稳定和发展便顺理成章和指日可待。
（二）治理体制：变“压力型体制”为“民主合作体制”
压力型体制，即地方各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将任务量化并层层分解给下级组织或个人，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并将完成情况与奖惩挂钩。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社区的自治空间被压缩，社区变成了基层行政机构的政策执行者或派出机构。社区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事务，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并强调责任共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所以应该采用民主合作体制。为此，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细化基层行政机构和社区组织的职责，避免行政过度干预自治，在留给社区足够空间和权利的基础上实行合作治理；农村社区治理，有赖于从顶层设计上改革行政体制和考核评价体系，理顺村民自治与地方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然后实行地方政府、村委会、民众之间的合作治理，并尽可能给村委会更多自主权，为普通民众的创造性提供更多发挥空间。 （三） 治理主体：破“政府本位”立“社会本位”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本位，即政府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其核心本质是“只有政府才能管理，也只能政府才管理得好社区”，其结果是政府职能无限膨胀，对社区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管理效率低、管理成本高，这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造成社会主体的功能萎缩。与之相反，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人本、责任、服务、参与、合作、互动”精神。由于社区治理具有公共性和社会型，因而需要破除政府本位、确立社会本位。这样，虽然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但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居（村）委会、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主体，就不同层次和性质的社区事务平等协商，根据各自优势和能力，合理分配职责和任务，形成多个主体“平等协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良性互动”的治理局面。要实现社区治理主体从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转型，政府就必须放权。也就是合理界定政府、社会组织、居（村）委会、居民等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肯定政府主体作用的同时，真正放权与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从“政府统管一切”到“多方参与”的转变，从而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促使政府职能归位和社区自治力量生长。
（四）治理能力：从“疲于应付”到“举重若轻”
社区治理能力是指社区所拥有的人、财、物、技术等资源以及为实现发展目标而有效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社区治理是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推进的，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理应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面对诸多转嫁的行政“职责”，社区应接不暇，治理能力凸显不足，只能疲于应付。为了切实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除给社区实实在在“减负”之外，要解决好队伍、资源、手段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招聘和培养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并通过常态化培训，提升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务技能。
其次，在争取财政资金支持的前提下，盘活社区内的自生资源、开发社区外的社会资源、集聚碎片化的资源，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益。
再次，尝试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社区，以社区治理信息化促进社区治理能力倍增，力争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五）治理路径：转“城乡失衡”为“城乡均衡”
城乡社区治理之所以失衡，主要是受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乡分治影响，尽管“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等战略已经提出多年，但真正落实的不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没有做到城乡融合，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是“先城市后农村”或“重城市轻农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社区治理路径不能沿袭老路，应该站在公平的立场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高度，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统筹考虑。在当前农村社区治理欠账太多、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落差太大的情况下，要从政策、资源、要素等各方面倾斜农村社区，尽早补齐短板，然后齐头并进，逐步实现城乡均衡。
注释：
刘淼.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6-12/30.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湖北省民政厅官网.2016年9月19日.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情况的通报.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7月31日.
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2015年7月24日.
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湖北省民政厅.2016年9月6日.http：//www.hbmzt.gov.cn.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
作者简介：覃国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099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来，全国上下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形成了从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区治理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今天，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以基层治理为支撑。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与社会犹如砖瓦与大厦，只有社区治理好了，社会治理才有底气。为了切实推进社区治理，笔者在湖北开展了系列调研。
一、城乡社区治理的成效
近年来，全国着力加强社区治理， 2016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 。总体来说，经过多方努力，我国社区治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社区治理平台逐步完善
根据中央规定，全国各地加强社区治理平台建设，湖北也在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推动。
一是确立领导机构。目前全省17个地市州共有24822个农村社区、4368个城市社区，所有市州、80%的县（市、区）对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其中，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占60%，由党政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占40%；为充实社区治理力量，有35个地方成立了专门的社区工作局，挂靠在民政部门，配备了工作人员，落实了工作经费；各地还通过将社区治理纳入党委政府重要 “民生工程”、“十件实事”等措施来推进。
二是服务站台搭建。“十二五”期间，省级财政共投入资金5.5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60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3611个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站建设项目进行了资助，带动地方投入资金 32亿元。2016年，全省共新建、改扩建210个社区公共服务站，投入资金1.87亿元。全省城镇社区公共服务站建筑面积平均达到680平方米，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方便、优质、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三是工作人员配备。全省共有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近5万名，基本实现每个社区有1名大学生，持证社工比例大幅提升；全省共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1万多个，志愿者人数超过230万，其中注册志愿者30余万。
（二）社区治理机制不断创新
近几年，全国积极推动政社互动、建立“三社协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加强基层协商，逐步建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居民间的合作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就湖北来说：培训社区居委会干部5000多人，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活动，培育社区公益服务组织500多个；更重要的是，2016年7月湖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要求“丰富协商内容和形式，扩宽协商范围和渠道，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民主权利，力争到2020年，全省基本形成参与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樣、程序规范、制度健全、成效显著的城乡社区协商新局面” 。随后，城乡社区积极开展协商民主活动，全省城乡社区协商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先后涌现出武汉市的社区事务听证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江汉区的“居民论坛”和“门栋自治”、汉阳区的“社区对话”、沙市的“居民说事”、孝南区的“轮值主席制”、鄂州市的“一事一议”、恩施市的“1 4 X”村务公开模式、安陆市的民主议事恳谈会等成功典型。
（三）农村社区治理稳步推进
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各地在重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治理实验。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同年11月，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此后，省财政共安排5000万元，对全省1000个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站给予补助。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99个县市区、828个乡镇、5070个村开展了试点工作。试点村的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86%，面积在300-500平方米且功能比较规范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站达48%，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占25%。各地在村级普遍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
（四）社区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2013年以来，全国开展了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力促社区治理政策落实，提升了社区治理整体水平，形成全员动员、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2014年7月，湖北省政府下发《关于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情况的通报》，表彰了20个示范城区（县、市）、29个示范街道（乡镇），109个五星级示范社区、217个四星级示范社区 。2014年11月，全省有67家单位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湖北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数量全国排名第三，“全国示范街道”、“全国示范社区”数量也在全国排名靠前。
（五）社区减负增效工作有序开展
2017年7月，为减轻社区行政负担，切实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增强社区服务能力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基于此，2016年，湖北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社区组织减负增效专项行动 。经过整治： 一是规范了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全省17个地市州参照《社区依法履行的工作事项参考目录》、《社区依法协助政府履行的工作事项参考目录》，制定了社区工作事项清单、社区协助职能部门工作项目清单。
二是大幅减少社区工作综合考核评比，武汉市取消市级以下向社区开展的达标评比活动，保留由社区自愿申报的国家级、省级创建事项；荆门市的考评项目从30多项减少到12项。
三是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各地认真清理过多过滥的制度、匾牌，按规定社区办公场所对外只悬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两块牌子。仅恩施州在“减负行动”中就撤销组织机构5928个、门外悬挂长牌9271块、室内标示牌28668块、上墙制度70593项。
四是压缩社区会议和台账，减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职能部门要求社区参加的会议和活动，对社区里的台账、报表资料进行整合。仅恩施州就削减社区工作台帐22702本，村（社区）平均9本。
五是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制定社区印章使用范围清单。整顿后，武汉市取消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21项；荆门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盖章证明由170多项减少到31项。
二、城乡社区治理的隐忧
尽管经过近17年的奋斗，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可小觑的问题。
（一）治理体制不顺畅
社区治理由纪委、综治、民政等部门多头指导、多头推进、要求各异。社区本应以群众自治为主，但许多部門和乡镇（街道）将工作任务下派到社区，致使社区工作有“七多”，即承接的管理服务多、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出具的证明盖章多、连接的信息网络多、承担的临时任务多、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据统计，有26个政府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导致社区工作负担重，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自治功能发挥不足。尽管2016年9月《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印发后，全省部署了社区减负增效工作，到目前效果已经显现，可还不彻底，也有越减越“富”和牌子摘了工作照做的现象。
（二）共治力量较薄弱
全国各地在创新社区治理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仅湖北就积累了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和武昌区“三社协助”助推社区多元治理等模式，但由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总量少、结构失衡、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且渠道不畅，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参与有限，部分地方驻区单位以服务设施有限、经费不足等借口推卸共驻共治责任，社区居委会对属地单位无权管、也管不了，致使各种社区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充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共治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难以形成，社区共治的力量单薄。
（三）资金投入难保障
近两年来，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社区治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但资金总量仍不能满足社区治理工作的需要。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对社区治理的投入更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经费、社区工作者待遇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少地方仅依赖中央、省级项目补助资金，导致一些社区治理工作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无落实”、“上面热火朝天、下面冷火秋烟”。
（四）治理本领有恐慌
如今，社区治理工作涉及面广，群众服务需求多样化，对社区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工作队伍难免产生本领恐慌，具体表现在社区干部专业能力缺乏、社会工作者后劲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欠缺三个方面。社区干部，因缺乏社区工作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组织居民自治和推进社区民主建设；社会工作者，因学校所学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脱节，加上培训少、知识更新慢，难免力不从心；社区居民，因表达利益诉求的方法简单、渠道狭窄，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不多、层次不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自主性不强而无力自治。
（五）城乡治理差距大
国家启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时间是2000年，而农村从2015年才开始试点，晚了15年，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过17年的发展，城市社区治理已经比较成熟，无论是治理能力还是治理水平都达到较高程度，社会组织发育良好，居民参与意识日渐形成，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三社联动、基层协商等机制渐成气候，可这些在农村几乎处于空白。显然，才进行2年的农村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同日而语。
三、城乡社区治理的期待
面对社区治理的新要求、新目标、新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社区治理的新常态，以期促进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一）治理理念：从“重维稳轻维权”到“维稳维权兼顾”
昔日，受“唯GDP”、“先发展后治理”、“先发展经济后改善民生”等不科学理念的影响，居民的利益一度被忽视，一些侵害居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从城市强拆问题、社区业主维权问题、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到农村的土地征收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腐败问题、农村事业单位改制中待遇补偿问题、村民参与民主管理问题，每个问题既关系到居民的权益也涉及到社区的稳定。由于法规不健全、矛盾化解不及时，群众的不满日积月累，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面对这些问题，昔日的社区治理是“维稳第一，维权次之”。于是，社区千方百计维稳，特别是重要时间节点，更是花高价维稳。在群众的维权意识得以提升的今天，社区只有重视、引导、协助居民维权，从源头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才是社区治理的硬道理，其它任何“为维稳而维稳”的“掩耳盗铃”式的做法都只能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因而，基层社区必须畅通诉求渠道、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兼顾维权与维稳。一旦群众利益得到维护、诉求得到回应、人格受到尊重，自然而然地，怨言少了、情绪好了、心情爽了，社区稳定和发展便顺理成章和指日可待。
（二）治理体制：变“压力型体制”为“民主合作体制”
压力型体制，即地方各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将任务量化并层层分解给下级组织或个人，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并将完成情况与奖惩挂钩。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社区的自治空间被压缩，社区变成了基层行政机构的政策执行者或派出机构。社区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事务，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并强调责任共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所以应该采用民主合作体制。为此，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细化基层行政机构和社区组织的职责，避免行政过度干预自治，在留给社区足够空间和权利的基础上实行合作治理；农村社区治理，有赖于从顶层设计上改革行政体制和考核评价体系，理顺村民自治与地方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然后实行地方政府、村委会、民众之间的合作治理，并尽可能给村委会更多自主权，为普通民众的创造性提供更多发挥空间。 （三） 治理主体：破“政府本位”立“社会本位”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本位，即政府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其核心本质是“只有政府才能管理，也只能政府才管理得好社区”，其结果是政府职能无限膨胀，对社区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管理效率低、管理成本高，这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造成社会主体的功能萎缩。与之相反，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人本、责任、服务、参与、合作、互动”精神。由于社区治理具有公共性和社会型，因而需要破除政府本位、确立社会本位。这样，虽然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但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居（村）委会、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主体，就不同层次和性质的社区事务平等协商，根据各自优势和能力，合理分配职责和任务，形成多个主体“平等协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良性互动”的治理局面。要实现社区治理主体从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转型，政府就必须放权。也就是合理界定政府、社会组织、居（村）委会、居民等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肯定政府主体作用的同时，真正放权与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从“政府统管一切”到“多方参与”的转变，从而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促使政府职能归位和社区自治力量生长。
（四）治理能力：从“疲于应付”到“举重若轻”
社区治理能力是指社区所拥有的人、财、物、技术等资源以及为实现发展目标而有效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社区治理是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推进的，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理应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面对诸多转嫁的行政“职责”，社区应接不暇，治理能力凸显不足，只能疲于应付。为了切实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除给社区实实在在“减负”之外，要解决好队伍、资源、手段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招聘和培养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并通过常态化培训，提升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务技能。
其次，在争取财政资金支持的前提下，盘活社区内的自生资源、开发社区外的社会资源、集聚碎片化的资源，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益。
再次，尝试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社区，以社区治理信息化促进社区治理能力倍增，力争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五）治理路径：转“城乡失衡”为“城乡均衡”
城乡社区治理之所以失衡，主要是受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乡分治影响，尽管“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等战略已经提出多年，但真正落实的不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没有做到城乡融合，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是“先城市后农村”或“重城市轻农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社区治理路径不能沿袭老路，应该站在公平的立场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高度，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统筹考虑。在当前农村社区治理欠账太多、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落差太大的情况下，要从政策、资源、要素等各方面倾斜农村社区，尽早补齐短板，然后齐头并进，逐步实现城乡均衡。
注释：
刘淼.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6-12/30.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湖北省民政厅官网.2016年9月19日.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情况的通报.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7月31日.
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2015年7月24日.
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湖北省民政厅.2016年9月6日.http：//www.hbmzt.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