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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透明化、责任追溯及相关的激励是矫正安全蔬菜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蔬菜种植户是蔬菜追溯管理的源头环节。对浙江省302户蔬菜种植户的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参与意愿和行为的调查表明，总体上蔬菜种植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不强，已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不高，当前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主导型。有关可追溯制度法规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及政府监督力量薄弱等因素，是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另外，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和行为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质量安全追溯；生鲜蔬菜；农户行为；Logistic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2—0118—10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可追溯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控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是增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通过食品的优质优价机制激励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或者通过明确责任的潜在惩罚的约束机制使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但此措施是否有效，一方面与消费者搜集、辨别信息的能力，包括消费者对食品风险的认知、信任度及消费者对政府提供食品安全信息需求分析等有关；另一方面，与生产经营者标示信息的能力、成本以及标示与政府监管手段的整合等有关。关于前者，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后者即有关食品的标示与可追溯性，虽然各国学者都作了相关研究，但由于各国的实践时间很短，农产品生产规模、市场结构等也有差别，故侧重点不一。
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看，西方学者明确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性的界定后，目前对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可追溯的目的、内容及其与企业的成本、收益等的研究上。Pettitt[1]、Golan[2-3]、Hobbs[4]、Souza-Monteiro①等通过分析认为，对有安全隐患食品召回的成本降低是可追溯系统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得到推广的重要原因。追溯制度可以使企业增强对供应方的管理，加大安全和质量控制，在市场中树立某种产品信息的可信性，便于识别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等。T．Moe认为，作为信息追溯制度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产品与生产活动两方面。产品方面应记录产品的质量属性、形态、类别、种类等(内容)和产品的重量、批号、大小等(数量)。生产活动方面应记录生产活动的内容和生产活动的时间[5]。Dickinson和Bailey通过各种实验，证实了收入高的消费者愿意为具备可追溯性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6]，W．G．Kenyon等根据两个美国零售商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表明消费者愿意为优良属性可辨认、来源可核实的产品支付12％—15％的额外价格[7]。Golan等认为，消费者对可追溯提供的信息的偏好程度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可追溯系统的宽度、深度和精度，即决定了企业如何平衡追溯的收益和成本[2]。食品追溯成本会随着产品转化程度、分类程度和账户系统复杂性的提高而上升，但随着跟踪技术的发展而下降。
较之发达国家的研究，我国学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周应恒等在国内较早地开始研究信息可追溯系统在食品质量保障中的作用[8]，周德翼在对泰国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模式作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基于小群体合同农业的食品可追溯制度的政府机制作用①。但总体上，我国对于标示与追溯制度建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一生产者一消费者的互动整合机制、标示追溯与食品供应链组织的关系、食品流通制度与标示追溯制度的关系以及不同标示的社会成本与效果等研究较少，并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以定性为主，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支撑。鉴于此，本文以蔬菜为例，从农产品追溯管理的源头环节，即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主体农户为对象，研究他们对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参与的意愿和行为，为构建具有内在激励的有效蔬菜质量追溯制度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研究假设
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但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成本。因此，对于农户而言，是否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农户对是否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而进行的投资决策行为。以T．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认为，作为“理性的小农”，农户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能够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林毅夫等认为，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学习新技术的成本；二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9]。也就是说，只有当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给农户或他的家庭带来的预期收益在扣除参与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当期收益时，他才愿意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建立。
从实际情况看，农户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当期收益和参与成本比较容易确定，而预期收益则取决于农户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根据农户投资决策理论，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价格预期、相关行为认知及外部环境四类。
1．农户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种植规模和收入结构等变量。实践证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由于当前农户家庭的决策一般由户主决定，因而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代表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素质中，一般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接受可持续技术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假定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行为的重要个人特征。而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投资的直接动因[10]，因此，我们认为农户的收入结构会对其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②，因此，我们假定农户种植规模与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成正相关。在本研究中，收入结构指标由蔬菜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重来表示。
2．价格预期。包括价格预期和风险预期。按照当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是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理性小农”的假设，农户是否愿意参加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以预期收益最大化为导向的，价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收入来影响农户当前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在是否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决策中，风险主要来自市场风险(价格波动)、自然风险(自然气候的影响等)以及农户对蔬菜追溯制度、标准的不熟悉程度等。由于信息不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多，农户不得不在较小的风险和较大的收入间选择，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安定和收入稳定，选择风险较小的最大投资收益取向。
3．相关行为及认知。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我国蔬菜家庭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完善。因此，农户是否参与蔬菜编码追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编码蔬菜前景的估计、对相关技术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 或者专业协会等产业化组织建立联系(口头或书面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面临的风险，使农户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产业化组织本身会在技术上要求农户建立蔬菜编码制度和田间生产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参与追溯制度。本文设定的相关行为及认知包括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以及是否参与某种产业化组织和是否接受培训学习。
4．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环境和同行的影响力。目前，浙江省的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主要是依靠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补贴等)推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扶持力度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制度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小规模的蔬菜种植户在采纳新的生产方式如蔬菜编码技术或新的经营理念时，无不受到他所处村镇社区中其他农户行为的影响。因此，农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户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不可忽略的行为影响因素。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类为以下几方面：农户特征(P)，包括农户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收入结构；农户预期(E)，包括价格预期和风险预期；相关行为及认知(R)，包括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是否接受培训和学习、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和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外部环境(F)，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同行的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可能存在背离的情况。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一些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并没有真正建立蔬菜编码制度；而一些没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则在一定条件下最终建立了蔬菜编码制度。因此，为了区分同一类影响因素对农户意愿和行为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程度和方向，本研究分别建立了农户追溯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和农户追溯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异同。模型则可以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1)Ti=f(i，Ei，Ri，Fi，ei)；(2)Fi=f(Pi，Ei，Ri，Fi，ei)。其中：Ti为第i个农户是否有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Fi为第i个农户是否参与了蔬菜编码追溯制度；e反映了无法观察到其他影响因素，即为随机扰动项。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的农户行为调查
(一)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06年7—8月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2003级、2004级本科学生，以及本人与2004级部分研究生在浙江省进行的农户调查。调查涉及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蔬菜流通的状况、对农产品追溯制度的认知、参与蔬菜产地编码、生产作业记录保持等追溯制度的意愿和实施情况，以及参与产业化组织状况等方面的信息。鉴于浙江省的蔬菜产地编码等追溯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主要试点地区分布在杭州、台州地区，同时受到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因此，本次调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杭州、台州的试点区和金华、绍兴非试点区的部分县(市)。县(市)内农户的样本抽取方法，主要按蔬菜商品化程度及农业局蔬菜办人员推荐排序后随机抽选2个乡镇，根据同样原则，每个乡镇选取2个村，每个村选取5—8户农户。本次调查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经由人工检查剔除有关本研究中关键变量数据缺失，或全部问题都选择同一个答案的样本后，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02份。样本户特征为：(1)菜农的教育程度：样本农户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96年，标准差3．38，样本分布区间为0—14。可以看出农户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平均水平在小学毕业程度，其中有11．6％的菜农为文盲。(2)菜农的家庭规模：样本农户家庭平均规模4．18人，标准差1．17，样本分布区间为1—8。(3)种菜年限：样本农户从事蔬菜种植的年限都比较长，平均种植年限为14．25年，标准差9．43，样本分布区间为1—50，有一定的经验积累。(4)年龄：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1．20岁，标准差8．55，样本分布区间为28—79，其中介于45—55岁之间的比例为47．7％。(5)种植规模：样本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7．32亩，标准差8．94，样本分布区间为0．5—64．0。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的农户有166个，占55．0％，可见其中还有相当多菜农的种植规模很小。但不能否认，近些年出现了一批种植规模比较大的种菜专业户，种植面积在15亩以上的有36个，包括2个特大规模的农户①。(6)收入结构：样本农户的平均农业收入为30830．43元，平均蔬菜收入为25 357．76元。按照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所属区间进行分组，有17．8％的农户的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0—25％，有25．8％的农户的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25％—50％，蔬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50％以上的农户达56．4％，其中占总收入比例90％以上的农户高达23．2％。
(二)蔬菜种植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分析
在302份有效样本中，虽然有参与追溯制度意愿的人数比例达到了44．4％，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调查农户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的真实意愿较强。因为我们选择的四个地区中，有两个地区是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的试点地区，政府宣传、引导的力度大，如果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整个浙江省，农户有参与追溯制度意愿的比例可能会降低，这一点也可以从农户对追溯制度认知程度较低的情况上得到说明。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户对农产品追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总体上还很低。在被提问“您是否了解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时，回答“没有听说过”和“听说过，但不了解”的农户占到了35．8％，而回答“很了解”的农户只占到了6％。农户较低的认知度会导致较低的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
(三)蔬菜种植农户参与追溯的行为分析
1．农户参与追溯的基本概况。在本次调查的302个有效样本中，已进行蔬菜产地编码或生产档案管理的农户人数为128人，比例达到42．4％；没有参加追溯的人数为174人，比例是57．6％。在已经建立蔬菜产地编码等制度的128位农户中，实行追溯管理的蔬菜比重在25％以下的农户比例高达63．5％，而实行追溯管理的蔬菜比重在75％以上的农户比例仅为12％。由此可见，在已经建立蔬菜追溯制度的农户中，实行追溯管理蔬菜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2．农户建立生产田间管理档案的情况。在参加追溯制度的128位农户当中，有91人(71．1％)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有37人(28．9％)未建立田间生产档案。在174位没有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有35位(20．1％)，没有生产档案的有139位(79．9％)。调查中，有些农 户并没有参加追溯制度，但他们仍然建立了生产田间管理记录，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是，某些加工企业或返销大户为了控制蔬菜质量安全，也要求农户建立相应的田间管理记录。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销售渠道对农户建立田间生产档案的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在各种销售渠道中，提供给加工企业和返销商的蔬菜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比例分别为84．2％和75％，明显高于销往批发市场(55．3％)和农贸市场(58．8％)的比例。由此，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一个简单推断，与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这种组织形式相比，加工企业和返销商两种销售渠道对农户建立追溯制度的行为更有激励作用。
另外，从调查情况来看，生产档案所记录的内容简单而不够全面，主要记录种苗来源、化肥使用情况、农药使用情况、生产者姓名、生产者联系方式方面的内容，并未涉及生产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生产档案记录的内容还不能保证追溯到生产中的某个环节，不能很好地满足追溯性的要求。可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3．蔬菜产地编码制度建立的途径。在已经建立蔬菜编码制度的128位农户中，有45人是通过村委会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35．2％；有83人是通过政府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64．8％；而自己主动要求加入或是由邻居介绍加入的人数则为零。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浙江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由政府主导的，主要依靠政府相关的扶持政策，例如补贴等形式推动追溯制度的推广。鉴于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及追溯问题的紧迫性现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最终还是要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同时也要求私营部门(企业、中介组织等)必须肩负起首要责任。太多的政府管制会提高成本，而且可能会遏制创新。将更多的责任下放到私营公司可以更为灵活地降低成本和推动创新。
(四)蔬菜种植农户追溯意愿和行为的经济计量分析
为了对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根据前文的假设和理论模型，建立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计量经济模型，并通过302个有效农户样本进行了计量分析。
1．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变量说明。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于农户参与意愿变量，农户只有愿意或不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两种情况；对于农户参与行为变量，农户只有参与了或未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两种情况。因此，无论是把农户参与意愿变量作为因变量，还是把农户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都只有两种取值情况，所以本文应用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Logistic Regression)对这两个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是适宜的。其具体模型可以表达为：
其中，(3)式中的LTi表示农户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发生比的对数，(4)式中的LFi表示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发生比的对数。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1给出。
2．计量结果与讨论。本研究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302个有效农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分别得到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和农户参与追溯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并对两个计量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1)农户参与追溯意愿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302个农户的有效样本，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实证模型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和同行影响这四项指标都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著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不显著，同时X2。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根据表2显示的结果，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可归纳如下：
第一，从农户特征来看，不同的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显著性存在差距。其中，种植规模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烈。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徐建①等人的研究结果，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收入结构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蔬菜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这一结果也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但受教育程度变量的t检验值却不显著。第二，从价格预期来看，价格预期变量和风险预期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显著性也有所不同。模型结果显示，风险预期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而价格预期变量的t检验值则不显著。在浙江省，蔬菜编码管理作为一项新技术能否被农户所接受，与其预期风险程度有直接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风险预期越低，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由于目前具有编码的蔬菜的价格优势并没有在市场中得到体现，农户的价格预期与实际价格之间背离的情况，使得农户的价格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从农户的相关行为及认知来看，除了培训或学习变量的t检验值不显著以外，其他三个变量的t检验值都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特别是对政府扶持政策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对政府扶持建立追溯制度的相关政策越了解，他就越愿意参加追溯。第四，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支持政策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但同行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却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在现阶段参与追溯的意愿主要还是受到政府政策这个大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2)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与估计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方法类似，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实证模型也进行了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收入结构、风险预期、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和政府支持政策这些指标都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著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不显著，同时t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根据表3显示的估计结果可知，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因素仅有种植规模、参与产业化 组织、对追溯的认知度和同行影响。其中种植规模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规模越大，就越倾向于参加追溯制度的建立。经营规模越大，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平均成本越小，可见，单位投资最小化也是农户生产或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参与产业化组织变量的t检验值也在10％水平上显著，这就意味着加入某种产业化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对追溯的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回归中不十分显著，但在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回归中却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同行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说明越是容易受到其他种植户影响的农户，就越倾向于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
(3)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行为的计量结果比较。前文已经提过，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存在某种背离的情况。这一点也反映在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制度行为的因素存在某些异同上。根据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及其说明，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都很显著的变量，是农户特征中的种植规模变量、相关行为及认知中的参加产业化组织变量和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变量。由此可见，种植规模、产业化程度以及农户对追溯制度的了解程度，是目前影响浙江省建立和推广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产业化程度。一方面，提高蔬菜种植产业化程度有利于蔬菜种植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使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普及，从而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第二，对追溯的认知度、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和政府支持政策，这三个变量均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中，只有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建立追溯制度的意愿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作用大小(例如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以及农户对政府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但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利弊的分析。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追溯制度推广模式在现阶段有可取之处，但追溯制度最终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第三，培训或学习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与常理不相吻合。一般而言，培训或学习会通过影响农户的认知度来问接影响农户的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但计量结果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论证。这说明，目前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的有关追溯制度的培训和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有待改进。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结果，笔者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与建议：
第一，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蔬菜种植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不强，已经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不高。即使主要调查地区集中在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试点地区，有意愿参与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也仅仅达到44．4％，而已经参加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也仅为42．4％。同时，被调查蔬菜种植户对农产品追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还很低，十分了解目前我国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仅为6％。虽然这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在我国、我省的实践时间短有关，但也反映出在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产品追溯制度推广机制下，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例如，政府的培训和宣传的渠道、力度等都不能满足农户当前的需求)，同时，蔬菜加工企业等私人部门的积极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因此，政府应加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政策的宣传和相关培训工作，同时积极引导生产企业、合作社等私人中介组织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提高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强化参与行为。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的利弊分析。因此，追溯制度的最终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目前，浙江省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还是政府主导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追溯制度建设是必要的，但追溯制度的完善最终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私人部门(加工企业、合作社等)在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该逐步建立起相关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建设。
第三，回归结果显示，追溯蔬菜的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与目前编码蔬菜在蔬菜交易市场上还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价格激励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是克服市场交易双方农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性，以求“优质优价”，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上，由于有关可追溯制度的法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政府监督力量薄弱等多种原因，使得“优质不优价”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农户的价格预期，降低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政府应加强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相关法律的制定，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尽快走上规范化道路。
第四，实证表明，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无论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还是行为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在初期可以拿出专项建设资金支援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发挥合作社对农户影响的扩散效应，如宣传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的政策，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等，从而推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6—09—0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7308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Y60531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06CGGL01Z)
[作者简介]1．周洁红(1966—)，女，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经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产品供应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研究；2．姜励卿(1977—)，女，浙江衢州人，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质量安全追溯；生鲜蔬菜；农户行为；Logistic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2—0118—10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可追溯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控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是增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通过食品的优质优价机制激励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或者通过明确责任的潜在惩罚的约束机制使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但此措施是否有效，一方面与消费者搜集、辨别信息的能力，包括消费者对食品风险的认知、信任度及消费者对政府提供食品安全信息需求分析等有关；另一方面，与生产经营者标示信息的能力、成本以及标示与政府监管手段的整合等有关。关于前者，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后者即有关食品的标示与可追溯性，虽然各国学者都作了相关研究，但由于各国的实践时间很短，农产品生产规模、市场结构等也有差别，故侧重点不一。
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看，西方学者明确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性的界定后，目前对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可追溯的目的、内容及其与企业的成本、收益等的研究上。Pettitt[1]、Golan[2-3]、Hobbs[4]、Souza-Monteiro①等通过分析认为，对有安全隐患食品召回的成本降低是可追溯系统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得到推广的重要原因。追溯制度可以使企业增强对供应方的管理，加大安全和质量控制，在市场中树立某种产品信息的可信性，便于识别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等。T．Moe认为，作为信息追溯制度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产品与生产活动两方面。产品方面应记录产品的质量属性、形态、类别、种类等(内容)和产品的重量、批号、大小等(数量)。生产活动方面应记录生产活动的内容和生产活动的时间[5]。Dickinson和Bailey通过各种实验，证实了收入高的消费者愿意为具备可追溯性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6]，W．G．Kenyon等根据两个美国零售商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表明消费者愿意为优良属性可辨认、来源可核实的产品支付12％—15％的额外价格[7]。Golan等认为，消费者对可追溯提供的信息的偏好程度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可追溯系统的宽度、深度和精度，即决定了企业如何平衡追溯的收益和成本[2]。食品追溯成本会随着产品转化程度、分类程度和账户系统复杂性的提高而上升，但随着跟踪技术的发展而下降。
较之发达国家的研究，我国学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周应恒等在国内较早地开始研究信息可追溯系统在食品质量保障中的作用[8]，周德翼在对泰国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模式作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基于小群体合同农业的食品可追溯制度的政府机制作用①。但总体上，我国对于标示与追溯制度建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一生产者一消费者的互动整合机制、标示追溯与食品供应链组织的关系、食品流通制度与标示追溯制度的关系以及不同标示的社会成本与效果等研究较少，并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以定性为主，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支撑。鉴于此，本文以蔬菜为例，从农产品追溯管理的源头环节，即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主体农户为对象，研究他们对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参与的意愿和行为，为构建具有内在激励的有效蔬菜质量追溯制度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研究假设
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但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成本。因此，对于农户而言，是否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农户对是否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而进行的投资决策行为。以T．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认为，作为“理性的小农”，农户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能够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林毅夫等认为，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学习新技术的成本；二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9]。也就是说，只有当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给农户或他的家庭带来的预期收益在扣除参与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当期收益时，他才愿意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建立。
从实际情况看，农户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当期收益和参与成本比较容易确定，而预期收益则取决于农户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根据农户投资决策理论，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价格预期、相关行为认知及外部环境四类。
1．农户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种植规模和收入结构等变量。实践证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由于当前农户家庭的决策一般由户主决定，因而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代表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素质中，一般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接受可持续技术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假定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行为的重要个人特征。而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投资的直接动因[10]，因此，我们认为农户的收入结构会对其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②，因此，我们假定农户种植规模与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成正相关。在本研究中，收入结构指标由蔬菜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重来表示。
2．价格预期。包括价格预期和风险预期。按照当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是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理性小农”的假设，农户是否愿意参加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是以预期收益最大化为导向的，价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收入来影响农户当前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在是否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的决策中，风险主要来自市场风险(价格波动)、自然风险(自然气候的影响等)以及农户对蔬菜追溯制度、标准的不熟悉程度等。由于信息不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多，农户不得不在较小的风险和较大的收入间选择，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安定和收入稳定，选择风险较小的最大投资收益取向。
3．相关行为及认知。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我国蔬菜家庭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完善。因此，农户是否参与蔬菜编码追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编码蔬菜前景的估计、对相关技术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 或者专业协会等产业化组织建立联系(口头或书面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面临的风险，使农户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产业化组织本身会在技术上要求农户建立蔬菜编码制度和田间生产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参与追溯制度。本文设定的相关行为及认知包括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以及是否参与某种产业化组织和是否接受培训学习。
4．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环境和同行的影响力。目前，浙江省的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主要是依靠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补贴等)推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扶持力度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制度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小规模的蔬菜种植户在采纳新的生产方式如蔬菜编码技术或新的经营理念时，无不受到他所处村镇社区中其他农户行为的影响。因此，农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户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不可忽略的行为影响因素。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类为以下几方面：农户特征(P)，包括农户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收入结构；农户预期(E)，包括价格预期和风险预期；相关行为及认知(R)，包括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是否接受培训和学习、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和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外部环境(F)，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同行的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可能存在背离的情况。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一些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并没有真正建立蔬菜编码制度；而一些没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则在一定条件下最终建立了蔬菜编码制度。因此，为了区分同一类影响因素对农户意愿和行为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程度和方向，本研究分别建立了农户追溯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和农户追溯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异同。模型则可以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1)Ti=f(i，Ei，Ri，Fi，ei)；(2)Fi=f(Pi，Ei，Ri，Fi，ei)。其中：Ti为第i个农户是否有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Fi为第i个农户是否参与了蔬菜编码追溯制度；e反映了无法观察到其他影响因素，即为随机扰动项。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的农户行为调查
(一)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06年7—8月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2003级、2004级本科学生，以及本人与2004级部分研究生在浙江省进行的农户调查。调查涉及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蔬菜流通的状况、对农产品追溯制度的认知、参与蔬菜产地编码、生产作业记录保持等追溯制度的意愿和实施情况，以及参与产业化组织状况等方面的信息。鉴于浙江省的蔬菜产地编码等追溯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主要试点地区分布在杭州、台州地区，同时受到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因此，本次调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杭州、台州的试点区和金华、绍兴非试点区的部分县(市)。县(市)内农户的样本抽取方法，主要按蔬菜商品化程度及农业局蔬菜办人员推荐排序后随机抽选2个乡镇，根据同样原则，每个乡镇选取2个村，每个村选取5—8户农户。本次调查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经由人工检查剔除有关本研究中关键变量数据缺失，或全部问题都选择同一个答案的样本后，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02份。样本户特征为：(1)菜农的教育程度：样本农户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96年，标准差3．38，样本分布区间为0—14。可以看出农户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平均水平在小学毕业程度，其中有11．6％的菜农为文盲。(2)菜农的家庭规模：样本农户家庭平均规模4．18人，标准差1．17，样本分布区间为1—8。(3)种菜年限：样本农户从事蔬菜种植的年限都比较长，平均种植年限为14．25年，标准差9．43，样本分布区间为1—50，有一定的经验积累。(4)年龄：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1．20岁，标准差8．55，样本分布区间为28—79，其中介于45—55岁之间的比例为47．7％。(5)种植规模：样本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7．32亩，标准差8．94，样本分布区间为0．5—64．0。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的农户有166个，占55．0％，可见其中还有相当多菜农的种植规模很小。但不能否认，近些年出现了一批种植规模比较大的种菜专业户，种植面积在15亩以上的有36个，包括2个特大规模的农户①。(6)收入结构：样本农户的平均农业收入为30830．43元，平均蔬菜收入为25 357．76元。按照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所属区间进行分组，有17．8％的农户的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0—25％，有25．8％的农户的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25％—50％，蔬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50％以上的农户达56．4％，其中占总收入比例90％以上的农户高达23．2％。
(二)蔬菜种植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分析
在302份有效样本中，虽然有参与追溯制度意愿的人数比例达到了44．4％，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调查农户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的真实意愿较强。因为我们选择的四个地区中，有两个地区是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的试点地区，政府宣传、引导的力度大，如果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整个浙江省，农户有参与追溯制度意愿的比例可能会降低，这一点也可以从农户对追溯制度认知程度较低的情况上得到说明。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户对农产品追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总体上还很低。在被提问“您是否了解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时，回答“没有听说过”和“听说过，但不了解”的农户占到了35．8％，而回答“很了解”的农户只占到了6％。农户较低的认知度会导致较低的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
(三)蔬菜种植农户参与追溯的行为分析
1．农户参与追溯的基本概况。在本次调查的302个有效样本中，已进行蔬菜产地编码或生产档案管理的农户人数为128人，比例达到42．4％；没有参加追溯的人数为174人，比例是57．6％。在已经建立蔬菜产地编码等制度的128位农户中，实行追溯管理的蔬菜比重在25％以下的农户比例高达63．5％，而实行追溯管理的蔬菜比重在75％以上的农户比例仅为12％。由此可见，在已经建立蔬菜追溯制度的农户中，实行追溯管理蔬菜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2．农户建立生产田间管理档案的情况。在参加追溯制度的128位农户当中，有91人(71．1％)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有37人(28．9％)未建立田间生产档案。在174位没有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有35位(20．1％)，没有生产档案的有139位(79．9％)。调查中，有些农 户并没有参加追溯制度，但他们仍然建立了生产田间管理记录，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是，某些加工企业或返销大户为了控制蔬菜质量安全，也要求农户建立相应的田间管理记录。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销售渠道对农户建立田间生产档案的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在各种销售渠道中，提供给加工企业和返销商的蔬菜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比例分别为84．2％和75％，明显高于销往批发市场(55．3％)和农贸市场(58．8％)的比例。由此，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一个简单推断，与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这种组织形式相比，加工企业和返销商两种销售渠道对农户建立追溯制度的行为更有激励作用。
另外，从调查情况来看，生产档案所记录的内容简单而不够全面，主要记录种苗来源、化肥使用情况、农药使用情况、生产者姓名、生产者联系方式方面的内容，并未涉及生产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生产档案记录的内容还不能保证追溯到生产中的某个环节，不能很好地满足追溯性的要求。可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3．蔬菜产地编码制度建立的途径。在已经建立蔬菜编码制度的128位农户中，有45人是通过村委会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35．2％；有83人是通过政府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64．8％；而自己主动要求加入或是由邻居介绍加入的人数则为零。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浙江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由政府主导的，主要依靠政府相关的扶持政策，例如补贴等形式推动追溯制度的推广。鉴于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及追溯问题的紧迫性现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最终还是要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同时也要求私营部门(企业、中介组织等)必须肩负起首要责任。太多的政府管制会提高成本，而且可能会遏制创新。将更多的责任下放到私营公司可以更为灵活地降低成本和推动创新。
(四)蔬菜种植农户追溯意愿和行为的经济计量分析
为了对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根据前文的假设和理论模型，建立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计量经济模型，并通过302个有效农户样本进行了计量分析。
1．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变量说明。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于农户参与意愿变量，农户只有愿意或不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两种情况；对于农户参与行为变量，农户只有参与了或未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两种情况。因此，无论是把农户参与意愿变量作为因变量，还是把农户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都只有两种取值情况，所以本文应用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Logistic Regression)对这两个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是适宜的。其具体模型可以表达为：
其中，(3)式中的LTi表示农户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发生比的对数，(4)式中的LFi表示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发生比的对数。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1给出。
2．计量结果与讨论。本研究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302个有效农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分别得到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和农户参与追溯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并对两个计量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1)农户参与追溯意愿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302个农户的有效样本，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实证模型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和同行影响这四项指标都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著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不显著，同时X2。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根据表2显示的结果，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可归纳如下：
第一，从农户特征来看，不同的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显著性存在差距。其中，种植规模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烈。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徐建①等人的研究结果，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收入结构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蔬菜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这一结果也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但受教育程度变量的t检验值却不显著。第二，从价格预期来看，价格预期变量和风险预期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显著性也有所不同。模型结果显示，风险预期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而价格预期变量的t检验值则不显著。在浙江省，蔬菜编码管理作为一项新技术能否被农户所接受，与其预期风险程度有直接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风险预期越低，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由于目前具有编码的蔬菜的价格优势并没有在市场中得到体现，农户的价格预期与实际价格之间背离的情况，使得农户的价格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从农户的相关行为及认知来看，除了培训或学习变量的t检验值不显著以外，其他三个变量的t检验值都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特别是对政府扶持政策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对政府扶持建立追溯制度的相关政策越了解，他就越愿意参加追溯。第四，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支持政策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但同行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却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在现阶段参与追溯的意愿主要还是受到政府政策这个大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2)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与估计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方法类似，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实证模型也进行了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收入结构、风险预期、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和政府支持政策这些指标都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著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不显著，同时t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根据表3显示的估计结果可知，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因素仅有种植规模、参与产业化 组织、对追溯的认知度和同行影响。其中种植规模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规模越大，就越倾向于参加追溯制度的建立。经营规模越大，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平均成本越小，可见，单位投资最小化也是农户生产或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参与产业化组织变量的t检验值也在10％水平上显著，这就意味着加入某种产业化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对追溯的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回归中不十分显著，但在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回归中却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同行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说明越是容易受到其他种植户影响的农户，就越倾向于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
(3)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行为的计量结果比较。前文已经提过，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存在某种背离的情况。这一点也反映在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制度行为的因素存在某些异同上。根据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及其说明，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都很显著的变量，是农户特征中的种植规模变量、相关行为及认知中的参加产业化组织变量和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变量。由此可见，种植规模、产业化程度以及农户对追溯制度的了解程度，是目前影响浙江省建立和推广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产业化程度。一方面，提高蔬菜种植产业化程度有利于蔬菜种植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使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普及，从而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第二，对追溯的认知度、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和政府支持政策，这三个变量均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中，只有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度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建立追溯制度的意愿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作用大小(例如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以及农户对政府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但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利弊的分析。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追溯制度推广模式在现阶段有可取之处，但追溯制度最终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第三，培训或学习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与常理不相吻合。一般而言，培训或学习会通过影响农户的认知度来问接影响农户的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但计量结果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论证。这说明，目前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的有关追溯制度的培训和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有待改进。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结果，笔者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与建议：
第一，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蔬菜种植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不强，已经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不高。即使主要调查地区集中在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试点地区，有意愿参与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也仅仅达到44．4％，而已经参加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也仅为42．4％。同时，被调查蔬菜种植户对农产品追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还很低，十分了解目前我国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仅为6％。虽然这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在我国、我省的实践时间短有关，但也反映出在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产品追溯制度推广机制下，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例如，政府的培训和宣传的渠道、力度等都不能满足农户当前的需求)，同时，蔬菜加工企业等私人部门的积极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因此，政府应加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政策的宣传和相关培训工作，同时积极引导生产企业、合作社等私人中介组织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提高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强化参与行为。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的利弊分析。因此，追溯制度的最终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目前，浙江省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还是政府主导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追溯制度建设是必要的，但追溯制度的完善最终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私人部门(加工企业、合作社等)在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该逐步建立起相关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建设。
第三，回归结果显示，追溯蔬菜的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与目前编码蔬菜在蔬菜交易市场上还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价格激励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是克服市场交易双方农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性，以求“优质优价”，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上，由于有关可追溯制度的法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政府监督力量薄弱等多种原因，使得“优质不优价”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农户的价格预期，降低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政府应加强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相关法律的制定，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尽快走上规范化道路。
第四，实证表明，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无论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还是行为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在初期可以拿出专项建设资金支援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发挥合作社对农户影响的扩散效应，如宣传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的政策，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等，从而推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6—09—0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7308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Y60531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06CGGL01Z)
[作者简介]1．周洁红(1966—)，女，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经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产品供应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研究；2．姜励卿(1977—)，女，浙江衢州人，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