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故事新编》的问世，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它可以说是鲁迅的最后创新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者一直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回首这段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在许多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但是，相比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的研究，又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故事新编》的具体研究问题，确实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一个难题。尤其是作品中现代手法的大量运用。现代学者尝试从不同维度给《故事新编》定位，但都显得“力不从心”，苍白无力。随着西方理论的涌入，《故事新编》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学者开始用现代主义重新阐释《故事新编》，对它的研究也迎来了高峰。本文尝试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角度去分析《故事新编》，为读者合理把握这一小说形式和内容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 鲁迅;《故事新编》;典型环境;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10-03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激励和唤起了一代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人们。然而，革命浪潮很快过去了，从文化战线上来看，“倒显得寂寞苍凉” “ 《新青年》的团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战线内部开始分化。这一面使鲁迅“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感到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的孤单和寂寞;另一方面，则增加了他对斗争的艰巨性和对中国社会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与《呐喊》《彷徨》相比，《故事新编》中的“环境”和“形象”更为具体。
　　一、典型环境
　　所謂的典型环境，就是那种形成人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鲁迅从“神话、传说及史实”选取题材，写出别开生面的《故事新编》，是创作方面上的一个重要的开拓和创新，所以具体研究这种开拓性和创新性就成了研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课题。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凡是称得上伟大的作家，总是能把新时代的东西注入作品中去。《故事新编》在环境描写上，就表现出了贯古通今的这一特点。作品一方面选材于历史故事，同时又运用了现代语言，写进了大量现代事物，现代情节，将两者交汇在一起，构成一种似今非今，似古非古的故事情景，这在小说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里简单举些例子。比如，《奔月》中的后羿在“射得遍地精光”后，只好在“无物之阵”中奔驰，而嫦娥也离他而去。《采薇》着重描写伯夷叔齐从“养老堂”到首阳山——全部窘迫的遭遇和仓皇的心境。《出关》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老子处处退却的落寞心情，《起死》中“巡警局长”的身份等等。
　　鲁迅自己，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一贯注重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因此，形成他独到的见地。在“五四”期间，他就总结了中国近代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并用语言描绘道：“从油松片到电灯，从独轮车到飞机，从镖枪到机关大炮，从“妄谈理法”到舍身护法，从食人思想到人道主义。”这不仅异常准确地描述了近代中国社会古今混杂的状况和特点，并且明确指出了，不变这种混沌状态，其最后恶果，必然造成中国的永远落后和失败。
　　鲁迅还尝试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他写道：“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于是，后来便又搞什么“‘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更加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以致使中国社会上到处充满“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圣朝元老’，却又在民国拏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等等，“二重”甚至“三重”“多重”的思想和事物。他尖锐指出：“要想进步，要想天下太平，总得连根地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出位置的。”
　　随着鲁迅世界观中阶级观点的逐渐增长，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这种古今混杂状况的观察和分析，也就愈来愈深刻，愈能抓住实质。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影响的认识上。一九二五年鲁迅曾明确写道：“我以为外国人来灭中国，实只教你略能说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一九二七年他又写道：“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落，可谓至矣。”这些，虽然主要是从文化问题的角度得出的认识，但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真理，即：帝国主义的侵入，绝不是为了让中国独立富强起来，而是要让你永远保持落后、守旧和复古，给你增加的只不过是一点外来的皮毛。因此，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对华侵略的结果，只能在中国人民头上，除原来的封建统治之外，又加上一副一副新的帝国主义殖民枷锁，二者并结成反动联盟，使中国社会在守旧、保古之外，再加上一种新的奴化。“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鲁迅从直接受帝国主义侵略最重的上海、香港，看到了此后将会“扩大到全国”的情形，那就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的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
　　鲁迅所以在《故事新编》中描绘了这样的一种古今混杂的典型环境，显而易见，也是与他对作品主题的确定和总的艺术构思密切关联着的。他写《故事新编》，根本上不是为写历史，而是以古代的躯壳写当时的现实。描绘出这样一种似今似古、古今混杂的环境画面，在表面上确实有些滑稽，但在实质上，其实是很严肃的，一点也不油滑。因为这种环境画面，恰恰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环境的本质真实。 　　二、典型形象
　　新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新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所以，我们要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类，来具体讨论一下。
　　（一）正面人物形象
　　《故事新编》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有女娲、后羿、眉间尺、宴之敖、墨子和大禹等。作家通过给这些古代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注进了新的生命，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极大程度上，或从根本上说，已不再是原来历史、神话中的人物，而成了鲁迅重新塑造的艺术性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就其共性来看，都属于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光明面的代表者。他们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改革中国社会，争取光明与幸福的愿望，体现了被压迫者对敌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伟大业绩，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念。因此，作家刻意消解历史，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后羿是一位曾经射落九日、 拯民于水火的英雄，在他身上体现了英雄战胜邪恶的理想力量。但《奔月》却承接着古老传说的思路去续写后羿在射日之后生存于农耕时代的种种际遇。又例如，墨子、大禹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奋斗精神，尤其是大禹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与人民群众血肉般的联系。
　　对这些人物的个性描写，同样被尽量理想化、现代化了。宴之敖那种外表冷峻，内心世界却像火一样热烈的个性特征，明显地表现着“五四”以来某些激进的革命先驱者和老练战士富有的时代性格;后羿的心胸豁达，藐视丑恶，尤其墨子、大禹的那种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更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人民革命战士的某种精神风貌。包括朴素、坚韧、刻苦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历史人物本来的面目，更多地注入了后代劳动农民式的优良品格。
　　总之，这些正面人物，从共性到个性，都经过了充分的“加工”。按照传统的观念和成规，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忌讳为了服务于现实而将其中的正面人物理想化的，但鲁迅却不被这一传统观念束缚，大胆地突破了这一成规，在古人的躯壳中注入了新的生命，最终再现现代人物的本质真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形成了历史上文学作品中所少见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二）反面人物形象
　　《故事新编》的人物形象塑造，最为精彩的还是反面人物的刻画。从《补天》中的“古衣冠小丈夫”开始，诸如《奔月》中的逢蒙、《非攻》中曹公子、《采薇》中的小丙君、《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學者和“水利局”的大员、《出关》中函谷关上的诸人，还有《起死》中的庄子等。
　　《补天》中那位古衣冠小丈夫，一面道貌岸然地咒骂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一面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便仓皇地将那个小片递上来”。《理水》中的“学者”“大员”，一面酒肉填饱了肚皮，一面却大讲什么“榆叶里面是含有维生素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一面饱食终日，养尊处优，一面却污蔑人民群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华山大王小穷奇，一面拦路抢劫，一面却自称是“文明人”。公输般一面帮其主子策划侵略战争，一面却口口声声自己“是义不杀人的”。老子一面主张自然无为，一面为了能出关，却在函谷关上“讲学”和“编讲义”。《起死》里宣扬无是非、无生死、无贵贱的庄子，更陷在一个充满矛盾和麻烦的是非之地里，拼命在那里辩论着是非、生死和贵贱之分的问题。很显然，这是作者对现代人精辟的刻画。
　　在语言上，这些人物，使用着一些纯属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话语。逢蒙说着什么“你打了丧钟”，“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曹公子大讲什么“民气论”，叫嚷“我们都去死”;小丙君诬陷污蔑穷人“谋生之不暇，怎么做的出好诗？”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函谷关上诸人谈的“稿费”，标榜“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老子、庄子的语言，虽然不少都是依据古书记载翻译过来的，但也不时夹杂着某些现代词语;至于“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局”大员们，更是不仅满口的现代名词，而且夹杂着西崽式的外国话。只有那位最先出现的“古衣冠小丈夫”攻击女娲的语言，确实古奥得很，但那其实不过是作家为了有意表现人物的复古主义面目，故意将其现代前卫道家的思想，以模拟《尚书》之类书中的古奥语言表现出来罢了;谁都知道，如果真正是在那远古洪荒的年代，哪里会有什么“德”“礼”“度”这样的概念和“国”“邢”的问题呢！
　　他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思想实质，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补天》中的古衣冠小丈夫，以自己卑下的丑恶心里，攻击女娲时所表现出来的“可怜的阴险”和“滑稽”，刻画出“五四”前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卫道家，面对革新潮流的极端仇视和疯狂反扑的凶相。从逢蒙的所作所为，分明露出某些以“新的时代”的青年自居，实际是“挂着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的嘴脸。曹公子之流鼓噪的“民气论”，嘴上叫嚷“去死”，而实际毫无反抗侵略之心，乃是三十年代在日本侵略威胁日益严重的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别有用心兜售的货色和借以愚弄人民的表演。 《补天》 和《奔月》中神和超人的英雄消亡了，《理水》中“脊梁” 们困顿不堪并变得没有意义或意义被异化，《铸剑》中宴之敖者复仇的坚定性中时常伴有自我毁 灭的绝望感 ， 其行为的意义也在含混不清中带有滑稽的色彩， 尤其是当复仇者与暴君的尸骨难 分难解一起 “大出丧” 时 ， 再次出现万人空巷的 “瞻仰” 场面，连死尸也成了供人鉴赏 、取乐的材料，复仇精神最终化为一笑了之，《采薇》中伯夷、 叔齐尽管不乏殉旧者的迂腐， 但毕竟和 “无特操” 者截然相反， 是一种道德观念的信守者， 但他们在邪恶环境中的消极反抗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弱者地位， 只能一步步被社会吞噬， 死后亦被 “看客” 涂污和歪曲……剩下的是在女娲尸体最膏腴之地安营扎寨并把烽火引上九州的女娲氏的后裔们， 颟顸的臣属及王妃，杀人越货的募捐救国队， 强盗小穷奇 ， 乱嚼口舌无事生非的阿金与小丙君，专会弄剪径的逢蒙，文化山上的无聊学者， 蝇营狗苟的关尹喜与账房先生 ……从专制统治者、鼓簧弄舌的读 书人到庸俗愚昧的下层民众。
　　按照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要求，把现代人物直接写入作品，更是不能允许的，但鲁迅恰恰不仅自觉地，而且毫不掩饰地直接将这么一大批现代人物写进了《故事新编》。不过，这些人物，终究穿着古代的服装，活动在貌似古代的故事环境中，因此，他们就呈现出一种似古非古、古今合璧的古怪、荒唐的面目。这也就是所谓的“油滑”在塑造人物上的表现。鲁迅之所以不顾常规，创造和运用这种新奇的人物塑造方法，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给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上那样一批“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的现实人物画像。”
　　综上所述，鲁迅的《故事新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不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或“寓言似的讽刺作品”，而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的讽刺小说。从人物形象和环境描写的各个方面，都清楚地看到，鲁迅怎样勇于突破历史题材创作的传统观念和成规，在《故事新编》中，融入了与其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内容和形式，以这部别开生面的“故事”的“新编”，独辟蹊径，巧妙地进行了现实的战斗。这种形式，是鲁迅独具匠心的伟大艺术创造。因此，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论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在价值观上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恰恰是鲁迅的深刻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萧军编.鲁迅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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