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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的形成及其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和贡献进行了考察。认为此《汤液经法》为出自东汉时期黄老道神仙方士之手的医学著作；其医学宗旨和重要内容在于服食朴益和养生延年，体现了道家道教重生养生的思想，并对《伤寒杂病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辅行诀》；《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黄老道
中图分类号：K870.6；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3—0060—10
敦煌文献《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的发现备受医学史和中医临床研究的重视。就其在医学史上的价值，钱超尘先生说：“陶弘景《辅行诀》的发现，对于考证《伤寒杂病论》所勤求博采之作，中国方剂学形成与成熟之时代、探讨‘汉志’所载医经派、经方派之区分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经近些年的研究，已经在《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临床医学运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学界普遍认为，《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笔者在研究道教与传统医学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汤液经法》的形成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察，《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载同名之书，《汤液经法》的医学价值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即就此问题试作考察，并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辅行诀》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系近人张光荣(字偓南)于民国六七年间购于敦煌王道士之手，家传至其嫡孙、中医师张大昌时，不幸毁于“文革”，现留下的只有张大昌弟子的转抄本、张大昌本人的追忆本及多种互相传抄本。原件的状貌据回忆，张俚南购得后曾在西安裱画店用大红缎子裱褙。原卷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卷子为粗绢，微呈黄色，无裂无脏。文字行书，秀丽工整，无讳字。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由于学界的多方努力，该文书现有多家整理刊布的版本，相关资料可谓丰富，但情况极为复杂。
该卷作者题名为“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正文内容系摘录和讲解以五脏为主诸病的辨证治疗方法、相关药方及救治中恶卒死之法，编纂宗旨在于以此辅助道教修炼者在保证身体健康的状况下顺利进行内视修行活动。核查史籍及《道藏》所载陶弘景著述目录，不见有此名目。张政娘、李学勤先生曾对张大昌的追忆本进行过鉴定，指出：“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日’、‘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许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但未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属于陶弘景。马继兴先生认为：“《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当属其弟子或传人追记师训而成。”最早调查和整理《辅行诀》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王雪苔先生，在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中以特邀编辑身份撰写《辅行诀》的校勘考释稿，他认为：该书为陶弘景撰之可能性确实较大。然观书中校注，知已经过后人整理，玄武汤皆未改为真武汤，不避宋讳，说明整理当在宋代以前。在其本人著作中，又从书名、病机论述、知识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辨，认为《辅行诀》“当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已经过后人重新整理，且在流传过程中有过不同的传本_5_。张大昌、钱超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则将该书直接题名为梁陶弘景撰。
从内容结构的编排来看，首段囊括全篇，说明编纂的目的及内容主旨，以陶弘景语开篇：
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
之后主体内容依次为“辨肝脏病证文并方”、“辨心脏病证文并方”、“辨脾脏病证文并方”、“辨肺脏病证文并方”、“辨肾脏病证文并方”，每脏均先列本脏之虚实病理并治疗法则，次为以“陶云”引发的说明内容并引述医学经典(主要是《素问·脏气法时论》、《灵枢·本神》、《灵枢·五邪》中的内容)。而后为具体方药内容。之后每段新的内容之前，均有“陶曰”、“陶云”、“陶隐居云”等内容为先导。有些内容后面还有陶弘景进一步说明或总结性的按语。总体上，前面的辨五脏病证并方共五个部分各有标题，内容结构、逻辑顺序完全统一，合乎撰述体例。后面的内容是以陶弘景的引言将相关内容渐次附列而成；虽然内容与前者相连贯，但未讲究撰述的逻辑层次。当然，如果去掉陶弘景语，所剩内容只能是一些医学资料辑录。从历史上看，陶弘景既是著名的道教领袖，又是著名的医药学家。据记载，陶弘景“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圆产物、医术本草”，勤于撰述，著作颇丰，去世后“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辅行诀》中陶弘景语显示出，其在医药学、医学文献和历史、道教信仰、道教修炼与医药实践、方术文化等方面均有相当高的素养，而前引王雪苔考辨从内容上增强了与陶弘景的对应关系。所以本人以为，将本作品视为陶弘景“撰而未讫”、继而南其弟子或传人整理编纂而成更为合理，而内容反映的也当主要是陶弘景的医学思想和认识。至于正文中关于陶弘景的14处题名，未必非陶弘景本人所加，作为未完稿，随意加入“陶云”或“陶隐居”等亦有可能。尤其有两处题为“弘景曰”，从常理出发，若属其弟子或传人记录编纂，则不当如此直呼其名。
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早在汉代以前已经成熟，被后世尊为四大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均形成于东汉以前。《黄帝内经》、《难经》为医学理论经典，《神农本草经》为药物学经典，其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辨证论治的医学临床经典，被后世奉为医方之祖，而张仲景更是以“医圣”之尊成为后世医家研习的楷模。根据《汉书·艺文志》，西汉时期医学著作已经相当丰富，其中载有医经类著作七家177卷，《黄帝内经》为七家之一，且留传中颇多亡佚，其他六家均不传于后世；“经方”11家274卷，后均亡佚。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的主线便只能围绕上述几部传世的重要经典延续和发展。从历史上看，在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道家和道教文化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上述主要经典中，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早期黄老道教的神仙方士对《神农本草经》的影响都至为明显；至于《难经》本来是对《黄帝内经》有关理论问题的展开，所以在文化背景和形成理路上与《黄帝内经》当有更多的一致性；唯有《伤寒杂病论》从其文本中较难看出道家道教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以上经典中，《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均托名于传说人物，作者无从稽考，只有《伤寒 杂病论》不尚玄虚，在作者问题上明确无疑。可惜史籍不为张仲景这一伟大的医学家立传，相关记载又十分缺乏；而《伤寒杂病论》也在流传中历经沉浮，渐多残失，虽经历代医家整理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行世，但原貌已经难以恢复。这些都为探讨这位伟大的医学家及其著作的形成留下了太多遗憾。然而，敦煌《辅行诀》的发现则为我们探讨上述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
二
《辅行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保留了汉代以前医学典籍《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和概况，还有《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的关系及汉晋医学源流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从古到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形成的渊源问题是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其与《汤液经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难解之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十一家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日：“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揭示了《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对具体情况未予说明，后代只能延续这一认识。如清人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之“张仲景方十五卷”条指出：“按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皇甫谧日：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按，汉志经方家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论定者，盖即是书。”民国时杨绍伊则根据皇甫谧之说从《伤寒论》中辑复《伊尹汤液经》。然而在敦煌《辅行诀》中有陶弘景语云：
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由此段描述可知，陶弘景所看到的《汤液经法》包括上、中、下三品方药共三百六十首，以这样的内容分量和布局，要分割为三十二卷本，平均以十一二个方药构成，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一《汤液经法》只能为三卷本，而非《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三十二卷本。另外，从内容来看，《汤液经法》包括上、中、下三品方药，显然是体系化的、内容完整的文本，所以也不是《汉志》本的残本。从其形成的过程看，三卷本《汤液经法》的方药品性分类等系“依”《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而“撰”，这就为《汤液经法》的形成时间提供了依据。关于《神农本草经》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其虽然托名甚古，实际上已经认定其为东汉时期的作品。笔者以为，在多家研究中，王家葵《(神农本草经)研究》一书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本草经》即出自东汉本草待诏之手”的论证最为充分。至于《桐君采药录》，其形成也不当早于《神农本草经》。马继兴先生曾对《桐君采药录》作过专门的辑录，对其作者问题也进行了专门的考察，但由于资料所限，结果只能进行推测，他认为：“《桐君采药录》的著者桐君，时值上古，尚无文字记载，因而属于托名之书，但其撰写时代的下限必不晚于秦汉时期，而应早在此以前。这是由于《桐君采药录》一书内容多次被《吴普本草》所引用，而吴普氏为后汉时人可以得到证明。”又说：“这部著作的撰写时代至少是在公元1世纪以前。”马继兴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另一依据是认为《神农本草经》业已形成于先秦，而《桐君采药录》在其后形成。但若我们确认《神农本草经》形成于东汉时期的话，也就不难得出《桐君采药录》也只能形成于东汉时期，而不会更早的结论。相应地，《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的形成也就只能更晚一些。又，通过《辅行诀》内容可知，陶弘景明确地看到了《汤液经法》三卷本与《伤寒杂病论》乃至其他汉晋以降医家之间的继承关系，如其所论：“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这说明该作在东汉张仲景、华佗时期已经形成并行世。又据西晋皇甫谧“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语看，《伤寒杂病论》是经过对《汤液经法》的“论广”而来的，也就是说其内容比《汤液经法》多，而规模亦大。由此亦可以说明，张仲景所据的《汤液经法》并非《汉志》的三十二卷本，而是陶弘景所见到的三卷本。也就是说，敦煌《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形成于《神农本经》和《桐君采药录》之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前的东汉时期。
所以，我们论及《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注意《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本与东汉时期形成的三卷本的不同。古今的相关论述中大多未看到这种区别，认为《伤寒杂病论》所依据的《汤液经法》即《汉志》所载《汤液经法》，这是不准确的；而据此进一步得出我国方剂学的成熟在西汉时期也是需要另作考证的。至于这两个不同卷数的《汤液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缺乏直接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内容的关联性和医学文化的传承演变来进行理解。《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属《汉书·艺文志》“经方”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按此，《汤液经法》三卷本正好与之吻合，而两书相同的命名也能够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本与三卷本之间应当具有传承关系。
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内容看，《汤液经法》三卷本的形成与东汉时期医药学的发展，尤其是《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的形成关系很大。三卷本是依据《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分类，对医方进行分类的。在《神农本草经》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度应一日，以成一岁”。《汤液经法》则是依据《神农本草经》所作，“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可见《汤液经法》和《神农本草经》之间的一致性极强。
《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分类是以各种药物是否具有养性延年和轻身不老的性能为标准的，这一标准显然是神仙方士的标准，不是纯粹医家的标准。本草文献学家尚志钧先生指出：“现行单行本《本草经》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治病内容，二是延年神仙内容。在全书365味药物中，有160味提到‘久服不饥，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又说：“可以 确认汉代被诏的本草官，他们在长期从事药物合和工作中，获得药物知识；从经方中，获得药物治疗知识：从神仙著作中，获得药物养生知识，他们把这三部分知识结合为一体，以药物为纲，撰写成本草专书。书成后，为着取信于人，不得不托名神农、子仪等先秦人物”。王家葵也认为，《本草经》不会成于儒生之手，也不会成于普通方士和普通医生之手，而是出自东汉本草待诏之手，本草待诏“绝不是纯粹意义的医生，而是兼司医药职事的方士”。日本学者麦谷邦夫先生也认为，《神农本草经》中神学家的药物学和医家的药物学二者并存。
我们知道，自先秦以来从事炼丹制药、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士的活动源远流长，规模巨大。从道教史上看，他们的活动体现了以后道教追求成仙的核心目的。神仙方士的活动是道教的重要渊源所在，神仙方士也是道士的前身。蒙文通先生曾提出“道教三源说”，将神仙家与天师道、太平道同归为道教的三大来源。而我们现在的道教研究则大多认同在大规模宗教组织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形成之前，已有道教的前身黄老道存在。许抗生先生说：“黄老道是黄老学与神仙学相结合的产物，属于神仙学范畴，是道教的前身。黄老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它发端于西汉而成熟于东汉桓帝时期。至于黄老道的主要思想则是宣扬养生、修仙，‘祭祀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朱越利先生也指出：“两汉时期，黄老思想与方仙道相结合，演变为黄老道……黄老道方士以黄帝和老子为旗帜，不求功名利禄，追求长生成仙。”他们的早期活动为神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资源，这其中包括了医药学方面的探索和成就。而从医学史上看，汉代以前有方士医学的存在，如盖建民认为：“方士医学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士的修仙方术对传统医药养生学的贡献……：二是方士医学对本草学和制药学领域的贡献”。所谓方士医学的主体自然指的是那些从事神仙活动的道教前身亦即黄老道的人物。由此可知，《汤液经法》三卷本中所具有的神仙方士特征，正是由其所形成的时代所决定的，陶弘景将其视为“道家”之作，是顺理成章的。由此我们认为，《汤液经法》和《神农本草经》一样，也当形成于道士的前身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之手。
再就《辅行诀》所引内容看，《汤液经法》治疗外感天行之方，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具体包括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大、小青龙汤，大、小白虎汤，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共为六组十二方。陶弘景谓“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这里陶弘景将四神等方名归为“道家”的称法，也说明了《汤液经法》成书的文化背景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取向。青龙、朱鸟、白虎、玄武四神为传统的四灵神，分别与东、南、西、北相配而常用以指代方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宗教神学意义。加之阳旦、阴旦与人体阴阳相对应，于是这些医方整体构成一个囊括天人的、具有阴阳五行特征的医药方阵体系，其中反映的观念，则与《汤液经法》依据《神农本草经》所建立的天地人三品方阵体系一道，凸显了早期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以术数化的方式来表达天人相应的思想认识，并强调养生与治疗并重的医学观念。这样，《汤液经法》在总体文化趋向上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的宗教追求和神仙方士的文化更加一致。
至于张仲景，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首先继承了《汤液经法》及其他医家的方药。而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六经辨证和方证体系，突出了医方的临床运用。同时，张仲景将《汤液经法》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方药命名直接落实到药物本身，“推主为识”，避其文饰及宗教神秘特性，这样更利于构建自己的医学体系，也更加有利于医学的纯粹化，从而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后世传统医学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称“张仲景避开道家命名的方法，改用‘以某药名之’，这在方剂学上是一次重大革命”，“张仲景是中医之圣，《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医之魂，万世不衰”，实为极其恰当的评价。
三
既然《伤寒杂病论》继承了《汤液经法》很多内容，从而在医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汤液经法》的价值。
从《辅行诀》可以看出，《汤液经法》对《伤寒杂病论》的形成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陶弘景对两者均进行过深入研究，故而感受深切。《辅行诀》指明来源的两组《汤液经法》医方，均专门述及《伤寒杂病论》对《汤液经法》方药的继承，也均表达了对《汤液经法》医学成就的推崇。他在引及救诸劳损病方时说：
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
综观其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成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在引及阳旦、四神等汤时说：
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晰，后学咸尊奉之。
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在陶弘景看来，《伤寒杂病论》为“依”“师”《汤液经法》而来，“疗治明晰，后学咸尊奉之”，医学地位很高；《汤液经法》则为其所师法依据的“规矩”，“先圣遗奥，出人意表”，“实为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诸方为“神明之剂”，所以“先圣”的医学地位无疑更高。
下面我们具体看《伤寒杂病论》(即今《伤寒论》、《金匮要略》)对《汤液经法》的继承情况。《辅行诀》明确指出出自《汤液经法》的病方有两组，一组为二旦、四神大小等汤十二首，一组为救诸劳损病方五首。前者陶弘景已经明确指出其为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的依据，现亦经多家对照研究，《汤液经法》中的二旦、四神等汤与《伤寒论》中的方药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伤寒论·太阳篇》第30条也称阳旦汤)；大阳旦汤：即《伤寒论》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再加黄芪(或《金匮要略》之黄芪建中汤加人参)；小阴旦汤：即《伤寒论》之黄芩汤去生姜；大阴旦汤：即《伤寒论》之小柴胡汤加芍药；小青龙汤：即《伤寒论》之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白虎汤：即《伤寒论》之白虎汤；大白虎汤：即《伤寒论》之竹叶石膏汤易人参为半夏；小朱鸟汤：即《伤寒论》之黄连阿胶汤；大朱鸟汤：即《伤寒论》黄连阿胶汤加人参、甘草；小玄武汤：即《伤寒论》之真武汤易干姜为生姜；大玄武汤：即《伤寒论》真武汤与理中丸合方(或真 武汤加人参、甘草)。可见，以上十二方全部为《伤寒杂病论》所继承。王淑民又将其与刘渡舟《新编伤寒论类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二旦六神方多为《新编伤寒论类方》中桂枝汤类、黄芩黄连汤类、柴胡汤类、麻黄汤类、白虎汤类、四逆汤类中之主方。由此说明《汤液经法》的方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重要性。
我们再进一步看古代医家的认识，孙思邈《千金翼方》在整理《伤寒论》条文时指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i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宋代名医许叔微亦云：“仲景治伤寒，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桂枝治风，麻黄治寒，青龙兼治风寒，不拘时候，施与脉证相对者，无不应手而愈。”清代名医喻昌曰：“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清吴谦奉敕所撰《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亦云：“太阳主表，为一身之外藩，总六经而统荣卫……卫，阳也。荣，阴也。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邪之害人，各从其类，故中风则卫受之，伤寒则荣受之。卫分受邪，则有汗为虚邪，桂枝证也。荣分受邪，则无汗为实邪，麻黄证也。荣卫俱受邪，均无汗，皆为实邪，大青龙证也。大纲三法，用之得当，其邪立解；用违其法，变病百出。”等等。由历史上著名医学家的研究可见，在《伤寒论》中，具有辨证论治的提纲性施治方法落实有三：一为桂枝汤；二为麻黄汤；三为大青龙汤。而桂枝汤和麻黄汤直接取自《汤液经法》，大青龙汤则实为麻桂合方而易芍药为石膏者，由此可见，《伤寒论》论治的提纲性方药均来自《汤液经法》。又，桂枝汤被称为伤寒第一方，其用不仅为太阳表证而设，因其能够调和营卫而燮理阴阳，故而施治范围甚广。清吴谦《删补名医方论》云：“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汗、调和营卫之第一方也。”清代名医徐忠可曰：“桂枝汤，外症得之为解肌和营卫，内症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正是揭示了桂枝汤之所以能被广泛运用的内在机理。如张仲景又将桂枝汤用于妊娠期及产后，用于产后风则仍保留《汤液经法》的“阳旦汤”旧称；清代名医陈修园又称桂枝汤为“妊娠胎前第一方”。另一方面，以桂枝汤为基本方，还被变化出的很多实效医方而广泛应用。
救诸劳损病方五首，即养生补肝汤、调中补心汤、建中补脾汤、宁气补肺汤、固元补肾汤。其中建中补脾汤即为今《伤寒论》、《金匮要略》之小建中汤。
从以上内容可以进一步确认，皇甫谧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陶弘景言张仲景依据《汤液经法》而撰《伤寒杂病论》，可谓斑斑可考，信而有征，不当另有致疑。而《汤液经法》的医学价值也当高度肯定。张灿先生亦考察认为：“从现有古代文献角度而论，《汤液经法》一书应系有名医方之祖，为医方之源，张仲景医方，有诸多继承前人者，为流也。”。清代吴谦等在上乾隆皇帝整理医典的奏疏中说：“盖以前之书，皆有法无方，《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也。”现在看来，这一高度的评价实际上首先应该归之于《汤液经法》。
四
笔者认为，《汤液经法》还有不少为《伤寒杂病论》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其一，从《辅行诀》所引用和揭示的内容看，《汤液经法》出自东汉时期早期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之手，其方药不仅为已病施治而设，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依《神农本草经》药物三品体系而设置的“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可见服食补益，养生延年，是《汤液经法》的重要医学宗旨。这也正是道家道教重生养生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纯粹以治病为宗旨的《伤寒杂病论》所没有的。
其二，《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继承了《汤液经法》的方药，建构了自己的六经辨证和方证体系，但没有讲论《汤液经法》的制方法则。吴谦虽说仲景以前之书“有法无方”，张仲景“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实际上，《伤寒杂病论》中的医方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来。书中讲的是辨证论治，以方愈病，而不是讲依据药物性味制成方剂；讲的是用方之法，而不是制方之法。《伤寒杂病论》让后世医家看到，应如何通过六经辨证。对成方进行加减变化和灵活运用，从而使方证对应以愈疾病，所以张仲景日：依据《伤寒杂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十分值得珍视的是，《辅行诀》留下了《汤液经法》具体规范的用药制方之法。首先是关于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药精的拣选，《辅行诀》云：
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如左：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为水。味成皆属火，旋复花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味酸皆属金，五味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水。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
更重要的是，作为《汤液经法》用药制方的具体法则——“五味补泻体用图”(图1)，陶弘景指出：
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以上内容作为制方法则，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制方的君臣佐使原则见诸医学经典，而为后人所遵从；其中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诸药之精和“五味补泻体用图”两个方面，从行文等特征来看，系陶弘景“检用诸药之要”，“默契经方之旨”，通过对《汤液经法》的深入研究所揭示出的核心内容、“尽要之妙”，并不见于其他典籍文献。现在看来，“五味补泻体用图”将药物的体用性能、变化法则、治病功用、制方之法等，根据阴阳五行术数理法予以模型化，形成一个具有方剂学原理意义的数法制方模型，从而使制方过程更加规范而有法可循。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指出：“我认为《伤寒论》乃是中医学之魂”；“经方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辅行诀》中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诸药之精和“五味补泻体用图”的研究，来破解《汤液经法》和《伤寒杂病论》的制方奥秘和诸多科学性特点，这将不但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还对深层次认识传统医学的方剂学原理及传统医学的当代运用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身为历史上的高道和著名医学家陶弘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和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应该因此而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三，《汤液经法》的方药体系与《伤寒杂病论》不同，除了上中下三品体系之外，从《辅行诀》中还可以看出：
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乌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冯世纶先生认为：“经方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证体系中医学派别之一，其代表著作是《汤液经法》、《伤寒论》等，其主要特点是用六经辨证(而不用脏腑辨证)和辨方证。”而且认为“经方不用五行学说”。笔者认为，从《辅行诀》所引《汤液经法》内容中恰恰看到的是阴阳五行学说和五脏辨证。王雪苔先生亦指出：“此书重视五行学说，以五行格局经纬五脏用药，独具一格。”所以，其所体现的不同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不同的价值，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辅行诀》；《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黄老道
中图分类号：K870.6；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3—0060—10
敦煌文献《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的发现备受医学史和中医临床研究的重视。就其在医学史上的价值，钱超尘先生说：“陶弘景《辅行诀》的发现，对于考证《伤寒杂病论》所勤求博采之作，中国方剂学形成与成熟之时代、探讨‘汉志’所载医经派、经方派之区分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经近些年的研究，已经在《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临床医学运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学界普遍认为，《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笔者在研究道教与传统医学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汤液经法》的形成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察，《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载同名之书，《汤液经法》的医学价值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即就此问题试作考察，并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辅行诀》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系近人张光荣(字偓南)于民国六七年间购于敦煌王道士之手，家传至其嫡孙、中医师张大昌时，不幸毁于“文革”，现留下的只有张大昌弟子的转抄本、张大昌本人的追忆本及多种互相传抄本。原件的状貌据回忆，张俚南购得后曾在西安裱画店用大红缎子裱褙。原卷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卷子为粗绢，微呈黄色，无裂无脏。文字行书，秀丽工整，无讳字。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由于学界的多方努力，该文书现有多家整理刊布的版本，相关资料可谓丰富，但情况极为复杂。
该卷作者题名为“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正文内容系摘录和讲解以五脏为主诸病的辨证治疗方法、相关药方及救治中恶卒死之法，编纂宗旨在于以此辅助道教修炼者在保证身体健康的状况下顺利进行内视修行活动。核查史籍及《道藏》所载陶弘景著述目录，不见有此名目。张政娘、李学勤先生曾对张大昌的追忆本进行过鉴定，指出：“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日’、‘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许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但未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属于陶弘景。马继兴先生认为：“《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当属其弟子或传人追记师训而成。”最早调查和整理《辅行诀》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王雪苔先生，在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中以特邀编辑身份撰写《辅行诀》的校勘考释稿，他认为：该书为陶弘景撰之可能性确实较大。然观书中校注，知已经过后人整理，玄武汤皆未改为真武汤，不避宋讳，说明整理当在宋代以前。在其本人著作中，又从书名、病机论述、知识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辨，认为《辅行诀》“当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已经过后人重新整理，且在流传过程中有过不同的传本_5_。张大昌、钱超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则将该书直接题名为梁陶弘景撰。
从内容结构的编排来看，首段囊括全篇，说明编纂的目的及内容主旨，以陶弘景语开篇：
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
之后主体内容依次为“辨肝脏病证文并方”、“辨心脏病证文并方”、“辨脾脏病证文并方”、“辨肺脏病证文并方”、“辨肾脏病证文并方”，每脏均先列本脏之虚实病理并治疗法则，次为以“陶云”引发的说明内容并引述医学经典(主要是《素问·脏气法时论》、《灵枢·本神》、《灵枢·五邪》中的内容)。而后为具体方药内容。之后每段新的内容之前，均有“陶曰”、“陶云”、“陶隐居云”等内容为先导。有些内容后面还有陶弘景进一步说明或总结性的按语。总体上，前面的辨五脏病证并方共五个部分各有标题，内容结构、逻辑顺序完全统一，合乎撰述体例。后面的内容是以陶弘景的引言将相关内容渐次附列而成；虽然内容与前者相连贯，但未讲究撰述的逻辑层次。当然，如果去掉陶弘景语，所剩内容只能是一些医学资料辑录。从历史上看，陶弘景既是著名的道教领袖，又是著名的医药学家。据记载，陶弘景“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圆产物、医术本草”，勤于撰述，著作颇丰，去世后“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辅行诀》中陶弘景语显示出，其在医药学、医学文献和历史、道教信仰、道教修炼与医药实践、方术文化等方面均有相当高的素养，而前引王雪苔考辨从内容上增强了与陶弘景的对应关系。所以本人以为，将本作品视为陶弘景“撰而未讫”、继而南其弟子或传人整理编纂而成更为合理，而内容反映的也当主要是陶弘景的医学思想和认识。至于正文中关于陶弘景的14处题名，未必非陶弘景本人所加，作为未完稿，随意加入“陶云”或“陶隐居”等亦有可能。尤其有两处题为“弘景曰”，从常理出发，若属其弟子或传人记录编纂，则不当如此直呼其名。
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早在汉代以前已经成熟，被后世尊为四大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均形成于东汉以前。《黄帝内经》、《难经》为医学理论经典，《神农本草经》为药物学经典，其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辨证论治的医学临床经典，被后世奉为医方之祖，而张仲景更是以“医圣”之尊成为后世医家研习的楷模。根据《汉书·艺文志》，西汉时期医学著作已经相当丰富，其中载有医经类著作七家177卷，《黄帝内经》为七家之一，且留传中颇多亡佚，其他六家均不传于后世；“经方”11家274卷，后均亡佚。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的主线便只能围绕上述几部传世的重要经典延续和发展。从历史上看，在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道家和道教文化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上述主要经典中，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早期黄老道教的神仙方士对《神农本草经》的影响都至为明显；至于《难经》本来是对《黄帝内经》有关理论问题的展开，所以在文化背景和形成理路上与《黄帝内经》当有更多的一致性；唯有《伤寒杂病论》从其文本中较难看出道家道教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以上经典中，《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均托名于传说人物，作者无从稽考，只有《伤寒 杂病论》不尚玄虚，在作者问题上明确无疑。可惜史籍不为张仲景这一伟大的医学家立传，相关记载又十分缺乏；而《伤寒杂病论》也在流传中历经沉浮，渐多残失，虽经历代医家整理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行世，但原貌已经难以恢复。这些都为探讨这位伟大的医学家及其著作的形成留下了太多遗憾。然而，敦煌《辅行诀》的发现则为我们探讨上述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
二
《辅行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保留了汉代以前医学典籍《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和概况，还有《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之间的关系及汉晋医学源流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从古到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形成的渊源问题是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其与《汤液经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难解之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十一家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日：“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揭示了《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对具体情况未予说明，后代只能延续这一认识。如清人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之“张仲景方十五卷”条指出：“按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皇甫谧日：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按，汉志经方家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论定者，盖即是书。”民国时杨绍伊则根据皇甫谧之说从《伤寒论》中辑复《伊尹汤液经》。然而在敦煌《辅行诀》中有陶弘景语云：
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由此段描述可知，陶弘景所看到的《汤液经法》包括上、中、下三品方药共三百六十首，以这样的内容分量和布局，要分割为三十二卷本，平均以十一二个方药构成，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一《汤液经法》只能为三卷本，而非《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三十二卷本。另外，从内容来看，《汤液经法》包括上、中、下三品方药，显然是体系化的、内容完整的文本，所以也不是《汉志》本的残本。从其形成的过程看，三卷本《汤液经法》的方药品性分类等系“依”《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而“撰”，这就为《汤液经法》的形成时间提供了依据。关于《神农本草经》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其虽然托名甚古，实际上已经认定其为东汉时期的作品。笔者以为，在多家研究中，王家葵《(神农本草经)研究》一书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本草经》即出自东汉本草待诏之手”的论证最为充分。至于《桐君采药录》，其形成也不当早于《神农本草经》。马继兴先生曾对《桐君采药录》作过专门的辑录，对其作者问题也进行了专门的考察，但由于资料所限，结果只能进行推测，他认为：“《桐君采药录》的著者桐君，时值上古，尚无文字记载，因而属于托名之书，但其撰写时代的下限必不晚于秦汉时期，而应早在此以前。这是由于《桐君采药录》一书内容多次被《吴普本草》所引用，而吴普氏为后汉时人可以得到证明。”又说：“这部著作的撰写时代至少是在公元1世纪以前。”马继兴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另一依据是认为《神农本草经》业已形成于先秦，而《桐君采药录》在其后形成。但若我们确认《神农本草经》形成于东汉时期的话，也就不难得出《桐君采药录》也只能形成于东汉时期，而不会更早的结论。相应地，《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的形成也就只能更晚一些。又，通过《辅行诀》内容可知，陶弘景明确地看到了《汤液经法》三卷本与《伤寒杂病论》乃至其他汉晋以降医家之间的继承关系，如其所论：“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这说明该作在东汉张仲景、华佗时期已经形成并行世。又据西晋皇甫谧“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语看，《伤寒杂病论》是经过对《汤液经法》的“论广”而来的，也就是说其内容比《汤液经法》多，而规模亦大。由此亦可以说明，张仲景所据的《汤液经法》并非《汉志》的三十二卷本，而是陶弘景所见到的三卷本。也就是说，敦煌《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形成于《神农本经》和《桐君采药录》之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前的东汉时期。
所以，我们论及《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注意《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本与东汉时期形成的三卷本的不同。古今的相关论述中大多未看到这种区别，认为《伤寒杂病论》所依据的《汤液经法》即《汉志》所载《汤液经法》，这是不准确的；而据此进一步得出我国方剂学的成熟在西汉时期也是需要另作考证的。至于这两个不同卷数的《汤液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缺乏直接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内容的关联性和医学文化的传承演变来进行理解。《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属《汉书·艺文志》“经方”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按此，《汤液经法》三卷本正好与之吻合，而两书相同的命名也能够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本与三卷本之间应当具有传承关系。
从《辅行诀》所涉及的内容看，《汤液经法》三卷本的形成与东汉时期医药学的发展，尤其是《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的形成关系很大。三卷本是依据《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分类，对医方进行分类的。在《神农本草经》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度应一日，以成一岁”。《汤液经法》则是依据《神农本草经》所作，“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可见《汤液经法》和《神农本草经》之间的一致性极强。
《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分类是以各种药物是否具有养性延年和轻身不老的性能为标准的，这一标准显然是神仙方士的标准，不是纯粹医家的标准。本草文献学家尚志钧先生指出：“现行单行本《本草经》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治病内容，二是延年神仙内容。在全书365味药物中，有160味提到‘久服不饥，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又说：“可以 确认汉代被诏的本草官，他们在长期从事药物合和工作中，获得药物知识；从经方中，获得药物治疗知识：从神仙著作中，获得药物养生知识，他们把这三部分知识结合为一体，以药物为纲，撰写成本草专书。书成后，为着取信于人，不得不托名神农、子仪等先秦人物”。王家葵也认为，《本草经》不会成于儒生之手，也不会成于普通方士和普通医生之手，而是出自东汉本草待诏之手，本草待诏“绝不是纯粹意义的医生，而是兼司医药职事的方士”。日本学者麦谷邦夫先生也认为，《神农本草经》中神学家的药物学和医家的药物学二者并存。
我们知道，自先秦以来从事炼丹制药、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士的活动源远流长，规模巨大。从道教史上看，他们的活动体现了以后道教追求成仙的核心目的。神仙方士的活动是道教的重要渊源所在，神仙方士也是道士的前身。蒙文通先生曾提出“道教三源说”，将神仙家与天师道、太平道同归为道教的三大来源。而我们现在的道教研究则大多认同在大规模宗教组织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形成之前，已有道教的前身黄老道存在。许抗生先生说：“黄老道是黄老学与神仙学相结合的产物，属于神仙学范畴，是道教的前身。黄老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它发端于西汉而成熟于东汉桓帝时期。至于黄老道的主要思想则是宣扬养生、修仙，‘祭祀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朱越利先生也指出：“两汉时期，黄老思想与方仙道相结合，演变为黄老道……黄老道方士以黄帝和老子为旗帜，不求功名利禄，追求长生成仙。”他们的早期活动为神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资源，这其中包括了医药学方面的探索和成就。而从医学史上看，汉代以前有方士医学的存在，如盖建民认为：“方士医学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士的修仙方术对传统医药养生学的贡献……：二是方士医学对本草学和制药学领域的贡献”。所谓方士医学的主体自然指的是那些从事神仙活动的道教前身亦即黄老道的人物。由此可知，《汤液经法》三卷本中所具有的神仙方士特征，正是由其所形成的时代所决定的，陶弘景将其视为“道家”之作，是顺理成章的。由此我们认为，《汤液经法》和《神农本草经》一样，也当形成于道士的前身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之手。
再就《辅行诀》所引内容看，《汤液经法》治疗外感天行之方，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具体包括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大、小青龙汤，大、小白虎汤，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共为六组十二方。陶弘景谓“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这里陶弘景将四神等方名归为“道家”的称法，也说明了《汤液经法》成书的文化背景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取向。青龙、朱鸟、白虎、玄武四神为传统的四灵神，分别与东、南、西、北相配而常用以指代方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宗教神学意义。加之阳旦、阴旦与人体阴阳相对应，于是这些医方整体构成一个囊括天人的、具有阴阳五行特征的医药方阵体系，其中反映的观念，则与《汤液经法》依据《神农本草经》所建立的天地人三品方阵体系一道，凸显了早期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以术数化的方式来表达天人相应的思想认识，并强调养生与治疗并重的医学观念。这样，《汤液经法》在总体文化趋向上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的宗教追求和神仙方士的文化更加一致。
至于张仲景，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首先继承了《汤液经法》及其他医家的方药。而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六经辨证和方证体系，突出了医方的临床运用。同时，张仲景将《汤液经法》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方药命名直接落实到药物本身，“推主为识”，避其文饰及宗教神秘特性，这样更利于构建自己的医学体系，也更加有利于医学的纯粹化，从而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后世传统医学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称“张仲景避开道家命名的方法，改用‘以某药名之’，这在方剂学上是一次重大革命”，“张仲景是中医之圣，《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医之魂，万世不衰”，实为极其恰当的评价。
三
既然《伤寒杂病论》继承了《汤液经法》很多内容，从而在医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汤液经法》的价值。
从《辅行诀》可以看出，《汤液经法》对《伤寒杂病论》的形成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陶弘景对两者均进行过深入研究，故而感受深切。《辅行诀》指明来源的两组《汤液经法》医方，均专门述及《伤寒杂病论》对《汤液经法》方药的继承，也均表达了对《汤液经法》医学成就的推崇。他在引及救诸劳损病方时说：
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
综观其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成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在引及阳旦、四神等汤时说：
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晰，后学咸尊奉之。
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在陶弘景看来，《伤寒杂病论》为“依”“师”《汤液经法》而来，“疗治明晰，后学咸尊奉之”，医学地位很高；《汤液经法》则为其所师法依据的“规矩”，“先圣遗奥，出人意表”，“实为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诸方为“神明之剂”，所以“先圣”的医学地位无疑更高。
下面我们具体看《伤寒杂病论》(即今《伤寒论》、《金匮要略》)对《汤液经法》的继承情况。《辅行诀》明确指出出自《汤液经法》的病方有两组，一组为二旦、四神大小等汤十二首，一组为救诸劳损病方五首。前者陶弘景已经明确指出其为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的依据，现亦经多家对照研究，《汤液经法》中的二旦、四神等汤与《伤寒论》中的方药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伤寒论·太阳篇》第30条也称阳旦汤)；大阳旦汤：即《伤寒论》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再加黄芪(或《金匮要略》之黄芪建中汤加人参)；小阴旦汤：即《伤寒论》之黄芩汤去生姜；大阴旦汤：即《伤寒论》之小柴胡汤加芍药；小青龙汤：即《伤寒论》之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白虎汤：即《伤寒论》之白虎汤；大白虎汤：即《伤寒论》之竹叶石膏汤易人参为半夏；小朱鸟汤：即《伤寒论》之黄连阿胶汤；大朱鸟汤：即《伤寒论》黄连阿胶汤加人参、甘草；小玄武汤：即《伤寒论》之真武汤易干姜为生姜；大玄武汤：即《伤寒论》真武汤与理中丸合方(或真 武汤加人参、甘草)。可见，以上十二方全部为《伤寒杂病论》所继承。王淑民又将其与刘渡舟《新编伤寒论类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二旦六神方多为《新编伤寒论类方》中桂枝汤类、黄芩黄连汤类、柴胡汤类、麻黄汤类、白虎汤类、四逆汤类中之主方。由此说明《汤液经法》的方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重要性。
我们再进一步看古代医家的认识，孙思邈《千金翼方》在整理《伤寒论》条文时指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i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宋代名医许叔微亦云：“仲景治伤寒，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桂枝治风，麻黄治寒，青龙兼治风寒，不拘时候，施与脉证相对者，无不应手而愈。”清代名医喻昌曰：“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清吴谦奉敕所撰《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亦云：“太阳主表，为一身之外藩，总六经而统荣卫……卫，阳也。荣，阴也。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邪之害人，各从其类，故中风则卫受之，伤寒则荣受之。卫分受邪，则有汗为虚邪，桂枝证也。荣分受邪，则无汗为实邪，麻黄证也。荣卫俱受邪，均无汗，皆为实邪，大青龙证也。大纲三法，用之得当，其邪立解；用违其法，变病百出。”等等。由历史上著名医学家的研究可见，在《伤寒论》中，具有辨证论治的提纲性施治方法落实有三：一为桂枝汤；二为麻黄汤；三为大青龙汤。而桂枝汤和麻黄汤直接取自《汤液经法》，大青龙汤则实为麻桂合方而易芍药为石膏者，由此可见，《伤寒论》论治的提纲性方药均来自《汤液经法》。又，桂枝汤被称为伤寒第一方，其用不仅为太阳表证而设，因其能够调和营卫而燮理阴阳，故而施治范围甚广。清吴谦《删补名医方论》云：“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汗、调和营卫之第一方也。”清代名医徐忠可曰：“桂枝汤，外症得之为解肌和营卫，内症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正是揭示了桂枝汤之所以能被广泛运用的内在机理。如张仲景又将桂枝汤用于妊娠期及产后，用于产后风则仍保留《汤液经法》的“阳旦汤”旧称；清代名医陈修园又称桂枝汤为“妊娠胎前第一方”。另一方面，以桂枝汤为基本方，还被变化出的很多实效医方而广泛应用。
救诸劳损病方五首，即养生补肝汤、调中补心汤、建中补脾汤、宁气补肺汤、固元补肾汤。其中建中补脾汤即为今《伤寒论》、《金匮要略》之小建中汤。
从以上内容可以进一步确认，皇甫谧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陶弘景言张仲景依据《汤液经法》而撰《伤寒杂病论》，可谓斑斑可考，信而有征，不当另有致疑。而《汤液经法》的医学价值也当高度肯定。张灿先生亦考察认为：“从现有古代文献角度而论，《汤液经法》一书应系有名医方之祖，为医方之源，张仲景医方，有诸多继承前人者，为流也。”。清代吴谦等在上乾隆皇帝整理医典的奏疏中说：“盖以前之书，皆有法无方，《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也。”现在看来，这一高度的评价实际上首先应该归之于《汤液经法》。
四
笔者认为，《汤液经法》还有不少为《伤寒杂病论》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其一，从《辅行诀》所引用和揭示的内容看，《汤液经法》出自东汉时期早期黄老道的神仙方士之手，其方药不仅为已病施治而设，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依《神农本草经》药物三品体系而设置的“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可见服食补益，养生延年，是《汤液经法》的重要医学宗旨。这也正是道家道教重生养生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纯粹以治病为宗旨的《伤寒杂病论》所没有的。
其二，《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继承了《汤液经法》的方药，建构了自己的六经辨证和方证体系，但没有讲论《汤液经法》的制方法则。吴谦虽说仲景以前之书“有法无方”，张仲景“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实际上，《伤寒杂病论》中的医方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来。书中讲的是辨证论治，以方愈病，而不是讲依据药物性味制成方剂；讲的是用方之法，而不是制方之法。《伤寒杂病论》让后世医家看到，应如何通过六经辨证。对成方进行加减变化和灵活运用，从而使方证对应以愈疾病，所以张仲景日：依据《伤寒杂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十分值得珍视的是，《辅行诀》留下了《汤液经法》具体规范的用药制方之法。首先是关于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药精的拣选，《辅行诀》云：
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如左：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为水。味成皆属火，旋复花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味酸皆属金，五味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水。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
更重要的是，作为《汤液经法》用药制方的具体法则——“五味补泻体用图”(图1)，陶弘景指出：
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以上内容作为制方法则，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制方的君臣佐使原则见诸医学经典，而为后人所遵从；其中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诸药之精和“五味补泻体用图”两个方面，从行文等特征来看，系陶弘景“检用诸药之要”，“默契经方之旨”，通过对《汤液经法》的深入研究所揭示出的核心内容、“尽要之妙”，并不见于其他典籍文献。现在看来，“五味补泻体用图”将药物的体用性能、变化法则、治病功用、制方之法等，根据阴阳五行术数理法予以模型化，形成一个具有方剂学原理意义的数法制方模型，从而使制方过程更加规范而有法可循。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指出：“我认为《伤寒论》乃是中医学之魂”；“经方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辅行诀》中五行互含的二十五味诸药之精和“五味补泻体用图”的研究，来破解《汤液经法》和《伤寒杂病论》的制方奥秘和诸多科学性特点，这将不但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还对深层次认识传统医学的方剂学原理及传统医学的当代运用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身为历史上的高道和著名医学家陶弘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和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应该因此而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三，《汤液经法》的方药体系与《伤寒杂病论》不同，除了上中下三品体系之外，从《辅行诀》中还可以看出：
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乌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冯世纶先生认为：“经方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证体系中医学派别之一，其代表著作是《汤液经法》、《伤寒论》等，其主要特点是用六经辨证(而不用脏腑辨证)和辨方证。”而且认为“经方不用五行学说”。笔者认为，从《辅行诀》所引《汤液经法》内容中恰恰看到的是阴阳五行学说和五脏辨证。王雪苔先生亦指出：“此书重视五行学说，以五行格局经纬五脏用药，独具一格。”所以，其所体现的不同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不同的价值，均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