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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有一些近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案例，其中绝大多数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二战之后，许多欧洲国家不仅在废墟上重建并蓬勃发展，而且还摆脱了以往的敌意，创建出一个和平、民主的欧盟（European Union）。
在亚洲，我们见证了类似的发展。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1960年人均GDP还与加纳相当的韩国成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新加坡用了不到3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近30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然而，绝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预计，中国增长将会至少略有停滞。增长放缓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保持这种增速要远比追赶性增长困难——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此前曾在本刊撰文阐述这一观点。
德国的历程
中国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对增长放缓带来的挑战未雨绸缪，不失明智。一种办法是分析其他国家的经历。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德国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尽管存在显著差别，但两国至少有3个共同特征：长期快速增长、货币低估和人口老龄化。此外，德国等国的增长经历对欧洲实现和平与相互理解有示范作用。因此，中国可以从二战后德国的经历中汲取一些经验。
关于德国经济增长放缓。在1948年6月实施经济和货币改革之后的20年里，西德经济快速增长。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德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8.0%和4.5%。自那以后，西德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徘徊在1.3%至2.8%之间。在增长放缓的同时，失业率逐渐攀升，福利支出日益增加。目前，德国失业人口高达300万，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似乎处于底线。这是一个常态问题，因为失业者的生产率通常是最低的，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工作技能。德国迄未解决让这些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辩论一直很激烈。
关于德国马克汇率大幅低估。德国马克于1948年发行，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成部分。汇率低估促进了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自那以后，德国经济永久性地侧重于工业发展。在某些年份，这种侧重导致人们担心结构性改革过于迟缓（德国是欧洲的“病人”），但最近却使德国经济迅速并可持续性地度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结构也催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出台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获取了巨额补贴。德国经济如今仍受累于很难削减的补贴。
关于德国的人口老龄化。这可能是其最为严重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有多重影响。首先，创新力和活力可能下降；其次，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威胁。现收现付体系（pay-as-you-go-system）不可持续，除非不断提高就业群体的缴费额度。从欧洲最近的低利率来看，基金积累制（capital-funded regime）也很难维持。暂且不论风险有多大，解决后者的一个方法，是让储蓄在GDP中占据较高份额，并把部分储蓄投资海外——德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第三，老年人亟需成熟的服务业以找到工作。因此偏重工业可能意味着老年人很难获得雇佣。挑战在于调整教育体系，让长期学习成为可能，并适用于每个人。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肯定无法避免增长放缓。一个国家越走向经济和技术前沿，就越难实现高增长率，结构性改革的代价是未来有更多人失业。这引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中国越来越需要社会保障政策。挑战在于社保不会对个人主动性产生负面激励的福利国家（这是当代欧洲大陆的根本问题之一），有必要让福利政策只救助那些真正需要但无法自助的居民，而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第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将会加大。在相对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本来就已经很难阻止既得利益集团，在一个政治和经济势力交错重叠的国家，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峻持久，从而遏制结构性改革，造就许多成功的寻租者。正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预测的那样，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遏制既得利益集团，这无疑需要继续推行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开展的打击腐败和欺诈的行动。
源自汇率低估的相关问题，是当今中国和以往德国的第二个共同点。以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威胁。一个简单的出路是做出保护主义回应，但这只会导致未来出现结构性改革受限：出台社会保障政策的必要性日益上升，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增加。中国可以采取德国式的混合措施。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在教育、创新政策和适当资本市场监管基础之上的特殊政策组合。中国多年来一直缺乏适当的资本市场监管，从而造成不得不输出中国高额储蓄的压力。再加上人民币汇率低估，巨额资本出口也推动了商品出口，从而强化了对工业的侧重。因此，中国显然有必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此外，中国还有必要吸引庞大的储蓄资金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所谓挑战不过就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平稳地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德国在此方面喜忧参半。首先，结构性改革起到了作用，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元——欧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升值，迫使德国公司提高生产率。一个有序运营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实施结构性改革。其次，社会保障政策没有聚焦于那些有真实需求的居民。因此，改革是必要且无法回避的。最后，对在婴儿潮出生、如今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代人的保障体系仍不完善，该领域的改革早应进行。
本文并非向中国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的建议，而是认为，通过认真分析德国得失背后的原因，中国有可能避免因增长率自然下降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实现平稳转型。
在亚洲，我们见证了类似的发展。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1960年人均GDP还与加纳相当的韩国成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新加坡用了不到3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近30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然而，绝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预计，中国增长将会至少略有停滞。增长放缓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保持这种增速要远比追赶性增长困难——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此前曾在本刊撰文阐述这一观点。
德国的历程
中国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对增长放缓带来的挑战未雨绸缪，不失明智。一种办法是分析其他国家的经历。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德国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尽管存在显著差别，但两国至少有3个共同特征：长期快速增长、货币低估和人口老龄化。此外，德国等国的增长经历对欧洲实现和平与相互理解有示范作用。因此，中国可以从二战后德国的经历中汲取一些经验。
关于德国经济增长放缓。在1948年6月实施经济和货币改革之后的20年里，西德经济快速增长。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德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8.0%和4.5%。自那以后，西德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徘徊在1.3%至2.8%之间。在增长放缓的同时，失业率逐渐攀升，福利支出日益增加。目前，德国失业人口高达300万，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似乎处于底线。这是一个常态问题，因为失业者的生产率通常是最低的，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工作技能。德国迄未解决让这些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辩论一直很激烈。
关于德国马克汇率大幅低估。德国马克于1948年发行，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成部分。汇率低估促进了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自那以后，德国经济永久性地侧重于工业发展。在某些年份，这种侧重导致人们担心结构性改革过于迟缓（德国是欧洲的“病人”），但最近却使德国经济迅速并可持续性地度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结构也催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出台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获取了巨额补贴。德国经济如今仍受累于很难削减的补贴。
关于德国的人口老龄化。这可能是其最为严重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有多重影响。首先，创新力和活力可能下降；其次，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威胁。现收现付体系（pay-as-you-go-system）不可持续，除非不断提高就业群体的缴费额度。从欧洲最近的低利率来看，基金积累制（capital-funded regime）也很难维持。暂且不论风险有多大，解决后者的一个方法，是让储蓄在GDP中占据较高份额，并把部分储蓄投资海外——德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第三，老年人亟需成熟的服务业以找到工作。因此偏重工业可能意味着老年人很难获得雇佣。挑战在于调整教育体系，让长期学习成为可能，并适用于每个人。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肯定无法避免增长放缓。一个国家越走向经济和技术前沿，就越难实现高增长率，结构性改革的代价是未来有更多人失业。这引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中国越来越需要社会保障政策。挑战在于社保不会对个人主动性产生负面激励的福利国家（这是当代欧洲大陆的根本问题之一），有必要让福利政策只救助那些真正需要但无法自助的居民，而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第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将会加大。在相对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本来就已经很难阻止既得利益集团，在一个政治和经济势力交错重叠的国家，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峻持久，从而遏制结构性改革，造就许多成功的寻租者。正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预测的那样，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遏制既得利益集团，这无疑需要继续推行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开展的打击腐败和欺诈的行动。
源自汇率低估的相关问题，是当今中国和以往德国的第二个共同点。以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威胁。一个简单的出路是做出保护主义回应，但这只会导致未来出现结构性改革受限：出台社会保障政策的必要性日益上升，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增加。中国可以采取德国式的混合措施。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在教育、创新政策和适当资本市场监管基础之上的特殊政策组合。中国多年来一直缺乏适当的资本市场监管，从而造成不得不输出中国高额储蓄的压力。再加上人民币汇率低估，巨额资本出口也推动了商品出口，从而强化了对工业的侧重。因此，中国显然有必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此外，中国还有必要吸引庞大的储蓄资金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所谓挑战不过就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平稳地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德国在此方面喜忧参半。首先，结构性改革起到了作用，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元——欧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升值，迫使德国公司提高生产率。一个有序运营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实施结构性改革。其次，社会保障政策没有聚焦于那些有真实需求的居民。因此，改革是必要且无法回避的。最后，对在婴儿潮出生、如今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代人的保障体系仍不完善，该领域的改革早应进行。
本文并非向中国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的建议，而是认为，通过认真分析德国得失背后的原因，中国有可能避免因增长率自然下降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实现平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