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没有卡车司机。但是，为何卡车司机只能赚取微薄的收入过活呢？社会学家丽莎·多德森向卡车司机乔（Joe，化名）提出了这个问题。乔回答说：“（有钱人的）钱肯定出自某个地方，对不对？它出自我的口袋，出自我的孩子们的口中。”不平等真的是源自富人拿走了属于穷人的钱？为什么穷人会让他们拿呢？
在美国，对于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最流行的解释是， 这涉及到一种间接的路径。管理者可以用“将把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来威胁工人，工人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低工资。然后管理者可以给自己发放巨额的工资和奖金，他们也可以享受大量的额外补贴性消费，如乘坐公司商务飞机。
如果只是观察美国的情况，上述解释似乎是对的。本书评完稿前一天，大众汽车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工厂的工人刚刚投票否决了成立工会的议案。几个星期前，多数大众员工刚刚在一张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工会的卡片上签字，他们似乎将有一个工会了。但随后，一位参议员声称，如果他们投票支持成立工会，大众将把一个原打算设在查塔努加的新工厂转移到墨西哥。
然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教授指出，全球化并没有在其它地方产生同样的效果。在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现象非常相似，但目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詹克斯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别。在美国只有两个政党，因此，在代表大量利益的政党中，工人只是其中一个小集团。在欧洲，由于比例代表制，那里有很多政党，因此工人可以拥有专门代表他们的党派。这种差异的结果是，西欧国家的法律保护了工人，让他们免受“竞次现象”的伤害。而在美国，这种“竞次现象”被归咎于全球化。
例如在德国，一部保护工人的法律规定，在所有员工数超过2000名的公司，一半的董事会成员必须是工人代表。一些欧洲国家还设有“扩展法律”，允许政府将工会合同的好处扩展到所有工作场所，不管这些工作场所是否为相关工会所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凭借其强大的亲劳工立法，德国在整个次贷危机期间的失业率显著低于美国，而且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今。
这不禁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工会成了过去式。针对这个问题，社会活动家金姆·博波首先列举了即使在今天工会会员也能获得的好处。工会工人能获得更高的工资，组建工会的工作场所更加安全，员工可带薪休病假，享有退休基金，雇主不可解雇在家里照顾生病孩子的员工，也通常不能随意解雇工人。接着，博波解释了工人在能享受以上好处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投票支持成立工会的原因。她列举了许多雇主用来恐吓员工的方法。这些方法非常严酷，读者可能会惊讶于它们竟然合法。
大众汽车工会化投票已经不是查塔努加第一次变成工人的“伤心地”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卡车司机拥有强大的工会，他们那时的收入颇丰。但在1964年，工会负责人吉米·霍法因受贿罪受到审判。起初，政府无法组建一个陪审团来为其定罪；后来政府要求变更审判场所。于是霍法在查塔努加接受重审，在那里被定罪并被判入狱。如果美国的工会像西欧一样受法律保护，那么出现霍法这种情况也无妨。如果普通工人全身心投入他们的工会，那么即使领导层软弱，工会也会继续茁壮发展。但两者都不成立，在卡车运输业于1980年被解除管制后，司机们就孤立无援了。
在美国处置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工人们的措手不及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出自本能、属于工人自己的观点。当时，对于美国要选择的方向，各利益相关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但工人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和理解，不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危机解决方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如下分析，即对工人最有利的政策就是这个国家完全不改变方向，相反还要动用近1万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来为造成这一问题的银行家们纾困。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站在管理者和银行家那一边呢？奥巴马总统在本书的第一章讨论了这一问题。银行家和高管利用他们管理的公司资金来收买政客。如果民主意味着平等的代表权，那么这位总统就告诉我们，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工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
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状况表明，即使不在一个政党之内，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也是可能的。在太长的时间里工人们一直假装自己不是工人，而是“中产阶层”中的一员。工人阶级供职于雇主，其利益原则显而易见：如果雇主的收入越多，工人挣的就越少。但中产阶级是如何谋生的呢？他们的利益原则又是什么？
除了政治权力的分配，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影响。但在这里，我们将只探讨两个方面，即教育和卫生。
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参加入学测试。该测试的分值是0到800分。肖恩·里尔登教授发现，在1980年，贫困学生（家庭收入为底层10%水平）和富裕学生（顶层10%水平）之间的分数差距为90分。而现在的差距为125分。很明显，不平等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但它是如何影响的呢？
艾米·施密特教授（不在本书撰稿人行列）发现，学区里的收入水平对私立学校的入学率没有影响，但随着区内收入差距的拉大，私立学校的入学率也增加了。当富人只与富人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更倾向于公立学校，但如果他们有中产阶级的邻居，他们就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究其原因，肯定是资金充足的公立学校比资金充足的私立学校更好，但资金充足的私立学校好于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因此，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富裕家庭的孩子们都是去更好的学校。
当然，如果中产阶级投票支持增加税收，如果学校由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资助，那么学校应该会更好。所以，富人发明了一个口号：“不能靠撒钱来改善教育。”这是真的吗？
麦克·罗斯教授指出，在经费短缺的学校，由于班级太多且每班人数也太多，老师根本没有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此外，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发现，在经费不足的学校里，教师本身就准备不足。在1963年，教师的起薪是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18%；但到了1994年，这个比例已下降到仅97%。 里尔登教授表示，不平等除了导致学校出现差距，也导致了家庭的差距。如今，中等家庭的父母双方都在工作，而且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家长。所有孩子的父母都有不在身边的，但父母富裕的孩子有替代父母照看他们的人，且会接受良好的私人强化辅导。
但是，把教育的讨论重点放在考试成绩上就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制度正受到经常性、毁灭性且长期性的失业问题困扰，即使是有工作者工资也很低。然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是，这已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而且我们的政府形式应该作为世界其它地区的范本。套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我们的学校正在创造受过教育的傻瓜。工人必须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超过其公平份额的财富。
不平等也是一个保健指标。玛丽·奥布赖恩每年夏天都会去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家诊所做志愿医生。她称，有一位患重型糖尿病的工人无法接受治疗，其原因不是付不起治疗费用，而是他没有工作保障。他到她这里拿减缓耳痛的药，但即使他的血压非常高且在发烧，他也不愿去医院，因为他害怕自己如果不去上班就会被解雇。没有哪一部联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让工人休病假。因此，在美国，糖尿病的发展演变与他国情形不同，其差异并不在于卫生保健系统，而在于工人的权利。
斯蒂芬·贝兹鲁奇卡教授在其报告里说，即使是拥有健康保险且生活方式健康的美国人，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不及其它富裕国家的同类人群。为什么呢？美国医学研究所将美国人不良的健康状况归咎于食品业的营销和美国人承受的较大压力。对于为什么美国人的生活更加紧张，医学研究所总结了两个因素。一是失业以及害怕失业。美国的失业保险远远少于其它富裕国家，且持续时间也非常短。此外，在美国，失业除了导致收入损失外，它还可能导致其它灾难性后果：由于没有住房政策，失业很容易导致房屋所有权丧失；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失业就可能意味着较差的医疗；由于学校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出资的，失业可能就意味着孩子要去较差的学校。压力的另一来源是儿童缺乏充足的资源。对这方面的忽视导致了成人社交能力贫乏，而成年人的这种体验又让他们自身压力加大，也让其他人的压力增加。
《分裂：不平等愈演愈烈的危险》（后简称《分裂》）的编辑大卫·凯·约翰斯顿比较了美国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健康和医疗成本。他发现，古巴的婴儿死亡率远低于美国，每1000个初生婴儿只有4.76个死亡，美国则是5.9个；而两国的整体平均寿命几乎相同，分别是78.05和78.62岁。但是，古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美国的20%。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9%，而古巴则是10%。在医疗保健支出较高的情况下，美国每1000人中有2.42名医生，而古巴则有6.72名。美国的问题在于医生太少了。如果国家能开设更多的医学院校，医疗保健的质量会得到提高，同时医疗保健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将会缩小。
《分裂》一书尖锐地表明，不平等与贫穷不同，它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会系统性地浪费数千万美国人的生命。书中还表明，事情本不需要变成这样。正如约翰斯顿所写“不平等是规则的产物”，而这些规则可以且应该被改变。但富裕阶层否认了这一点。他们假装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最好的，不平等只是这种最佳体制的必然结果。我们的任务是揭露这一谬论，《分裂》就是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那种聚光灯。
在美国，对于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最流行的解释是， 这涉及到一种间接的路径。管理者可以用“将把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来威胁工人，工人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低工资。然后管理者可以给自己发放巨额的工资和奖金，他们也可以享受大量的额外补贴性消费，如乘坐公司商务飞机。
如果只是观察美国的情况，上述解释似乎是对的。本书评完稿前一天，大众汽车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工厂的工人刚刚投票否决了成立工会的议案。几个星期前，多数大众员工刚刚在一张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工会的卡片上签字，他们似乎将有一个工会了。但随后，一位参议员声称，如果他们投票支持成立工会，大众将把一个原打算设在查塔努加的新工厂转移到墨西哥。
然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教授指出，全球化并没有在其它地方产生同样的效果。在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现象非常相似，但目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詹克斯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别。在美国只有两个政党，因此，在代表大量利益的政党中，工人只是其中一个小集团。在欧洲，由于比例代表制，那里有很多政党，因此工人可以拥有专门代表他们的党派。这种差异的结果是，西欧国家的法律保护了工人，让他们免受“竞次现象”的伤害。而在美国，这种“竞次现象”被归咎于全球化。
例如在德国，一部保护工人的法律规定，在所有员工数超过2000名的公司，一半的董事会成员必须是工人代表。一些欧洲国家还设有“扩展法律”，允许政府将工会合同的好处扩展到所有工作场所，不管这些工作场所是否为相关工会所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凭借其强大的亲劳工立法，德国在整个次贷危机期间的失业率显著低于美国，而且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今。
这不禁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工会成了过去式。针对这个问题，社会活动家金姆·博波首先列举了即使在今天工会会员也能获得的好处。工会工人能获得更高的工资，组建工会的工作场所更加安全，员工可带薪休病假，享有退休基金，雇主不可解雇在家里照顾生病孩子的员工，也通常不能随意解雇工人。接着，博波解释了工人在能享受以上好处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投票支持成立工会的原因。她列举了许多雇主用来恐吓员工的方法。这些方法非常严酷，读者可能会惊讶于它们竟然合法。
大众汽车工会化投票已经不是查塔努加第一次变成工人的“伤心地”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卡车司机拥有强大的工会，他们那时的收入颇丰。但在1964年，工会负责人吉米·霍法因受贿罪受到审判。起初，政府无法组建一个陪审团来为其定罪；后来政府要求变更审判场所。于是霍法在查塔努加接受重审，在那里被定罪并被判入狱。如果美国的工会像西欧一样受法律保护，那么出现霍法这种情况也无妨。如果普通工人全身心投入他们的工会，那么即使领导层软弱，工会也会继续茁壮发展。但两者都不成立，在卡车运输业于1980年被解除管制后，司机们就孤立无援了。
在美国处置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工人们的措手不及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出自本能、属于工人自己的观点。当时，对于美国要选择的方向，各利益相关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但工人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和理解，不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危机解决方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如下分析，即对工人最有利的政策就是这个国家完全不改变方向，相反还要动用近1万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来为造成这一问题的银行家们纾困。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站在管理者和银行家那一边呢？奥巴马总统在本书的第一章讨论了这一问题。银行家和高管利用他们管理的公司资金来收买政客。如果民主意味着平等的代表权，那么这位总统就告诉我们，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工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
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状况表明，即使不在一个政党之内，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也是可能的。在太长的时间里工人们一直假装自己不是工人，而是“中产阶层”中的一员。工人阶级供职于雇主，其利益原则显而易见：如果雇主的收入越多，工人挣的就越少。但中产阶级是如何谋生的呢？他们的利益原则又是什么？
除了政治权力的分配，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影响。但在这里，我们将只探讨两个方面，即教育和卫生。
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参加入学测试。该测试的分值是0到800分。肖恩·里尔登教授发现，在1980年，贫困学生（家庭收入为底层10%水平）和富裕学生（顶层10%水平）之间的分数差距为90分。而现在的差距为125分。很明显，不平等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但它是如何影响的呢？
艾米·施密特教授（不在本书撰稿人行列）发现，学区里的收入水平对私立学校的入学率没有影响，但随着区内收入差距的拉大，私立学校的入学率也增加了。当富人只与富人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更倾向于公立学校，但如果他们有中产阶级的邻居，他们就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究其原因，肯定是资金充足的公立学校比资金充足的私立学校更好，但资金充足的私立学校好于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因此，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富裕家庭的孩子们都是去更好的学校。
当然，如果中产阶级投票支持增加税收，如果学校由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资助，那么学校应该会更好。所以，富人发明了一个口号：“不能靠撒钱来改善教育。”这是真的吗？
麦克·罗斯教授指出，在经费短缺的学校，由于班级太多且每班人数也太多，老师根本没有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此外，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发现，在经费不足的学校里，教师本身就准备不足。在1963年，教师的起薪是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18%；但到了1994年，这个比例已下降到仅97%。 里尔登教授表示，不平等除了导致学校出现差距，也导致了家庭的差距。如今，中等家庭的父母双方都在工作，而且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家长。所有孩子的父母都有不在身边的，但父母富裕的孩子有替代父母照看他们的人，且会接受良好的私人强化辅导。
但是，把教育的讨论重点放在考试成绩上就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制度正受到经常性、毁灭性且长期性的失业问题困扰，即使是有工作者工资也很低。然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是，这已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而且我们的政府形式应该作为世界其它地区的范本。套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我们的学校正在创造受过教育的傻瓜。工人必须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超过其公平份额的财富。
不平等也是一个保健指标。玛丽·奥布赖恩每年夏天都会去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家诊所做志愿医生。她称，有一位患重型糖尿病的工人无法接受治疗，其原因不是付不起治疗费用，而是他没有工作保障。他到她这里拿减缓耳痛的药，但即使他的血压非常高且在发烧，他也不愿去医院，因为他害怕自己如果不去上班就会被解雇。没有哪一部联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让工人休病假。因此，在美国，糖尿病的发展演变与他国情形不同，其差异并不在于卫生保健系统，而在于工人的权利。
斯蒂芬·贝兹鲁奇卡教授在其报告里说，即使是拥有健康保险且生活方式健康的美国人，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不及其它富裕国家的同类人群。为什么呢？美国医学研究所将美国人不良的健康状况归咎于食品业的营销和美国人承受的较大压力。对于为什么美国人的生活更加紧张，医学研究所总结了两个因素。一是失业以及害怕失业。美国的失业保险远远少于其它富裕国家，且持续时间也非常短。此外，在美国，失业除了导致收入损失外，它还可能导致其它灾难性后果：由于没有住房政策，失业很容易导致房屋所有权丧失；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失业就可能意味着较差的医疗；由于学校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出资的，失业可能就意味着孩子要去较差的学校。压力的另一来源是儿童缺乏充足的资源。对这方面的忽视导致了成人社交能力贫乏，而成年人的这种体验又让他们自身压力加大，也让其他人的压力增加。
《分裂：不平等愈演愈烈的危险》（后简称《分裂》）的编辑大卫·凯·约翰斯顿比较了美国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健康和医疗成本。他发现，古巴的婴儿死亡率远低于美国，每1000个初生婴儿只有4.76个死亡，美国则是5.9个；而两国的整体平均寿命几乎相同，分别是78.05和78.62岁。但是，古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美国的20%。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9%，而古巴则是10%。在医疗保健支出较高的情况下，美国每1000人中有2.42名医生，而古巴则有6.72名。美国的问题在于医生太少了。如果国家能开设更多的医学院校，医疗保健的质量会得到提高，同时医疗保健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将会缩小。
《分裂》一书尖锐地表明，不平等与贫穷不同，它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会系统性地浪费数千万美国人的生命。书中还表明，事情本不需要变成这样。正如约翰斯顿所写“不平等是规则的产物”，而这些规则可以且应该被改变。但富裕阶层否认了这一点。他们假装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最好的，不平等只是这种最佳体制的必然结果。我们的任务是揭露这一谬论，《分裂》就是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那种聚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