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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文言文教学，“文”与“言”的关系历来为广大教师所关注，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讨论。所谓“文”是指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文化底蕴等人文因素；所谓“言”是指字词句本身的意义或作用。教学中教师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往往把握不当。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在最近由该校举办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文言文教学要回归到思想上，但一定要从语言出发。”依笔者理解，简言之就是“文”为归宿，从“言”出发。（下文的“文”与“言”不再加引号）
回顾以往的文言文教学，教师们总是在以下两种倾向中左摇右摆：
第一，重言轻文，理由之一是，学生阅读文言文的最大困难在语言，因此语言本身应该成为教学重点；理由之二是，试题中涉及文言文时只考言，不考文，或多考言，少考文，抓言是实，分数见增，讲文是虚，功夫白费。应当说，文言文教学重视语言，把语言落在实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教学中，重言轻文往往表现为只见言，不见文，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等被生生剥离，只剩下干巴枯燥的“之”的作用，“以”的讲法，成为“目前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参见钱梦龙《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载《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4期）。这样做的结果是考试分数也许见增，但其代价却是学生对文言文兴趣的丧失殆尽，文化精髓对学生人文精神熏陶作用的丧失殆尽，其严重后果是青少年一代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冷漠、排斥、反感和厌恶。在当今全民学英语的形势下，这种后果潜在的影响就是汉语言文化传统很难被青少年一代继承和发展，联系印度本土语言文化传统的衰落，就知道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由重言轻文而导致的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的问题不可小视。
第二，重文轻言，理由是只讲言，不讲文，引不起学生兴趣，而兴趣问题事关重大；再者，文言文辅导书比比皆是，学生们辅导书手中拿，字词句不用怕，字词句的意义只要记住就行了，教师讲解毫无意义，文言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现由务实到务虚的转换。这种思想落实在教学中，往往是重文轻言，言文分离，在分析课文的过程中不管字词。离开言而谈文，文就必然显得空泛和虚浮，有的甚至浮辩到非文上，如，有的老师讲杜甫的《春夜喜雨》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竟然联系到了气候学、农业学、地表径流的地理学知识。应该说，由轻文、轻兴趣到重文、重兴趣，对文言文教学而言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但上述务虚，是否虚到有些矫枉过正？再者，那种认为学生手中参考书多多，教师语言教学意义了了的观点也有失偏颇，且不说教辅用书差错率很高需要纠正，单就教科书的注释而言，教师完全可以就某一个词义结合古字形讲一讲它的引申脉络，这比让学生死记硬背词义，效果要好得多。
联系以上两种倾向来体会王宁先生的“文言文教学要回归到思想上来，但一定要从语言出发”，就会感到这种呼吁和告诫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文言文教学要回归到思想上来”，即文为归宿，就是指明文言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认同、理解并吸取文言文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髓，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回顾以往，文言文教学在低谷中徘徊的首要原因就是在学习目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模糊不清，迷失了方向（参见《文言文教学的困境与出路——中青年教师语文沙龙记要》，载《语文学习》2003年第4期）。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基本上是：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阅读到什么程度，多数人根据“借助工具书”理解为能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样的理解也就被当成了文言文的教学目的，这样的教学目的也就必然导致教学中的“见言不见文”。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其实，能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仅仅是文言文教学的直接目的，而不是最终目的和归宿。“最终目的是文化的继承”（参见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绪论》）和在文化继承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教育部最新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当今文言文已不再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它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上。因此，文言文中的思想精髓、文化精华是引导学生认同、继承传统文化并从中提高人文素养的绝好内容，不但不应该舍弃，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学习文言文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比如教学杜甫《羌村三首》之三，开头一句是“群鸡正乱叫”，如果仅仅着眼于译成现代汉语这个目的，这句话就无需老师教；如果以引导学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为旨归，此句就大有讲头。比如，有的老师就启发学生联系安史之乱和今天影视新闻中所见的巴以边境的种种场景，体味到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后，是一颗饱经乱离的人对温馨和平生活的强烈真切的敏锐感受（参见陈小英《文言文是“作品”，而不是“语言材料”》，载《语文学习》2003年第4期）。这就自然激发起学生反对战争，热爱并珍视和平生活的思想，并使学生认识到热爱和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应该说，这种教法正是体现了文为归宿，是文言文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语言出发”，就是告诫我们，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言文中的思想精髓、文化精华一定是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绝不是人为外加的，只不过有时蕴含较深，需要我们多方联系，深入挖掘，具体分析才能探究得到。教学中绝不能因为强调了文为归宿就脱离了对语言本身的具体分析或径自离开语言去贴人文的标签。比如教学《曹刿论战》，其中“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反映了古人“赢得战争胜利须取信于民”的思想，是全文内容的精华，以往教学中不少教师采取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具体是：在解释“狱”、“察”、“情”等几个词的意思之后，将句意顺一顺，“大大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彻底调查清楚，也一定根据实情（去处理）”，然后就指出这句话反映了曹刿的取信于民的思想。由于缺少对语言的具体分析，得出来的思想很难使学生理解并接受。其实，句中“情”字的解释十分关键，仅仅指出它在此处的意思“实情”是不够的，必须对它进行具体分析。联系古代文献和训诂材料得知，在古人观念中，“情”是“信”（诚信）“忠”的同义词，“伪”的反义词，与今天“情”与“理”相对不一样。比如在《曹刿论战》本课中，“必以情”的下文，紧跟着就有对它的判断，“忠之属也”，《论语·子路》中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从这两句中可以看出，“情”与“忠”“信”词义相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民之情伪”，《易·系辞下》有“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这两句中“情”与“伪”相对。这就说明，在古人思想中“情”是最真诚的，与“信”、“忠”一起成为当时社会最崇尚的观念。《曹刿论战》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虽然也提到了“信”，但那是对鬼神而言，而只有在“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中，才涉及到了普通百姓的诚信，所以说，这句反映了曹刿“作战须取信于民”的思想。通过对语言的具体分析，再联系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直至今天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群众路线，学生就会理解。无论作战还是治国都要取信于民，这是我国的传统思想精华，我们应当吸取并继承发扬。与此同时，“情”在本句中的词义也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切实的掌握。
再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三册，编入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其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教材注释为：“诗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树’，意思是自己虽然屡遭贬谪，不中用了，但新人物大批的出现，却令人感到高兴，表现了豁达的生活态度。”注解深入到了诗句的思想精华，固然很好，但“新人物的大批出现”中的“出现”源自诗中的哪一个词呢？教材缺乏必要的注释。其实，“出现”本自“万木春”中的“春”。“春”的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形体都从艸（草）、从日、屯声、隶变作春。《说文解字》“萅，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屯声。”段玉裁注：“屯字象艸木之初生，会意兼形声。”《尚书大传》卷一上：“春，出也，故谓东方春也。”“万木春”中的“春”正是动词“出生、生长”之意，如果不特意注出，读者就会误以为它仍是名词“春天”。就这句诗而言，不只语文教材没有做到文从言出，一些著名的唐诗助读书籍也存在这种不足，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就将“病树前头万木春”笼统地理解为“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的《唐诗选注》则将此句解释为“在病树前面仍然有无数的树木在春天欣欣向荣”，两书都没有给“春”作注。这样，由于言得不到确切理解，文也就不免显得浮泛。所以，文一定要以言为依据，做到文从言出。
总之，在文言文教学中处理文与言关系时，重言轻文，就会迷失教学方向；重文轻言，则会使文流于浮泛。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文为归宿，从言出发。
（王锡丽,河北省邯郸学院中文系）
回顾以往的文言文教学，教师们总是在以下两种倾向中左摇右摆：
第一，重言轻文，理由之一是，学生阅读文言文的最大困难在语言，因此语言本身应该成为教学重点；理由之二是，试题中涉及文言文时只考言，不考文，或多考言，少考文，抓言是实，分数见增，讲文是虚，功夫白费。应当说，文言文教学重视语言，把语言落在实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教学中，重言轻文往往表现为只见言，不见文，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等被生生剥离，只剩下干巴枯燥的“之”的作用，“以”的讲法，成为“目前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参见钱梦龙《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载《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4期）。这样做的结果是考试分数也许见增，但其代价却是学生对文言文兴趣的丧失殆尽，文化精髓对学生人文精神熏陶作用的丧失殆尽，其严重后果是青少年一代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冷漠、排斥、反感和厌恶。在当今全民学英语的形势下，这种后果潜在的影响就是汉语言文化传统很难被青少年一代继承和发展，联系印度本土语言文化传统的衰落，就知道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由重言轻文而导致的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的问题不可小视。
第二，重文轻言，理由是只讲言，不讲文，引不起学生兴趣，而兴趣问题事关重大；再者，文言文辅导书比比皆是，学生们辅导书手中拿，字词句不用怕，字词句的意义只要记住就行了，教师讲解毫无意义，文言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现由务实到务虚的转换。这种思想落实在教学中，往往是重文轻言，言文分离，在分析课文的过程中不管字词。离开言而谈文，文就必然显得空泛和虚浮，有的甚至浮辩到非文上，如，有的老师讲杜甫的《春夜喜雨》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竟然联系到了气候学、农业学、地表径流的地理学知识。应该说，由轻文、轻兴趣到重文、重兴趣，对文言文教学而言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但上述务虚，是否虚到有些矫枉过正？再者，那种认为学生手中参考书多多，教师语言教学意义了了的观点也有失偏颇，且不说教辅用书差错率很高需要纠正，单就教科书的注释而言，教师完全可以就某一个词义结合古字形讲一讲它的引申脉络，这比让学生死记硬背词义，效果要好得多。
联系以上两种倾向来体会王宁先生的“文言文教学要回归到思想上来，但一定要从语言出发”，就会感到这种呼吁和告诫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文言文教学要回归到思想上来”，即文为归宿，就是指明文言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认同、理解并吸取文言文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髓，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回顾以往，文言文教学在低谷中徘徊的首要原因就是在学习目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模糊不清，迷失了方向（参见《文言文教学的困境与出路——中青年教师语文沙龙记要》，载《语文学习》2003年第4期）。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基本上是：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阅读到什么程度，多数人根据“借助工具书”理解为能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样的理解也就被当成了文言文的教学目的，这样的教学目的也就必然导致教学中的“见言不见文”。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其实，能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仅仅是文言文教学的直接目的，而不是最终目的和归宿。“最终目的是文化的继承”（参见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绪论》）和在文化继承中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教育部最新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当今文言文已不再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它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上。因此，文言文中的思想精髓、文化精华是引导学生认同、继承传统文化并从中提高人文素养的绝好内容，不但不应该舍弃，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学习文言文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比如教学杜甫《羌村三首》之三，开头一句是“群鸡正乱叫”，如果仅仅着眼于译成现代汉语这个目的，这句话就无需老师教；如果以引导学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为旨归，此句就大有讲头。比如，有的老师就启发学生联系安史之乱和今天影视新闻中所见的巴以边境的种种场景，体味到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后，是一颗饱经乱离的人对温馨和平生活的强烈真切的敏锐感受（参见陈小英《文言文是“作品”，而不是“语言材料”》，载《语文学习》2003年第4期）。这就自然激发起学生反对战争，热爱并珍视和平生活的思想，并使学生认识到热爱和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应该说，这种教法正是体现了文为归宿，是文言文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语言出发”，就是告诫我们，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言文中的思想精髓、文化精华一定是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绝不是人为外加的，只不过有时蕴含较深，需要我们多方联系，深入挖掘，具体分析才能探究得到。教学中绝不能因为强调了文为归宿就脱离了对语言本身的具体分析或径自离开语言去贴人文的标签。比如教学《曹刿论战》，其中“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反映了古人“赢得战争胜利须取信于民”的思想，是全文内容的精华，以往教学中不少教师采取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具体是：在解释“狱”、“察”、“情”等几个词的意思之后，将句意顺一顺，“大大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彻底调查清楚，也一定根据实情（去处理）”，然后就指出这句话反映了曹刿的取信于民的思想。由于缺少对语言的具体分析，得出来的思想很难使学生理解并接受。其实，句中“情”字的解释十分关键，仅仅指出它在此处的意思“实情”是不够的，必须对它进行具体分析。联系古代文献和训诂材料得知，在古人观念中，“情”是“信”（诚信）“忠”的同义词，“伪”的反义词，与今天“情”与“理”相对不一样。比如在《曹刿论战》本课中，“必以情”的下文，紧跟着就有对它的判断，“忠之属也”，《论语·子路》中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从这两句中可以看出，“情”与“忠”“信”词义相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民之情伪”，《易·系辞下》有“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这两句中“情”与“伪”相对。这就说明，在古人思想中“情”是最真诚的，与“信”、“忠”一起成为当时社会最崇尚的观念。《曹刿论战》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虽然也提到了“信”，但那是对鬼神而言，而只有在“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中，才涉及到了普通百姓的诚信，所以说，这句反映了曹刿“作战须取信于民”的思想。通过对语言的具体分析，再联系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直至今天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群众路线，学生就会理解。无论作战还是治国都要取信于民，这是我国的传统思想精华，我们应当吸取并继承发扬。与此同时，“情”在本句中的词义也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切实的掌握。
再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三册，编入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其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教材注释为：“诗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树’，意思是自己虽然屡遭贬谪，不中用了，但新人物大批的出现，却令人感到高兴，表现了豁达的生活态度。”注解深入到了诗句的思想精华，固然很好，但“新人物的大批出现”中的“出现”源自诗中的哪一个词呢？教材缺乏必要的注释。其实，“出现”本自“万木春”中的“春”。“春”的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形体都从艸（草）、从日、屯声、隶变作春。《说文解字》“萅，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屯声。”段玉裁注：“屯字象艸木之初生，会意兼形声。”《尚书大传》卷一上：“春，出也，故谓东方春也。”“万木春”中的“春”正是动词“出生、生长”之意，如果不特意注出，读者就会误以为它仍是名词“春天”。就这句诗而言，不只语文教材没有做到文从言出，一些著名的唐诗助读书籍也存在这种不足，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就将“病树前头万木春”笼统地理解为“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的《唐诗选注》则将此句解释为“在病树前面仍然有无数的树木在春天欣欣向荣”，两书都没有给“春”作注。这样，由于言得不到确切理解，文也就不免显得浮泛。所以，文一定要以言为依据，做到文从言出。
总之，在文言文教学中处理文与言关系时，重言轻文，就会迷失教学方向；重文轻言，则会使文流于浮泛。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文为归宿，从言出发。
（王锡丽,河北省邯郸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