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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晚清“文学立科”以来，在过去百余年间的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像当下这样“繁荣”——不仅每年都有数量十分巨大的批评文章与著作问世，而且一支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的“职业批评家”队伍还在不断地急速扩容。曾有论者指出，当代文学的危机不在创作，不在传播，而在阅读。尤其是在传统文学的部分门类中，甚至一度出现了“作者”多于“读者”的尴尬局面。在这一情形下，学界与文坛的“批评”热情高涨，自然是一件让人倍感鼓舞与期待的事情。是故，对于那些致力“披沙拣金”的“批评家”们，我也就一直心存好感與敬意。
不过，对于“批评家”能否成为一种“职业”，我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乃是一项在整个思想与知识生产过程的“下游”展开的工作。时至今日，学界与文坛已经不再需要回答任何关于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问题。但在“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成为一种“常识”之后，“如何批评”——或者确切地说，“以何批评”——的问题却仍旧需要“批评家”们及其文章与著作的受众所面对。
现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专业化。关于专业化的利弊得失，已有诸多论者谈及，在此无须赘言。需要说明的是，专业化有其限制，但其出现也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对于学术发展的推进作用更是显而易见。作为现代学术生产中的一环，“文学批评”大概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都无法自外于这一进程。“文学批评”走向专业化，导致的结果一是对于“批评家”的德性、修养与技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与要求，二是“文学批评”本身成为作为人文学术的“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门类。而所谓“职业批评家”，便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
然而，在专业化的“文学批评”的两种属性之间，却具有某种内在紧张与冲突。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术工作一样，首先都是一种职业技艺的操演。而“文学批评”的职业技艺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其实更多来自“文学研究”甚至“文学”以外的思想积累与知识储备。这也就使得“批评家”在面对批评对象时，如果想要真正地“入乎其内”，就必须事先具备“出乎其外”的眼光与学力。而在“内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几乎也成为“文学批评”技艺本身的“题中之意”。但从属于“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倘若仅从相应的文学史知识与文学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的话，显然又不足以支撑其面对的纷繁复杂的批评对象，更不用说进行有效与有力的批评实践了。这便是我认为“文学批评”在事实上处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下游”的主要原因，即其无法充分自足，因为“批评家”展开批评的动因与效果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文学研究”甚至“文学”以外的经验与阅历，而非“文学批评”的谱系与“文学”学科所能提供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工具。
正因一直持有这样的判断，所以当我读到刘涛的《论文学评论家不可志为文学评论家》一文时，共鸣之感便油然而生。尽管并不完全认同文中观点（例如刘涛认为“倡导‘文本细读’，实于行业有害”，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大概不在是否应当倡导“文本细读”，而是批评界对待“为何细读”以及“如何细读”的态度有待调整，“细读”本身不容否定，因为这一技艺从根本上关系到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文学批评”能否成立），但刘涛提出的“文学评论家若欲上出，必也更新深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文学评论行业若欲更上层楼，必也检查行业的整体知识结构”的主张，还是极得我心。这在我与刘涛的诸多共识中，可谓又添了一桩。而他本人执此观念进行的批评实践，也同样为我所欣赏。
我与刘涛最早是在2012年圣诞节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一次小型学术沙龙中结识的。我们一来自鲁北，一出于胶东，在广义上可属“同乡”。而此前一年，我刚到北京读书；更早一年，他也才到北京就职。相近的经历与背景让我们一见如故。于是，此后一起参会、聊天、喝酒以及“舞文弄墨”（我们都喜欢书法，也会时常交流对于彼此近作的看法）的机会也就不知不觉多了起来。
2015年，我曾先后两次邀请刘涛来北大参加学术会议。一是3月28日，我在高等人文研究院组织关于陆胤新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的专题读书会，刘涛到会发言。二是11月14至16日，我在中文系召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1872—1976）——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刘涛再次出席，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太上感应篇〉的五种读法》，参加了“儒家与道教”一组的讨论。
刘涛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他出版的五部著作——《当下消息》（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也都是这一领域中的成果。但我两次邀请刘涛参加的学术活动，却几乎与此无涉。我想这大概与他在交往中留给我的印象有关。而在两次会议中他就学术史与思想史议题所作的发言，也的确至少不比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逊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刘涛主要致力文学批评。虽然年轻，但他在批评界俨然已成卓然一家。如此立说，不仅因其所作批评文章数量众多（在他已经出版的五部著作中，除去《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一部系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余四部均为批评文集），更因其独到的批评风格已初露端倪且初具规模。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批评界，能够形成自己可以被辨识的风格，殊非易事。而刘涛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时人，特别是同人看来，刘涛最为鲜明的身份或许正是一名“批评家”。而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高度肯定。毕竟在崇尚积累与储备的人文学界，刘涛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人”。
刘涛年长于我。称其为“新人”，当然不是与其“同时代人”或者更为年轻的一辈相比，而是着眼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与学术进程。而我相信，刘涛自己也是有此雄心与魄力的。那么，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批评家”的称谓是否依旧适合准确描述刘涛的身份？我想，从这一角度来看，刘涛的文化立场、思想姿态与学术方式也许更接近“读书人”。 说刘涛是“读书人”，与他留给我的三重印象直接相关。一是尽管他的著作不少，但在我看来，他的真正兴趣乃是“读书”，而非“作文”。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在于前者的展开方式以经典阅读为中心，而后者的组织形式以问题解决为基础。刘涛虽然兼顾后者，但前者明显与他的追求更为契合。围绕对象而非问题展开学术思考，并不意味着知识结构就会支离破碎。相反，如此缀合起来的知识图景可能更具一种会通与生发的潜力。二是刘涛的批评文章在体式上与时下占据主流的学术论文的面目很不一样，而更像是古人的读書札记，是他“读书”生活的自然延伸。通常而言，在现代学术的生产过程中，撰写读书札记是论文写作之前的准备环节。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好的读书札记本身即是学术表达的一种文体。在学术文体日益单一的当下，使用好的学术札记呈现思考、表达判断，这种尝试无疑值得提倡。刘涛有此意识并且进行实践，这一方向可谓为当下学术生产“祛弊纠偏”。三是刘涛所作虽然多为“文学批评”，但我感觉，他的关怀所在其实远非“文学”。正如他的批评文章，很少对于文本进行形式分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着眼点都是作品的思想层面以及其中包孕的作家思想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脉络中具有的贡献与局限。他尤其关注那些经由开掘与阐释之后带有当下启示的思想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他真正看重的并非通过批评总结经验，从而推动一个时代的文学演进。他从事批评的目的其实更多地在于参与当下的文化与精神建构。换句话说，他是要“通经致用”的。这自然也是一种“读书人”的态度。
强调刘涛的“读书人”身份，意在凸显其与一般的“职业批评家”的不同面向。当然，“读书人”千门万户，单以态度、文体与旨趣三者界定，自是不免粗疏。而在“读书人”中，有一类可曰“观风者”。刘涛与此庶几近之。
刘涛自谓：“我读文学，颇似观风，希望借文学了解世道与人心。”正因如此，对于自家著作，他坦言“可作文学史观，亦可不作文学史观”（《〈“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导言》）。至于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他也认为：“批评家应是‘观风’者”，“风关乎症，‘观风’就是通过风来观政教”（周明全、刘涛：《“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访80后批评家刘涛》）。可见对于“观风”，刘涛具有充分自觉。而“文学批评”只是他借以“观风”的主要门径。
所谓“观风”，“察势观风”者也。王汎森在《“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一文中，通过开掘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刘咸炘的相关论述，精辟地指出历史发展如同“风”之兴替，而“风”乃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之物，最为不易把握。但人文学术的根本目的恰在追求“察势观风”。（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167—20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涛于此，显然所见略同。只不过与史家不同，他选择经由文学触摸时代之“风”，并以历史进程为参照，探究当下敞开与延展的方向性。而文学之所以在他的视野与关怀中独出，乃是因为在他看来，“逸闻为民风，就是历史的某种形态，历史因之活起来并丰满起来。逸闻是小说和诗歌的根据，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与历史的本质相去不远。陈寅恪先生倡‘以诗证史’，一时奉为高论，其实历史与诗本就相通，何必诗证史、史证诗”（刘涛：《逸闻的历史——评土家族作家蜀虎〈武陵的红〉》）。
刘涛的这一“文学/历史”观念，不由让人想起有周一代的“采诗”传统。而他在《论文学评论家不可志为文学评论家》一文中也曾以周代的“采诗之官”自况。他认为“采诗之官”与“文学评论家”可谓“名异实同”，因为“采诗之官行于四方，搜集民谣民歌，当然不是为了比较哪首遣词造句优美，研究有几个流派，各呈现什么风貌，而是由诗而判断政治，由歌谣了解民风，知民心民情，其意在了解当代，备王省察更正”。刘涛从事“文学批评”的立意与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而“眼光来自古典，用心始终在当下”（黄德海：《〈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序》），也正是刘涛留给友人的普遍印象。
对于“备王省察更正”的“文学/历史”观念，恐怕在时人中不免会存在争议。不过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其实无可厚非。而且经由“采诗”而“观风”的学术追求，对于调整当下文学批评高度专业化的局面，更是不无直接且深刻的启示作用。
王汎森总结刘咸炘“偏好用‘纵’、‘横’这一对观念来解释‘风’之形成”，“‘纵’的是‘时风’、也就是人类在历时性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化；‘横’的是‘土风’，是地域、环境、土俗等因素。”（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是故，“观风”自然也就具有“纵观”与“横观”两种方式。在刘涛的五部著作中，贯穿的思路其实主要有两种，一是他提出的作为“一种文学史实验”的“通三统”，二是对于70后作家的追踪阅读与系统批评，大致正可与这两种“观风”方式相互对应。
“通三统”本为学者甘阳重新激活的一个公羊学中的传统概念，用来阐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甘阳：《关于“通三统”》，见《通三统》，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此说在学界影响很大。而刘涛不惧“影响的焦虑”，毅然借用，并且先后推出两部以“通三统”命名的著作。在他看来，“今天的诸多问题发端于晚清，欲理解现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现在的境况”。（刘涛：《〈“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导言》）他的“通三统”，指的便是将晚清以降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三者合而观之的学术思路。如果说他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是为这一工作所做的准备的话，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则是对此进行的接续与回应。而这无疑正是一种“纵观”的努力。
至于“横观”，在刘涛的著作中，则以《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为代表。在这部著作中，他先后论述了五十余位70后作家。其中既有知名作家，也有创作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人”，还有若干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声名不彰但却足够具有个性的地方作者，以及一些不以创作著称但有作品问世的“批评家”同人，等等。对于每位作家，他都力图捕捉到其独特面向，进而在此基础上汇聚出了一张“众声喧哗”的70后作家群像。他继而通过生动呈现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复杂状况，切入对于这一时代的思潮与时势的把握与分析，达致“横观”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涛在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投入了极大精力阅读与讨论“边缘”作家作品。这一方面当然是“文学批评”的使命使然，因为批评实践的目的之一便是发现好作家与好作品，为总结文学经验进行初步清理与爬梳。但另一方面，在刘涛那里这还与其“观风者”的自我定位紧密相连。王汎森发现：“刘咸炘认为历史贵在能见‘生民’与‘风俗’”，他“屡屡提到风俗、小事之重要”，所以对于“观风者”而言，“不能只看政治，还要看民俗”（王汎森：《“风”—— 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在这一点上，刘涛也充分进行了落实。
在“纵观”与“横观”之外，其实刘涛还有一手功夫，便是“杂观”。常言“杂观遍览”，指的便是一种博览群书的兴致与能力。刘涛是“读书人”，于此自然颇有心得。而在他的“文学批评”的观念与实践中，不仅“批评”不同于常意，指向“观风”；他对于“文学”的理解，较之时人普遍享有的现代“文学”观念，也更为开放与多元。他所“批评”的许多文本，并非典型的“文学文本”。但正是在自由出入于不同类型的文本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综合之识”。
“综合之识”也是刘咸炘提出的主张。王汎森将刘咸炘的这一观点概括为“历史的书写要跳出独立的格子，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而只有具备了这一学术境界，方能真正“观风”。刘涛的“纵观”、“横观”与“杂观”，便是致力于此。姑且不论其实现程度如何，单是能够树立此种意识，便已决定了其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批评家”不同。
“批评家”“读书人”与“观风者”三种身份在刘涛身上是高度统一的。“读书”是核心，“观风”是目的，“批评”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刘涛的学术研究乃是一种“为己”之学。但也正因其追求“为己”，所以才更具有一种坚实、厚重与通达的气象。
因与刘涛已有数年交往，所以谈论其“印象”，原本以为会很轻松。不想待到下笔，却发现颇费思量，原因在于尽管刘涛登上学术舞台已经有年，但无论其人，还是其学其文，其实都还在“野蛮生长”。是故，此文多言其“观念”“品格”“方向”与“气象”，而无意做“全面考察”与“整体评价”。对于刘涛，我的态度更多的是期待以及乐观其成。
回到关于“文学批评”专业化的思考。我想刘涛的尝试至少昭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即从专业化中“跳出”，努力回到专业化以前的思想世界与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在事实上“虽不能至”的彼岸境界，但是否“心向往之”，则决定了此岸实践的价值立场与行动效果。
当然，刘涛的尝试并非唯一可能的路径，因为人文学者究竟应当成为“专家”还是“通人”其实并不矛盾。章太炎是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典型的“通人”，但在他论及“治国学之方法”时，所举“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与“辨文学应用”五则其實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学术门类。（章太炎：《国学概论》，7—1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而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代表人物萨孟武，同样可以借助其专业知识，完成《〈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与《〈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部别开生面的跨界著作，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做出“发凡起例”式的开创成果。可见，“专”与“通”两者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成为彼此的基础。倘若因“专”失“通”或者因“通”失“专”，那么或许更多乃是学者个人的缘故，而非专业化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先成为一个或者几个领域中的“专家”而一味追求成为“通人”，想必最终的结果只能流于汗漫与轻浮。循此反观，由于“文学批评”专业化导致的诸种问题，可能是专业化的限制所致，但也很有可能是专业化的程度不够所及。这也是我在阅读刘涛提出的“不可将个人困境迁怒于社会或他人，永远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主张时（《“青年学者的困境与出路”谈》），不禁想到的。
2016年10月14日，于京西畅春新园
不过，对于“批评家”能否成为一种“职业”，我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乃是一项在整个思想与知识生产过程的“下游”展开的工作。时至今日，学界与文坛已经不再需要回答任何关于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问题。但在“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成为一种“常识”之后，“如何批评”——或者确切地说，“以何批评”——的问题却仍旧需要“批评家”们及其文章与著作的受众所面对。
现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是专业化。关于专业化的利弊得失，已有诸多论者谈及，在此无须赘言。需要说明的是，专业化有其限制，但其出现也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对于学术发展的推进作用更是显而易见。作为现代学术生产中的一环，“文学批评”大概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都无法自外于这一进程。“文学批评”走向专业化，导致的结果一是对于“批评家”的德性、修养与技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与要求，二是“文学批评”本身成为作为人文学术的“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门类。而所谓“职业批评家”，便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
然而，在专业化的“文学批评”的两种属性之间，却具有某种内在紧张与冲突。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术工作一样，首先都是一种职业技艺的操演。而“文学批评”的职业技艺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其实更多来自“文学研究”甚至“文学”以外的思想积累与知识储备。这也就使得“批评家”在面对批评对象时，如果想要真正地“入乎其内”，就必须事先具备“出乎其外”的眼光与学力。而在“内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几乎也成为“文学批评”技艺本身的“题中之意”。但从属于“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倘若仅从相应的文学史知识与文学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的话，显然又不足以支撑其面对的纷繁复杂的批评对象，更不用说进行有效与有力的批评实践了。这便是我认为“文学批评”在事实上处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下游”的主要原因，即其无法充分自足，因为“批评家”展开批评的动因与效果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文学研究”甚至“文学”以外的经验与阅历，而非“文学批评”的谱系与“文学”学科所能提供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工具。
正因一直持有这样的判断，所以当我读到刘涛的《论文学评论家不可志为文学评论家》一文时，共鸣之感便油然而生。尽管并不完全认同文中观点（例如刘涛认为“倡导‘文本细读’，实于行业有害”，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大概不在是否应当倡导“文本细读”，而是批评界对待“为何细读”以及“如何细读”的态度有待调整，“细读”本身不容否定，因为这一技艺从根本上关系到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文学批评”能否成立），但刘涛提出的“文学评论家若欲上出，必也更新深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文学评论行业若欲更上层楼，必也检查行业的整体知识结构”的主张，还是极得我心。这在我与刘涛的诸多共识中，可谓又添了一桩。而他本人执此观念进行的批评实践，也同样为我所欣赏。
我与刘涛最早是在2012年圣诞节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一次小型学术沙龙中结识的。我们一来自鲁北，一出于胶东，在广义上可属“同乡”。而此前一年，我刚到北京读书；更早一年，他也才到北京就职。相近的经历与背景让我们一见如故。于是，此后一起参会、聊天、喝酒以及“舞文弄墨”（我们都喜欢书法，也会时常交流对于彼此近作的看法）的机会也就不知不觉多了起来。
2015年，我曾先后两次邀请刘涛来北大参加学术会议。一是3月28日，我在高等人文研究院组织关于陆胤新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的专题读书会，刘涛到会发言。二是11月14至16日，我在中文系召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1872—1976）——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刘涛再次出席，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太上感应篇〉的五种读法》，参加了“儒家与道教”一组的讨论。
刘涛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他出版的五部著作——《当下消息》（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也都是这一领域中的成果。但我两次邀请刘涛参加的学术活动，却几乎与此无涉。我想这大概与他在交往中留给我的印象有关。而在两次会议中他就学术史与思想史议题所作的发言，也的确至少不比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逊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刘涛主要致力文学批评。虽然年轻，但他在批评界俨然已成卓然一家。如此立说，不仅因其所作批评文章数量众多（在他已经出版的五部著作中，除去《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一部系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余四部均为批评文集），更因其独到的批评风格已初露端倪且初具规模。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批评界，能够形成自己可以被辨识的风格，殊非易事。而刘涛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时人，特别是同人看来，刘涛最为鲜明的身份或许正是一名“批评家”。而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高度肯定。毕竟在崇尚积累与储备的人文学界，刘涛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人”。
刘涛年长于我。称其为“新人”，当然不是与其“同时代人”或者更为年轻的一辈相比，而是着眼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与学术进程。而我相信，刘涛自己也是有此雄心与魄力的。那么，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批评家”的称谓是否依旧适合准确描述刘涛的身份？我想，从这一角度来看，刘涛的文化立场、思想姿态与学术方式也许更接近“读书人”。 说刘涛是“读书人”，与他留给我的三重印象直接相关。一是尽管他的著作不少，但在我看来，他的真正兴趣乃是“读书”，而非“作文”。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在于前者的展开方式以经典阅读为中心，而后者的组织形式以问题解决为基础。刘涛虽然兼顾后者，但前者明显与他的追求更为契合。围绕对象而非问题展开学术思考，并不意味着知识结构就会支离破碎。相反，如此缀合起来的知识图景可能更具一种会通与生发的潜力。二是刘涛的批评文章在体式上与时下占据主流的学术论文的面目很不一样，而更像是古人的读書札记，是他“读书”生活的自然延伸。通常而言，在现代学术的生产过程中，撰写读书札记是论文写作之前的准备环节。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好的读书札记本身即是学术表达的一种文体。在学术文体日益单一的当下，使用好的学术札记呈现思考、表达判断，这种尝试无疑值得提倡。刘涛有此意识并且进行实践，这一方向可谓为当下学术生产“祛弊纠偏”。三是刘涛所作虽然多为“文学批评”，但我感觉，他的关怀所在其实远非“文学”。正如他的批评文章，很少对于文本进行形式分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着眼点都是作品的思想层面以及其中包孕的作家思想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脉络中具有的贡献与局限。他尤其关注那些经由开掘与阐释之后带有当下启示的思想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他真正看重的并非通过批评总结经验，从而推动一个时代的文学演进。他从事批评的目的其实更多地在于参与当下的文化与精神建构。换句话说，他是要“通经致用”的。这自然也是一种“读书人”的态度。
强调刘涛的“读书人”身份，意在凸显其与一般的“职业批评家”的不同面向。当然，“读书人”千门万户，单以态度、文体与旨趣三者界定，自是不免粗疏。而在“读书人”中，有一类可曰“观风者”。刘涛与此庶几近之。
刘涛自谓：“我读文学，颇似观风，希望借文学了解世道与人心。”正因如此，对于自家著作，他坦言“可作文学史观，亦可不作文学史观”（《〈“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导言》）。至于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他也认为：“批评家应是‘观风’者”，“风关乎症，‘观风’就是通过风来观政教”（周明全、刘涛：《“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访80后批评家刘涛》）。可见对于“观风”，刘涛具有充分自觉。而“文学批评”只是他借以“观风”的主要门径。
所谓“观风”，“察势观风”者也。王汎森在《“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一文中，通过开掘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刘咸炘的相关论述，精辟地指出历史发展如同“风”之兴替，而“风”乃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之物，最为不易把握。但人文学术的根本目的恰在追求“察势观风”。（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167—20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涛于此，显然所见略同。只不过与史家不同，他选择经由文学触摸时代之“风”，并以历史进程为参照，探究当下敞开与延展的方向性。而文学之所以在他的视野与关怀中独出，乃是因为在他看来，“逸闻为民风，就是历史的某种形态，历史因之活起来并丰满起来。逸闻是小说和诗歌的根据，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与历史的本质相去不远。陈寅恪先生倡‘以诗证史’，一时奉为高论，其实历史与诗本就相通，何必诗证史、史证诗”（刘涛：《逸闻的历史——评土家族作家蜀虎〈武陵的红〉》）。
刘涛的这一“文学/历史”观念，不由让人想起有周一代的“采诗”传统。而他在《论文学评论家不可志为文学评论家》一文中也曾以周代的“采诗之官”自况。他认为“采诗之官”与“文学评论家”可谓“名异实同”，因为“采诗之官行于四方，搜集民谣民歌，当然不是为了比较哪首遣词造句优美，研究有几个流派，各呈现什么风貌，而是由诗而判断政治，由歌谣了解民风，知民心民情，其意在了解当代，备王省察更正”。刘涛从事“文学批评”的立意与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而“眼光来自古典，用心始终在当下”（黄德海：《〈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序》），也正是刘涛留给友人的普遍印象。
对于“备王省察更正”的“文学/历史”观念，恐怕在时人中不免会存在争议。不过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其实无可厚非。而且经由“采诗”而“观风”的学术追求，对于调整当下文学批评高度专业化的局面，更是不无直接且深刻的启示作用。
王汎森总结刘咸炘“偏好用‘纵’、‘横’这一对观念来解释‘风’之形成”，“‘纵’的是‘时风’、也就是人类在历时性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化；‘横’的是‘土风’，是地域、环境、土俗等因素。”（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是故，“观风”自然也就具有“纵观”与“横观”两种方式。在刘涛的五部著作中，贯穿的思路其实主要有两种，一是他提出的作为“一种文学史实验”的“通三统”，二是对于70后作家的追踪阅读与系统批评，大致正可与这两种“观风”方式相互对应。
“通三统”本为学者甘阳重新激活的一个公羊学中的传统概念，用来阐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甘阳：《关于“通三统”》，见《通三统》，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此说在学界影响很大。而刘涛不惧“影响的焦虑”，毅然借用，并且先后推出两部以“通三统”命名的著作。在他看来，“今天的诸多问题发端于晚清，欲理解现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现在的境况”。（刘涛：《〈“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导言》）他的“通三统”，指的便是将晚清以降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三者合而观之的学术思路。如果说他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是为这一工作所做的准备的话，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则是对此进行的接续与回应。而这无疑正是一种“纵观”的努力。
至于“横观”，在刘涛的著作中，则以《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为代表。在这部著作中，他先后论述了五十余位70后作家。其中既有知名作家，也有创作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人”，还有若干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声名不彰但却足够具有个性的地方作者，以及一些不以创作著称但有作品问世的“批评家”同人，等等。对于每位作家，他都力图捕捉到其独特面向，进而在此基础上汇聚出了一张“众声喧哗”的70后作家群像。他继而通过生动呈现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复杂状况，切入对于这一时代的思潮与时势的把握与分析，达致“横观”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涛在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投入了极大精力阅读与讨论“边缘”作家作品。这一方面当然是“文学批评”的使命使然，因为批评实践的目的之一便是发现好作家与好作品，为总结文学经验进行初步清理与爬梳。但另一方面，在刘涛那里这还与其“观风者”的自我定位紧密相连。王汎森发现：“刘咸炘认为历史贵在能见‘生民’与‘风俗’”，他“屡屡提到风俗、小事之重要”，所以对于“观风者”而言，“不能只看政治，还要看民俗”（王汎森：《“风”—— 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在这一点上，刘涛也充分进行了落实。
在“纵观”与“横观”之外，其实刘涛还有一手功夫，便是“杂观”。常言“杂观遍览”，指的便是一种博览群书的兴致与能力。刘涛是“读书人”，于此自然颇有心得。而在他的“文学批评”的观念与实践中，不仅“批评”不同于常意，指向“观风”；他对于“文学”的理解，较之时人普遍享有的现代“文学”观念，也更为开放与多元。他所“批评”的许多文本，并非典型的“文学文本”。但正是在自由出入于不同类型的文本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综合之识”。
“综合之识”也是刘咸炘提出的主张。王汎森将刘咸炘的这一观点概括为“历史的书写要跳出独立的格子，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而只有具备了这一学术境界，方能真正“观风”。刘涛的“纵观”、“横观”与“杂观”，便是致力于此。姑且不论其实现程度如何，单是能够树立此种意识，便已决定了其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批评家”不同。
“批评家”“读书人”与“观风者”三种身份在刘涛身上是高度统一的。“读书”是核心，“观风”是目的，“批评”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刘涛的学术研究乃是一种“为己”之学。但也正因其追求“为己”，所以才更具有一种坚实、厚重与通达的气象。
因与刘涛已有数年交往，所以谈论其“印象”，原本以为会很轻松。不想待到下笔，却发现颇费思量，原因在于尽管刘涛登上学术舞台已经有年，但无论其人，还是其学其文，其实都还在“野蛮生长”。是故，此文多言其“观念”“品格”“方向”与“气象”，而无意做“全面考察”与“整体评价”。对于刘涛，我的态度更多的是期待以及乐观其成。
回到关于“文学批评”专业化的思考。我想刘涛的尝试至少昭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即从专业化中“跳出”，努力回到专业化以前的思想世界与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在事实上“虽不能至”的彼岸境界，但是否“心向往之”，则决定了此岸实践的价值立场与行动效果。
当然，刘涛的尝试并非唯一可能的路径，因为人文学者究竟应当成为“专家”还是“通人”其实并不矛盾。章太炎是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典型的“通人”，但在他论及“治国学之方法”时，所举“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与“辨文学应用”五则其實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学术门类。（章太炎：《国学概论》，7—1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而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代表人物萨孟武，同样可以借助其专业知识，完成《〈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与《〈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部别开生面的跨界著作，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做出“发凡起例”式的开创成果。可见，“专”与“通”两者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成为彼此的基础。倘若因“专”失“通”或者因“通”失“专”，那么或许更多乃是学者个人的缘故，而非专业化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先成为一个或者几个领域中的“专家”而一味追求成为“通人”，想必最终的结果只能流于汗漫与轻浮。循此反观，由于“文学批评”专业化导致的诸种问题，可能是专业化的限制所致，但也很有可能是专业化的程度不够所及。这也是我在阅读刘涛提出的“不可将个人困境迁怒于社会或他人，永远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主张时（《“青年学者的困境与出路”谈》），不禁想到的。
2016年10月14日，于京西畅春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