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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子书的繁兴必以思想自由活跃为基础，所以春秋战国是子书最辉煌的时代。大一统的思想和政治统治使汉代以后的子书渐趋衰微。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与此相应，清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子书创作繁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子书中，《潜书》最具时代特色，最有代表性。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别号圃亭。达州（今四川省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因与上司不合，任职十月即弃官，寓居吴门。唐甄的祖父唐自华在崇祯年间曾组织地方武装抵抗张献忠的军队。叔祖唐自彩明亡时为浙江临安知县，聚众抗清，被捕后不屈而死。父亲唐阶泰，字瞿瞿，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吴江知县。明亡前，擢广东海北道参议，未赴任。弘光及鲁王监国期间，曾避居山阴、新昌，后还寓吴江，顺治七年（1650）忧愤病卒。
唐阶泰是明末大儒黄道周的弟子。黄道周成长于东南海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艰辛的耕作生活，他的性格、行事、思想和文章都与江南士人显著不同。崇祯年间，他以渊博的学问和奇崛的风骨吸引了大批青年文士，所到之处均有弟子追随。余杭的大涤山书院是黄道周在江南的讲学之地。黄道周曾应唐阶泰之请为其父唐自华作《唐棣之墓志》，文章详叙唐自华在抵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时表现出的才干和气节，文末黄道周如是评论：
黄石史曰：世何患无材，汉魏之末，遘难，不数年，豪杰磨砺，往往自奋。若庞萌、田子春、太史子义之流，皆率乡闾，部署子弟与强敌抗，屹一敌国。世何患无材，患无其心耳。
由有才干的乡绅组织地方武装是抗击暴动的农民军的有效方式，黄道周（号石斋）举了汉末的例子，而晚清的曾国藩训练湘军打败太平天国起义军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黄石斋的政治眼光还是比较深远的，他的政治观念对其弟子影响甚大。
唐甄的舅父李长祥是清初著名遗民。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其生平事迹见全祖望《前侍郎达州李公研斋行状》。李长祥在鲁王监国时任右佥都御史，鲁王浮海后，与张煌言、王翊屯兵上虞东山，兵败后被捕，先后居绍兴、杭州、南京，于南京娶才女“钟山秀才”，晚年寓居常州，后南下广东，病逝于韶州，有《天问阁集》。李长祥晚年侨寓南京、常州时，撰写了系列史论，对明末的政治、党争做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的文章观念也与江南文人大异，对吴中地区推崇欧阳修古文的风气极为不满，他的文章好尚比较接近前、后七子，推崇秦汉古文。他服膺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和“修辞立其诚”的观点，把文章分为“圣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类，而“文人之文”又有“古文人之文”、“今文人之文”的区分。“圣人之文”是文章的最高典范，即五经之文。他更看重“古文人之文”：“盖古文人之文，文之外别有以为其文者也。”所谓“古文人之文”，应该是清初与“文人之文”对立的“学者之文”。李长祥在标举秦汉古文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文章之外的作者的学养，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只注重字句模拟的不足，代表清初在唐宋古文之外的古文风尚。
唐甄少年时代曾经“附居舅氏李研斋家”，成年后与李长祥一直往还，李长祥对唐甄的影响是直接的，大陶之学可以说出于研斋。唐甄之婿王闻远在《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中记其读书作文情形：
先生贯综经史，扬榷风雅，非秦汉之书弗读也。谓“唐宋以来，文章冗弱靡曼，不克举秦火于天下，当举秦火于私家”。其著书，不肯一字袭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书》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后今，具备其中。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唐甄读书和文章观念与明代前、后七子颇为相近，但他强调文章里作者的主体意识，鄙薄仅在形式上模仿古人，又超越了前后七子，体现了黄道周、李长祥的学术、文章脉络。
《潜书》是唐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种，唐甄的政治思想、学术主张都浓缩于这部书中。他自述此书的写作和内容：“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凡四十七篇；号曰《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非虚言也。”在《潜书》的开篇，唐甄以《辨儒》、《尊孟》、《宗孟》、《法王》四篇表达他的思想脉络，由孟子而至王守仁，这样的思想谱系决定了唐甄思想的两个侧面：在思想方法上，他发挥王学注重知性主体的传统；在社会思想领域，他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唐甄治学，主张“从悦以入”。“悦”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他阐释“悦”的内涵：“悦者，非适情之谓，非徇欲之谓。心之本体，虚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还之太空，无有障之者；以皦日还之皦日，无有蔽之者。顺乎自然，无强制之劳，有安获之益，吾之所谓悦者，盖如是也。”这样的为学宗旨可以看出从孟子“性善”、禅宗“佛性”到王守仁“良知”的思想脉络。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批评阳明心学成为一时学术风尚，在此背景下唐甄坚守王学立场，需要独特的见识和独立的风骨。
《潜书》的政治社会思想同样值得关注。唐甄继承孟子以民为本思想，必然觸及封建君主专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原君》、《原臣》对君主、大臣的性质、职责、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唐甄的民本思想也与黄宗羲的思路相似，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杀人之事，盗贼居其半，帝王居其半……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在《室语》中，唐甄指出：“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无故而杀之，其罪岂不重于匹夫！”他尖锐地揭示了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滥杀无辜所造成的人间惨剧，这些都是积聚在中国民众心头千百年而无法倾吐之辞。 唐甄还提出了富民的思想。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他的富民主张是：“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他指出，造成民众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官府的“虐取”，即由于官吏的貪婪而对人民横征暴敛。在政府层面，只要不去扰民，因势利导，百姓自然富足。而对于百姓来说，耕田、经商皆可致富，二者并无高下之分。《潜书》还从儒家仁政的立场主张不用酷刑，《省刑》细致描绘了山东杖刑和夹棍的惨烈，唐甄在担任山西长子知县的近一年时间里，“夹棍非刑，废而不用。俗用之杖，虽未能遽改，以从律之制，然且薄且减，亦不乖制”，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
在社会伦理关系上，唐甄特别重视“内伦”，即夫妻关系。治理百姓，必须切近人情，他说：“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这种理性平实的态度代表了一些清醒的学者的共识。
《潜书》中一些论题的提出和展开都针对晚明政治、社会及学术问题，其思路和观点都和李长祥一脉相承，如唐甄评论嘉靖、崇祯两朝那些直谏的大臣说：
我观两朝之臣，无诱君之术，无取信之实，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纷纷然攻权奸、谪横政、彰君过以明己直，惟恐杖之不加于身而烟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是谓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后亡，亦与有咎矣。（《格君》）
这段议论透过历史现象的表面看到了更为实质的东西，指出晚明嚣竞的士风对国势的危害，发人所不敢发。唐甄评论崇祯皇帝说：“庄烈皇帝亦刚毅有为之君也。以藩王继统，即位之初孤立无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宴然，不惊不变。忧勤十七年，无酒色之荒，晏游之乐，终于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岂亡国之君哉！”（《任相》）唐甄对晚明士人的结党习气深恶痛绝，他认为：“党者，国之危疾，不治必亡。”（《除党》）他论党争不再纠缠于东林中君子小人之辨，他阐述自己的立场说：“吾与子论党者，伤人国之沦亡，恶人心之中戾气，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学，以为后世取法。”他对明末以来士林称赞高攀龙“不畏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屈身以从小人，固可丑也；杀身以殉小人，亦自轻也。是故义有所不立，勇有所不为，忠有所不致。”（《有为》）这既是对死于阉党迫害的东林士人的批评，也是对晚明党争清醒理性的看法，与清初流行的观点不同。《潜书》下篇以《贱奴》、《丑奴》、《去奴》、《耻奴》四篇来探讨宫廷太监干政的问题，也是有感于明末的阉党给朝政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破坏，如何管理阉人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唐甄友人杨宾说：“唐子铸万独喜《孟子》、《战国策》、《管》、《列》诸书，读之终身不倦。”（《唐铸万潜书序》）唐甄推崇先秦诸子之文，《潜书》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章法都体现鲜明的子书特色。《潜书》全书分上、下二篇，上、下篇又各分上、下，共四篇九十七个子目，《四库全书总目》称这个结构“大略仿《论衡》之体”，是系统、完备的子书章法。
在具体行文中，唐甄吸收借鉴先秦诸子的写作手法，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对论题展开分析辩难，这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文体形式。《潜书》中的说理，一般都通过比喻、寓言来增强表达效果，可以明显地看到《孟子》、《庄子》、《战国策》的影响。关于《战国策》的文体，钱基博先生指出：“盖由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韵文，则为楚《骚》之扬厉；由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语言，则为《国策》之纵横；虽语文攸异，而为比兴一也。”中国文学的比兴传统在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中都有继承。《潜书》中的寓言和事例，唐甄多用近典，即明末的政治、人物和自己的经历及朋友的事迹，这样的用典特点表明作者意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而重新思考政治体制的问题，如书中多次谈到崇祯皇帝，既肯定了他的能力和功绩，也批评了他的失误，而崇祯皇帝的失误牵涉到更复杂的明末政治形态。
《潜书》的文章，有《孟子》的跌宕、《庄子》的诙诡和《战国策》的纵横，如开篇《辨儒》谈宋明理学之功：
唐子曰：“更有于此：昔者宋国日蹙，窜于吴越，其后诸儒继起，以正心诚意之学匡其君，变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于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伤一卒，不废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趋，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东西拓地数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闻之乎？”
这样纵横诙谐的文风自宋代以来已不多见了。《潜书》较好地接续了先秦诸子文风，跳出了唐宋古文和八股文的结构模式。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异常复杂、曲折的时期，晚明社会出现的诸如城市化进程、传统观念的改变等现象都预示着古老的中国社会正在自下而上地朝一个全新的方向转变，而满族入主中原使这个进程停止了脚步。在清初痛定思痛的氛围里，不少有识之士用他们在晚明社会养成的怀疑批判精神来剖析明朝政权的腐朽，进而质疑整个封建政权的合理性，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清初是子书复兴的时代。清初的知识阶层关注的焦点是政权和社会，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撰写了相关的论著。这些著作大多具有严密的体系，涉及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从形式上来看，很像先秦的子书。王文濡《国朝文汇序三》说：“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纵横胜，修洁胜。”在《潜书》之前，这类著作主要有如下几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黄书》，费密《弘道书》，贺贻孙《激书》，胡承诺《绎志》等，顾炎武《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论》七篇系列论文，万应隆《独断》、《兼听》、《端教》、《用舍》、《予夺》、《财富》、《田息》、《减赋》、《加赋》、《荒政》、《秋粮》、《明刑》等十六篇系列论文，均以政治为中心，是清初议政子书的另外一种形式。
作为议论文体之一的“书”有其特殊性，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在大臣给皇帝的“上书”和普通的书信之外，“别以议论笔之而为书也。然作者甚少，故诸集不载。唯唐李翱有《复性》、《平赋》等书，而《平赋》法制精详，议论正大，有天下者诚能推其说而行之，致治不难矣。故特采之以为一体”。以“书”为名的文章或著作，其内容多为思想学术的重要命题或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其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清初议政子书多以“书”为名，体现了作者的抱负和期待。清初学者撰写这些著作的目的十分明确，正如万斯同所说的那样：“使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之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与从子贞一书》，《石园文集》卷七）这里包含着鲜明的经世祈向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表现了清初学者文化胸怀的开阔和宏通。顾炎武在写给黄宗羲的信中说：“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思旧录》）顾炎武、黄宗羲都对自己的著作充满自信和期待。刘熙载说：“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艺概·文概》）清初的子书作者学识渊博，身历忧患，见解深刻，故能承续先秦两汉遗风，在子书创作上有所成就。
清初子书一般都从批判明朝的政权组织、财赋、兵制、科举、学风等问题入手探讨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这往往会触及封建社会的敏感区域，如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君臣关系等。子书的作者都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最具理论深度和批判锋芒的著作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潜书》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明末政治的理性看法，其整体的思想格局并未超越孟子民本思想的范围。在清初子书中，《潜书》的文体最接近先秦诸子，它代表短暂的子书时代的终结。
一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别号圃亭。达州（今四川省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因与上司不合，任职十月即弃官，寓居吴门。唐甄的祖父唐自华在崇祯年间曾组织地方武装抵抗张献忠的军队。叔祖唐自彩明亡时为浙江临安知县，聚众抗清，被捕后不屈而死。父亲唐阶泰，字瞿瞿，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吴江知县。明亡前，擢广东海北道参议，未赴任。弘光及鲁王监国期间，曾避居山阴、新昌，后还寓吴江，顺治七年（1650）忧愤病卒。
唐阶泰是明末大儒黄道周的弟子。黄道周成长于东南海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艰辛的耕作生活，他的性格、行事、思想和文章都与江南士人显著不同。崇祯年间，他以渊博的学问和奇崛的风骨吸引了大批青年文士，所到之处均有弟子追随。余杭的大涤山书院是黄道周在江南的讲学之地。黄道周曾应唐阶泰之请为其父唐自华作《唐棣之墓志》，文章详叙唐自华在抵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时表现出的才干和气节，文末黄道周如是评论：
黄石史曰：世何患无材，汉魏之末，遘难，不数年，豪杰磨砺，往往自奋。若庞萌、田子春、太史子义之流，皆率乡闾，部署子弟与强敌抗，屹一敌国。世何患无材，患无其心耳。
由有才干的乡绅组织地方武装是抗击暴动的农民军的有效方式，黄道周（号石斋）举了汉末的例子，而晚清的曾国藩训练湘军打败太平天国起义军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黄石斋的政治眼光还是比较深远的，他的政治观念对其弟子影响甚大。
唐甄的舅父李长祥是清初著名遗民。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其生平事迹见全祖望《前侍郎达州李公研斋行状》。李长祥在鲁王监国时任右佥都御史，鲁王浮海后，与张煌言、王翊屯兵上虞东山，兵败后被捕，先后居绍兴、杭州、南京，于南京娶才女“钟山秀才”，晚年寓居常州，后南下广东，病逝于韶州，有《天问阁集》。李长祥晚年侨寓南京、常州时，撰写了系列史论，对明末的政治、党争做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的文章观念也与江南文人大异，对吴中地区推崇欧阳修古文的风气极为不满，他的文章好尚比较接近前、后七子，推崇秦汉古文。他服膺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和“修辞立其诚”的观点，把文章分为“圣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类，而“文人之文”又有“古文人之文”、“今文人之文”的区分。“圣人之文”是文章的最高典范，即五经之文。他更看重“古文人之文”：“盖古文人之文，文之外别有以为其文者也。”所谓“古文人之文”，应该是清初与“文人之文”对立的“学者之文”。李长祥在标举秦汉古文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文章之外的作者的学养，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只注重字句模拟的不足，代表清初在唐宋古文之外的古文风尚。
唐甄少年时代曾经“附居舅氏李研斋家”，成年后与李长祥一直往还，李长祥对唐甄的影响是直接的，大陶之学可以说出于研斋。唐甄之婿王闻远在《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中记其读书作文情形：
先生贯综经史，扬榷风雅，非秦汉之书弗读也。谓“唐宋以来，文章冗弱靡曼，不克举秦火于天下，当举秦火于私家”。其著书，不肯一字袭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书》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后今，具备其中。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唐甄读书和文章观念与明代前、后七子颇为相近，但他强调文章里作者的主体意识，鄙薄仅在形式上模仿古人，又超越了前后七子，体现了黄道周、李长祥的学术、文章脉络。
二
《潜书》是唐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种，唐甄的政治思想、学术主张都浓缩于这部书中。他自述此书的写作和内容：“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凡四十七篇；号曰《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非虚言也。”在《潜书》的开篇，唐甄以《辨儒》、《尊孟》、《宗孟》、《法王》四篇表达他的思想脉络，由孟子而至王守仁，这样的思想谱系决定了唐甄思想的两个侧面：在思想方法上，他发挥王学注重知性主体的传统；在社会思想领域，他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唐甄治学，主张“从悦以入”。“悦”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他阐释“悦”的内涵：“悦者，非适情之谓，非徇欲之谓。心之本体，虚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还之太空，无有障之者；以皦日还之皦日，无有蔽之者。顺乎自然，无强制之劳，有安获之益，吾之所谓悦者，盖如是也。”这样的为学宗旨可以看出从孟子“性善”、禅宗“佛性”到王守仁“良知”的思想脉络。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批评阳明心学成为一时学术风尚，在此背景下唐甄坚守王学立场，需要独特的见识和独立的风骨。
《潜书》的政治社会思想同样值得关注。唐甄继承孟子以民为本思想，必然觸及封建君主专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原君》、《原臣》对君主、大臣的性质、职责、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唐甄的民本思想也与黄宗羲的思路相似，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杀人之事，盗贼居其半，帝王居其半……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在《室语》中，唐甄指出：“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无故而杀之，其罪岂不重于匹夫！”他尖锐地揭示了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滥杀无辜所造成的人间惨剧，这些都是积聚在中国民众心头千百年而无法倾吐之辞。 唐甄还提出了富民的思想。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他的富民主张是：“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他指出，造成民众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官府的“虐取”，即由于官吏的貪婪而对人民横征暴敛。在政府层面，只要不去扰民，因势利导，百姓自然富足。而对于百姓来说，耕田、经商皆可致富，二者并无高下之分。《潜书》还从儒家仁政的立场主张不用酷刑，《省刑》细致描绘了山东杖刑和夹棍的惨烈，唐甄在担任山西长子知县的近一年时间里，“夹棍非刑，废而不用。俗用之杖，虽未能遽改，以从律之制，然且薄且减，亦不乖制”，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
在社会伦理关系上，唐甄特别重视“内伦”，即夫妻关系。治理百姓，必须切近人情，他说：“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这种理性平实的态度代表了一些清醒的学者的共识。
《潜书》中一些论题的提出和展开都针对晚明政治、社会及学术问题，其思路和观点都和李长祥一脉相承，如唐甄评论嘉靖、崇祯两朝那些直谏的大臣说：
我观两朝之臣，无诱君之术，无取信之实，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纷纷然攻权奸、谪横政、彰君过以明己直，惟恐杖之不加于身而烟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是谓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后亡，亦与有咎矣。（《格君》）
这段议论透过历史现象的表面看到了更为实质的东西，指出晚明嚣竞的士风对国势的危害，发人所不敢发。唐甄评论崇祯皇帝说：“庄烈皇帝亦刚毅有为之君也。以藩王继统，即位之初孤立无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宴然，不惊不变。忧勤十七年，无酒色之荒，晏游之乐，终于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岂亡国之君哉！”（《任相》）唐甄对晚明士人的结党习气深恶痛绝，他认为：“党者，国之危疾，不治必亡。”（《除党》）他论党争不再纠缠于东林中君子小人之辨，他阐述自己的立场说：“吾与子论党者，伤人国之沦亡，恶人心之中戾气，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学，以为后世取法。”他对明末以来士林称赞高攀龙“不畏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屈身以从小人，固可丑也；杀身以殉小人，亦自轻也。是故义有所不立，勇有所不为，忠有所不致。”（《有为》）这既是对死于阉党迫害的东林士人的批评，也是对晚明党争清醒理性的看法，与清初流行的观点不同。《潜书》下篇以《贱奴》、《丑奴》、《去奴》、《耻奴》四篇来探讨宫廷太监干政的问题，也是有感于明末的阉党给朝政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破坏，如何管理阉人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三
唐甄友人杨宾说：“唐子铸万独喜《孟子》、《战国策》、《管》、《列》诸书，读之终身不倦。”（《唐铸万潜书序》）唐甄推崇先秦诸子之文，《潜书》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章法都体现鲜明的子书特色。《潜书》全书分上、下二篇，上、下篇又各分上、下，共四篇九十七个子目，《四库全书总目》称这个结构“大略仿《论衡》之体”，是系统、完备的子书章法。
在具体行文中，唐甄吸收借鉴先秦诸子的写作手法，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对论题展开分析辩难，这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文体形式。《潜书》中的说理，一般都通过比喻、寓言来增强表达效果，可以明显地看到《孟子》、《庄子》、《战国策》的影响。关于《战国策》的文体，钱基博先生指出：“盖由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韵文，则为楚《骚》之扬厉；由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语言，则为《国策》之纵横；虽语文攸异，而为比兴一也。”中国文学的比兴传统在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中都有继承。《潜书》中的寓言和事例，唐甄多用近典，即明末的政治、人物和自己的经历及朋友的事迹，这样的用典特点表明作者意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而重新思考政治体制的问题，如书中多次谈到崇祯皇帝，既肯定了他的能力和功绩，也批评了他的失误，而崇祯皇帝的失误牵涉到更复杂的明末政治形态。
《潜书》的文章，有《孟子》的跌宕、《庄子》的诙诡和《战国策》的纵横，如开篇《辨儒》谈宋明理学之功：
唐子曰：“更有于此：昔者宋国日蹙，窜于吴越，其后诸儒继起，以正心诚意之学匡其君，变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于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伤一卒，不废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趋，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东西拓地数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闻之乎？”
这样纵横诙谐的文风自宋代以来已不多见了。《潜书》较好地接续了先秦诸子文风，跳出了唐宋古文和八股文的结构模式。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异常复杂、曲折的时期，晚明社会出现的诸如城市化进程、传统观念的改变等现象都预示着古老的中国社会正在自下而上地朝一个全新的方向转变，而满族入主中原使这个进程停止了脚步。在清初痛定思痛的氛围里，不少有识之士用他们在晚明社会养成的怀疑批判精神来剖析明朝政权的腐朽，进而质疑整个封建政权的合理性，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清初是子书复兴的时代。清初的知识阶层关注的焦点是政权和社会，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撰写了相关的论著。这些著作大多具有严密的体系，涉及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从形式上来看，很像先秦的子书。王文濡《国朝文汇序三》说：“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纵横胜，修洁胜。”在《潜书》之前，这类著作主要有如下几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黄书》，费密《弘道书》，贺贻孙《激书》，胡承诺《绎志》等，顾炎武《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论》七篇系列论文，万应隆《独断》、《兼听》、《端教》、《用舍》、《予夺》、《财富》、《田息》、《减赋》、《加赋》、《荒政》、《秋粮》、《明刑》等十六篇系列论文，均以政治为中心，是清初议政子书的另外一种形式。
作为议论文体之一的“书”有其特殊性，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在大臣给皇帝的“上书”和普通的书信之外，“别以议论笔之而为书也。然作者甚少，故诸集不载。唯唐李翱有《复性》、《平赋》等书，而《平赋》法制精详，议论正大，有天下者诚能推其说而行之，致治不难矣。故特采之以为一体”。以“书”为名的文章或著作，其内容多为思想学术的重要命题或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其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清初议政子书多以“书”为名，体现了作者的抱负和期待。清初学者撰写这些著作的目的十分明确，正如万斯同所说的那样：“使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之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与从子贞一书》，《石园文集》卷七）这里包含着鲜明的经世祈向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表现了清初学者文化胸怀的开阔和宏通。顾炎武在写给黄宗羲的信中说：“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思旧录》）顾炎武、黄宗羲都对自己的著作充满自信和期待。刘熙载说：“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艺概·文概》）清初的子书作者学识渊博，身历忧患，见解深刻，故能承续先秦两汉遗风，在子书创作上有所成就。
清初子书一般都从批判明朝的政权组织、财赋、兵制、科举、学风等问题入手探讨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这往往会触及封建社会的敏感区域，如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君臣关系等。子书的作者都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最具理论深度和批判锋芒的著作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潜书》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明末政治的理性看法，其整体的思想格局并未超越孟子民本思想的范围。在清初子书中，《潜书》的文体最接近先秦诸子，它代表短暂的子书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