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情局在行动
在美国《时代》周刊1958年12月15日的封面上，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喜悦，头发灰白的他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病，目光定定地望着远方，在他的身后，一片葱茏的树林为白雪所覆盖。头顶，则是一片铁幕般笼罩的黑云。就像当年这个国家的另一位作家所写：“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955年，在所谓的苏联文学“解冻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日瓦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用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人生，透露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所表现出的迷惘。他把它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前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
然而，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是美国中情局助推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日瓦戈医生》在瑞典文学院考虑授予奖项之前，该书并没有俄文版。根据评奖规则，没有本国语言版本的版本，帕斯捷尔纳克就不能得到该奖项。《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苏联政府和报纸猛烈炮轰该作品，因此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另一方面，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图书需求量很少，根本没有书商愿意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正在此时，信奉“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了评委会的窘境，他们很快决定资助《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的出版。
也正是因此，为了淡化政治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中并没有提及这部小说，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表彰他 “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正因为如此，帕氏几天前还在感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几天后却乐极生悲：因为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这位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即刻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将他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
他只好拒绝领奖，致电写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即便这是10年里他已经两次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按照当时苏联的社会逻辑来看，这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不过，多年以后，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回忆录《时代的囚徒》里却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可以侧面揣测到帕氏在这些年里的挣扎：
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当时有人找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过他拒绝了。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当时的作家协会主席斯塔夫斯基被吓坏了，于是他们开始做帕斯捷尔纳克的工作，他们入驻了一幢别墅，让帕斯捷尔纳克到那里去。在那儿，斯塔夫斯基对帕斯捷尔纳克大发雷霆，还百般威胁。帕斯捷尔纳克冷冷地回答他：“如果你不能心平气和地和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听你的训斥，我可以回家。”
回家以后，情况也很糟，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怀有身孕，即将分娩。她只好苦苦哀求丈夫，她害怕因此害了她和婴儿。但帕斯捷尔纳克却没有因此动摇。不过，“后来得知，窗外躲着一个特务，他把我们的话全偷听去了。”那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签名，不过当报纸发表那封签名信的时候，他还是在信的下边看到了自己的姓名。
“政治上的偏见”
时间回到1958年。所谓“解冻”的闸门还没有关死，正常的平反却照常进行。这一年精通多种西方语言、年轻时在德国留学、有多年西方生活的经验、代表作又正雄踞西方畅销书榜榜首的帕斯捷尔纳克“自愿”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励。
不过，这场危机却并未结束。在他发出谢绝电报的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6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文章一边高度赞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3位苏联科学家，在另一边却严厉谴责了诺贝尔文学奖，认为 “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
随后，一份由组织上代写的“悔过书”摆在了帕斯捷尔纳克眼前。苏联作家联盟立即“一致通过”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吁请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将他立即驱逐出境。刚刚谢绝了殊荣的作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悔过书”于11月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态并不表示他就此无恙。随后警察、侦探一直对他进行侦查和监控。对此，帕斯捷尔纳克也暗中发了一些牢骚。如1959年1月，他在一封寄出的信中写道：“我是带着面临自杀的心情和愤怒情绪跨越这个新年的！”次年的2月初，他与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见面时，曾交出了这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题为《诺贝尔奖》的诗，而这首诗很快于2月11日发表在了《每日邮报》上。
9天后，克格勃头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令人毛骨悚然地指出：“根据情报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亲属中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反苏情绪，特别是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文艺政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了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却反而招致屈辱和灾难的作家。在获得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一年半后，他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他生前在给表妹的一封信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现在最好的事就是死，但是我也许不应该亲手来实现它。”
曾经的流放者
帕斯捷尔纳克生前应该想到了20世纪上半叶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前车之鉴，例如法捷耶夫、曼德尔施塔姆。
在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的花园中夜宴，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边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即可明白。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新馆长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见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外的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不愿再受凌辱的他，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新上位的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斯大林在党内的肃反运动给后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给对手美国留下了一条随手可抓的大辫子。在1934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在随后的清洗中被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其中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个当时正在东德前线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伙子给自己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词条有：“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和“老板”等等词汇，结果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即便他是苏联军队的炮兵连长，并因英勇行为两次获授勋）。从此他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一直待到了1956年。
意识形态烙印
帕斯捷尔纳克辞世两年后（1962年），苏联诗人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登上了4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作为斯大林死后苏联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在封面上，他身后依然是白雪与树林，但与帕斯捷尔纳克那张相比，天空已经变得瓦蓝，冰雪似乎即将融化。更为微妙的是，他身后的发出嫩叶的枝头上居然有一只鸟：仿佛春天就要来临。
同年11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后在《新世界》上刊出。在这部作品中，苏联市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了劳改营中的真实生活，它的残酷、肮脏、羞辱、充满惊恐的日常生活。随后，不经索尔仁尼琴本人提出申请，苏联作协便将他吸收为会员。
但作协会员索尔仁尼琴想要得到更多。他给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写公开信，要求完全的创作自由，并指责作协领导是无用的废物；更加火上浇油的一件事情是1968年他的小说《第一圈》不经批准便发表在西方的媒体上，这是一部描写玛甫里诺特殊监狱的小说，“蓄意丑化”了当局。作协又将他开除，甚至没有听取他本人的辩词。不过这部作品在21世纪被改成了电视剧，垂垂老矣的索尔仁尼琴甚至在里面担任了旁白。
到后来，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时的他，已经为巨著《古拉格群岛》准备了7年了，这些年里，他悄悄向200多名前劳改营囚犯收集资料。这部作品里最著名的一个章节是写高尔基前往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索洛维茨岛。在索洛维茨岛上的犯人受尽虐待，他们都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以坚持正义。在儿童教养院，一个少年花了1个多小时，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高尔基。等到他登船离岸后，男孩子就被枪毙了。然而，高尔基回到城里以后，发文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高压管制是贯穿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管控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调。这样的一本书在1973年辗转走出了国门，并且很理所当然地在西方国家出版，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对手急需一些这样东西来打击苏联政府。次年的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不过，他却因此才能够到斯德哥尔摩领奖。
也许出于凸显意识形态战争中的需要，美国单方面地把索氏当成了反抗苏联铁幕统治的战士。在1974年2月2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索尔仁尼琴被拍成了卡什镜头下的海明威一样。线条坚毅而粗犷，面部稀疏的白色胡渣和沧桑的皱纹，像一只老狮子。副标题是“从艺术家到流亡者”。
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美国当局以为这个作家只是不喜欢极权主义，而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且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顺利地揶揄苏联。
美国人的初衷，也许以为索尔仁尼琴只是讨厌极权主义，但有一天，人们忽然惊恐的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对极权的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样保持着批判态度：他始终是一个异见者。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这样的言论让邀请者很尴尬。2008年他辞世以后，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盖棺定论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被赋予的身份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
索尔仁尼琴既不像东方学者，同时也不像西方学者，他是美国的“俄罗斯古董”，他更像是一个永远的挑战者，并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站在国家之间关系的风口浪尖上。
苏联解体后，1994年，索尔仁尼琴应叶利钦邀请回到了俄罗斯。归来的他，发表了一连串抨击时政的言论，依然让当局异常难堪。叶利钦甚至在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而更早的时候，在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时候，就有人对他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而这颗原子弹却像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众多的爱国者、思想者、写作者一样，一生奔波在颠沛、思索和抨击之中。
在美国《时代》周刊1958年12月15日的封面上，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喜悦，头发灰白的他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病，目光定定地望着远方，在他的身后，一片葱茏的树林为白雪所覆盖。头顶，则是一片铁幕般笼罩的黑云。就像当年这个国家的另一位作家所写：“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955年，在所谓的苏联文学“解冻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日瓦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用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人生，透露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所表现出的迷惘。他把它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前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
然而，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是美国中情局助推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日瓦戈医生》在瑞典文学院考虑授予奖项之前，该书并没有俄文版。根据评奖规则，没有本国语言版本的版本，帕斯捷尔纳克就不能得到该奖项。《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苏联政府和报纸猛烈炮轰该作品，因此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另一方面，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图书需求量很少，根本没有书商愿意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正在此时，信奉“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了评委会的窘境，他们很快决定资助《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的出版。
也正是因此，为了淡化政治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中并没有提及这部小说，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表彰他 “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正因为如此，帕氏几天前还在感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几天后却乐极生悲：因为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这位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即刻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将他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
他只好拒绝领奖，致电写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即便这是10年里他已经两次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按照当时苏联的社会逻辑来看，这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不过，多年以后，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回忆录《时代的囚徒》里却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可以侧面揣测到帕氏在这些年里的挣扎：
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当时有人找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过他拒绝了。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当时的作家协会主席斯塔夫斯基被吓坏了，于是他们开始做帕斯捷尔纳克的工作，他们入驻了一幢别墅，让帕斯捷尔纳克到那里去。在那儿，斯塔夫斯基对帕斯捷尔纳克大发雷霆，还百般威胁。帕斯捷尔纳克冷冷地回答他：“如果你不能心平气和地和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听你的训斥，我可以回家。”
回家以后，情况也很糟，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怀有身孕，即将分娩。她只好苦苦哀求丈夫，她害怕因此害了她和婴儿。但帕斯捷尔纳克却没有因此动摇。不过，“后来得知，窗外躲着一个特务，他把我们的话全偷听去了。”那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签名，不过当报纸发表那封签名信的时候，他还是在信的下边看到了自己的姓名。
“政治上的偏见”
时间回到1958年。所谓“解冻”的闸门还没有关死，正常的平反却照常进行。这一年精通多种西方语言、年轻时在德国留学、有多年西方生活的经验、代表作又正雄踞西方畅销书榜榜首的帕斯捷尔纳克“自愿”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励。
不过，这场危机却并未结束。在他发出谢绝电报的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6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文章一边高度赞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3位苏联科学家，在另一边却严厉谴责了诺贝尔文学奖，认为 “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
随后，一份由组织上代写的“悔过书”摆在了帕斯捷尔纳克眼前。苏联作家联盟立即“一致通过”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吁请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将他立即驱逐出境。刚刚谢绝了殊荣的作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悔过书”于11月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态并不表示他就此无恙。随后警察、侦探一直对他进行侦查和监控。对此，帕斯捷尔纳克也暗中发了一些牢骚。如1959年1月，他在一封寄出的信中写道：“我是带着面临自杀的心情和愤怒情绪跨越这个新年的！”次年的2月初，他与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见面时，曾交出了这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题为《诺贝尔奖》的诗，而这首诗很快于2月11日发表在了《每日邮报》上。
9天后，克格勃头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令人毛骨悚然地指出：“根据情报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亲属中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反苏情绪，特别是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文艺政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了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却反而招致屈辱和灾难的作家。在获得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一年半后，他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他生前在给表妹的一封信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现在最好的事就是死，但是我也许不应该亲手来实现它。”
曾经的流放者
帕斯捷尔纳克生前应该想到了20世纪上半叶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前车之鉴，例如法捷耶夫、曼德尔施塔姆。
在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的花园中夜宴，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边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即可明白。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新馆长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见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外的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不愿再受凌辱的他，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新上位的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斯大林在党内的肃反运动给后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给对手美国留下了一条随手可抓的大辫子。在1934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在随后的清洗中被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其中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个当时正在东德前线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伙子给自己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词条有：“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和“老板”等等词汇，结果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即便他是苏联军队的炮兵连长，并因英勇行为两次获授勋）。从此他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一直待到了1956年。
意识形态烙印
帕斯捷尔纳克辞世两年后（1962年），苏联诗人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登上了4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作为斯大林死后苏联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在封面上，他身后依然是白雪与树林，但与帕斯捷尔纳克那张相比，天空已经变得瓦蓝，冰雪似乎即将融化。更为微妙的是，他身后的发出嫩叶的枝头上居然有一只鸟：仿佛春天就要来临。
同年11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后在《新世界》上刊出。在这部作品中，苏联市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了劳改营中的真实生活，它的残酷、肮脏、羞辱、充满惊恐的日常生活。随后，不经索尔仁尼琴本人提出申请，苏联作协便将他吸收为会员。
但作协会员索尔仁尼琴想要得到更多。他给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写公开信，要求完全的创作自由，并指责作协领导是无用的废物；更加火上浇油的一件事情是1968年他的小说《第一圈》不经批准便发表在西方的媒体上，这是一部描写玛甫里诺特殊监狱的小说，“蓄意丑化”了当局。作协又将他开除，甚至没有听取他本人的辩词。不过这部作品在21世纪被改成了电视剧，垂垂老矣的索尔仁尼琴甚至在里面担任了旁白。
到后来，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时的他，已经为巨著《古拉格群岛》准备了7年了，这些年里，他悄悄向200多名前劳改营囚犯收集资料。这部作品里最著名的一个章节是写高尔基前往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索洛维茨岛。在索洛维茨岛上的犯人受尽虐待，他们都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以坚持正义。在儿童教养院，一个少年花了1个多小时，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高尔基。等到他登船离岸后，男孩子就被枪毙了。然而，高尔基回到城里以后，发文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高压管制是贯穿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管控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调。这样的一本书在1973年辗转走出了国门，并且很理所当然地在西方国家出版，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对手急需一些这样东西来打击苏联政府。次年的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不过，他却因此才能够到斯德哥尔摩领奖。
也许出于凸显意识形态战争中的需要，美国单方面地把索氏当成了反抗苏联铁幕统治的战士。在1974年2月2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索尔仁尼琴被拍成了卡什镜头下的海明威一样。线条坚毅而粗犷，面部稀疏的白色胡渣和沧桑的皱纹，像一只老狮子。副标题是“从艺术家到流亡者”。
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美国当局以为这个作家只是不喜欢极权主义，而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且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顺利地揶揄苏联。
美国人的初衷，也许以为索尔仁尼琴只是讨厌极权主义，但有一天，人们忽然惊恐的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对极权的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样保持着批判态度：他始终是一个异见者。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这样的言论让邀请者很尴尬。2008年他辞世以后，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盖棺定论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被赋予的身份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
索尔仁尼琴既不像东方学者，同时也不像西方学者，他是美国的“俄罗斯古董”，他更像是一个永远的挑战者，并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站在国家之间关系的风口浪尖上。
苏联解体后，1994年，索尔仁尼琴应叶利钦邀请回到了俄罗斯。归来的他，发表了一连串抨击时政的言论，依然让当局异常难堪。叶利钦甚至在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而更早的时候，在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时候，就有人对他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而这颗原子弹却像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众多的爱国者、思想者、写作者一样，一生奔波在颠沛、思索和抨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