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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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北宋文学史上的领军人物,苏轼的信仰十分复杂,人们认为杂糅了儒、佛、道三家。本文分析了这三家在苏轼身上影响的真相,从而得出结论:苏轼是一位兢兢业业、恪守职道的儒家官员,对道家的炼丹和长生不老寻求得没有结果,对佛教的西天世界也并不坚信。他的信仰是一种杂糅混合的文化体现。
  【关键词】 信仰;儒教;道教;佛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6-0046-02
  苏轼在北宋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被称为是“全能冠军”,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绘画书法,他都是翘楚。而普通人终其一生,竭尽全力,也难得在其中一个领域有所建树。
  当然,人们对苏轼喜爱和钦佩的原因,最重要的还不是他的才华,而是他在风雨一生中的淡泊与豁达。
  按照苏轼的才华,又恰逢仁宗天平盛世,满朝重臣许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士,如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等。
  欧阳修曾说:“20年以后,没有人再谈论我,文坛盟主非苏轼莫属。”被皇帝、皇后、老臣们极其赞赏并許以众望的苏轼,按说应该平步青云非同等闲。然而,命中却碰上了“王安石变法”。在这里暂不讨论政变的是非功过,变法的后果之一就是王安石任用小人,朝廷中反对变法的老臣们纷纷隐退。苏轼就是其中态度坚决的反对派之一。
  由于宋神宗心意已决,苏轼反对变化的后果就是远离京城权力中心,担任各处地方官,甚至流放到南蛮之地。苏轼最可爱之处就在于,不向任何恶劣的处境低头,在艰难的环境之中,他都能质朴地享受造物主所赐的山水美食之乐。
  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贬到黄州,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到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贬到儋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换作普通人,命运如此多舛,还不知怎样怨天尤人。人们认为苏轼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跟他的信仰是分不开的。
  苏轼的信仰,人们认为杂糅着儒佛道。其实,不仅是杂糅着儒佛道,还杂糅着其他传说中的神神鬼鬼。苏轼在第一任官职凤翔府判官的时候,陕西大旱,农民忧心如焚。苏轼作为地方官,深感责任重大。他到太白山道士庙向雨神龙王求雨,还写祷告求雨的诗。据说果真大雨倾盆,连下三日。苏轼便将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后来苏轼到其他各县做太守,只要有必要,他还会继续祷告,求助于神灵。他相信神灵必定会竭尽所能地为人民消灾造福。
  据说,苏轼的二儿媳妇(欧阳修的孙女)和小孙子的奶妈曾遭遇鬼附身,都是苏轼把鬼赶走了。
  信仰杂糅这似乎是北宋甚至历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先来看儒教之于苏轼。无论是苏轼,还是任何一个古代读书人,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苏轼出生于四川梅州的小镇,父亲就是著名的苏洵,母亲程氏出身于当地望族。苏轼幼年,父亲奔波功名,母亲教他和弟弟苏辙读《后汉书》。三苏父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其中三个。二十岁左右,苏轼和弟弟同榜中进士。后辗转任各地方官,无论到哪里,都深切关心爱护黎民百姓。存留至今的杭州苏堤,就是苏轼当年卓越政绩之一。
  在王安石变法中,从始至终,苏轼的选择,一言一行,都是秉承着儒家读书人对皇上、对黎民百姓的正直、忠诚,从来没有从一己私利出发考虑问题,哪怕被一贬再贬。难怪侍妾朝云说他在政治上不会审时度势、随波逐流,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可以说将儒家读书人的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看佛教之于苏轼。就像白居易在四十岁时因“越职奏事”之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一样,苏轼也在四十四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名为官员,实为被软禁的阶下囚。经过这么一个死里逃生的政治风波之后,苏轼开始沉思,如何能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获得内心真正的宁静?他转向了宗教。
  他在《安国寺记》里说道: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像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佛教对于苏轼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的母亲就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苏轼幼年深受母亲影响。
  据说有一天早晨,苏轼起床后,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抹眼泪,忙问何故。原来是母亲看见一只飞鸟吃掉了桂花树上的一条虫子。陪伴着他贬谪岭南的妻子朝云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在咽气之前还在念《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另外,他还有好友佛印和尚、维琳方丈,甚至他的最后一任官职就是寺庙管理人。
  那么苏轼到底是不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徒呢?笔者以为,信仰的核心,在于在物质的生命消逝后,对人生归向何处的看法。苏轼在弥留之际,把三个儿子叫道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维琳方丈劝他念几首偈语。苏轼笑了笑,说他读过高僧们的传记,知道他们都死了。
  印度高僧鸠摩罗什病重的时候,有几位僧友虔诚地为他念梵文偈语,但他还是很快就死了。维琳方丈又说:“现在,你要想来生!”苏轼轻声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勉强想就错了。”这是苏轼留在世上最后的话,也正体现了他的道教道理,即自然而然的解脱之道。
  有时候,人们可能很难将佛教与道教思想截然分开,在苏轼超然物外的背后,有着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最好的老朋友之一就是一位道士——吴复古。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他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他在苏轼的生活中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苏轼不仅对道教自然逍遥的思想十分喜爱,对道家的长生术也十分感兴趣,甚至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仙丹”,对炼丹孜孜不倦。苏轼想看到世上到底有没有长生不老之人。
  他在《东坡志林》中说:“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死。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在道教中,他没有炼出返老还童的仙丹,也没有见到长生不老之人。那么在佛教中呢?同样也没有。因此可见,处在北宋中期的苏轼对道教和佛教均有所信仰,这种多重宗教信仰的格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宋代士人的养生风尚、宗教发展的特殊状况以及士人思想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苏轼对于哪一种信仰又都抱着不坚定的怀疑态度。其实,在一种很深的程度上,儒家思想应该是会与佛教道教这些宗教思想相冲突的。因为儒教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崇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强调的是入世,而佛教道教强调的是出世,是四大皆空,是任性逍遥。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苏轼《沁园春》),“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苏轼《望云楼》)。
  然而,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冲突在苏轼身上并不明显。也许在“乌台诗案”之前,是儒家思想为主,而在中年之后,则是佛道思想为主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位兢兢业业、恪守职道的儒家官员,对道家的炼丹和长生不老的寻求得没有结果,对佛教的西天世界也并不相信。那一声长叹千年之后依然响彻云霄:“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6.
  [2]吴昊天.由苏轼的信仰看宋代士人的信仰问题[J].青年文学家,2013,(27).
  作者简介:
  陈清华(1975-),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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