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语言学视域下《端午的鸭蛋》的句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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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地域作家汪曾祺具有独立的文学创作观,语言风格自成一派,但作品中某些表达方式,在文本中体现为可被量化的语言单位,从统计语言学角度看,蕴涵着作家潜意识的语言编码方式。因而通过统计分析语言特征项,可以成为探究作家、作品风格的有效视角。汪曾祺散文素以典雅简洁而又平实质朴的特点著称,本文采用分析综合法和数量统计法对《端午的鸭蛋》的语言风格的重要构成要素——句长,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并融合流水句和标点符号的相关阐述,发现文中分句集中在4—7字之间,句式呈现出相对齐整、谐和的特点;流水句的使用令语言干净利落、简明流畅,又折射出散文“形散”的属性;整句句长集中在7—20字,可窥探出作家并不致力于对事物大肆铺陈描绘,而是追求语言精确,言简义丰;密集的短句与错落的长句熔铸语言节奏参差变化的美感;标点符号的运用与情感的节奏意境相合拍,同时撬劈句的使用也增强了语言的顿挫之感。
  关键词:统计语言学 《端午的鸭蛋》 句长 流水句 标点符号
  一、引言
  统计语言学(statistical linguistics)隶属数理语言学,历史较为悠久,19世纪中期起一直有一批拥护者与实践者,20世纪“马尔科夫随机过程论”“齐夫定律”“词汇丰富度”等理论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统计语言学的内涵与外延。1956年,英籍语言学家Gustav Herdan出版《语言是选择和机遇》,总结了统计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1960年發表被誉为定量数理语言学奠基之作的《数理语言学读本》,对统计语言学进行了系统阐述。
  在一定历史时期,学界的视线曾广泛聚焦于定性的数理语言学研究,而对定量的数理语言学普遍采取边缘态度,认为用数理统计、概率论、数理分析等方法并不能深入反映语言现象,说明语言问题。后来,实践证明众多领域的纵深挖掘如果不借助数值测定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传统的文学研究过分依赖于研究者的内省体悟和主观认知,导致结果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统计语言学则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验,“特别注重语言本身的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强调语言描写的真实性和精确性”,这就使语言单位的出现频率和分布数据成为彰显作家或作品语言风格的数学特征。
  目前,学界基于《端午的鸭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关于《端午的鸭蛋》的教学实录和教学设计,如徐金海(2018)从带领学生体会作品的“三味”——趣味、情味和理味的角度开展的文本阅读教学设计,张晓明(2016)以《端午的鸭蛋》为例介绍了思维导图之于阅读教学的作用,鼓励学生运用思维导图不同的特点进行感知性、理解性、探究性、巩固性阅读以提高阅读能力。(二)关于《端午的鸭蛋》的民俗、情感、结构和语言等艺术美的研究,如包国华(2010)对文中醇厚的语言、多元的情感、周密的结构进行解读,方小凤(2013)从取材和语言的角度来谈论《端午的鸭蛋》一文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从研究方法看,后者主要依靠研究者的主观思维进行风格分析,视角较为狭窄和单一,局限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范围。
  “表现风格,是由于表现手法的异同而形成的语言风格特征”。而表现手法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语言风格要素和风格手段上,包括语音、词汇、修辞等多重视角,本文仅限于对散文中句长、标点符号等可供计量的语言单位进行统计、归纳、总结,最终得出句长规约下作品的语言风格。因为语言单位的研究不能脱离意义,单纯的语言单位数据无法解释整个作品的丰富性,因而在定量基础上对某些板块进行定性研究,用以弥补统计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二、基于分句句长和流水句的分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是区别于韵文和骈文的独立存在,以不重押韵、不重排偶为典型特征,有“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之说,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散文的内涵虽趋向于与诗歌、小说体裁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而其本质属性和文化底色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中,“形散神聚”是散文最为人熟悉的外在表征,作家的立意与情感凝结为作品之精魂,引历代读者或上下求索,以意逆志;或感同身受,灵魂共鸣。而“形散”的特点则与散文语言参差错落的节奏感与音乐美互相成就,文章的节奏主要体现在顿歇上,通过统计分句的句长可窥探隐匿于文字之下的节奏。
  《端午的鸭蛋》中分句句长较短,主要集中在4—7字之间,频率较高的有4、5、6、7字,凸显散文“形散”的特点,也体现出作家讲究句式的相对整齐,追求谐和的节奏感。究其原因,一是被称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作家汪曾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文人的雅趣情志,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喜用四字格及文言句式,不假雕饰,为文行云流水,结构自由,不讲究句子主谓宾结构的齐全,通过与文中引用的袁枚《随园食单》的局部文章对比,二者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可见一斑;二是作家自身的文学创作观——“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因而作品中多用精准的语言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一语中的,言简意赅,不刻意追求辞藻华丽的修饰成分,很难看到有意为之的雕琢和堆砌的痕迹。
  除此之外,吕叔湘(1979)曾指出,汉语中有一类句子,“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可定名为“流水句”,从可稽考的文献来看,吕叔湘是流水句研究的发轫者,但局限于提出流水句的重要性,并未进行细致的探究。王文斌、赵朝永(2017)认为流水句是由多个句段组成的一种复杂句子,特征为:句段与句段之间结构松散,不借助显性的关联词语,常含多个主语,或隐或现,时常跨句段指认,而且短语和小句在流水句中频繁共现。汪曾祺作品中流水句的出现频率较高,囿于散文篇幅的限制,《端午的鸭蛋》中流水句的规模不似小说体裁中建构宏大,但在文本中依然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援例如下:
  例1 ①鸭蛋的吃法,②如袁子才所说,③带壳切开,④是一种,⑤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①是名词性短语构成的主语,是整句叙述的话题,②③④⑤总体上对①句段进行陈述,②类似于英语中的插入语,③的主语回指“鸭蛋”,④的主语则是③,⑤的主语“那”则指向于③或前面四个句段。整句中短语与小句共现,结构关系松散,可断可连,逗号的使用可有可无,句段通过话题辐射产生结构与语义联系,反映了汉语流水句离散的特点。   例2 ①这三样,②在我的家乡,③都不贵,④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①指代上文“苋菜、虾、鸭蛋”,②为地点状语,③④的主语为①。同时,将①②③④句段的语序交叉互换,可构成②①③④、①③②④、①④②④等组合,语义的理解并未发生断裂,体现了流水句的开放性与可逆性,但并非所有的流水句都具有这一特性。
  例3 ①蛋黄蛋白吃光了,②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③晚上捉了萤火虫来,④装在蛋壳里,⑤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
  ①为受事做主语的无标志被动句,“蛋白蛋黄”是形式上的主语,②③④⑤中的“洗净”“捉”“装”“糊”的动作发出者为上文省略的“孩子们”,而⑤在形式上的句段主语则为名词性短语“空头的地方”。以句段主语指认为依据,此句为单主语流水句,而主语“孩子们”并未在任何句段中出现,而是根据上文旨意推断而来,单主语管辖下的四个小句呈现出块状堆砌,将孩子们关于鸭蛋壳的趣味玩法拼接出来。
  虽然缺少关联词语的协同,但句段之间仍有较为明确的逻辑顺序,围绕鸭蛋展开讨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的细腻情感。话语空间上的块状分布与事件时间上的连续性实现统一,且同受话题与主语的双重统辖,在一定程度上熔铸成散文“形散神聚”的语言特征,同时关联词语和主语的省略也呼应了其语言简洁、雅致、不拖沓的特点。
  三、基于整句句长和标点符号的分析
  分句和流水句是散文节奏的外在显性,统计分析文本整句的长度及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也是窥见语言节奏的有效媒介。句子是指能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本文基于2011版新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端午的鸭蛋》实际标点符号使用情况,以句末点号句号、叹号、问号作为句子划分依据。数据显示,文本使用的句类包括:陈述句67个、感叹句8个、问句4个,因其中1个感叹句出现在动词宾语句中,因此句子共计78个。
  《端午的鸭蛋》中,句長大部分小于30字,且主要集中于7—20个字之间,其中字数20和27的句子出现的频率最高,均为6%,其次是字数为7、9、11、18的句子,出现的频率都超过5%,作家在有限的句长中,能将一个意思表达完整、清楚,可以推测作家在创作中趋于平实的叙述,辞藻质朴直白,言简意赅,很少使用修饰类的词语或短语对客观对象大肆描写。作家不仅注重短句的使用,也注重长短句的搭配,偶尔浮现的长句使得文章参差错落,自然流畅,也有助于情感的表达。
  《端午的鸭蛋》中点号包括句末点号(句号、问号、叹号)、句内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标号包括引号、破折号、书名号。其中句号67个、逗号102个,占总数的82%,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一般情况。标点符号除了用于表明语气之外,还可以起到标识不同时间长短的停顿,是实现作品的节奏感与音乐美的有机部分,同时也可以折射出语言的编排结构,这影响着整个句子的长度。
  虽然句号是句末点号中最常见的一类,但是在《端午的鸭蛋》中句号的使用有一种较为少见的现象,集中体现在第一段介绍高邮端午风俗和第二段开头介绍高邮鸭蛋两部分。
  (一)“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这五个风俗短语同是动宾结构,整齐划一,同时这五个短语又构成五个完整的句子。“短语+句末点号=完整的句子”,符合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则,但是多个由短语构成的句子在散文中集中出现绝非偶然,蕴涵着作家独特的创作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在陈述前四个风俗的时候,相关表述又可总结为“V在+地点+上”的结构,具体表现为:“系在手腕上”“挂在帐钩上”“贴在门槛上”“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体现了文章结构的对称性和整齐性,声音表演时则化为节奏上的谐和与回环往复。
  (二)“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在45个字的句群中,使用了6个句号,“这些句号都可以改为逗号,只是语气顿挫有别”,在英语中,“频用句号的句子叫choppy sentences(撬劈句)”,英语创作中敬而远之,而汉语中则属正常的现象,因为汉语并不倚仗于主谓结构的有无来划定句子。虽每个句子表达的意思独立完整,但较一般文学作品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看,过度的句号堆积会使文章看上去“支离破碎”。一般认为句号的停顿时间比较长,契合一般以句号结尾的句子长度较长和意义较充实的情况,给读者足够的时间理解句义和过渡到下一句的空隙。但是针对句长较短的句子,句义十分明晰,句号的使用反而缩短了停顿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相当于整个乐章的激昂部分。同时,句号的集中使用也有着标记作用,第一段末引出高邮鸭蛋,第二段初开始正式介绍文章的中心物,这一部分的句号排比即标记着文章叙述话语的过渡。
  除去句号和逗号,我们可以发现,双引号、感叹号和问号在文本中的使用频率较为突出,部分标点符号除标记顿歇之外,根据语境带有不同的情感色彩,语气的异同作用于声音的表达,影响着节奏的运行方式。
  (一)双引号和感叹号的出现频率同为4%,双引号主要是标记语段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成分,如“一笔虎”“十二红”“鸭蛋络子”,也有标记需要着重强调和直接引用人物对话的情况;感叹号在文本中出现的位置均是对高邮鸭蛋的陈述上,节奏较为欢快,又与作家对故乡的鸭蛋描写时情感的充盈相合拍。
  (二)问号出现了四次,表疑问语气的有“这就能辟邪么?”是表达自己的疑惑,也可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表设问语气的有“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这有什么好看呢?”“这能行么?”作家针对提出的三个“稚嫩”问题一一解答,使文章句式富于变化,顿歇起伏,语言通俗浅近,又不失生动可爱。
  四、结语
  基于伽达默尔文本阐释学观点——“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我们在统计语言学视域下对《端午的鸭蛋》的句长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一)在句长方面,作品的分句较短,集中在4—7字,讲究句式的对齐工整,追求谐和的节奏感,这与作家的文学创作观息息相关,同时,流水句的频繁出现更加凸显散文“形散神聚”的特征,“形散”又与标点和节奏互相观照;整句较短,集中在7—20字,叙述话语凝练简洁,趋于平实的叙述,少修饰语,同时,部分短语构成的句子在开篇集中出现且与下文的“V在+地点+上”结构相呼应,实现节奏回环往复之美。
  (二)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感叹号均出现在对高邮鸭蛋的陈述中,作家传输的情感影响着节奏的快慢;问号的错落浮现,建立起句式与结构层次的起伏变化;部分句号的集中联结,即撬劈句,则是作家为增强语言的顿挫感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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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2019年安徽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课题号:201910364153)
  作 者: 姚凤禄,安徽农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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