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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走低，针对银行业的各种担心也在慢慢汇聚。关注的焦点大致有三个：一是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变动趋势，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三是资本监管改革的影响。前两者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的盈利表现，后者则关乎银行股的市场表现。
总体判断，由于经济增长放缓，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良率很可能已经触底，甚至反弹，但幅度轻微，银行业整体的资产质量仍将保持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迫切，短期内能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对其影响和效应不宜做过高估计。尽管基本面没有大问题，受资本监管制度改革的影响，银行股的表现很可能会延续既有颓势，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性。
“双降”触底
如果从2004年算起，过去的八年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的黄金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一路走低，真正实现了“双降”。2011年三季度末降至0.9％的历史低点，年末略升至1％，2012年一季度末又再度降至0.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为1.1％，股份制银行为0.6％，城商行为0.8％。
0.9％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基本上属于最好之列。在新兴市场中，这个数字堪称一枝独秀。根据此前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当时预计2011年末亚洲地区平均不良率为1.3％，全球的新兴市场地区不良率为2.4％。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不良率分别是9％、7.1％和1.2％。对照发达市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数字更为抢眼。由于深陷危机难以自拔，2011年末发达地区平均不良率为5.2％，美国平均不良率为7.9％，欧洲为4.6％。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不良率为0.3％。
考虑到过去八年来的经济金融环境，“双降”的出现并非偶然。归纳起来，背后的支撑因素主要有“三高”：高经济增长，高货币投放，以及高资本形成。“三高”的出现则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阶段性有关。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由此带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化更是直接加速了这一进程。银行的信贷组合也随之大换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成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化领域，主要体现为资源和财富的货币化，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财富积累。
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高经济增长意味着信贷的有效需求高，借款人偿债能力强；高货币投放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充裕，存贷两旺，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迅速；高资本形成意味着财富和抵押价值积累迅速，第二还款来源充裕，继之又进一步增强经济主体的负债能力。有这三条，不良率想不下降都难。
但2012年，随着经济下行趋势趋于明朗，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更有理由成为焦点话题：我们的“双降”势头还将继续，还是已经见底，或者即将触底反弹？
具体取决于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综合目前各个方面条件，2012年的经济下行已成定局。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短期的经济景气走低，而更像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具体细节这里不再讨论。
面对GDP的下滑，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决定银行不良率的关键因素正是GDP增速。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中国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增长37.6％，1993年更猛增到50.6％，由此带动银行信贷和GDP高位运行。但随后到来的经济调控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投资和GDP增速被迫硬着陆，银行不良率急速攀升，最终将银行体系拖入技术上破产的窘境。
由此看来，随着当前GDP增速高位回落，2012年银行体系的不良率已触底，不会再延续之前的狂降势头。
当前的银行资产质量分明已经感受到了经济下滑带来的丝丝寒意。如同一碗热粥，冷却总是先从表面开始。一些对经济下滑敏感度高的行业、客户群以及区域，对应的信贷敞口正承受着日益为甚的资产质量压力，局部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资产质量整体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整体不良率呈见底趋势，但如果就此推断不良率会很快大幅度回升，恐怕还缺乏充分依据。
历史并非总是简单地自我复制。上世纪90年代的信贷主要投向了国有制造业，不仅造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运行，也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致使大批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直接对银行的信贷质量产生冲击。目前这一轮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
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具有易腐烂性，大量存货和生产性投资除了贱卖处理，别无他法，不可能继续衍生现金流。而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并不体现为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充其量是投资超前，只要投资得以完成，终归将来还能够释放出现金流。
在房地产领域，鉴于目前的土地、财税制度特点和房地产价格形势，房地产信贷，不论开发贷款还是住房按揭贷款，背后的抵押物价值都相当坚挺，不太可能遭遇大面积的集中违约。除非房地产价格出现跳水式下滑，但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大。
客观地说，中国当前的房地产问题主要还是高价格，尚不能定性为严格意义上的泡沫问题。房地产成为泡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价格的大幅度快速上涨，其二是对负债杠杆的过度使用。在当前对信贷从严控制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信贷整体的杠杆率并不高，主要还是购买需求和购买力旺盛所致的高房价，而这背后又是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因素，诸如货币供应、土地产权制度、城市化进程、政府财税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等。
高房价的影响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仅以经济发展自身而言，经过前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之后，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经济也从交易的货币化进入到财富的货币化阶段。财富的货币化主要围绕两大领域展开，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比于证券市场，房地产投资由于其固有的稀缺性和作为城市化成果的直观表现，其财富属性更强，也更容易成为投资追逐的对象，并由此成为最大的货币蓄水池。
如此看来，导致房地产的高价格因素具有长期性，宏观调控解决不了高价格问题，而必须诉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改革，包括产权、税收、财政等，而这远非一日之功，只能假以时日。 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当前大的体制背景下，无论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其中的银行贷款最后都可归结为广义的地方政府债务或公共负债。政府的偿债能力不单取决于债务的规模，更主要取决于债务属性以及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全世界最高，但其财政稳定性并没有出现问题。在中国，鉴于政府具有的资源控制和掌控能力，地方政府负债出现集中违约的可能性也不大。
利率市场化短期影响有限
6月7日，央行宣布降息，同时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很多评论将其解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的信号，并视其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一大利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情况未必如此，至少短期看未必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利率市场化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果真如此，利率市场化就不只是利空，简直就是灾难了。显而易见，在继续维持银行间接融资绝对优势比例的前提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必然会导致银行之间的存款大战以及廉价信贷，其结果只能是严重动摇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于人为造成金融危机。
简单说，利率市场化指的是利率产品的市场化。最大宗的利率产品无非三类：政府债券（即所谓无风险利率产品），公司债（信用风险利率产品），以及银行贷款。前两者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应的利率基准，后者主要由银行对风险实施按质论价。但三个市场的利率基准彼此相关。所谓利率市场化，既是指债务融资的市场化过程，即越来越多的债务融资通过信用债市场来解决；也是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即统一的无风险利率（资金价格）基准和不同信用等级的风险利率基准（风险价格）。自然而然，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债券市场规模占整个债务市场规模的比例。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金融体制是公认的以市场为基础。截至1975年底，美国的银行贷款、政府类债务和公司信用债三者占全部债务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5％、32％和13％。2007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43.6％、34％和22.4％。换言之，银行贷款占债务融资的比例已经降至40％左右，大量的其他形式债务融资主要通过债券市场来解决。
在银行贷款中，近80％是住房按揭贷款和各类消费信贷，公司信贷也只占较小的比例。在定价方面，各个债务市场都有自己的市场基准，比如国债收益率，不同信用等级的风险溢价基准，以及银行贷款的优惠利率等，不同基准之间互相关联。由此我们说，美国的金融体制主要以市场为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明显是另一个极端，属于典型的以机构（间接融资）为基础。截至2012年4月末，中国债务融资总额计83万亿元人民币。央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加起来占全部债务融资的比例为19.4％，企业债占比为2.3％，银行贷款占比为74％。鉴于企业债多为中央和地方背景，属于政府信用，剔除这一部分，真正社会信用意义上的公司债规模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在利率形成机制上，中国的信用债市场尚不具备信用风险的价格发现与差别定价功能。目前国内的债券市场虽然规模扩张很快，且包括了国债、央行票据、普通金融债、混合债、中期票据、企业债、国际开发债、地方债等10多个品种，但实际上背后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信用，信用主体单一。在所谓的企业债市场，AA至AAA级信用评级比例高达98％，并且从无（或允许）一例债券违约事件发生。不难看出，这种高度同质的信用债市场格局主要还是行政选择的结果，实际上还是“体制”在配制资源，距离真正的信用市场有相当距离。
囿于体制和制度上的短板以及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债券市场要在短期内对银行贷款，进而对银行既有的资产负债模式形成冲击，可能性不大。信用债市场的发展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上浮，更像是从银行体系的利益让渡。这决定了短期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不会太快，其对银行的影响也就不会很大，真正实质性的影响更多集中在长期和将来。
银行估值模式调整
对资本市场来说，前述的利好更像是某种口惠。作为严格管制的行业，银行业的盈利前景与银行股的市场表现是两回事。其中，资本监管制度改革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6月8日，《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举标志着资本监管改革方案的尘埃落定，也意味着影响和效应的真正开始。资本监管改革的大方向是提高银行风险资产识别与计量的精确度，同时针对风险资产提高资本充足要求。
前面提到，中国的金融体制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是提供债务融资的主渠道。银行信贷在整体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以及信贷占银行自身资产的比例都比较高。由于贷款属于高风险资产，这种银行模式必然表现为高资本消耗，表现为对资本金的过度依赖。资本基础的不断增加固然会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但也注定会对每股预期收益产生摊薄效应，影响股价表现。
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监管与银行股价表现之间的矛盾，途径无非两条：商业银行要么有能力提高单位风险资产的盈利水平，以增强资本的自我补充能力；要么在处置和转移风险资产方面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前者意味着银行必须具备相应的风险定价和风险经营能力，或者至少能够降低对法定的银行存贷款利差的依赖；后者则要求在银行业体制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诸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债务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直至引入贷款证券化机制和风险资产的交易、对冲、保险机制，为商业银行的表外活动提供更大空间。如果能够双管齐下，效果当然更好。
可以预计，短期内，上述两条路径不可能延伸得很远。经济仍将继续依赖银行信贷，银行还将继续保持高资本消耗型的增长模式。银行业的风险定价能力或将有所提高，但法定的存贷款利差水平仍然是决定银行利差水平的重要因素。对股票市场来说，资本监管仍将成为影响股价预期的关键因素。在资本监管趋于严格的大环境下，短期的股价预期变动将演变为长期的估值模式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相关的影响很可能是长期的，趋势性的。
作者为浦发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办公室总经理
总体判断，由于经济增长放缓，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良率很可能已经触底，甚至反弹，但幅度轻微，银行业整体的资产质量仍将保持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迫切，短期内能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对其影响和效应不宜做过高估计。尽管基本面没有大问题，受资本监管制度改革的影响，银行股的表现很可能会延续既有颓势，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性。
“双降”触底
如果从2004年算起，过去的八年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的黄金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一路走低，真正实现了“双降”。2011年三季度末降至0.9％的历史低点，年末略升至1％，2012年一季度末又再度降至0.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为1.1％，股份制银行为0.6％，城商行为0.8％。
0.9％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基本上属于最好之列。在新兴市场中，这个数字堪称一枝独秀。根据此前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当时预计2011年末亚洲地区平均不良率为1.3％，全球的新兴市场地区不良率为2.4％。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不良率分别是9％、7.1％和1.2％。对照发达市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数字更为抢眼。由于深陷危机难以自拔，2011年末发达地区平均不良率为5.2％，美国平均不良率为7.9％，欧洲为4.6％。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不良率为0.3％。
考虑到过去八年来的经济金融环境，“双降”的出现并非偶然。归纳起来，背后的支撑因素主要有“三高”：高经济增长，高货币投放，以及高资本形成。“三高”的出现则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阶段性有关。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由此带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化更是直接加速了这一进程。银行的信贷组合也随之大换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成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化领域，主要体现为资源和财富的货币化，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财富积累。
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高经济增长意味着信贷的有效需求高，借款人偿债能力强；高货币投放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充裕，存贷两旺，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迅速；高资本形成意味着财富和抵押价值积累迅速，第二还款来源充裕，继之又进一步增强经济主体的负债能力。有这三条，不良率想不下降都难。
但2012年，随着经济下行趋势趋于明朗，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更有理由成为焦点话题：我们的“双降”势头还将继续，还是已经见底，或者即将触底反弹？
具体取决于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综合目前各个方面条件，2012年的经济下行已成定局。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短期的经济景气走低，而更像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具体细节这里不再讨论。
面对GDP的下滑，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决定银行不良率的关键因素正是GDP增速。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中国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增长37.6％，1993年更猛增到50.6％，由此带动银行信贷和GDP高位运行。但随后到来的经济调控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投资和GDP增速被迫硬着陆，银行不良率急速攀升，最终将银行体系拖入技术上破产的窘境。
由此看来，随着当前GDP增速高位回落，2012年银行体系的不良率已触底，不会再延续之前的狂降势头。
当前的银行资产质量分明已经感受到了经济下滑带来的丝丝寒意。如同一碗热粥，冷却总是先从表面开始。一些对经济下滑敏感度高的行业、客户群以及区域，对应的信贷敞口正承受着日益为甚的资产质量压力，局部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资产质量整体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整体不良率呈见底趋势，但如果就此推断不良率会很快大幅度回升，恐怕还缺乏充分依据。
历史并非总是简单地自我复制。上世纪90年代的信贷主要投向了国有制造业，不仅造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运行，也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致使大批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直接对银行的信贷质量产生冲击。目前这一轮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
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具有易腐烂性，大量存货和生产性投资除了贱卖处理，别无他法，不可能继续衍生现金流。而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并不体现为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充其量是投资超前，只要投资得以完成，终归将来还能够释放出现金流。
在房地产领域，鉴于目前的土地、财税制度特点和房地产价格形势，房地产信贷，不论开发贷款还是住房按揭贷款，背后的抵押物价值都相当坚挺，不太可能遭遇大面积的集中违约。除非房地产价格出现跳水式下滑，但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大。
客观地说，中国当前的房地产问题主要还是高价格，尚不能定性为严格意义上的泡沫问题。房地产成为泡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价格的大幅度快速上涨，其二是对负债杠杆的过度使用。在当前对信贷从严控制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信贷整体的杠杆率并不高，主要还是购买需求和购买力旺盛所致的高房价，而这背后又是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因素，诸如货币供应、土地产权制度、城市化进程、政府财税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等。
高房价的影响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仅以经济发展自身而言，经过前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之后，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经济也从交易的货币化进入到财富的货币化阶段。财富的货币化主要围绕两大领域展开，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比于证券市场，房地产投资由于其固有的稀缺性和作为城市化成果的直观表现，其财富属性更强，也更容易成为投资追逐的对象，并由此成为最大的货币蓄水池。
如此看来，导致房地产的高价格因素具有长期性，宏观调控解决不了高价格问题，而必须诉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改革，包括产权、税收、财政等，而这远非一日之功，只能假以时日。 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当前大的体制背景下，无论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其中的银行贷款最后都可归结为广义的地方政府债务或公共负债。政府的偿债能力不单取决于债务的规模，更主要取决于债务属性以及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全世界最高，但其财政稳定性并没有出现问题。在中国，鉴于政府具有的资源控制和掌控能力，地方政府负债出现集中违约的可能性也不大。
利率市场化短期影响有限
6月7日，央行宣布降息，同时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很多评论将其解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的信号，并视其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一大利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情况未必如此，至少短期看未必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利率市场化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果真如此，利率市场化就不只是利空，简直就是灾难了。显而易见，在继续维持银行间接融资绝对优势比例的前提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必然会导致银行之间的存款大战以及廉价信贷，其结果只能是严重动摇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于人为造成金融危机。
简单说，利率市场化指的是利率产品的市场化。最大宗的利率产品无非三类：政府债券（即所谓无风险利率产品），公司债（信用风险利率产品），以及银行贷款。前两者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应的利率基准，后者主要由银行对风险实施按质论价。但三个市场的利率基准彼此相关。所谓利率市场化，既是指债务融资的市场化过程，即越来越多的债务融资通过信用债市场来解决；也是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即统一的无风险利率（资金价格）基准和不同信用等级的风险利率基准（风险价格）。自然而然，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债券市场规模占整个债务市场规模的比例。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金融体制是公认的以市场为基础。截至1975年底，美国的银行贷款、政府类债务和公司信用债三者占全部债务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5％、32％和13％。2007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43.6％、34％和22.4％。换言之，银行贷款占债务融资的比例已经降至40％左右，大量的其他形式债务融资主要通过债券市场来解决。
在银行贷款中，近80％是住房按揭贷款和各类消费信贷，公司信贷也只占较小的比例。在定价方面，各个债务市场都有自己的市场基准，比如国债收益率，不同信用等级的风险溢价基准，以及银行贷款的优惠利率等，不同基准之间互相关联。由此我们说，美国的金融体制主要以市场为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明显是另一个极端，属于典型的以机构（间接融资）为基础。截至2012年4月末，中国债务融资总额计83万亿元人民币。央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加起来占全部债务融资的比例为19.4％，企业债占比为2.3％，银行贷款占比为74％。鉴于企业债多为中央和地方背景，属于政府信用，剔除这一部分，真正社会信用意义上的公司债规模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在利率形成机制上，中国的信用债市场尚不具备信用风险的价格发现与差别定价功能。目前国内的债券市场虽然规模扩张很快，且包括了国债、央行票据、普通金融债、混合债、中期票据、企业债、国际开发债、地方债等10多个品种，但实际上背后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信用，信用主体单一。在所谓的企业债市场，AA至AAA级信用评级比例高达98％，并且从无（或允许）一例债券违约事件发生。不难看出，这种高度同质的信用债市场格局主要还是行政选择的结果，实际上还是“体制”在配制资源，距离真正的信用市场有相当距离。
囿于体制和制度上的短板以及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债券市场要在短期内对银行贷款，进而对银行既有的资产负债模式形成冲击，可能性不大。信用债市场的发展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上浮，更像是从银行体系的利益让渡。这决定了短期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不会太快，其对银行的影响也就不会很大，真正实质性的影响更多集中在长期和将来。
银行估值模式调整
对资本市场来说，前述的利好更像是某种口惠。作为严格管制的行业，银行业的盈利前景与银行股的市场表现是两回事。其中，资本监管制度改革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6月8日，《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举标志着资本监管改革方案的尘埃落定，也意味着影响和效应的真正开始。资本监管改革的大方向是提高银行风险资产识别与计量的精确度，同时针对风险资产提高资本充足要求。
前面提到，中国的金融体制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是提供债务融资的主渠道。银行信贷在整体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以及信贷占银行自身资产的比例都比较高。由于贷款属于高风险资产，这种银行模式必然表现为高资本消耗，表现为对资本金的过度依赖。资本基础的不断增加固然会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但也注定会对每股预期收益产生摊薄效应，影响股价表现。
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监管与银行股价表现之间的矛盾，途径无非两条：商业银行要么有能力提高单位风险资产的盈利水平，以增强资本的自我补充能力；要么在处置和转移风险资产方面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前者意味着银行必须具备相应的风险定价和风险经营能力，或者至少能够降低对法定的银行存贷款利差的依赖；后者则要求在银行业体制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诸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债务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直至引入贷款证券化机制和风险资产的交易、对冲、保险机制，为商业银行的表外活动提供更大空间。如果能够双管齐下，效果当然更好。
可以预计，短期内，上述两条路径不可能延伸得很远。经济仍将继续依赖银行信贷，银行还将继续保持高资本消耗型的增长模式。银行业的风险定价能力或将有所提高，但法定的存贷款利差水平仍然是决定银行利差水平的重要因素。对股票市场来说，资本监管仍将成为影响股价预期的关键因素。在资本监管趋于严格的大环境下，短期的股价预期变动将演变为长期的估值模式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相关的影响很可能是长期的，趋势性的。
作者为浦发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办公室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