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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和贪，早晚会葬送掉中国原本就不敦厚的学术声誉。而大学护短的短视行为，更令人为中国的大学命运担忧!遗憾的是，类似的事件绝非一个浙大。大学的胸怀里裹着不该裹的东西，助长了多少人的私欲。
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开，最初源于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的一封揭发信。2008年10月。戴教授致函《本草疗法研究》杂志主编，指该刊2008年第22卷发表的由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人署名的一篇文章。是对他此前已经发表在《国际心血管》杂志上的相关论文的抄袭。而戴德哉就是贺海波的博士生导师。随后，两家杂志主编发表联合声明，认定贺海波等人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属于“科学上的欺诈行为”，决定将该论文撤销。
戴德哉的揭发信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使得与李连达课题组有关的一连串学术不端行为浮出水面。举报与反击
去年10月底，旅居荷兰的祝国光教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揭露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消息，立即上网搜集了与贺海波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祝国光决定回国打假，并先后向卫生部、中国工程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举报李连达课题组学术造假。
贺海波之后在接受校方调查时承认造假，同时表示是在李连达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在论文作者中署上了李连达的名字。浙江大学也表示，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校方认为论文造假是博士后贺海波的个人行为。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无关。2008年11月13日，浙江大学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宣布撤销贺海波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
按理说，轰动一时的学术造假事件本应在贺海波被开除后归于平静。
但举报人祝国光不这么认为，据他统计，迄今为止，李连达课题组相关的造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的论文已经发现了14篇。上述十几篇问题性论文均注明了研究经费的来源和编号，包括国家级以及浙江省地方性项目经费，那些堂而皇之列出来的项目经费到底是如何使用的?至于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童所获取的名声，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学术论文造假出于何种动机?是贺海波个人所为还是李连达课题组集体造假?
已经75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不可避免的卷进了“论文造假”的暴风眼中心。
很快，李连达在2月5日表示，祝国光提到的“集体造假”情况不实，祝国光举报他学术造假“动机不纯”。李连达说：“网上有文章指责我的课题组集体造假。有人告诉我，涉及这件事的文章，其作者或材料提供者都是祝国光。我不认识祝国光。后来偶然一个机会，有人说他是天士力集团的技术顾问，我恍然大悟。”
“我的一个研究课题影响了天士力集团的利益。”李连达一语激起千层浪。
半路杀出的“片丸之争”
天士力是国内制药的龙头企业。其主打产品复方丹参滴丸已经连续6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
李连达表示，他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复方丹参滴丸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同时存在严重副作用。由于自己之前拒绝了天士力“收买”，执意要公布研究结果，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
事件发展让人们大感吃惊。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士力集团很快发表声明称，“在被举报论文造假之后，李连达为了逃避学术造假的社会压力、转移公众的注意，故意制造事端。”天士力集团总经理李文随后透露，李连达除了院士的身份，还在其最大竞争对手，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白云山制药公司担任顾问，是复方丹参片的首席研发专家。在同类药中，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已连续数年占据行业第一，白云山制药生产的复方丹参片目前排名第二。李文认为，李连达是复方丹参片的利益代言人。至于祝国光，天士力只是表示，祝国光是该公司的顾问，同时也是国内多家公司的顾问。
至此，此事已从一起普通的论文造假事件演变成事关两种药品的“片丸之争”，进而演变成一场商业攻击，国内两家著名医药企业天津天士力、广州白云山均被牵涉进来。
很快，白云山公司表示，李连达目前的确是顾问。但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纷争“与我们无关”，且天士力公告也未提及白云山，这只是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一个争论，“李连达作为科研人员，研究有其独立性。”
天士力则回应称，研究是不是完全的学术研究，只需要知道李的研究是否有国家立项、经费是由谁提供的就清楚了。
学术领域的事情，本来就该以学术的逻辑解决，而如今无论举报方还是被举报方的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企业作为支撑，两人之间的论战变成了企业之间的夹枪带棒。一名大学教授表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规范教授、专家等去企业挂职。这使得部分学者、教授在外任职，
甚至挂名多个企业。而部分专家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专家企业利益联合体。
拷问“院士造假”
究竟是院士率领手下集体造假，还是小字辈背着院士胡来，抑或是商业阴谋引发的乱战?真相似乎越来越扑朔迷离。在三个版本的描述中，李院士的陈词可以暂不讨论，就算他说的“商战阴谋”的确存在，也属于另一个范畴内的议题，改变不了他是否参与造假的事实。动机是无法加罪的，能论个是非的是事实本身。
老实说，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已经令公众“审丑疲劳”，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造假，俨然有了“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惯性。近年来，从虚假浮夸的“基因皇后”陈晓宁，到“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各种抄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时见诸报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学术界曾经是人们心目中圣洁的象牙塔，两院院士是人们最为崇敬的象牙塔顶端的象征，理应是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科学伦理的模范。然而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日渐泛滥，并逐渐呈现向学术顶端、学术权威蔓延的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果处于学术体系顶端的少数人如两院院士、科学家也染指“伪造、抄袭、拼凑”等学术腐败行为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将会更大。
应该承认，科学上的欺诈行为并非中国的特产，出现学术造假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每每遇到这种丑闻，国际惯例是当事人公开道歉并辞职，比如“韩国民族英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揭露出来后，首尔大学迅速进行调查与处理，剥夺了其诸多头衔，黄禹锡也因此向公众诚恳道歉；不仅如此，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还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犯《生命伦理法》的罪名将黄禹锡送上了法庭。然而，这样的惯例在咱们这里有点“水土不服”。
贺海波事件，使浙大蒙了羞。浙大的 回应被认为是“丢车保帅”：定性为个人事件也就为学校建立了防火墙，开除了贺海波也就撇清了课题组。浙大护短的消极态度，让看了无数的“危机公关”后的民众倍感失望。
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学术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所谓成绩，对学术造假进行庇护，不敢坦诚自己的过失。这样的胸怀里面，夹杂着太多的“私”字和“利”字，虽可以换得暂时的苟安，但对一所大学的未来，却是致命的打击。假和贪，早晚会葬送掉中国大学原本就不敦厚的学术声誉。而大学护短的短视行为，更令人为中国的大学命运担忧!遗憾的是，类似的事件绝非一个浙大。大学的胸怀里裹着不该裹的东西，助长了多少人的私欲。缺乏对学术造假“零容忍”的自我纠错机制，在利益大而成本小的驱动下，出现大面积的学术造假也就不足为怪。
“浙大院士涉嫌造假”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一家网站就此事进行了网络调查，一天内共收到投票1833票，其中认为是“耻辱，身为院士不该造假”的有606票。占33.06％；认为“很正常，学术界造假盛行”的有1078票，占58.81％；而认为“无所谓，造假也是门‘艺术一’的有149票，占8.13％。
从这一调查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进行投票的网友认为学术腐败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网民们对李连达课题组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少部分为浙大和院士辩护的声音几乎淹没不闻。为什么这些千万里之外的、未做过什么调查研究的人会宁可信其有呢?因为人们已看过了太多触目惊心的高校学术腐败案例，留下了“腐败是常态，清白是例外”的印象。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看到学术腐败在学术界的盛行。也流露出对学术腐败屡禁不止的无奈。
然而，网民的鸣鼓而攻和浙大的哓哓自辩，并不能廓清事实真相，只是使“论文造假”成了一起成千上万人关注的公众事件。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一支能为公众所认可的力量介入调查之中。公众需要真相，如果确属集体造假，这将提醒人们学术腐败的糜烂程度很高，学风的重建势在必然；如果只是个人造假，这将使公众对高等人才的学术操守保留一定的信心。对于浙大和李院士来说，真金不怕火炼，为了维护学校和个人的清誉，为了免受懵懂之人的指指戳戳，他们也应该乐见权威调查结果的出现。这次的论文造假事件，我们不希望它发展成一个无言的结局。(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商报》等)
链接：院士——异化的荣誉
1994年，当中国科学院将学术终身荣誉，从原来的学部委员正式转变为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也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称号会承载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涵。
1995年，随着中国工程院的正式脱胎，“两院院士”的称号开始变得一纸风行。在2007年年底完成两年一届的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目前都已经突破了七百大关，可谓盛况空前。
但和繁荣一并伴生的，则是异化。
虽然院士制度本身源于欧美教育和学术理念，但在中国，却是在整个学术体系最初“苏联化”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和欧美专业性学术体制不同，在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界，骨子里还是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任何学术行政手段，首先条件就是必须对这个体制内的操作者，具有足够的保护性。最起码在公开的语境中，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恶意”的。
院士正是这样一个集“众家之长”并具备法理正统性的“金牌支点”。
正是因为这个“支点”有此奇效，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也随即跟上；到了2006年中，就连一向被认为“文无第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启动了类似院士制度雏形的学部委员制度。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曾经戏称，在行政和院士的双重“割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已经少有“自由民”的生存空间。
正是因为一旦有了院士身份，就有“吸星大法”一样的效用。因此，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院士评选早已经从个人性质的、非盈利性质的自愿性行为，演变为规模宏大的有组织的、功利性的自觉行动。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院士制度已经饱受批评，院士学术造假风波，仅仅是一个最新的注脚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它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成为举足轻重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结局也许是注定的，那就是“虚无”的学术荣誉，终究难抵真金白银的“体制性遗产”的诱惑。
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开，最初源于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的一封揭发信。2008年10月。戴教授致函《本草疗法研究》杂志主编，指该刊2008年第22卷发表的由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人署名的一篇文章。是对他此前已经发表在《国际心血管》杂志上的相关论文的抄袭。而戴德哉就是贺海波的博士生导师。随后，两家杂志主编发表联合声明，认定贺海波等人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属于“科学上的欺诈行为”，决定将该论文撤销。
戴德哉的揭发信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使得与李连达课题组有关的一连串学术不端行为浮出水面。举报与反击
去年10月底，旅居荷兰的祝国光教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揭露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消息，立即上网搜集了与贺海波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祝国光决定回国打假，并先后向卫生部、中国工程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举报李连达课题组学术造假。
贺海波之后在接受校方调查时承认造假，同时表示是在李连达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在论文作者中署上了李连达的名字。浙江大学也表示，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校方认为论文造假是博士后贺海波的个人行为。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无关。2008年11月13日，浙江大学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宣布撤销贺海波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
按理说，轰动一时的学术造假事件本应在贺海波被开除后归于平静。
但举报人祝国光不这么认为，据他统计，迄今为止，李连达课题组相关的造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的论文已经发现了14篇。上述十几篇问题性论文均注明了研究经费的来源和编号，包括国家级以及浙江省地方性项目经费，那些堂而皇之列出来的项目经费到底是如何使用的?至于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童所获取的名声，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学术论文造假出于何种动机?是贺海波个人所为还是李连达课题组集体造假?
已经75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不可避免的卷进了“论文造假”的暴风眼中心。
很快，李连达在2月5日表示，祝国光提到的“集体造假”情况不实，祝国光举报他学术造假“动机不纯”。李连达说：“网上有文章指责我的课题组集体造假。有人告诉我，涉及这件事的文章，其作者或材料提供者都是祝国光。我不认识祝国光。后来偶然一个机会，有人说他是天士力集团的技术顾问，我恍然大悟。”
“我的一个研究课题影响了天士力集团的利益。”李连达一语激起千层浪。
半路杀出的“片丸之争”
天士力是国内制药的龙头企业。其主打产品复方丹参滴丸已经连续6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
李连达表示，他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复方丹参滴丸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同时存在严重副作用。由于自己之前拒绝了天士力“收买”，执意要公布研究结果，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
事件发展让人们大感吃惊。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士力集团很快发表声明称，“在被举报论文造假之后，李连达为了逃避学术造假的社会压力、转移公众的注意，故意制造事端。”天士力集团总经理李文随后透露，李连达除了院士的身份，还在其最大竞争对手，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白云山制药公司担任顾问，是复方丹参片的首席研发专家。在同类药中，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已连续数年占据行业第一，白云山制药生产的复方丹参片目前排名第二。李文认为，李连达是复方丹参片的利益代言人。至于祝国光，天士力只是表示，祝国光是该公司的顾问，同时也是国内多家公司的顾问。
至此，此事已从一起普通的论文造假事件演变成事关两种药品的“片丸之争”，进而演变成一场商业攻击，国内两家著名医药企业天津天士力、广州白云山均被牵涉进来。
很快，白云山公司表示，李连达目前的确是顾问。但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纷争“与我们无关”，且天士力公告也未提及白云山，这只是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一个争论，“李连达作为科研人员，研究有其独立性。”
天士力则回应称，研究是不是完全的学术研究，只需要知道李的研究是否有国家立项、经费是由谁提供的就清楚了。
学术领域的事情，本来就该以学术的逻辑解决，而如今无论举报方还是被举报方的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企业作为支撑，两人之间的论战变成了企业之间的夹枪带棒。一名大学教授表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规范教授、专家等去企业挂职。这使得部分学者、教授在外任职，
甚至挂名多个企业。而部分专家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专家企业利益联合体。
拷问“院士造假”
究竟是院士率领手下集体造假，还是小字辈背着院士胡来，抑或是商业阴谋引发的乱战?真相似乎越来越扑朔迷离。在三个版本的描述中，李院士的陈词可以暂不讨论，就算他说的“商战阴谋”的确存在，也属于另一个范畴内的议题，改变不了他是否参与造假的事实。动机是无法加罪的，能论个是非的是事实本身。
老实说，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已经令公众“审丑疲劳”，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造假，俨然有了“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惯性。近年来，从虚假浮夸的“基因皇后”陈晓宁，到“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各种抄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时见诸报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学术界曾经是人们心目中圣洁的象牙塔，两院院士是人们最为崇敬的象牙塔顶端的象征，理应是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科学伦理的模范。然而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日渐泛滥，并逐渐呈现向学术顶端、学术权威蔓延的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果处于学术体系顶端的少数人如两院院士、科学家也染指“伪造、抄袭、拼凑”等学术腐败行为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将会更大。
应该承认，科学上的欺诈行为并非中国的特产，出现学术造假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学术界缺乏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每每遇到这种丑闻，国际惯例是当事人公开道歉并辞职，比如“韩国民族英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揭露出来后，首尔大学迅速进行调查与处理，剥夺了其诸多头衔，黄禹锡也因此向公众诚恳道歉；不仅如此，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还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犯《生命伦理法》的罪名将黄禹锡送上了法庭。然而，这样的惯例在咱们这里有点“水土不服”。
贺海波事件，使浙大蒙了羞。浙大的 回应被认为是“丢车保帅”：定性为个人事件也就为学校建立了防火墙，开除了贺海波也就撇清了课题组。浙大护短的消极态度，让看了无数的“危机公关”后的民众倍感失望。
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学术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所谓成绩，对学术造假进行庇护，不敢坦诚自己的过失。这样的胸怀里面，夹杂着太多的“私”字和“利”字，虽可以换得暂时的苟安，但对一所大学的未来，却是致命的打击。假和贪，早晚会葬送掉中国大学原本就不敦厚的学术声誉。而大学护短的短视行为，更令人为中国的大学命运担忧!遗憾的是，类似的事件绝非一个浙大。大学的胸怀里裹着不该裹的东西，助长了多少人的私欲。缺乏对学术造假“零容忍”的自我纠错机制，在利益大而成本小的驱动下，出现大面积的学术造假也就不足为怪。
“浙大院士涉嫌造假”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一家网站就此事进行了网络调查，一天内共收到投票1833票，其中认为是“耻辱，身为院士不该造假”的有606票。占33.06％；认为“很正常，学术界造假盛行”的有1078票，占58.81％；而认为“无所谓，造假也是门‘艺术一’的有149票，占8.13％。
从这一调查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进行投票的网友认为学术腐败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网民们对李连达课题组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少部分为浙大和院士辩护的声音几乎淹没不闻。为什么这些千万里之外的、未做过什么调查研究的人会宁可信其有呢?因为人们已看过了太多触目惊心的高校学术腐败案例，留下了“腐败是常态，清白是例外”的印象。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看到学术腐败在学术界的盛行。也流露出对学术腐败屡禁不止的无奈。
然而，网民的鸣鼓而攻和浙大的哓哓自辩，并不能廓清事实真相，只是使“论文造假”成了一起成千上万人关注的公众事件。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一支能为公众所认可的力量介入调查之中。公众需要真相，如果确属集体造假，这将提醒人们学术腐败的糜烂程度很高，学风的重建势在必然；如果只是个人造假，这将使公众对高等人才的学术操守保留一定的信心。对于浙大和李院士来说，真金不怕火炼，为了维护学校和个人的清誉，为了免受懵懂之人的指指戳戳，他们也应该乐见权威调查结果的出现。这次的论文造假事件，我们不希望它发展成一个无言的结局。(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商报》等)
链接：院士——异化的荣誉
1994年，当中国科学院将学术终身荣誉，从原来的学部委员正式转变为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也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称号会承载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涵。
1995年，随着中国工程院的正式脱胎，“两院院士”的称号开始变得一纸风行。在2007年年底完成两年一届的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目前都已经突破了七百大关，可谓盛况空前。
但和繁荣一并伴生的，则是异化。
虽然院士制度本身源于欧美教育和学术理念，但在中国，却是在整个学术体系最初“苏联化”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和欧美专业性学术体制不同，在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界，骨子里还是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任何学术行政手段，首先条件就是必须对这个体制内的操作者，具有足够的保护性。最起码在公开的语境中，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恶意”的。
院士正是这样一个集“众家之长”并具备法理正统性的“金牌支点”。
正是因为这个“支点”有此奇效，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也随即跟上；到了2006年中，就连一向被认为“文无第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启动了类似院士制度雏形的学部委员制度。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曾经戏称，在行政和院士的双重“割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已经少有“自由民”的生存空间。
正是因为一旦有了院士身份，就有“吸星大法”一样的效用。因此，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院士评选早已经从个人性质的、非盈利性质的自愿性行为，演变为规模宏大的有组织的、功利性的自觉行动。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院士制度已经饱受批评，院士学术造假风波，仅仅是一个最新的注脚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它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成为举足轻重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结局也许是注定的，那就是“虚无”的学术荣誉，终究难抵真金白银的“体制性遗产”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