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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摄影家徐勇一篇《“纪实摄影”：严重的概念误导》，毫无意外地引起了关于纪实摄影的再次争论，争论又毫无意外地在“正常”的混乱状态中灭息。之所以说混乱状态“正常”，是因为它证明了在今天的中国摄影中，纪实摄影的传统尚未形成，而是处于被发明之中。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传统”可以“被发明”吗？那与抽水马桶不就是一路货吗？
没错。许多今天看上去庄严肃穆、貌似悠久的“千年传统”，其“被发明”的历史都不过百八十年，比如英国的王室盛典：“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但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产物”。（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之《导论》，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英国王室盛典成型的真实背景，乃是随着大英帝国实力的衰落，需要一个精神象征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各路势力团结在一起，以应对日渐崛起的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挑战。于是19世纪70年代仍然笨拙可笑、连王室成员本身都兴味索然的那些“盛典”（登基仪式、游行、婚丧礼等），一步一步地被精心包装成了今日的肃穆俨然。更搞笑的是，现在被视为苏格兰独特的高地传统之象征的格子呢褶裙—英国王储查尔斯每年总有几次要穿着它在电视上出现，也是“被发明”出来的：“古代苏格兰人暨不穿褶裙，也不穿束腰披风；（在苏格兰）格子呢是在现代早期才引进的；褶裙则更为晚近”。（休·特雷弗-罗铂：《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第31页）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苏格兰裙其实与苏格兰传统无关，其从概念到布料，都是英格兰商人为赚钱而为苏格兰量体打造。
传统就是这样不断“被”发明、“被”发现、“被”丰富的，摄影的传统也是如此。
以今日作为纪实摄影之正宗的FSA（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纪实摄影而言，其作为范例的历史不过四十几年。1940年代之后，FSA的影响陷入沉寂（那些照片被公众认为是政府的宣传品乃原因之一），直到1960年代被纽约现代艺术馆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斯基重新整理、展览、诠释；否则，如美国影像学者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所言，多若茜·兰格、沃克·伊文斯等的名作，也不过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堆资料而已。同样的例子，还有雅各布·里斯的作品；如果不是亚历山大·阿兰德（Alexander Alland）在1950年代收藏、整理了里斯的那些玻璃版，现在我们就无从讨论这位纪实摄影的先驱人物。
今天，摄影中一个新的传统正处于“被发明”的前夜，这就是行动主义摄影（photography as activism，也译“摄影行动主义”）。
行动主义摄影与社会纪实摄影有密切关系，被称为“行动主义摄影师”（activist photographers）的那些人也多是纪实摄影师。美国影像学者米歇尔·博格蕊在其新著《行动主义摄影：为变革社会而拍摄的影像》（Photography as Activism：Images for Social Change，2012）中，将二者的区别作了这样的界定：行动主义摄影指向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solution-orientated），而传统纪实摄影指向的是揭露问题（issue-orientated）。举例来说，面对同一群贫困失学儿童，传统纪实摄影师在拍摄、向社会展示完这群苦孩子的状况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们认为采取行动是社会相关责任人（比如政府）的事情。但对于行动主义摄影师而言，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会自己成立一个机构，为孩子们募捐，给孩子们安排志愿教师、职业培训、帮孩子们交学费、甚至盖教室……比如法国摄影师费尔南多·莫莱瑞斯（Fernando Moleres）在南非采访时，发现少年犯和成年犯关在同一间牢房，常遭暴打，午餐常被夺走，于是他与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欧洲募捐逾百万欧元，帮非洲国家建设独立的少年犯监狱。美国摄影师乔纳森·托尔戈夫尼克（Jonathan Torgovnik）在卢旺达采访时，了解到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中，有几十万图茨族妇女遭胡图族士兵强奸，后来因此有大约2万名孩子出生，这些孩子在家里和社会上遭到复杂对待。而今，这些孩子到了读中学的时候，托尔戈夫尼克募集到数百万美元帮这些孩子付学费。美国女摄影师多娜·费拉多（Donna Ferrato）20多年致力于拍摄美国家庭暴力，并建立“家庭暴力觉醒旅馆”，为家暴受害妇女提供食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8年纽约市设立“多娜·费拉多感谢日”对她予以表彰……米歇尔·博格蕊在书中对“行动主义摄影”的历史源流和当代表现做了细致研究，并采访了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行动主义摄影”这一概念，正是她在自己的书中首次提出。同时，博格蕊还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那儿为行动主义摄影找到了理论支撑：洛克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制止犯罪，以避免罪行再次发生，此乃自然法赋予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一种公民责任。博格蕊认为，行动主义摄影师就好比是摄影人中勇于社会担当的“公民责任信托人”（citizen trust），他们承担那种困难、危险的工作，拍摄各种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一种公民责任。加拿大摄影师莱瑞·托维尔（Larry Towell）有言：“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得有所作为，此乃我们的道德责任”；用托尔戈夫尼克的话说就是：“世界是可以改变的，犯罪应该被制止”。
可以说，“行动主义摄影”这一概念，比传统的“社会纪实摄影”更准确地描述了托尔戈夫尼克们的摄影实践特征，已在美国、英国逐渐获得认可并进入高校课堂。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纪实摄影的兴起，有着欧美社会经济危机的背景一样，今天的欧美社会正经历着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多方面的社会挑战，社会赋予摄影师与NGO组织的巨大合作空间，互联网时代摄影传播的无限性，都为行动主义摄影师的成长提供了潜能。有理由认为，随着社会认可度的进一步提高，行动主义摄影会成为未来摄影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也是笔者说行动主义摄影的传统处于“被发明之前夜”的原因所在。 与发达国家相比，行动主义摄影在中国的实践则困难得多。1980年代就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摄影的奚志农，是中国行动主义摄影师的卓越代表；而1992年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则是中国特色行动主义摄影的一个范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此后20年，摄影触及的严重程度可与失学儿童相提并论的社会问题并非一个，而可以彰显“摄影之巨大力量”的案例却只有“希望工程”，奇迹何以没有再次发生？其中原因令人深思。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出现了一批充满行动主义气质的摄影师，卢广坚韧不拔地追踪报道艾滋病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正在逐步得到社会的公正评价；年轻摄影师中，张立洁完成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专题，对企业与北京市残联联合建立“非典后遗症基金”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她又投入《中国罕见病患者》专题的拍摄。广州日报摄影记者骆昌威在拍摄《最后的麻风岛》专题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大陆唯一的海岛麻风病院—广东大衾岛麻风病院预定好的搬迁遇到问题，多方奔走并积极致信省领导，为促进该院的顺利搬迁而努力。业余摄影师、北京大学研究生程新皓，在昆明滇池东岸进行田野调查时，其作为学术调查点和拍摄点的滇池东岸宏仁村新村面临野蛮拆迁，程新皓—包括他的同学和老师—与村民们站在一起，“为保卫他们的家园而努力，从联系各种媒体，到通过关系给信访局递材料，再到以北大社会学系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信”，最终宏仁村新村得以保存（程新皓作品见本刊第三期—编辑）—承负社会担当，勇为弱者代言，正是行动主义摄影师的本质特征。摄影师焦波，则通过认领汶川地震孤儿并教授他们学习摄影，帮孩子们走出阴影……像焦波这样实践着“摄影之小善”的摄影人，在中国摄影界还有不少。
当然，以历史源流而论，纪实摄影史上早有“行动主义摄影”的实践，从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的生活”，到刘易斯·海因的童工，再到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的越战照片，都堪称范例，乔纳森·托尔戈夫尼克等新一代的崛起，可谓是这一流派的再次敲门—令我们高兴的是，在这次敲门声中，我们能辨析到清晰的中国声音。
微访谈之解海龙
《中国摄影》：你的《“大眼睛”（苏明娟）》是中国最近30年知名度最高的照片之一，与之相似，美国纪实摄影师多若茜·兰格的《流民母亲》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同样是报道处于困境中的人，但照片主人公后来的遭遇却有天壤之别：苏明娟成为“希望工程”的明星，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其个人成长得益甚多。而《流民母亲》弗洛伦斯·汤姆森曾说过那张照片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帮助。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场合，兰格和你坐在一起，谈起两位著名主人公极为悬殊的生活遭遇，你会如何给兰格解释？
解海龙：我想这有不少原因，比如我们俩与被摄者的关系，特别是拍摄之后的关系，很不一样。兰格拍完《流民母亲》后，她就走了，与这位母亲再没任何联系，恐怕社会上也不知道这位母亲在哪儿。但我跟她不一样，我是持续地关注那些孩子，利用各种场合，到处宣讲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我讲得比拍得还好，感动了很多人献爱心，“大眼睛”得到多方关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讲一个最新的，2011年7月在内蒙古，我拍了一组一个女大学生放羊的片子，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她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贷款上大学，四年学费17600元；她在假期帮家里干活，但很想早点开学，这样就可以用同学的电脑上网，因为她自己买不起电脑。晚上放幻灯时我讲了这个故事，俩影友找到我，一个愿意捐助这个孩子四年学费，一个愿意捐一台电脑，后来是20000元学费加一台电脑都由一个人捐助。第二天一早，电脑和学费就送到女大学生家里，她就蒙了：为啥给我这么大帮助？捐助人就说，你解叔叔昨天讲了你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愿意帮你读完大学；解叔叔帮助过不少人，他背后有很多乐于助人的人，他讲到的，大家都乐于伸出援助之手。我当然也把他们的爱心故事到处宣讲，带动更多人献出爱心。
微访谈之奚志农
《中国摄影》：野外工作30年，你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摄影的第一人，从当初的单打独斗到今天的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野性中国工作室、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你的工作一直在开拓前进，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2013年是否又有新的工作计划？
奚志农：2013年，将是我重归野外的一年，我们准备增加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举办次数，以往每年办一次，今年准备办2-3次；而且还准备举办野生动物纪录片的训练营。2004年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至今已办了12期，每期30-50人，从保护理念、摄影技巧等方面培训有志于野生动物摄影的年轻摄影师和志愿者。2011年，我们推出了“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组织中国一流的自然摄影师对中国濒危物种进行系统拍摄，同时为有此志向的人士提供拍摄资金、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今年将延续这一项目。近十年来，中国的摄影爱好者开始涉足自然摄影，特别是鸟类摄影，推动了鸟类的保护与研究，还实现了很多中国野生鸟类影像零的突破，但同时也出现了干扰、控制甚至伤害鸟类的现象。为此我致信中国摄协领导，建议成立“中国摄协自然摄影专业委员会”，想通过中国摄协这个官方平台，进一步扩大自然摄影的影响，倡导负责任的拍摄，最终使自然摄影在中国成为一个行当。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利用一切机会发出声音，办展览、作讲座、搞培训、接受采访；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做了50场讲座，10天讲了11场。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样频繁的安排使得我在野外拍摄的时间大为减少，成为近几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2013年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我会用更长时间的野外工作，来回报一直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传统”可以“被发明”吗？那与抽水马桶不就是一路货吗？
没错。许多今天看上去庄严肃穆、貌似悠久的“千年传统”，其“被发明”的历史都不过百八十年，比如英国的王室盛典：“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但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产物”。（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之《导论》，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英国王室盛典成型的真实背景，乃是随着大英帝国实力的衰落，需要一个精神象征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各路势力团结在一起，以应对日渐崛起的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挑战。于是19世纪70年代仍然笨拙可笑、连王室成员本身都兴味索然的那些“盛典”（登基仪式、游行、婚丧礼等），一步一步地被精心包装成了今日的肃穆俨然。更搞笑的是，现在被视为苏格兰独特的高地传统之象征的格子呢褶裙—英国王储查尔斯每年总有几次要穿着它在电视上出现，也是“被发明”出来的：“古代苏格兰人暨不穿褶裙，也不穿束腰披风；（在苏格兰）格子呢是在现代早期才引进的；褶裙则更为晚近”。（休·特雷弗-罗铂：《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第31页）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苏格兰裙其实与苏格兰传统无关，其从概念到布料，都是英格兰商人为赚钱而为苏格兰量体打造。
传统就是这样不断“被”发明、“被”发现、“被”丰富的，摄影的传统也是如此。
以今日作为纪实摄影之正宗的FSA（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纪实摄影而言，其作为范例的历史不过四十几年。1940年代之后，FSA的影响陷入沉寂（那些照片被公众认为是政府的宣传品乃原因之一），直到1960年代被纽约现代艺术馆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斯基重新整理、展览、诠释；否则，如美国影像学者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gre）所言，多若茜·兰格、沃克·伊文斯等的名作，也不过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堆资料而已。同样的例子，还有雅各布·里斯的作品；如果不是亚历山大·阿兰德（Alexander Alland）在1950年代收藏、整理了里斯的那些玻璃版，现在我们就无从讨论这位纪实摄影的先驱人物。
今天，摄影中一个新的传统正处于“被发明”的前夜，这就是行动主义摄影（photography as activism，也译“摄影行动主义”）。
行动主义摄影与社会纪实摄影有密切关系，被称为“行动主义摄影师”（activist photographers）的那些人也多是纪实摄影师。美国影像学者米歇尔·博格蕊在其新著《行动主义摄影：为变革社会而拍摄的影像》（Photography as Activism：Images for Social Change，2012）中，将二者的区别作了这样的界定：行动主义摄影指向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solution-orientated），而传统纪实摄影指向的是揭露问题（issue-orientated）。举例来说，面对同一群贫困失学儿童，传统纪实摄影师在拍摄、向社会展示完这群苦孩子的状况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们认为采取行动是社会相关责任人（比如政府）的事情。但对于行动主义摄影师而言，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会自己成立一个机构，为孩子们募捐，给孩子们安排志愿教师、职业培训、帮孩子们交学费、甚至盖教室……比如法国摄影师费尔南多·莫莱瑞斯（Fernando Moleres）在南非采访时，发现少年犯和成年犯关在同一间牢房，常遭暴打，午餐常被夺走，于是他与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欧洲募捐逾百万欧元，帮非洲国家建设独立的少年犯监狱。美国摄影师乔纳森·托尔戈夫尼克（Jonathan Torgovnik）在卢旺达采访时，了解到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中，有几十万图茨族妇女遭胡图族士兵强奸，后来因此有大约2万名孩子出生，这些孩子在家里和社会上遭到复杂对待。而今，这些孩子到了读中学的时候，托尔戈夫尼克募集到数百万美元帮这些孩子付学费。美国女摄影师多娜·费拉多（Donna Ferrato）20多年致力于拍摄美国家庭暴力，并建立“家庭暴力觉醒旅馆”，为家暴受害妇女提供食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8年纽约市设立“多娜·费拉多感谢日”对她予以表彰……米歇尔·博格蕊在书中对“行动主义摄影”的历史源流和当代表现做了细致研究，并采访了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行动主义摄影”这一概念，正是她在自己的书中首次提出。同时，博格蕊还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那儿为行动主义摄影找到了理论支撑：洛克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制止犯罪，以避免罪行再次发生，此乃自然法赋予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一种公民责任。博格蕊认为，行动主义摄影师就好比是摄影人中勇于社会担当的“公民责任信托人”（citizen trust），他们承担那种困难、危险的工作，拍摄各种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一种公民责任。加拿大摄影师莱瑞·托维尔（Larry Towell）有言：“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得有所作为，此乃我们的道德责任”；用托尔戈夫尼克的话说就是：“世界是可以改变的，犯罪应该被制止”。
可以说，“行动主义摄影”这一概念，比传统的“社会纪实摄影”更准确地描述了托尔戈夫尼克们的摄影实践特征，已在美国、英国逐渐获得认可并进入高校课堂。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纪实摄影的兴起，有着欧美社会经济危机的背景一样，今天的欧美社会正经历着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多方面的社会挑战，社会赋予摄影师与NGO组织的巨大合作空间，互联网时代摄影传播的无限性，都为行动主义摄影师的成长提供了潜能。有理由认为，随着社会认可度的进一步提高，行动主义摄影会成为未来摄影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也是笔者说行动主义摄影的传统处于“被发明之前夜”的原因所在。 与发达国家相比，行动主义摄影在中国的实践则困难得多。1980年代就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摄影的奚志农，是中国行动主义摄影师的卓越代表；而1992年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则是中国特色行动主义摄影的一个范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此后20年，摄影触及的严重程度可与失学儿童相提并论的社会问题并非一个，而可以彰显“摄影之巨大力量”的案例却只有“希望工程”，奇迹何以没有再次发生？其中原因令人深思。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出现了一批充满行动主义气质的摄影师，卢广坚韧不拔地追踪报道艾滋病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正在逐步得到社会的公正评价；年轻摄影师中，张立洁完成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专题，对企业与北京市残联联合建立“非典后遗症基金”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她又投入《中国罕见病患者》专题的拍摄。广州日报摄影记者骆昌威在拍摄《最后的麻风岛》专题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大陆唯一的海岛麻风病院—广东大衾岛麻风病院预定好的搬迁遇到问题，多方奔走并积极致信省领导，为促进该院的顺利搬迁而努力。业余摄影师、北京大学研究生程新皓，在昆明滇池东岸进行田野调查时，其作为学术调查点和拍摄点的滇池东岸宏仁村新村面临野蛮拆迁，程新皓—包括他的同学和老师—与村民们站在一起，“为保卫他们的家园而努力，从联系各种媒体，到通过关系给信访局递材料，再到以北大社会学系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信”，最终宏仁村新村得以保存（程新皓作品见本刊第三期—编辑）—承负社会担当，勇为弱者代言，正是行动主义摄影师的本质特征。摄影师焦波，则通过认领汶川地震孤儿并教授他们学习摄影，帮孩子们走出阴影……像焦波这样实践着“摄影之小善”的摄影人，在中国摄影界还有不少。
当然，以历史源流而论，纪实摄影史上早有“行动主义摄影”的实践，从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的生活”，到刘易斯·海因的童工，再到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的越战照片，都堪称范例，乔纳森·托尔戈夫尼克等新一代的崛起，可谓是这一流派的再次敲门—令我们高兴的是，在这次敲门声中，我们能辨析到清晰的中国声音。
微访谈之解海龙
《中国摄影》：你的《“大眼睛”（苏明娟）》是中国最近30年知名度最高的照片之一，与之相似，美国纪实摄影师多若茜·兰格的《流民母亲》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同样是报道处于困境中的人，但照片主人公后来的遭遇却有天壤之别：苏明娟成为“希望工程”的明星，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其个人成长得益甚多。而《流民母亲》弗洛伦斯·汤姆森曾说过那张照片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帮助。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场合，兰格和你坐在一起，谈起两位著名主人公极为悬殊的生活遭遇，你会如何给兰格解释？
解海龙：我想这有不少原因，比如我们俩与被摄者的关系，特别是拍摄之后的关系，很不一样。兰格拍完《流民母亲》后，她就走了，与这位母亲再没任何联系，恐怕社会上也不知道这位母亲在哪儿。但我跟她不一样，我是持续地关注那些孩子，利用各种场合，到处宣讲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我讲得比拍得还好，感动了很多人献爱心，“大眼睛”得到多方关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讲一个最新的，2011年7月在内蒙古，我拍了一组一个女大学生放羊的片子，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她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贷款上大学，四年学费17600元；她在假期帮家里干活，但很想早点开学，这样就可以用同学的电脑上网，因为她自己买不起电脑。晚上放幻灯时我讲了这个故事，俩影友找到我，一个愿意捐助这个孩子四年学费，一个愿意捐一台电脑，后来是20000元学费加一台电脑都由一个人捐助。第二天一早，电脑和学费就送到女大学生家里，她就蒙了：为啥给我这么大帮助？捐助人就说，你解叔叔昨天讲了你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愿意帮你读完大学；解叔叔帮助过不少人，他背后有很多乐于助人的人，他讲到的，大家都乐于伸出援助之手。我当然也把他们的爱心故事到处宣讲，带动更多人献出爱心。
微访谈之奚志农
《中国摄影》：野外工作30年，你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摄影的第一人，从当初的单打独斗到今天的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野性中国工作室、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你的工作一直在开拓前进，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2013年是否又有新的工作计划？
奚志农：2013年，将是我重归野外的一年，我们准备增加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举办次数，以往每年办一次，今年准备办2-3次；而且还准备举办野生动物纪录片的训练营。2004年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至今已办了12期，每期30-50人，从保护理念、摄影技巧等方面培训有志于野生动物摄影的年轻摄影师和志愿者。2011年，我们推出了“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组织中国一流的自然摄影师对中国濒危物种进行系统拍摄，同时为有此志向的人士提供拍摄资金、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今年将延续这一项目。近十年来，中国的摄影爱好者开始涉足自然摄影，特别是鸟类摄影，推动了鸟类的保护与研究，还实现了很多中国野生鸟类影像零的突破，但同时也出现了干扰、控制甚至伤害鸟类的现象。为此我致信中国摄协领导，建议成立“中国摄协自然摄影专业委员会”，想通过中国摄协这个官方平台，进一步扩大自然摄影的影响，倡导负责任的拍摄，最终使自然摄影在中国成为一个行当。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利用一切机会发出声音，办展览、作讲座、搞培训、接受采访；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做了50场讲座，10天讲了11场。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样频繁的安排使得我在野外拍摄的时间大为减少，成为近几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2013年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我会用更长时间的野外工作，来回报一直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