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我在一家理发店里弄头发，每隔半来年，我都会去动一动我的头发，虽然动了之后都会后悔。小伙子理发师要我给头发打个蜡，说打蜡能解决一切干枯分叉的现象。我觉得打蜡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很形象，在想象中，我的头发就像崭新的地板一样闪闪发亮。于是说打吧。他说用时大概一个半小时。我知道理发店的计时跟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一个半小时相当于我们的一整个白天，如果我问他们好了没有，他们总说快了再过十分钟，这个十分钟一般要在一小时后才能过完。
　　于是我只能很无聊地刷手机，刷完了手机之后再刷边上的杂志报纸，这么刷啊刷的，就刷到了一条小新闻，很小很小，在报纸的右下角。新闻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有为青年王先生考上大学，在大城市里打拼了十年，终于买了一套新房，他乡下的老父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路跋涉为他送来了一根青竹竿，竹竿在家乡寓意“步步高”，摆在新房里可以占个好兆头。那天下雪，王先生的父亲在运送竹竿及其他大包小包的行李遭遇一路磨折（具体没有详说），由于不方便打伞，到了王先生家时，身上的棉袄与棉裤已经被雪水沁湿了。王先生在接过竹竿的一刹那“热泪盈眶，哽咽难言”。
　　新闻很短也很简洁。看过了，我就接下来看其他的一些，大都讲小三婚外恋什么的很无聊。我又看了幽默版，那里面有几个笑话倒不错，但笑话一般都记不住，我每次想背下来的一个笑话，过几天记忆里面已经提取不出来。这是个什么现象，我不知道。
　　但我牢牢地记住了王先生的父亲以及他的竹竿。这个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尤其那一句：王先生在接过竹竿的刹那“热泪盈眶，哽咽难言”，是什么使王先生“热泪盈眶，哽咽难言”？我的脑袋里渐渐产生了王先生父亲的形象，瘦小，矮，黑，背微驼，脸上布满深深的沟壑般的皱纹，独眼。他的右眼睁开着，左眼却关闭了，像一条封闭的堆满皱纹的肉线，看上去触目惊心。为什么王先生的父亲在我脑袋里是一个独眼的形象？原来我把小爷爷的形象嫁接在了他身上。我的小爷爷至今还生活在老家一个破败的大台门里，台门里所有其他的住户都已经搬光了，只有他和小奶奶住在那里。他们养了十几只鸡，七八只鸭，两头猪，还有一头牛。种了几楞地。早上鸡鸣即起，傍晚暮降即归，过着那种古老的行将灭绝的农民生活。我觉得把小爷爷嫁接到王先生父亲身上一点也不违和，很舒服。所有的老农民或者所有的农民不都是差不多的么。
　　我又开始想王先生的样子。想象王先生的样子比较困难。我先把小爷爷的儿子们排查了一遍，小爷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农活技术水平仅次于小爷爷，本可以成为一个牛逼农民，可惜他不守本分，一再奔赴外地做一些技术层次较低的诸如土工打桩工这些活，是个不工不农的半吊子；二儿子从户籍来说也是农民，但他一生致力于农民身份的洗白，背井离乡开了家小厂，现勉强在城里租房子度日；小儿子考上了师范现教书，算是最接近王先生的一个，但他不知为何看上去有点儿卑屈小意，我觉得不怎么像王先生。在我的想象中王先生是个拥有良好气质充满活力的现代青年（名牌大学且大城市工作么）。后来我看到朋友圈里一个人的自拍，觉得他比较像王先生，这人姓周（名略），周X戴黑框眼鏡，鼻子圆且大，嘴唇薄而微抿，糅合60%的文青味道和40%的白领气息，看上去自尊又敏感。他经常发布些非常高端有趣的资讯，也晒生活账单及维修租住屋水电满面油污的照片，总之也属活得比较困窘的大城市族类，且从他的微信里可以得知他父亲也在农村，也就是说，像周X这么一个现代青年背后完全可能站着一个像小爷爷那么老而满脸沟壑的农民。这甚至可能是普遍现象。这么一想，他跟王先生还真是非常地合拍，那么王先生就是这个相貌了。
　　给王先生和他的父亲找到原型后，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我甚至摹想了竹竿的形状，在我想象中这根竹竿是九节的（九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或者八节，王先生的父亲肯定会注意到这个细节。竹竿磨得很光，看上去汪青碧绿。有没有上漆这一点我没有把握，但我倾向于上了一层清漆。于是我眼前基本有了王先生父亲握着一根竹竿的形象。这样就有画面感了。但还是有些想象空缺着。并且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段想象，王先生父亲拿着一根竹竿和大包小包的行李坐公交车、挤长途车，在风雪中行路的一段过程，我想象不出来，或者说想不彻底。这段想象空缺的话，我就没法理解王先生看到父亲一刹那“热泪盈眶，哽咽难言”的心情。我只有体验了王先生父亲带着竹竿一路行走的过程，才可能体会到王先生“热泪盈眶，哽咽难言”的感受。所以必须还原这段过程。

2

　　必须解释一下，我这人经常想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件小事、一个小切口就能引发我漫无边际的想象。有时候，在想象中，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这个人像我，又不像我，与我重合又分离着，像做一个长长的梦。有的梦有开头、高潮和结尾，像一部完整的电影。也有的梦只有一个开头，没再做下去，如果梦有实体的话，那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残垣。有时我觉得，现实与想象没有多大距离，想象可能变成现实，现实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想象。
　　我在一家叫“基地苗木直销”的网店里，买了两根竹竿，竹竿寄到后，我选取了其中色泽比较好的那一根。竹竿粗0.26分米，长2.20米，青黄色，附到鼻边，可以闻到淡淡的竹梢清香。我把竹竿拿回家，竖在门后面。
　　我的想法是：拿着竹竿出门、行走、乘公交车、去酒店住一晚、回家。走一趟跟王先生父亲差不多的路途。平常我也会出门、行走，不同的是，那天我手里将拿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 　　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有多难。
　　九点半，我拎起了竹竿。从这刻开始，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瘦小、矮、黑、背微驼、脸上布满深深的沟壑般的皱纹、独眼的老人，我手上握的竹竿不是来自淘宝，而是老人拿着砍刀爬到竹山之上，像猿猴一样从这棵竹子荡到另一棵竹子（小爷爷在70岁以前还会这么做），利索地从一棵竹子上滑下来，三两下放倒的一根。且恍似远方那位戴黑框眼镜、鼻子圆且大、嘴唇薄而微抿的青年正是我的骨肉至亲，他栖息的鸽笼似的高楼小屋在大城市的飓风中摇来晃去，唯有将竹竿定海神针般插入其中一切才会安定如磐。这么想象不算很难，最难的是，对老人此行各种心理与行动细节的揣摹，比如他把竹竿握在左手还是右手、排在队首还是队末上车、行事如一些农村老人那么谨小慎微胆怯羞涩还是像另一些农村老人那般勇往直前粗喉大嗓，这使得我的出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体验时，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一点。
　　出门时，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竹竿的握法。这个最为简单、举手即可解决的环节原本并没有进入我的预设。事实上，人常常会忽略自己拿的东西的长度。在撕竹竿上的包装胶纸时，竹竿顶在了天花板上，发出“笃”的撞击声。从家里出来下楼快到底楼时，持竿的右手疏忽了稍稍往下垂了一点点，竹竿磕在地上“扑”的一声。
　　这两下都很清脆，很响亮，也很震荡我的内心。
　　这都说明我代入王先生父亲还远不够深刻，我迄今为止的想象大概只抵达他那颗深不可测的老农民心脏层的10%—15%，如何顺着陡峭皱褶的脏壁往下，渐渐滑至彼意识的深处，或许能且仅能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出发：右臂撑成圆弧形，握拳向内，把竹竿护在圆心，竹竿下端离地保持10厘米左右，身体保持正直，所有的行李均由左手承负。
　　出小区门右行是条窄旧马路，路面上随处可见塑料袋、快餐盒及其他不知名垃圾，把一座二线城市的卫生死角暴露无疑。据说城市西面的新站完全不是这样，既豪华又敞亮，且接待大量外宾，那么这边就像失了宠的大房般颓败也不稀奇了。车辆甫一到站，路面上即涌出来一批形迹可疑的招徕者，在行人纷纷低头侧脸回避且站口的栏杆打着醒目红字“警惕黑车，后果自负”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粗喉大嗓拉拉扯扯叫大家上车。自然，我如一名谨小慎微自以为足够世故的老人那样低头避开他们，往前走去。如此走了许久，汗水很快就从各处渗了出来，太阳时序倒错地曝烤着水泥路面，又从水泥路面升上来腾腾的热气。而我连一顶遮阳帽也没有戴，也没法用手遮遮太阳。这么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我完全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两个“我”都不知道）。路边站着的两个乐呵呵的小伙子开口问我：
　　“美女坐车不？需要帮你指路不？”
　　我没理他们，径直往前走了数十步，感觉不对，又返回向他们求教。他俩像中了奖似的继续乐着（真不明白站大街的为什么这么乐），其中一个告诉我往哪儿走，并说：“早让你问我们了。”
　　照他们说的穿过马路（路有些宽，分两次绿灯方穿过），向右拐几十米，果然到了公交站。遮阳棚下或坐或立着十几个人。一切都很正常，很符合道德规范的老人坐长椅年轻人站两旁，完全不像有人特意为我预设了一个场景——坐公交是此行的重要环节，原因是我也没有多少公交经验，在体验上最接近王先生父亲。在我扫视他们的时候，他们中的几个和蔼地对我示意（眼睛亮一亮，嘴唇稍咧一下），打了个招呼。当我开口询问H酒店怎么坐车时，大家七嘴八舌纷纷抢答，一时间我竟听不清都说了些什么。最后大家一致把抢答权出让给一位抱着米袋坐在长椅上的银发老人——银发与白发的不同即是将根根白发梳得极其顺滑，闪闪发光，使老人的整体气质看上去安详优雅，他旁边坐着位黄脸臃胖的老妇，如果是他老婆的话实在有点儿配不上他。在老人说完后，抱婴儿的男人又补充了一个方案。老人的方案是坐15路再往前走一站半，男人的为坐22路下站后折返一站，两个方案听上去不相伯仲。我决定哪一辆先来就坐哪一辆。问题解决后大家又都站或坐成一排，一致地望向道路的左方。这使我意识到，刚才他们就是这么个统一的姿势，是我的到来扰乱了这一秩序。现在我也跟着他们望向左方。
　　抱婴儿的男人忽然喊一声：“来了！”于是大家轰一下站了起来。我也紧张地往前挪了两步，我在口袋里安放了两枚硬币，这差不多是我对于公交的全部常识——大约也是王先生父亲的全部认识。让我惊奇的是，黄脸老太上前一步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抢炸药包似的抢过银发老人手中的米袋，抱在自己怀里，耸了几耸，像耸一个婴儿一样，使它以最受力的方式匍匐在怀里。老太抢走米袋后，老人因为失重而微小地晃动了下，我这才看出来银发老人其实弱不禁风而看上去脸色黄蜡的老太却壮实得多，老人显然已经习惯这种做法，并不打算再从老太怀里抢回米袋。看起来，他们之间已经有多年这样的默契了。这真让人震惊。上车非常有序——如果可能的话，我定会虚构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上车场景，但确乎没有，大家很有默契地让老人走在前面，相互间有着约10厘米左右的安全距离，有条不紊地上了车。我排在最末一位，有些慌张地对准投币口把硬币塞进去，然后在车门边的空座上坐下，把竹竿立在腿间。没等我坐稳当，一位拖着拉杆箱的妇女急匆匆上来，一把抓在竹竿上——她把竹竿当作扶杆了，竹竿一晃，差点没把她带倒。她含糊地骂了句什么，坐在我旁边。转眼间，已经有两三个乘客抓在上面。一个年轻女孩还跟我道了歉。
　　我就想，王先生父亲肯定也遭遇过同样的尴尬。我现在有了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体验，这真令我兴奋。我把竹竿稍稍倾斜了下，使它不再保持垂直。在我这么摆弄竹竿的时候，想到了一件事，我身侧的车门似乎只有人往上走而没有人往下走。也就是说，下车的车门可能在车子的另一边。这让我有些慌张，听报站已经过了好几站，也不知道我那个站点到了没有。我转头请教旁边的妇女：“是不是上车的车门与下车的不一样？”那妇女约摸五十来岁，国字脸肤色黝黑，听到此问她脸色一沉，以极慢的饱含讥讽的语调说道：“车门嘛，总有上车的车门与下车的车门，上车的车门不能下车，下车的车门不能上车……。”我约略数数，似乎该下的站已经到了，站起来左手拿起行李袋右手握着竹竿，跌跌撞撞走向后门——这是此行以来最狼狈的时刻，我腾不出手来抓扶杆，车一个紧刹我猛地向前冲去，踉跄好几步总算动作敏捷胯部頂住了一根横档没摔倒在地。此时，我听到那位妇女还在悠悠地接着往下说：“看来是轿车坐惯了吧，怎么下车都不知道……” 　　我顾不上听她说话，因为在车门上方看到“下车请按按钮”几个红字，按钮呢，按钮在哪儿？！我大声问：按钮在哪儿？抬头间竟看见了刚才给我指路的老头老太，他俩并排坐在后门旁的座位上稳如磐石笑意盎然（多么明智的选择啊），一直在对我招着手呢。老头老太好心地异口同声地说：“你下错啦，你下错啦，你下迟了一站。”可是，按钮在哪儿呢？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像唱山歌一样一遍遍重复：“你下错啦，你下错啦，你下错了一站。”也算是福至心灵，我终于在倚靠着的车柱上发现了一颗红色的钮，我胡乱地往下按，也不知按了多少下。车门终于开了，我下车时，老头老太还在拼命地朝我挥手，他们指着一个方向说：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我这就跟亲爱的老头老太告别啦。

3

　　我做这件事时，没有跟任何人交代，也就是说，在我书写下来之前，没有人知道我做这件事的意图。我只是默默地、独自地完成了一种体验。如果对面站着一个人，我把拎着竹竿出门的原因跟他讲一遍，我估计那个人的眉头会一点点皱起来，眼睛里面布满困惑。他会敷衍地点点头，然后转身汇入茫茫人海，像逃跑似的离去。很多人都懒得费心了解另一个人。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也懒得去了解大多数人。
　　经历公交历险后我松了很大一口气，不管怎么样，前路都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可以说，一切尽在掌握。我想擦擦汗，但右臂没有动，好像指令没有传达到它的神经末梢似的。它整个地僵掉了，看起来这么轻的竹竿，以同一个姿势举这么久也足以使肌肉群完全瘫痪。王先生父亲举的路程比我远得多，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感受。我试着把竹竿扛在肩上，发现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还真有意思，当路面空旷的时候完全可以这样行走，像沙僧挑着担也像农民荷着锄。
　　天气越来越热，太阳全方位地晒在了我的裸脸上。几次问路中，之前行人因我手握竹竿多少有些讶异到现在的熟视无睹，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与这根竹竿融为一体了，也就是越来越灰头土脸了。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个公厕，一看见公厕我就感到了身体的需要，从出发到现在还没解决过一次。前面都太紧张了，紧张得忘了还要上个厕所。现在当公厕出现在眼前时才发现尿意是那么地迫切似乎不解决就不行了。再说王先生父亲肯定也是要上厕所的。厕所非常小，也很不干净，考虑之后我把竹竿立在厕所门口槐树的后面，这儿既比较隐蔽，也比较干净。
　　在上厕所的整个过程中，我脑袋里一直回放着老太抢老头米袋的动作，这个动作里面有些什么与我以前的观念抵触着。比如说，扛米袋这种活以前一直界限在男性这一边，我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判断。但是，刚才老太抢米袋的时候，为何毫无委屈之态反而有一丝小小的得意呢？老太太抢米袋的做法，至少会给予老头儿三方面的信息：1.老太很爱护我；2.我确实拿不动米袋；3.我需要老太。建立“被需要”信息是维系一种关系的基本要素。有时候，我们在抽离与他人的关系时所使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不再需要对方”，也就是说，要想建立密切的关系，就是不断地让对方“需要自己”。
　　走出洗手间后，我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现在行走的街道两边长满梧桐，风吹过来很是舒爽，是一路行来最惬意的一段行程。我一面走一面像个农村老汉那样向路两边张望，忽然间感到了不对。竹竿！我竟然忘了竹竿！我罔顾周围人诧异的目光，转身就往厕所跑，如果竹竿丢失了，那我这次体验不但完败而且败得莫名其妙！还好，竹竿还好好地立在原地，沉默、忠实地守在树后。我抚摸着它，百感交集。它原谅了我这一次失误——王先生父亲绝不会犯的失误。我把它牢牢把在手心里，保持正直往前走，现在走的感觉跟刚才没有竹竿时完全不同，像是拥有了一种极其重要之物，甚至当路边行人的目光瞟过来时，我还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一根有意义的竹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间弄明白了一件事，实际上，竹，竿，根，本，不，是，负，累！我弄错了，那个写新闻稿的记者也弄错，甚至王先生也弄错了，竹竿并不给王先生的父亲带来负累，相反，如果没有竹竿的话，长途旅行就是一种苦役，而有了竹竿他的一路行走就有了意义。竹竿就是需要，就是他对儿子对这世界的需要。当他拎着竹竿望见儿子居住的小区——就像我现在离H酒店越来越近时，他的心里涌动着多么愉快、幸福与爱怜的情感啊。而相反，如果对方并不需要他的竹竿——王先生父亲千里迢迢把竹竿送到儿子那里，而王先生把竹竿横搁在膝盖上“啪”地一折两断那样可怕。
　　我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来，酒店的霓虹灯已经在望，但我握竿的右手以及拎行李的左手均已酸得不行，两只小腿肚也隐隐抽搐，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有些坠坠的难受。我停在一家显然规模不小的饭店门口，再次将竹竿立在鞋面上——其实我已经用不着这么保护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已经到了，竹竿即将失去作用。跟王先生父亲不一样，我的前方并没有一个等待着竹竿的人。所以竹竿已经没用了。不知为何，这个事实让我有一点点的难过。
　　保安帮我打开酒店的推门，他穿着身黑色的挺括的保安服，戴着顶可笑的近似警帽的帽子，脸圆圆的，看上去约摸二十二三岁。在我往里走时，他摸了摸我的竹竿。
　　他说：“美女拿根棒子干嘛？”
　　我说：“不是棒，是竹竿。”
　　他点点头，依然说：“我能理解男人拿着根棒子，但不能理解女人拿着它。”
　　我说：“不是棒，是竹竿。”
　　他把两只手往上比划着：“拿它去够高处的东西，晾衣服？”
　　我摇头。
　　他又说：“撑蚊帐？你们南方蚊子多。”
　　我摇头。
　　“不会用它打贼吧？”
　　我笑了，说：“钓鱼，用它钓鱼。”我觉得不给一个答案的话，他可能会一直纠结下去。
　　“你们不是用那个长长的会伸缩的棒子钓鱼？”
　　“这个棒子也行，你看，只要绑上鱼线就行了。挺方便，还省钱。”我说。
　　这么说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可以拿它去做根钓鱼竿。我原本打算到了酒店之后，就把竹竿随便弃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放到大厅中间那只一人高盘着漂亮的绿色孔雀的大花瓶里。但既然它还有这么个做钓竿的用途的话，我丢掉它似乎有点可惜。这可能是个糟糕的开始，如果我连一根竹竿都没办法丢掉的话。
　　竹竿在门背后立了三年。直到今年春节先生腌咸肉需要搭一个架子，四处找材料发现了这根竹竿，就把它劈了开来。听见噼里叭拉的声音我赶过去时，竹竿已经断成了几截。我想起了竹竿后面的王先生父亲，和想象王先生父亲的那个我。现在的我跟那個时候的我，已经有了一段遥远的距离。我默默地将咸肉搁在竹架上，一层层涂上盐巴。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