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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考古学需要“中国化”“在地化”
問：正如您之前在《传播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一文中所引述的，媒介学是一门“来自远方”的学科，那么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中，媒介考古研究会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潘祥辉：我认为媒介考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是如何把媒介考古学“中国化”“在地化”。从名称上来说，媒介考古学固然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但我认为谁也没有权力垄断它，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它完全可以在地化。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拿来主义”，包括引进的大部分理论，实际上还是在西方的框架上生搬硬套。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媒介考古学，还是华夏传播学，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我们研究的本土化，这个最重要。记得李金铨教授讲过：西方社会已经定型了几百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我们的问题、学术关怀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去做，越做越细，虽然很精致，但这是一种“精致的平庸”，会造成学术研究的“内卷化”。
那么，我们研究人员应该怎么寻找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多观察、多思考、多体认。“体认”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的媒介和传播现象，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实践中，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开掘。当然，也包括多阅读，阅读是间接经验的积累，是和前人的对话，非常重要。做华夏传播研究不一定说就是阅读中国的东西，也要有对西方经典和理论的阅读，只有把别人的东西消化了之后，融会贯通，我们才能够打开视野，找到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否则问题都找不到，“有特色”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
二、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新媒体”
问：您对华夏传播学、中国媒介社会学、政治传播学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和专门研究，近年来您主要投入“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方向，这种转变原因是什么？影响您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潘祥辉：投入媒介考古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和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有关。我个人原来是中文系出身，研究生读的是古代汉语，博士后读的是历史学。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是比较独特的，在研究媒介考古这一领域有一定的优势。
对于历史上的东西，我们新闻传播学界有兴趣的或是能够去做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少。现今主流学术观点认为，新闻传播学追求的是“新”，一直在追“新媒体”，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新媒体”，我们今天讲的新媒体是在旧媒体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而旧媒体在历史上也曾是新媒体。所以其实无所谓“新”和“旧”，“新”和“旧”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这种“以旧为新”的观点就包含在“媒介考古学”的思想中。
我是从学术创新、学术兴趣和学科背景等方面综合考虑，才转到研究媒介史、华夏传播学、媒介考古学等方面来的。我希望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播媒介，包括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制度等做一个深入考察。为了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媒介考古学”，我把这样一种本土取向的研究称为“传播考古学”，当然，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从研究的范围上而言，媒介考古学主要侧重在器物层面，也即我们现在谈得很多的“媒介物质性”、有形的物质性媒介，而“传播”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器物媒介，也可以研究行为、仪式、声音、思想等。所以我说的传播考古学，与媒介考古学可以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有跨学科的背景，也对跨学科研究非常感兴趣，转到这个领域，就是觉得这个领域值得研究，我也能在这个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际上，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找“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所谓的“空白点”，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做学术创新。研究新媒体可能“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是研究古代媒介的那些东西，如果别人做不了，我觉得需要我去做，而且做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我就会觉得有成就感。与此同时，我越研究越发现，这些“老古董”里面可挖掘的东西特别多，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三、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方法需要和传统考据学对接
问：您认为“媒介考古”方法在如今有何新意，和之前的主流研究方法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潘祥辉：这个问题要分“中国”和“西方”来看。西方的媒介考古学，像埃尔基·胡塔莫、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他们做的媒介考古学，实际上是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过是把“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到了媒介学领域来，但是它的方法主要还是一种哲学思辨。
而我讲的“媒介考古学”或者“传播考古学”，更多的是结合了考古学、文字学、考据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最大的特色是与中国传统的学问相对接。例如，怎么来考察中国古代的器物，怎么来研究中国的甲骨、青铜、文字，古代叫金石学或考据学，这个学问有它的一系列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证性。比如，考据学十分讲究逻辑推理和例证完整，“无一字无来历”，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所以，我们的“媒介考古”研究方法和西方不同，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事实上，“实证”这个词，就是从传统考据学中发展出来的。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来做中国的媒介考古，是一种返本开新，这个是传统学问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们发扬光大。同时，它也可以和西方的一些哲学思辨的研究或者和一些实证研究形成一种“对话”，用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四、中国文明越往前推和西方文明的差异就越大
问：既然提到了不同文明比较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学，您认为，不同文明中的“媒介考古”是否有普遍性？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
潘祥辉：文明的普遍性肯定是存在的，东西方文明有很多东西是相同的，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但显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把中国文明越往前推，它和西方文明的差异就越大。如果把秦汉时期的社会与罗马社会去比较的话，差别就会特别大。比方说，西方人认为黄金很重要，王冠的材质也会选择黄金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但是在汉代以前的中国，黄金的使用很少，取而代之的是以“玉器”“鼎”（青铜器）等媒介作为权力的象征。比如，玉玺、青铜器都是权力媒介，它们的材质不是黄金。我们中国人讲“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就体现了青铜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你会发现，不同的文明下的媒介是各有其特殊性的。我们做媒介考古的研究，就是要挖掘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然后和西方的学者去进行“对话”。比方说，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写过《帝国与传播》，他讲到了中国的纸、埃及的莎草纸，讲这些或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的媒介对帝国的治理、帝国的扩张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像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媒介载体。可能他不了解、也不知道这样一些媒介。其实我们的青铜器上也是可以刻字的，这种铸字方法甚至是活字印刷的一个源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也能理解，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就要来研究。西方的青铜器和玉器都不发达，它们几乎是没有玉器文明的（除了美洲玛雅文明），所以我们就要去研究中国特色的媒介历史。像我自己做过的关于青铜器的研究，我就提出了“传播史上的青铜时代”这一命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英尼斯“对话”的方式。中国传播史上有过一个“青铜时代”，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玉器时代”，这是西方传播史上所没有的。而这些媒介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还包括文字，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在汉字里面蕴含了一些观念，所以文字也是一种活化石。人们普遍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实是不对的。西方的语言学可以这样说，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表音文字，它的字母就是记录语音的。但是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可以独立使用，甚至可以在和声音没有发生关系之前就已经可以表意，与建筑、图画一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媒介。汉字不是记录语言的，到了小篆、隶书出现的时代，文字才变成了一种主要以记录语言为主的符号，但是它依然保留了一种很强的表意性。所以如果按照西方的框架去看中国的文字，我们就把它简化了，会忽略掉很多文明的精髓和特色。
所以我做的传播考古学非常注重从文字出发，去探索古代人的一些传播观念。比如，圣人的“聖”字，左耳右口下面是个王;还有宣传的“宣”字，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古代的传播方法、传播理念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而揭示这些不同就是做媒介考古学、传播考古学的价值所在。
五、媒介与传播考古学既需实证，也需学术想象力
问：在文明比较的视角下，进行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需要哪些学术想象力？我们该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
潘祥辉：学术想象力确实很重要，因为考古学本身需要想象力。当一个器物被挖掘出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比如，古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造这种青铜器？为什么要埋在地下？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学术想象力去探索。
所以当考古学家看到一堆器物的时候，就会去探索古人的那些观念，这个在考古学中叫作“认知考古学”或“精神文化考古学”。我讲的“传播考古学”也是受到精神文化考古学的启发，有许多器物实际上是和它们的沟通观念、沟通实践有关的。我们对器物的考古一定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材料，综合运用器物的材料、文字的材料，甚至一些神话传说等，然后去还原古代人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材料可能不齐全，同时考古发掘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想象力去弥补材料的不足。当然，想象力不是凭空想象，我们需要逻辑和证据。
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呢？我认为可以向考古学家学习，向考据学家学习。古人在做文字学的研究时，一方面，非常实证，讲究证据;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应在一些媒介（如器物、纹饰、文字或者语言等）之间的联系中找到文化扩散的证据，然后推断出、还原出古代人的传播观念、传播实践。这就需要经验积累和学术想象力。
六、媒介考古学要超越拿来主义和简单套用
问：有学者提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的二元框架难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潘祥辉：这个问题确实具有一定严重性。我们传播学经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今天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确实应该开始一些自己的创建，不能再把中国的问题装到西方的模子里去，或者是把西方的理论拿到中国来进行简单地验证，把我们的事实变成它的一个“注脚”。当然这种研究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可以检验理论的普适性，也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研究是缺乏原创性的，糟糕到极致就是“削足适履”：带着西方的框架来中国找材料去论证它的正确性。这样会把中国很丰富、很多元的东西过滤掉。
所以，我们要超越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和套用，打破这种思维定式。我们既要学习，同时更要“消化”，去突破一些既定框架进行创新。
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媒介实践、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而西方，特别是美国，它们的历史很短，有很多理论并不是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拿到中国来用的时候，有它的一些局限性。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警觉的，不能简单地照搬，而要经过消化以后进行自我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七、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是知识创新
问：现代传播学界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您认为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潘祥辉：关于传播学本土化和华夏传播研究其实有很多讨论和争论，我觉得许多讨论是有价值的，但把太多精力耗费在讨论这个学那个学成立不成立，有没有必要称“学”上，没有太多的意义。传播考古学也好，媒介考古学也好，还是华夏传播学也好，都只是一个命名而矣。命名不是目的，是为了方便对话。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华夏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就是要不断地去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贡献我们的智慧，丰富人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所以我认为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就是知识创新，能为人类传播学研究贡献我们的新知。
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我们要在现有西方主导的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框架内去贡献自己的知识，甚至是理论，然后能够和西方的传播学有一个“对话”。在此基础上，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形成一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本土传播學理论体系。这样的一种研究对学术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建立我们国家“文化自信、学术自信”非常重要的一环。
另一个层面的创新是从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来说的。做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或者传播考古学研究，需要你看到其他学科看不到的东西。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去和历史学的、思想史的、制度史的研究进行对话。我的切入点、提出的问题、解释的框架、相应的理论和话语是和历史学、文学、哲学、史学不一样的，我们从传播的角度切入，要能贡献我们新的知识。
因此，不论是对西方传播学来说，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来说，我们做传播考古学或中国媒介考古学，只要我们能够贡献新的洞见、发展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有了新的知识创新，这个就够了，这就足以说明做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当然，其实也可以说是最低要求。
問：正如您之前在《传播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一文中所引述的，媒介学是一门“来自远方”的学科，那么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中，媒介考古研究会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潘祥辉：我认为媒介考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是如何把媒介考古学“中国化”“在地化”。从名称上来说，媒介考古学固然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但我认为谁也没有权力垄断它，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它完全可以在地化。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拿来主义”，包括引进的大部分理论，实际上还是在西方的框架上生搬硬套。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媒介考古学，还是华夏传播学，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我们研究的本土化，这个最重要。记得李金铨教授讲过：西方社会已经定型了几百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我们的问题、学术关怀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去做，越做越细，虽然很精致，但这是一种“精致的平庸”，会造成学术研究的“内卷化”。
那么，我们研究人员应该怎么寻找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多观察、多思考、多体认。“体认”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的媒介和传播现象，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实践中，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开掘。当然，也包括多阅读，阅读是间接经验的积累，是和前人的对话，非常重要。做华夏传播研究不一定说就是阅读中国的东西，也要有对西方经典和理论的阅读，只有把别人的东西消化了之后，融会贯通，我们才能够打开视野，找到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否则问题都找不到，“有特色”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
二、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新媒体”
问：您对华夏传播学、中国媒介社会学、政治传播学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和专门研究，近年来您主要投入“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方向，这种转变原因是什么？影响您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潘祥辉：投入媒介考古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和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有关。我个人原来是中文系出身，研究生读的是古代汉语，博士后读的是历史学。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是比较独特的，在研究媒介考古这一领域有一定的优势。
对于历史上的东西，我们新闻传播学界有兴趣的或是能够去做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少。现今主流学术观点认为，新闻传播学追求的是“新”，一直在追“新媒体”，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新媒体”，我们今天讲的新媒体是在旧媒体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而旧媒体在历史上也曾是新媒体。所以其实无所谓“新”和“旧”，“新”和“旧”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这种“以旧为新”的观点就包含在“媒介考古学”的思想中。
我是从学术创新、学术兴趣和学科背景等方面综合考虑，才转到研究媒介史、华夏传播学、媒介考古学等方面来的。我希望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播媒介，包括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制度等做一个深入考察。为了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媒介考古学”，我把这样一种本土取向的研究称为“传播考古学”，当然，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从研究的范围上而言，媒介考古学主要侧重在器物层面，也即我们现在谈得很多的“媒介物质性”、有形的物质性媒介，而“传播”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器物媒介，也可以研究行为、仪式、声音、思想等。所以我说的传播考古学，与媒介考古学可以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有跨学科的背景，也对跨学科研究非常感兴趣，转到这个领域，就是觉得这个领域值得研究，我也能在这个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际上，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找“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所谓的“空白点”，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做学术创新。研究新媒体可能“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是研究古代媒介的那些东西，如果别人做不了，我觉得需要我去做，而且做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我就会觉得有成就感。与此同时，我越研究越发现，这些“老古董”里面可挖掘的东西特别多，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三、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方法需要和传统考据学对接
问：您认为“媒介考古”方法在如今有何新意，和之前的主流研究方法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潘祥辉：这个问题要分“中国”和“西方”来看。西方的媒介考古学，像埃尔基·胡塔莫、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他们做的媒介考古学，实际上是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过是把“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到了媒介学领域来，但是它的方法主要还是一种哲学思辨。
而我讲的“媒介考古学”或者“传播考古学”，更多的是结合了考古学、文字学、考据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最大的特色是与中国传统的学问相对接。例如，怎么来考察中国古代的器物，怎么来研究中国的甲骨、青铜、文字，古代叫金石学或考据学，这个学问有它的一系列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证性。比如，考据学十分讲究逻辑推理和例证完整，“无一字无来历”，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所以，我们的“媒介考古”研究方法和西方不同，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事实上，“实证”这个词，就是从传统考据学中发展出来的。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来做中国的媒介考古，是一种返本开新，这个是传统学问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们发扬光大。同时，它也可以和西方的一些哲学思辨的研究或者和一些实证研究形成一种“对话”，用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四、中国文明越往前推和西方文明的差异就越大
问：既然提到了不同文明比较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学，您认为，不同文明中的“媒介考古”是否有普遍性？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
潘祥辉：文明的普遍性肯定是存在的，东西方文明有很多东西是相同的，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但显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把中国文明越往前推，它和西方文明的差异就越大。如果把秦汉时期的社会与罗马社会去比较的话，差别就会特别大。比方说，西方人认为黄金很重要，王冠的材质也会选择黄金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但是在汉代以前的中国，黄金的使用很少，取而代之的是以“玉器”“鼎”（青铜器）等媒介作为权力的象征。比如，玉玺、青铜器都是权力媒介，它们的材质不是黄金。我们中国人讲“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就体现了青铜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你会发现，不同的文明下的媒介是各有其特殊性的。我们做媒介考古的研究，就是要挖掘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然后和西方的学者去进行“对话”。比方说，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写过《帝国与传播》，他讲到了中国的纸、埃及的莎草纸，讲这些或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的媒介对帝国的治理、帝国的扩张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像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媒介载体。可能他不了解、也不知道这样一些媒介。其实我们的青铜器上也是可以刻字的，这种铸字方法甚至是活字印刷的一个源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也能理解，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就要来研究。西方的青铜器和玉器都不发达，它们几乎是没有玉器文明的（除了美洲玛雅文明），所以我们就要去研究中国特色的媒介历史。像我自己做过的关于青铜器的研究，我就提出了“传播史上的青铜时代”这一命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英尼斯“对话”的方式。中国传播史上有过一个“青铜时代”，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玉器时代”，这是西方传播史上所没有的。而这些媒介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还包括文字，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在汉字里面蕴含了一些观念，所以文字也是一种活化石。人们普遍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实是不对的。西方的语言学可以这样说，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表音文字，它的字母就是记录语音的。但是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可以独立使用，甚至可以在和声音没有发生关系之前就已经可以表意，与建筑、图画一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媒介。汉字不是记录语言的，到了小篆、隶书出现的时代，文字才变成了一种主要以记录语言为主的符号，但是它依然保留了一种很强的表意性。所以如果按照西方的框架去看中国的文字，我们就把它简化了，会忽略掉很多文明的精髓和特色。
所以我做的传播考古学非常注重从文字出发，去探索古代人的一些传播观念。比如，圣人的“聖”字，左耳右口下面是个王;还有宣传的“宣”字，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古代的传播方法、传播理念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而揭示这些不同就是做媒介考古学、传播考古学的价值所在。
五、媒介与传播考古学既需实证，也需学术想象力
问：在文明比较的视角下，进行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需要哪些学术想象力？我们该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
潘祥辉：学术想象力确实很重要，因为考古学本身需要想象力。当一个器物被挖掘出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比如，古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造这种青铜器？为什么要埋在地下？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学术想象力去探索。
所以当考古学家看到一堆器物的时候，就会去探索古人的那些观念，这个在考古学中叫作“认知考古学”或“精神文化考古学”。我讲的“传播考古学”也是受到精神文化考古学的启发，有许多器物实际上是和它们的沟通观念、沟通实践有关的。我们对器物的考古一定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材料，综合运用器物的材料、文字的材料，甚至一些神话传说等，然后去还原古代人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材料可能不齐全，同时考古发掘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想象力去弥补材料的不足。当然，想象力不是凭空想象，我们需要逻辑和证据。
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呢？我认为可以向考古学家学习，向考据学家学习。古人在做文字学的研究时，一方面，非常实证，讲究证据;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应在一些媒介（如器物、纹饰、文字或者语言等）之间的联系中找到文化扩散的证据，然后推断出、还原出古代人的传播观念、传播实践。这就需要经验积累和学术想象力。
六、媒介考古学要超越拿来主义和简单套用
问：有学者提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的二元框架难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潘祥辉：这个问题确实具有一定严重性。我们传播学经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今天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确实应该开始一些自己的创建，不能再把中国的问题装到西方的模子里去，或者是把西方的理论拿到中国来进行简单地验证，把我们的事实变成它的一个“注脚”。当然这种研究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可以检验理论的普适性，也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研究是缺乏原创性的，糟糕到极致就是“削足适履”：带着西方的框架来中国找材料去论证它的正确性。这样会把中国很丰富、很多元的东西过滤掉。
所以，我们要超越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和套用，打破这种思维定式。我们既要学习，同时更要“消化”，去突破一些既定框架进行创新。
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媒介实践、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而西方，特别是美国，它们的历史很短，有很多理论并不是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拿到中国来用的时候，有它的一些局限性。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警觉的，不能简单地照搬，而要经过消化以后进行自我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七、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是知识创新
问：现代传播学界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您认为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潘祥辉：关于传播学本土化和华夏传播研究其实有很多讨论和争论，我觉得许多讨论是有价值的，但把太多精力耗费在讨论这个学那个学成立不成立，有没有必要称“学”上，没有太多的意义。传播考古学也好，媒介考古学也好，还是华夏传播学也好，都只是一个命名而矣。命名不是目的，是为了方便对话。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华夏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就是要不断地去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贡献我们的智慧，丰富人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所以我认为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就是知识创新，能为人类传播学研究贡献我们的新知。
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我们要在现有西方主导的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框架内去贡献自己的知识，甚至是理论，然后能够和西方的传播学有一个“对话”。在此基础上，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形成一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本土传播學理论体系。这样的一种研究对学术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建立我们国家“文化自信、学术自信”非常重要的一环。
另一个层面的创新是从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来说的。做中国媒介考古学研究或者传播考古学研究，需要你看到其他学科看不到的东西。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去和历史学的、思想史的、制度史的研究进行对话。我的切入点、提出的问题、解释的框架、相应的理论和话语是和历史学、文学、哲学、史学不一样的，我们从传播的角度切入，要能贡献我们新的知识。
因此，不论是对西方传播学来说，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来说，我们做传播考古学或中国媒介考古学，只要我们能够贡献新的洞见、发展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有了新的知识创新，这个就够了，这就足以说明做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华夏传播研究最高的学术理想，当然，其实也可以说是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