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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台湾地区近些年努力构建完整的数字教材产业链，力促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实现深度融合，愈加重视数字教材相关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数字教材的建设过程中，台湾地区主要围绕数字教材品质规范机制的建立、专项发展规划的制定、数字教材设计研究的推动等方面采取措施。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大陆地区的数字教材建设应加快推进数字教材的标准化工作，制定数字教材建设专项发展规划，更新数字教材设计理念。
关键词：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新进展;主要举措;启示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教师的教学已是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也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纸质教材已无法满足教与学的需要，于是提出了“数字教材”的概念。数字教材是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过相关技术应用，使得知识以可视听、可编辑、可远程传递的方式呈现，从而突破了传统纸质教材只能将知识以图文方式呈现的局限。可以说，数字教材所呈现出来的新形态和新功能为教师的教学创新和学生的个性学习创造了条件，是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凭借，将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对数字教材建设愈加重视，一些地方在积极试点推广，但从整体上来看，“数字教材研发与应用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形成产品形态共识与普及性教学应用”[1]，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①建设在不断的探索中已取得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析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新进展以及主要举措，对推动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一、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新进展
面对数字教材建设的困境与挑战，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积极引导数字教材相关产业发展，加强数字教材软硬件及环境建设，强调数字教材的教学转化，重视数字教材相关领域研究，在数字教材建设中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
1努力构建完整的数字教材产业链
数字教材的产业链包括硬件产品、软件开发、内容设计、应用平台、移动终端等供应环节，以及从业者、使用者等参与主体。在“数字教材热”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参与数字教材建设的厂商数量众多，据统计，2011年便已达到64家。[2]但由于一直以来处于不同层面的产业链尚未整合成一个整体，导致不同的供应商之间无法做到协同发展。为抢占市场，虽然各自在较短时间内推出了很多数字教材产品，但这些产品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以及“相互之间无法兼容”的问题，高质量知识内容也比较匮乏，而作为客户的教师和中小学生大多还是习惯借助纸质教材进行教学和学习，所投入的数字教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面对数字教材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策略与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构建完整的数字产业链的发展目标[3]，并为数字教材出版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通过协调解决数字教材开发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软件硬件不兼容、内容储存格式不统一等问题，指导相关厂商提供高质量、便于教学转化且应用相对简单的数字教材产品，完善数字教材的供应端。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资讯教育基础建设计划》，对中小学校购置软硬件设施设备进行经费补助，实现网络进校园，对教师进行资讯应用能力专项培训，改革教学模式，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为数字教材的基层应用创造条件。另外，通过建立数字教材认定及审定机制、合理的购买付费机制以及数字编辑人才培养体系，在中间层面确保数字教材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质量保证、人才供给以及合理的盈利空间。
2力促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实现深度融合
随着教育云端应用和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台湾地区的数字教材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很多数字教材为了吸引教师群体选择购买，在研发时侧重从“便于教学”的角度进行设计，而缺失了“学生视角”，导致产生“内容设计不易让学习者提升学习或思考的动机”“学习追踪功能不够完善”“学习内容的呈现多为讲授法，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等问题[4]，影响到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融合。为了促进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深度融合，无论是“书包减重计划”中对数字教材建设的设想与规划，或是“数字科技计划”中资讯设备的建设与发展，还是“电子書包实验计划”中数字教材应用的实验与评估，台湾地区都重视学校积极参与数字教材的开发与设计，鼓励教师利用数字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并引导学生利用数字教材进行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学校会为“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对数字教材进行自主编辑”提供相关指导，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数字教材的校本化改造和实施，允许并支持教师针对不同学段的学龄儿童自主添加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比如在小学阶段将数字游戏和动画、图片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增强数字教材的动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近些年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已从个别学校的试点应用扩大到台湾地区各县市中小学的普遍应用，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融合不断走向深入。
3愈加重视数字教材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数字教材建设过程中，台湾地区学者一直都在积极开展数字教材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数字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在理念及价值层面进行强调，并没有在教学中进行大范围应用，所以，在数字教材的概念刚被提出的时候，相关研究主要对数字教材的产权、功能、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近些年，随着数字教材在教学中逐步得到应用，研究者的兴趣开始转向数字教材的认知与使用意愿、对学习的实际影响、师生满意度、指标体系与评价等实践性论题的研究，研究方法也由文献综述、理论分析转向实证研究。比如，有学者选取118位小学生探讨了分析型认知风格的学生、直觉型认知风格的学生以及数字教材接受循序导览模式、自由点选导览模式对学生学习带来的影响;[5]还有学者通过师生访谈的方式探讨了师生使用数字教材与传统纸质教材两种类型教材的喜好观点、两种教材在教学活动中的适用性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等问题。[6]此类研究能够真实反映数字教材应用的实际效果，全面呈现教师、学生等相关群体对数字教材的不同看法，及时揭示数字教材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发挥理论指导的作用。 二、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主要举措
台湾地区自2009年开始推动实施《电子书包实验教学试办学校暨辅导计划》，2010年又启动了《e化创新学校暨电子书包实验教学试办学校》，选取部分中小学校为试点推广数字教材。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现在数字教材“作为教学辅助资源，在教材与教学活动逐渐朝向数位化的情形下，已经改变过去课堂中以纸本教科书为主的教室风景”。[7]通过对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过程的梳理分析，发现台湾地区主要围绕数字教材品质规范机制的建立、专项发展规划的制定、数字教材设计理念的更新等方面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以保证数字教材质量，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可持续发展，提高数字教材的使用率。
1建立数字教材品质规范机制，以保证数字教材质量
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其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因此，数字教材本身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是数字教材建设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为保证数字教材的质量，台湾地区建立了数字教材品质规范认定中心，对数字教材进行严格的内容规范和品质评估，其评估结果作为数字教材设计和选择出版时的参考依据。该中心主要以对数字教材的认证、规范与推广服务为工作重心，采取专家会议、焦点团体和专家座谈等形式邀请业界专家从教材架构、教材内容、学习导引、教学设计和教学媒体等方面对数字教材的品质进行探讨与研究[4]，为数字教材品质认定提供明确的标准和规则。而且，为保证数字教材使用效果，台湾地区重点对数字教材内容的设计、呈现及与学生的互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在进行数字教材设计时应从教学内容的垂直与水平两个层次进行考虑，数字教材中的教学媒体应该围绕教学目标和内容来选择，并对文字、图片、动态影像和声音等要素进行合理的搭配应用，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台湾地区严格把控数字教材认证流程，将其分为初审与再审两个阶段。在初审阶段，根据送审教材的内容、特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书面审查与评分，经由品质认证中心再次审查后，对通过验证的教材予以等级授予，未通过认证的教材则需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二次审查。
2制定专项发展计划，以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可持续发展
数字教材建设除了需要行业内从业者的不懈努力，更需要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台湾地区的相关行政部门为推动数字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制订了许多专项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推动着数字教材建设一步步走向成熟。从试行“书包减重计划”开始，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相继实施了“电子书包实验计划”“数字学习推动计划”“Learn Mode数字教育平台实验计划”等，这些计划贯穿数字教材建设的整个过程，为不同时期的数字教材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在实施相关计划的过程中，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主要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选择台湾地区不同学校进行试点，并邀请高校相关专家参与指导试点学校的具体工作，积累先期经验，择机全面推广。同时，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联合民间基金会以捐赠平板电脑和开发Learn Mode数字教育平台的方式，为试点学校学生及教师提供教学与自学的数字教材和数字学习资源，吸收民间力量参与到数字教材教与学等行动学习的试验计划中来。[8]另外，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在相关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还赋予中小学校自主采购数字资讯设备的权利，并加大对乡镇学校资讯设备的资金支援，从而满足乡镇学校对数字化设施设备的需求，在消弭城乡数字落差的同时也为乡镇学校的数字教材建设创造条件。
3重视数字教材设计研究，以提高使用感
数字教材进课堂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习效率，加深师生互动与学生兴趣，但由于数字教材设计华而不实、脱离教学实际需要，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因而，台湾地区一直十分重视对数字教材设计的相关研究，主张及时更新数字教材设计理念，促使教材与科技的适当融合，以充分发挥数字特性在教学应用中的优势。比如，在待品质认证的教材审查中发现，有些数字教材在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呈现与展示”“媒体品质与媒体元素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学习内容的呈现以讲授法为主、多数教材未注明所需先备知识、媒体设计字体太小、文字与图片/照片的对应以及呈现的顺序不适当等[4]，这些不足都直接影响到数字教材的使用。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数字教材教学设计应通过设置自制联结、划记、更换图片等功能，为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对内容及呈现方式进行二次编辑提供充分空间。[7]当数字教材的设计兼顾到教师教学需要和学生学习需要的时候，教师才能够开展创新教学，学生也才能够开展个性学习，师生也才可以避免由之前过于依赖纸质教材变成现在的过于依赖数字教材，进而真正提高数字教材的使用率。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发展多元、丰富、实用的数位教学资源以及设计友善易操作和方便使用的界面，會是未来电子教科书出版业者和软、硬体制造商需要密切合作和正视的课题。”[9]
三、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对大陆地区的启示
在教育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数字教材建设近些年也获得了快速发展，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次将“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2013年教育部全面启动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等产品的研发，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实施方案》，推动数字教材在全省范围中应用。可见，我国从数字教材的研发到规模化应用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在如此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具有共同文字、语言和教育传统的两岸在数字教材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条件也是相似的，因而，总结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经验，对加强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
1推进数字教材标准化工作，提高数字教材出版质量
近几年，大陆地区数字教材标准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中小学数字教材加工规范》，2016年开始立项研制《中小学数字教材元数据》《中小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与检测方法》《中小学数字教材生产流程规范》等标准，并于2018年开始实施。河南省还专门发布了《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规范（试行）》，并从课程内容、结构设计、学科内容、界面设计、技术实现、素材技术六个维度，对数字教材的内容、呈现方式、技术参数等进行了规范性要求，并建立了专门的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对本省的数字教材进行统一管理。可以看出，已发布的这些标准多为不同的机构围绕着数字教材的某个方面所发布的单项标准，如何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将是未来亟须破解的难题。在纸质教材已经统一采用统编版、数字教材主要以纸质教材为蓝本的现状下，部分省市单独发布适用于本省市的数字教材建设规范，并要求进入本省市的数字教材必须满足本省服务平台的接入规范和要求，这样会不会影响数字教材的跨省域流通和应用，增加相关企业的研发成本，也是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更高层面推进数字教材的标准化工作。首先，应成立专门负责数字教材内容质量审定和认证的组织机构，或者在已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下设立数字教材分委会，使其具体承担相关职能，将数字教材纳入国家教材管理体系中，像纸质教材一样实现统一管理。然后，在总结既有标准研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跨领域深度融合，对实际研发、管理、应用所需要的标准进行归类，建立一个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标准体系”[1]，为数字教材研发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减轻相关企业流通环节的成本，为数字教材跨省域流通创造条件，同时也能引导相关企业将有限的经费主要用在数字教材内容的设计上。最后，基于相关标准对数字教材产品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于直接应用到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数字教材，应在通过内容审定且被认证为最高等级后方可发行，或者先申报立项再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研发、审定和认证，对于获得立项的数字教材研发项目可以进行相应的经费资助，以确保只有具有高质量、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教材才能应用到中小学课堂教学中。
2制定数字教材专项发展规划，促进数字教材推广与应用
我国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市场庞大，吸引着包括出版社、出版商以及新兴教育技术公司在内的众多企业参与到数字教材的研发中来，许多企业为抢占市场，在市场调研和研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推出数字教材产品，导致市面上的相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广告宣传与实际使用效果不一致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对数字教材的认可度，不利于数字教材建设的长远发展。另外，数字教材作为“一种以数字化学习内容为核心，以智能学习终端、学习软件以及教育云服务为支持环境的数字化学习系统”[10]，对阅读习惯、教学环境、设施设备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城乡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以及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之间本已存在的数字鸿沟被进一步放大，造成新的教育不均衡和不公平。
所以，数字教材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纸质教材数字化，它的推广与应用需要一个系统的、完善的支撑环境，而这一环境要建立起来就需要专项的发展规划予以引导和推进。一方面，需要制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整体性专项发展规划，目前来看，大陆地区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数字教材建设的整体性专项发展规划，而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更为宏观的教育发展规划中，虽提及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等内容，但对数字教材建设缺少具体表述，比如数字教材建设面临问题、建设目标、标准要求、相关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需要针对数字教材建设的某一个层面制定相应的专项发展规划，比如针对数字教材产业发展和市场行为，制定数字教材产业扶持计划、数字教材产品质量整治行动计划等;针对数字教材推广与应用，制定中小学推行数字教材教学应用计划、数字教材试点学校实验计划等;针对农村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制定农村中小学校数字教材采购补贴计划、农村中小学教师数字教材应用能力提升计划等。
3更新数字教材设计理念，重视数字教材应用实效性
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并不仅是教材内容呈现形式的改变，更是整个教材设计理念的改变。然而，当前大陆地区关注数字教材的发展定位、平台构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忽视了对数字教材设计理念的关注。很多数字教材产品所体现的设计理念仅停留在纸质教材数字化形式的层面，即认为在纸质教材既定内容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动画、视频、图片以及资源链接就是数字教材了。这样的数字教材只是作为纸质教材的辅助性教学资料来应用，是从“方便教师备课”的角度进行设计的，这样的设计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教学改变，还会使得部分教师因过于依赖数字教材中的素材资源而产生“教学惰性”。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还会造成数字教材在设计时忽视对学生的研究，一味强调数字教材迎合中小学生视听学习的特点，结果造成学生学习往往被其外在的動画、视频等呈现方式所吸引，而非基于内在的学习动机。事实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教材中的关键要素不仅在于技术上的表现形式和技术功能，更在于支持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学习交流等方面的设计与实现。”[11]因此，大陆地区应加强数字教材的设计研究，走出教师中心的思维定式，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作为设计的核心理念。在数字教材设计时应倡导开放式设计，“充分利用其媒体形式的易再用性、易重组性，遵循资源建设标准，突破由专家指定、编排预置的固化开发机制和呈现形式，让数字教材中的资源实现可重组、可进化，能根据学习者的不同和学习进程的推进，动态地发展成一本个性化的学习资源集”。[12]也就是说，数字教材应依据学科课程标准对各学科学习内容和目标的要求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设计，重点开发学习过程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资源的精准推送与自主定制等方面的功能。在数字教材完成设计之后的试点实验阶段，应围绕学生对数字教材的使用意愿、应用行为、满意度等方面开展科学的调查研究，并及时将研究结果应用到相关数字教材设计的修改和完善中。相信随着大陆地区数字教材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不断推进，数字教材的设计理念会随之不断更新，数字教材的应用也会更具实效性。
注释：
①我国台湾地区习惯用“数位教材”或“电子教科书”的表述，本文统一称之为“数字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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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意雯，邱子华.数位教材导览模式与认知风格对学习成效之影响[J].理工研究国际期刊，2012，（3）：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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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众，骆力明.数字教材关键要素的定位与实现[J].开放教育研究，2013，（4）：60-67.
[12] 孙众，骆力明，綦欣.数字教材中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推送策略与技术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4，（9）：64-70.
关键词：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新进展;主要举措;启示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教师的教学已是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也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纸质教材已无法满足教与学的需要，于是提出了“数字教材”的概念。数字教材是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过相关技术应用，使得知识以可视听、可编辑、可远程传递的方式呈现，从而突破了传统纸质教材只能将知识以图文方式呈现的局限。可以说，数字教材所呈现出来的新形态和新功能为教师的教学创新和学生的个性学习创造了条件，是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凭借，将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对数字教材建设愈加重视，一些地方在积极试点推广，但从整体上来看，“数字教材研发与应用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形成产品形态共识与普及性教学应用”[1]，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①建设在不断的探索中已取得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析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新进展以及主要举措，对推动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一、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新进展
面对数字教材建设的困境与挑战，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积极引导数字教材相关产业发展，加强数字教材软硬件及环境建设，强调数字教材的教学转化，重视数字教材相关领域研究，在数字教材建设中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
1努力构建完整的数字教材产业链
数字教材的产业链包括硬件产品、软件开发、内容设计、应用平台、移动终端等供应环节，以及从业者、使用者等参与主体。在“数字教材热”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参与数字教材建设的厂商数量众多，据统计，2011年便已达到64家。[2]但由于一直以来处于不同层面的产业链尚未整合成一个整体，导致不同的供应商之间无法做到协同发展。为抢占市场，虽然各自在较短时间内推出了很多数字教材产品，但这些产品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以及“相互之间无法兼容”的问题，高质量知识内容也比较匮乏，而作为客户的教师和中小学生大多还是习惯借助纸质教材进行教学和学习，所投入的数字教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面对数字教材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策略与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构建完整的数字产业链的发展目标[3]，并为数字教材出版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通过协调解决数字教材开发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软件硬件不兼容、内容储存格式不统一等问题，指导相关厂商提供高质量、便于教学转化且应用相对简单的数字教材产品，完善数字教材的供应端。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资讯教育基础建设计划》，对中小学校购置软硬件设施设备进行经费补助，实现网络进校园，对教师进行资讯应用能力专项培训，改革教学模式，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为数字教材的基层应用创造条件。另外，通过建立数字教材认定及审定机制、合理的购买付费机制以及数字编辑人才培养体系，在中间层面确保数字教材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质量保证、人才供给以及合理的盈利空间。
2力促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实现深度融合
随着教育云端应用和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台湾地区的数字教材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很多数字教材为了吸引教师群体选择购买，在研发时侧重从“便于教学”的角度进行设计，而缺失了“学生视角”，导致产生“内容设计不易让学习者提升学习或思考的动机”“学习追踪功能不够完善”“学习内容的呈现多为讲授法，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等问题[4]，影响到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融合。为了促进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深度融合，无论是“书包减重计划”中对数字教材建设的设想与规划，或是“数字科技计划”中资讯设备的建设与发展，还是“电子書包实验计划”中数字教材应用的实验与评估，台湾地区都重视学校积极参与数字教材的开发与设计，鼓励教师利用数字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并引导学生利用数字教材进行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学校会为“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对数字教材进行自主编辑”提供相关指导，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数字教材的校本化改造和实施，允许并支持教师针对不同学段的学龄儿童自主添加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比如在小学阶段将数字游戏和动画、图片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增强数字教材的动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近些年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已从个别学校的试点应用扩大到台湾地区各县市中小学的普遍应用，数字教材与学校教学的融合不断走向深入。
3愈加重视数字教材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数字教材建设过程中，台湾地区学者一直都在积极开展数字教材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数字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在理念及价值层面进行强调，并没有在教学中进行大范围应用，所以，在数字教材的概念刚被提出的时候，相关研究主要对数字教材的产权、功能、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近些年，随着数字教材在教学中逐步得到应用，研究者的兴趣开始转向数字教材的认知与使用意愿、对学习的实际影响、师生满意度、指标体系与评价等实践性论题的研究，研究方法也由文献综述、理论分析转向实证研究。比如，有学者选取118位小学生探讨了分析型认知风格的学生、直觉型认知风格的学生以及数字教材接受循序导览模式、自由点选导览模式对学生学习带来的影响;[5]还有学者通过师生访谈的方式探讨了师生使用数字教材与传统纸质教材两种类型教材的喜好观点、两种教材在教学活动中的适用性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等问题。[6]此类研究能够真实反映数字教材应用的实际效果，全面呈现教师、学生等相关群体对数字教材的不同看法，及时揭示数字教材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发挥理论指导的作用。 二、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的主要举措
台湾地区自2009年开始推动实施《电子书包实验教学试办学校暨辅导计划》，2010年又启动了《e化创新学校暨电子书包实验教学试办学校》，选取部分中小学校为试点推广数字教材。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现在数字教材“作为教学辅助资源，在教材与教学活动逐渐朝向数位化的情形下，已经改变过去课堂中以纸本教科书为主的教室风景”。[7]通过对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过程的梳理分析，发现台湾地区主要围绕数字教材品质规范机制的建立、专项发展规划的制定、数字教材设计理念的更新等方面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以保证数字教材质量，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可持续发展，提高数字教材的使用率。
1建立数字教材品质规范机制，以保证数字教材质量
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其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因此，数字教材本身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是数字教材建设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为保证数字教材的质量，台湾地区建立了数字教材品质规范认定中心，对数字教材进行严格的内容规范和品质评估，其评估结果作为数字教材设计和选择出版时的参考依据。该中心主要以对数字教材的认证、规范与推广服务为工作重心，采取专家会议、焦点团体和专家座谈等形式邀请业界专家从教材架构、教材内容、学习导引、教学设计和教学媒体等方面对数字教材的品质进行探讨与研究[4]，为数字教材品质认定提供明确的标准和规则。而且，为保证数字教材使用效果，台湾地区重点对数字教材内容的设计、呈现及与学生的互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在进行数字教材设计时应从教学内容的垂直与水平两个层次进行考虑，数字教材中的教学媒体应该围绕教学目标和内容来选择，并对文字、图片、动态影像和声音等要素进行合理的搭配应用，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台湾地区严格把控数字教材认证流程，将其分为初审与再审两个阶段。在初审阶段，根据送审教材的内容、特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书面审查与评分，经由品质认证中心再次审查后，对通过验证的教材予以等级授予，未通过认证的教材则需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二次审查。
2制定专项发展计划，以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可持续发展
数字教材建设除了需要行业内从业者的不懈努力，更需要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台湾地区的相关行政部门为推动数字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制订了许多专项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推动着数字教材建设一步步走向成熟。从试行“书包减重计划”开始，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相继实施了“电子书包实验计划”“数字学习推动计划”“Learn Mode数字教育平台实验计划”等，这些计划贯穿数字教材建设的整个过程，为不同时期的数字教材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在实施相关计划的过程中，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主要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选择台湾地区不同学校进行试点，并邀请高校相关专家参与指导试点学校的具体工作，积累先期经验，择机全面推广。同时，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联合民间基金会以捐赠平板电脑和开发Learn Mode数字教育平台的方式，为试点学校学生及教师提供教学与自学的数字教材和数字学习资源，吸收民间力量参与到数字教材教与学等行动学习的试验计划中来。[8]另外，台湾地区相关行政部门在相关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还赋予中小学校自主采购数字资讯设备的权利，并加大对乡镇学校资讯设备的资金支援，从而满足乡镇学校对数字化设施设备的需求，在消弭城乡数字落差的同时也为乡镇学校的数字教材建设创造条件。
3重视数字教材设计研究，以提高使用感
数字教材进课堂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习效率，加深师生互动与学生兴趣，但由于数字教材设计华而不实、脱离教学实际需要，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因而，台湾地区一直十分重视对数字教材设计的相关研究，主张及时更新数字教材设计理念，促使教材与科技的适当融合，以充分发挥数字特性在教学应用中的优势。比如，在待品质认证的教材审查中发现，有些数字教材在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呈现与展示”“媒体品质与媒体元素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学习内容的呈现以讲授法为主、多数教材未注明所需先备知识、媒体设计字体太小、文字与图片/照片的对应以及呈现的顺序不适当等[4]，这些不足都直接影响到数字教材的使用。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数字教材教学设计应通过设置自制联结、划记、更换图片等功能，为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对内容及呈现方式进行二次编辑提供充分空间。[7]当数字教材的设计兼顾到教师教学需要和学生学习需要的时候，教师才能够开展创新教学，学生也才能够开展个性学习，师生也才可以避免由之前过于依赖纸质教材变成现在的过于依赖数字教材，进而真正提高数字教材的使用率。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发展多元、丰富、实用的数位教学资源以及设计友善易操作和方便使用的界面，會是未来电子教科书出版业者和软、硬体制造商需要密切合作和正视的课题。”[9]
三、我国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对大陆地区的启示
在教育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数字教材建设近些年也获得了快速发展，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次将“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2013年教育部全面启动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等产品的研发，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实施方案》，推动数字教材在全省范围中应用。可见，我国从数字教材的研发到规模化应用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在如此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具有共同文字、语言和教育传统的两岸在数字教材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条件也是相似的，因而，总结台湾地区数字教材建设经验，对加强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
1推进数字教材标准化工作，提高数字教材出版质量
近几年，大陆地区数字教材标准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中小学数字教材加工规范》，2016年开始立项研制《中小学数字教材元数据》《中小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与检测方法》《中小学数字教材生产流程规范》等标准，并于2018年开始实施。河南省还专门发布了《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规范（试行）》，并从课程内容、结构设计、学科内容、界面设计、技术实现、素材技术六个维度，对数字教材的内容、呈现方式、技术参数等进行了规范性要求，并建立了专门的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对本省的数字教材进行统一管理。可以看出，已发布的这些标准多为不同的机构围绕着数字教材的某个方面所发布的单项标准，如何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将是未来亟须破解的难题。在纸质教材已经统一采用统编版、数字教材主要以纸质教材为蓝本的现状下，部分省市单独发布适用于本省市的数字教材建设规范，并要求进入本省市的数字教材必须满足本省服务平台的接入规范和要求，这样会不会影响数字教材的跨省域流通和应用，增加相关企业的研发成本，也是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更高层面推进数字教材的标准化工作。首先，应成立专门负责数字教材内容质量审定和认证的组织机构，或者在已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下设立数字教材分委会，使其具体承担相关职能，将数字教材纳入国家教材管理体系中，像纸质教材一样实现统一管理。然后，在总结既有标准研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跨领域深度融合，对实际研发、管理、应用所需要的标准进行归类，建立一个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标准体系”[1]，为数字教材研发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减轻相关企业流通环节的成本，为数字教材跨省域流通创造条件，同时也能引导相关企业将有限的经费主要用在数字教材内容的设计上。最后，基于相关标准对数字教材产品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于直接应用到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数字教材，应在通过内容审定且被认证为最高等级后方可发行，或者先申报立项再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研发、审定和认证，对于获得立项的数字教材研发项目可以进行相应的经费资助，以确保只有具有高质量、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教材才能应用到中小学课堂教学中。
2制定数字教材专项发展规划，促进数字教材推广与应用
我国大陆地区数字教材市场庞大，吸引着包括出版社、出版商以及新兴教育技术公司在内的众多企业参与到数字教材的研发中来，许多企业为抢占市场，在市场调研和研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推出数字教材产品，导致市面上的相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广告宣传与实际使用效果不一致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对数字教材的认可度，不利于数字教材建设的长远发展。另外，数字教材作为“一种以数字化学习内容为核心，以智能学习终端、学习软件以及教育云服务为支持环境的数字化学习系统”[10]，对阅读习惯、教学环境、设施设备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城乡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以及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之间本已存在的数字鸿沟被进一步放大，造成新的教育不均衡和不公平。
所以，数字教材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纸质教材数字化，它的推广与应用需要一个系统的、完善的支撑环境，而这一环境要建立起来就需要专项的发展规划予以引导和推进。一方面，需要制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整体性专项发展规划，目前来看，大陆地区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数字教材建设的整体性专项发展规划，而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更为宏观的教育发展规划中，虽提及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等内容，但对数字教材建设缺少具体表述，比如数字教材建设面临问题、建设目标、标准要求、相关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需要针对数字教材建设的某一个层面制定相应的专项发展规划，比如针对数字教材产业发展和市场行为，制定数字教材产业扶持计划、数字教材产品质量整治行动计划等;针对数字教材推广与应用，制定中小学推行数字教材教学应用计划、数字教材试点学校实验计划等;针对农村地区数字教材建设，制定农村中小学校数字教材采购补贴计划、农村中小学教师数字教材应用能力提升计划等。
3更新数字教材设计理念，重视数字教材应用实效性
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并不仅是教材内容呈现形式的改变，更是整个教材设计理念的改变。然而，当前大陆地区关注数字教材的发展定位、平台构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忽视了对数字教材设计理念的关注。很多数字教材产品所体现的设计理念仅停留在纸质教材数字化形式的层面，即认为在纸质教材既定内容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动画、视频、图片以及资源链接就是数字教材了。这样的数字教材只是作为纸质教材的辅助性教学资料来应用，是从“方便教师备课”的角度进行设计的，这样的设计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教学改变，还会使得部分教师因过于依赖数字教材中的素材资源而产生“教学惰性”。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还会造成数字教材在设计时忽视对学生的研究，一味强调数字教材迎合中小学生视听学习的特点，结果造成学生学习往往被其外在的動画、视频等呈现方式所吸引，而非基于内在的学习动机。事实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教材中的关键要素不仅在于技术上的表现形式和技术功能，更在于支持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学习交流等方面的设计与实现。”[11]因此，大陆地区应加强数字教材的设计研究，走出教师中心的思维定式，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作为设计的核心理念。在数字教材设计时应倡导开放式设计，“充分利用其媒体形式的易再用性、易重组性，遵循资源建设标准，突破由专家指定、编排预置的固化开发机制和呈现形式，让数字教材中的资源实现可重组、可进化，能根据学习者的不同和学习进程的推进，动态地发展成一本个性化的学习资源集”。[12]也就是说，数字教材应依据学科课程标准对各学科学习内容和目标的要求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设计，重点开发学习过程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资源的精准推送与自主定制等方面的功能。在数字教材完成设计之后的试点实验阶段，应围绕学生对数字教材的使用意愿、应用行为、满意度等方面开展科学的调查研究，并及时将研究结果应用到相关数字教材设计的修改和完善中。相信随着大陆地区数字教材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不断推进，数字教材的设计理念会随之不断更新，数字教材的应用也会更具实效性。
注释：
①我国台湾地区习惯用“数位教材”或“电子教科书”的表述，本文统一称之为“数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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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众，骆力明，綦欣.数字教材中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推送策略与技术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4，（9）：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