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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满族人的天下，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酷爱打猎。清朝皇帝们也爱打猎甚至上瘾。清太宗皇太极在征讨蒙古部落时，遭遇了半路粮食吃光的窘境，结果他直接下令“军中粮尽，可以打猎”，于是大军开始围猎。
努尔哈赤箭法超群
自古以來，大型的围猎活动就是与练兵、备战紧密相关的。《清史稿》中就不无自夸地记载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边陲奋迹起兵时，就曾率领臣下讲武、校猎，来学习战斗技能，清太宗皇太极也亦步亦趋。
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率军出猎时“法度森严，不得喧哗作声”，因为打仗时若队伍喧哗，对手势必知觉，而打猎时若作声，则空谷传音，鸟兽遁逸，在这一点上，打猎与打仗同理。
努尔哈赤是这样组织围猎的：五“牛录”为一队，“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围猎时，手执长兵器如长矛、长柄大刀，身披长身厚甲的士兵在阵前搏杀，身披轻甲的士兵在阵后射箭支援，另选精锐骑兵在他处，见战事胶着则拍马包抄支援，这种围猎完全是战争的预演。所谓“牛录”即满语“箭”之意。努尔哈赤本人也熟习弓箭。
据《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29岁时遇到一人骑马走过面前，那人身上背着弓箭。努尔哈赤自己弓马娴熟，一看这架势，知道对方是个行家，立刻召问左右。底下人告诉他，这是栋鄂部的钮翁金，是他们部落里最善射箭的人。努尔哈赤来了兴致，把钮翁金叫到跟前，两人相约向百步之外的柳树射箭。钮翁金下马便搭弓，连开五箭，但射丢了两支，命中树干的三箭分列树干上中下三处，之间相隔很远。而努尔哈赤气定神闲，射五箭，箭箭命中树干，箭头都落在五寸见方之内，这个散布范围仅比当今奥运会射箭项目所用箭靶十环稍大，而努尔哈赤用的可是没有瞄准装置的传统弓箭，可见他在围猎中淬炼出的好手艺。
清军入关之前，生产力发展很不均衡。一方面，可以靠明朝降将的帮助铸造出先进的红衣大炮，而同时在狩猎中，却还经常使用“骲箭”，其箭头就是一块削尖的骨头。后金的制度相当粗犷，在《满文老档》中经常看到一口气封好几十个官，然后好几年又不封新官的情况。所以，那时的后金大汗带兵打仗时，往往不会想到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非常随性，是一种穷游式的远征。1629年冬，皇太极想征讨在后金以西的蒙古察哈尔部，结果察哈尔部见势不妙直接跑了。皇太极见状召集诸王大臣商讨对策，大伙寻思着来都来了，再往周边碰碰运气。结果半路就把粮食吃光了。皇太极想都没想，直接下令“军中粮尽，可以打猎”。于是大军开始围猎，猎获黄羊万余头，皇太极自己射死五十八头，还曾一箭射穿两头。全军分食羊肉，结果此地又没水，军中一碗水就可以换一头黄羊。
多尔衮死于狩猎创伤发作
夹在皇太极与康熙之间的顺治皇帝，死时年仅二十多岁，青年早夭。但仅在《清史稿》的《世祖本纪》中就记录了他二十多次南苑狩猎的经历，基本上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在猎场上，年轻的皇帝曾端着硬弓向臣下讲：“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次出猎，就是为了练习骑射。如今虽然日理万机，事务应接不暇，但从未忘记熟习弓箭。”而在野史记载中，这一时期权倾朝野的睿亲王多尔衮也死于狩猎创伤发作，长期成为清史上的一段悬案。
确实，多尔衮死前一个多月，“有事不乐”，曾经在寒冬十一月跑到冰天雪地的塞外打猎，并死在打猎的路上。有些人因此认为多尔衮死前身体无大碍，一个病人怎么可能跑到雪地里打猎呢？其实，这恰恰是不了解满族习俗的看法。
根据曾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治亭教授的研究，满族有一个相当生猛的习俗，身体越是有病，或是心中越是不悦，就越要跑去打猎，不管天气如何。皇太极也在隆冬腊月的患病之时跑到今天吉林一带打猎，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了。顺治一辈子基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猎场南苑度过，其实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只不过不轻易跟别人说。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皇父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记载，多尔衮此时也是“身体欠安”，“居家烦闷”，在家闲不住，在农历十一月的寒冬天里一路北上，边走边打猎，想用犬马之乐来驱散身心的郁闷。要是考虑到古代史家“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多尔衮这次的病情恐怕要比“身体欠安”还要严重。
折腾了整整二十多天，多尔衮终于在距离北京八百多里的长城口外喀喇城撑不住了，“病重歇息”，不久去世。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活活折腾死的。
亲征噶尔丹，康熙一路打猎
到了康熙时期，打猎仍然兴盛。康熙最爱打的是兔子和野鸡，曾在山东巡抚佛伦奏折上朱批：“蒙古马肥胜于往年，野兽兔雉颇为丰足，故朕乃至兵丁十分畅快，尽兴而归。”因为佛伦自幼在宫内听差，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康熙特意从猎物中选了肥鹿、狍子、野鸡、鹿尾之类，趁着冬天寒冷，给佛伦捎过去，圣旨上还写着“是以搬旨，使尔高兴”“尔身体可好”的字样。佛伦十分感动，召集济南城文官武将一起前来，说“此乃皇上所赏”，官员们自然“欣喜”，当场把这些野味吃光了。
康熙在亲征噶尔丹时，便沿着黄河北岸打了一路的猎。刚一出长城独石口，“野兔丰盛”，康熙大喜想打猎，却嫌马不好，赶紧叫人去北京宫中取马来。在向归化城，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进发之前，康熙又不止一次向太子胤礽抱怨“兔少”，令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非常不好意思，说“不料皇上临此穷山恶水”。
出归化城百余里，来到鄂尔多斯，当年大概是暖冬，河水并未结冰，然而皇太后和当今的所有父母一样，总是怕康熙穿得太少，特意送来了皮袄外套，康熙回信谢了恩之后还是不想穿。在农历十月的黄河岸边，康熙穿着“薄羊皮袄、棉外套”，尽兴地射兔子，射得浑身“出热汗”。过了几天，河水终于上冻，康熙在河边吃着水煮羊肉，感慨道“或是因水土好，异常鲜美”，他就亲自拿刀剔了几匣子肉，趁天冷让手下人给远在北京的皇太后送过去。
在鄂尔多斯，“野兔丰盛”，“野鸡多且肥”，野兔多得跑进他的帐篷城内。他一个人一天打了将近90只野兔，第二天又打了110多只，又一天还打了将近50只野鸡，还有一次满地都是兔子和野鸡，“欲射雉而放兔，欲射兔儿雉飞”，搞得犹豫不决，以致猎获不多。康熙特意写信向太子说，“鄂尔多斯兔有五斤者，四斤八两以上者多”，问太子“京城之兔不知有如此重者乎？”他自己承认，皇太子这次没来亏了，一大理由就是“未见如此丰满之兔”，他“内心颇觉遗憾”。
太子拿到这样的圣旨，表示这样“美好之地”没能跟着父皇前去，“极为难过，欲哭”。康熙只得回信安慰他，“朕四十三岁方见如此丰富之兔，朕二十三岁时，岂知有如此丰盛之兔乎？何必着急？”结果才过了不到一周，康熙又写信给太子炫耀自己打兔子的事，说他一人一天就打了138只，大阿哥、三阿哥、八阿哥各自打了多少多少，连打几天，他一共打了813只野兔，手指头不停地拉弓弦都拉肿了，最后“全围场人因手掌难受”，特地多歇了一天。康熙不停地向太子炫耀打兔子的乐趣，还问他：“朕打兔子打得这么爽，你内心焦虑吗？”（有令尔内心焦虑之理乎？）
在康熙经过陕北一带，宁夏总兵王化知道皇上的爱好，提议围猎于陕北胜地花马池。康熙说：“干吗不留着力气去围猎噶尔丹呢？”（何如休养马力以猎噶尔丹乎？）最终路过此地而没有打猎。但是过了没几天，经过宁夏黄河时，康熙乘船来到黄河滩上，看到此地水鸭群集的景象，打猎的瘾头又上来了，干脆下船步行，带领侍卫打猎，“打鱼射水鸭为粮”，并举行了一场野餐会。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4期）
努尔哈赤箭法超群
自古以來，大型的围猎活动就是与练兵、备战紧密相关的。《清史稿》中就不无自夸地记载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边陲奋迹起兵时，就曾率领臣下讲武、校猎，来学习战斗技能，清太宗皇太极也亦步亦趋。
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率军出猎时“法度森严，不得喧哗作声”，因为打仗时若队伍喧哗，对手势必知觉，而打猎时若作声，则空谷传音，鸟兽遁逸，在这一点上，打猎与打仗同理。
努尔哈赤是这样组织围猎的：五“牛录”为一队，“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围猎时，手执长兵器如长矛、长柄大刀，身披长身厚甲的士兵在阵前搏杀，身披轻甲的士兵在阵后射箭支援，另选精锐骑兵在他处，见战事胶着则拍马包抄支援，这种围猎完全是战争的预演。所谓“牛录”即满语“箭”之意。努尔哈赤本人也熟习弓箭。
据《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29岁时遇到一人骑马走过面前，那人身上背着弓箭。努尔哈赤自己弓马娴熟，一看这架势，知道对方是个行家，立刻召问左右。底下人告诉他，这是栋鄂部的钮翁金，是他们部落里最善射箭的人。努尔哈赤来了兴致，把钮翁金叫到跟前，两人相约向百步之外的柳树射箭。钮翁金下马便搭弓，连开五箭，但射丢了两支，命中树干的三箭分列树干上中下三处，之间相隔很远。而努尔哈赤气定神闲，射五箭，箭箭命中树干，箭头都落在五寸见方之内，这个散布范围仅比当今奥运会射箭项目所用箭靶十环稍大，而努尔哈赤用的可是没有瞄准装置的传统弓箭，可见他在围猎中淬炼出的好手艺。
清军入关之前，生产力发展很不均衡。一方面，可以靠明朝降将的帮助铸造出先进的红衣大炮，而同时在狩猎中，却还经常使用“骲箭”，其箭头就是一块削尖的骨头。后金的制度相当粗犷，在《满文老档》中经常看到一口气封好几十个官，然后好几年又不封新官的情况。所以，那时的后金大汗带兵打仗时，往往不会想到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非常随性，是一种穷游式的远征。1629年冬，皇太极想征讨在后金以西的蒙古察哈尔部，结果察哈尔部见势不妙直接跑了。皇太极见状召集诸王大臣商讨对策，大伙寻思着来都来了，再往周边碰碰运气。结果半路就把粮食吃光了。皇太极想都没想，直接下令“军中粮尽，可以打猎”。于是大军开始围猎，猎获黄羊万余头，皇太极自己射死五十八头，还曾一箭射穿两头。全军分食羊肉，结果此地又没水，军中一碗水就可以换一头黄羊。
多尔衮死于狩猎创伤发作
夹在皇太极与康熙之间的顺治皇帝，死时年仅二十多岁，青年早夭。但仅在《清史稿》的《世祖本纪》中就记录了他二十多次南苑狩猎的经历，基本上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在猎场上，年轻的皇帝曾端着硬弓向臣下讲：“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次出猎，就是为了练习骑射。如今虽然日理万机，事务应接不暇，但从未忘记熟习弓箭。”而在野史记载中，这一时期权倾朝野的睿亲王多尔衮也死于狩猎创伤发作，长期成为清史上的一段悬案。
确实，多尔衮死前一个多月，“有事不乐”，曾经在寒冬十一月跑到冰天雪地的塞外打猎，并死在打猎的路上。有些人因此认为多尔衮死前身体无大碍，一个病人怎么可能跑到雪地里打猎呢？其实，这恰恰是不了解满族习俗的看法。
根据曾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治亭教授的研究，满族有一个相当生猛的习俗，身体越是有病，或是心中越是不悦，就越要跑去打猎，不管天气如何。皇太极也在隆冬腊月的患病之时跑到今天吉林一带打猎，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了。顺治一辈子基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猎场南苑度过，其实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只不过不轻易跟别人说。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皇父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记载，多尔衮此时也是“身体欠安”，“居家烦闷”，在家闲不住，在农历十一月的寒冬天里一路北上，边走边打猎，想用犬马之乐来驱散身心的郁闷。要是考虑到古代史家“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多尔衮这次的病情恐怕要比“身体欠安”还要严重。
折腾了整整二十多天，多尔衮终于在距离北京八百多里的长城口外喀喇城撑不住了，“病重歇息”，不久去世。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活活折腾死的。
亲征噶尔丹，康熙一路打猎
到了康熙时期，打猎仍然兴盛。康熙最爱打的是兔子和野鸡，曾在山东巡抚佛伦奏折上朱批：“蒙古马肥胜于往年，野兽兔雉颇为丰足，故朕乃至兵丁十分畅快，尽兴而归。”因为佛伦自幼在宫内听差，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康熙特意从猎物中选了肥鹿、狍子、野鸡、鹿尾之类，趁着冬天寒冷，给佛伦捎过去，圣旨上还写着“是以搬旨，使尔高兴”“尔身体可好”的字样。佛伦十分感动，召集济南城文官武将一起前来，说“此乃皇上所赏”，官员们自然“欣喜”，当场把这些野味吃光了。
康熙在亲征噶尔丹时，便沿着黄河北岸打了一路的猎。刚一出长城独石口，“野兔丰盛”，康熙大喜想打猎，却嫌马不好，赶紧叫人去北京宫中取马来。在向归化城，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进发之前，康熙又不止一次向太子胤礽抱怨“兔少”，令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非常不好意思，说“不料皇上临此穷山恶水”。
出归化城百余里，来到鄂尔多斯，当年大概是暖冬，河水并未结冰，然而皇太后和当今的所有父母一样，总是怕康熙穿得太少，特意送来了皮袄外套，康熙回信谢了恩之后还是不想穿。在农历十月的黄河岸边，康熙穿着“薄羊皮袄、棉外套”，尽兴地射兔子，射得浑身“出热汗”。过了几天，河水终于上冻，康熙在河边吃着水煮羊肉，感慨道“或是因水土好，异常鲜美”，他就亲自拿刀剔了几匣子肉，趁天冷让手下人给远在北京的皇太后送过去。
在鄂尔多斯，“野兔丰盛”，“野鸡多且肥”，野兔多得跑进他的帐篷城内。他一个人一天打了将近90只野兔，第二天又打了110多只，又一天还打了将近50只野鸡，还有一次满地都是兔子和野鸡，“欲射雉而放兔，欲射兔儿雉飞”，搞得犹豫不决，以致猎获不多。康熙特意写信向太子说，“鄂尔多斯兔有五斤者，四斤八两以上者多”，问太子“京城之兔不知有如此重者乎？”他自己承认，皇太子这次没来亏了，一大理由就是“未见如此丰满之兔”，他“内心颇觉遗憾”。
太子拿到这样的圣旨，表示这样“美好之地”没能跟着父皇前去，“极为难过，欲哭”。康熙只得回信安慰他，“朕四十三岁方见如此丰富之兔，朕二十三岁时，岂知有如此丰盛之兔乎？何必着急？”结果才过了不到一周，康熙又写信给太子炫耀自己打兔子的事，说他一人一天就打了138只，大阿哥、三阿哥、八阿哥各自打了多少多少，连打几天，他一共打了813只野兔，手指头不停地拉弓弦都拉肿了，最后“全围场人因手掌难受”，特地多歇了一天。康熙不停地向太子炫耀打兔子的乐趣，还问他：“朕打兔子打得这么爽，你内心焦虑吗？”（有令尔内心焦虑之理乎？）
在康熙经过陕北一带，宁夏总兵王化知道皇上的爱好，提议围猎于陕北胜地花马池。康熙说：“干吗不留着力气去围猎噶尔丹呢？”（何如休养马力以猎噶尔丹乎？）最终路过此地而没有打猎。但是过了没几天，经过宁夏黄河时，康熙乘船来到黄河滩上，看到此地水鸭群集的景象，打猎的瘾头又上来了，干脆下船步行，带领侍卫打猎，“打鱼射水鸭为粮”，并举行了一场野餐会。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4期）